浅论先秦儒学“义利并举,公私圆融”“推己及人,由近及远”伦理思想及其对当今的借鉴作用

  • 投稿沐子
  • 更新时间2015-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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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曦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510050

[摘要]先秦儒家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学说的内容体系充满浓重、温柔淳朴的伦理色彩,其进步伦理思想如“义利并举,公私圆融”“推己及人,由近及远”等精华荟萃,对我们当今乃至今后的伦理道德建设都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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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先秦;儒家;伦理;义利并举;公私圆融;推己及人;由近及远

由孔子开创,孟子、荀子等发展完善而形成的先秦儒家伦理思想,入世进俗,紧贴人生,具强烈的实践性和适应性,它能成为我们生活的哲学,伴随我们跋涉人生的漫长旅途,它能不因世事推移、时过境迁而消失湮灭,其中精华对我们当今仍有许多借鉴意义。本文只探讨我最有感触的两条。

一、义利并举,公私圆融

义利、公私关系乃我国伦理思想史上的基本范畴和核心问题,其实质是关于道德与利益间、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间的关系,涉及何者第一位,何者第二位等伦理学的根本问题,几千年来一直困扰着社会治理。我国传统的义利观、公私观中,以儒家义利观、公私观为主导。不少学者将儒家义利、公私观的基本思想简单概括为主张义利公私对立,“尚义排利”“以公灭私”并从当今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出发,对其甚有微词,讥为严重违反人性的假大空。其实上述概括远不足以全面反映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家义利、公私观的思想特征,也不利于今人对儒家思想精髓的把握吸收。

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儒家重义,已为古今学者所普遍认同。最典型的如孔子“罕言利”并表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颜回、子贡二高徒中,安贫乐道,寡言,坚守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高远理想,有古君子之风的颜回更符合孔子的道德理想,被孔子认为比机灵善辩,能向现实妥协变通,在经商、外交、从政等方面大有成就的子贡更贤。孟子曾明言:“义者人路,”也即弃义走的就是禽兽之路,曾向梁王提出:“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若“放于利而行”,会导致民怨国危,此乃孔孟共识。道义面前,岂止利益,就连生命孔孟也觉得一个志士仁人是可以舍弃的。荀子的思想与孟子的存在诸多分歧,但在认定人而无义等于禽兽这方面却没分歧。荀子在谈士君子之勇时说:“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他相信人只要“志意修则骄富贵也,道义重则轻王公矣”。他把争夺的产生、礼让的消亡归咎于人的好利之性,把血腥暴乱之事层出不穷归咎于争夺的产生、礼让的消亡,把使民众用义战胜利的君主叫圣贤之君,把使民众用利战胜欲的君主叫昏暴之君,把义胜利的世道叫治世,把利克义的世道叫乱世。

但这些都只能说明孔孟荀在比较义利时有轻重之分,不能说明孔孟荀笼统地反对利。事实上他们在肯定人有尚义本性的同时,也肯定人有求利欲望,只不过利应是合理的,不损害义的利,这样义利冲突不但能缓解,义还可导利、致利,义利便能在公义、公利上得到统一。孔子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贵本身是好事,但若为富贵而扭曲人格,富也可耻;若为坚守节操而敝屣富贵,穷也光荣。孔子主观上希望仁善好礼之人都能富有,爱以“周有大赉,善人是富”教导学生。他欣赏颜回贫而无忧,却也盼颜回能富,自己为他掌财。他为子贡追逐富贵没达到最高修为境界感到遗憾,随时提醒其不可因利忘义,却也甚器重子贡之才,因子贡会妥协变通不等于无原则底线,以自己的智慧换来的财富是用去为善而非作恶。

孟子也承认“富,人之所欲”,“人亦孰不欲富贵”,对于应不应谋求接受富贵,要看是否符合道义原则,不符合的,哪怕一小筐食物也不能要;符合的,获得王位、江山也理所当然。他极驳梁王言利有特别针对性:乱世枭雄为满足自己的贪欲野心,横征暴敛,穷兵黩武,已给人民带来无尽苦难,使人民濒临死亡边缘,他还怎么津津乐道于这牺牲大多数人利益的少数特权阶层的利?至于富民养民谋民利,孟和孔都甚热心于此,孔子已明确提出“养民”“富民”“教民”的政策思想,主张“礼以行义,义出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他赞赏郑国大夫子产是贤君子,其理由之一即子产能“养民以惠”,他告诉弟子统治者若能广施恩惠于民并助之使富,何止是仁,简直是圣。孟子则阐述得更深刻,制民产、保民利、养民生,教民善即他仁政思想的核心,早已不止停留于“爱人”层面,而触及到产权这一维系利益的根本制度层面的问题了。他的义利观具有多数后儒所难以具备的平民性,质朴实在、坦率而又有坚定原则性的理论风格,天下苍生之利他刻不离心,对能行仁义利苍生的统治者,他自然也祝其能长富贵,反之则否。

荀子也不否认“义与利,人之两有也”,纵然君子也会畏患欲利,只不过不会因畏患就逃避正义的献身,不会因欲利就为非作歹,欲乃情感的反应流露,利乃满足欲望的实质,应正视欲望,不必将求利的行为看成洪水猛兽加以严禁,要使人的好利之性彻底根除圣贤之君也行不通,就像要使人的好义之心彻底消失昏暴之君也办不到一样,圣贤之君使天下大治,昏暴之君使天下大乱,区别在道义为首、先义后利和利益至上、先利后义而非有义无利和有利无义。荀子分析了义的许多作用:对内可导养个人的欲望令其适度,规范个人如何做人,对外可节制各种事物,使国君安全百姓协调,其最终目的都指向利,因荀子深知,利是人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国家经济之体,他在《富国》中就强调利的重要性,此利非下贫上富的利,而是“上下俱富”的利,此利关系到国家的和谐管理、社会的繁荣稳定,这较之孔所提出、孟所认同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利益分配理念,无疑更进一步更集大成,归结起来即都撇不开“公”字。

那先儒是否真的只能容“公”字,不能容“私”字?是否真如当今某些读者所批评的逆着个人的自然本性,利用公众对天堂的渴望,最终诱引他们堕入地狱的深渊?诚然“以公灭私”之语确出自经孔子编纂的《尚书》,“夙夜在公”之句也见于孔子删定的《诗经》,但这些都是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统治者一跬步皆关民命,给统治者留的私人空间相对小,给平民留的私人空间也就相对大。且不断章取义地看,整个儒家学派的思想基础即仁学,仁学的主要内容则包括:血缘关系范围内的“亲亲”,“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仁民”,泽及禽兽草木的“爱物”。这是三个依次衔接的步骤,由近及远,不断外延,以人的天性,以爱与被爱的天然距离为根据,具有一种逻辑必然性。因很难想象一个连对自己亲人都缺少感情的人,会懂得爱外人;也很难想象一个连对同类都没恻隐之心的人,会珍惜异类。个体对爱要有个实践过程,而建立在自身经验上的爱才是个体对爱的真正理解。建立在个体经验上的私爱若不存在,超脱于个体经验外的博爱也就虚空悖理,是人为拔高的爱,经不起生活的考验。故孔门高徒准确指出,孝悌乃为仁之本。当然不爱私亲就难以真诚地爱外人,并不等于爱私亲就定能泛爱众生。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任人唯亲,私相授受,侵害公共利益,导致公权力的腐败与暴虐的现象,自古就普遍,至今也未绝迹。故荀子既用儒家传统的亲亲原则对法制冷冰冰的特性作了一定程度的弥补,又以“尚贤使能”来有效折中与调和儒家传统的亲亲原则。

二、推己及人,由近及远

在道德层面上,与“爱亲”“爱人”“爱物”的系统相平行,先儒还提出另一推己及人的系统。推己及人是一种在内求基础上外推,处理公私关系、人我关系的“为仁之方”。因人最容易体认的就是自己的所爱所恶所欲,推己及人就成了极易施行的方法,从而为儒家伦理道德的阐释与实践提供了人人可行的阶梯。故孟子所言“老吾老以及天下之老,幼吾幼以及天下之幼”家喻户晓,倘人人都能将心比心地想想别人亲人受害和自己亲人受害一样痛苦,那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事就会减少,孔子所向往的“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天下归仁的大同世界,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近。

尽管推己及人是个好方案,可仍有人指责先儒把血亲间的私爱摆在过高位置上,指责由近及远的仁爱的力度呈依次递减态势,质疑“亲亲”“仁民”“爱物”的奉行者虽能在私亲与非亲利益不冲突的情况下选择两利之,一旦相冲突便会利此损彼。其实回溯前已论述过的儒家的义利统一观,这一难题能解决。利不仅有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之分,还有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分。先儒主张人要有远虑,爱私亲不以道,适足以害之。因你对自己亲人的爱无法与对别人亲人的爱等量齐观,别人也一样。故你纵容亲人的同时,也就在为亲人招来怨恨,日积月累对亲人来说很危险。在孟子所称道的舜给不肖弟封地这一故事中,明智的舜就没给弟弟欺压国民的实权和机会,只让他清闲老实做一虚君,护民护弟公私两尽。另外儒家的私亲之爱高于非亲之爱是相对不是绝对的。孔子推爱子之心及学生,却在品学兼优,与自己志趣最相投的学生死时比丧子所受的打击还要沉重;子贡推爱父之心及老师,却师生情日久弥深,在老师死后守了时间双倍于父亲的孝。故在儒家,义利公私有别,又不可分割,利己利他,利人利物,无非是仁,同归于仁。利己也要利他,利他有助利己,都是成就良知的法门。

关于推己及人,也曾有人批评,因人存在个体差异,各人有不同需要、兴趣、爱好等,故纵然奉行推己及人这一道德准则的人主观愿望是好的,却因忽视人的个体差异,把自己喜欢别人不喜欢的东西强加给别人,其行为结果往往是别人不但不受益还受损。其实孔子虽曾说过“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样以肯定式确认自己应做什么,别人也应做什么的话,可他流传更广的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却是动机和效果都必善的,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举并不意味着“己所欲,施于人”,也不意味着“己所不欲”,就要反对阻止“人所欲”。它只表示自己所不欲的,就不施于人,若恰好别人所欲的是自己所不欲的,那么自己不施予,也一样不妨碍别人主动去争取去获得,这可说对自己对他人都做到了尊重,故最具正确性和可操作性,也最易为人所接受和掌握。[4]

三、“义利并举,公私圆融”“推己及人,由近及远”伦理思想对当今的借鉴作用

如何调整好义利关系、公私关系,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思。建国前三十年,因重平均,轻效率,结果导致全国人民平均地贫穷;因过于迫切地想把国家改造成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君子国,扼杀了人正常的私欲,剥夺了人应有的自由,结果国家倒变成了一个小人国;因在道德重塑上突出强调阶级斗争理论的统领作用,宣扬大义灭亲,致使众多子女无情批判父母,众多夫妻为证明清白,为明哲保身而与配偶划清界线,人伦亲情、同情温情、知恩图报等准则都遭到践踏,中国传统文化道德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彻底的解构。

改革开放后,我党治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建立了全新的经济体制,极大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开阔了国人的视野,丰富了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冲击了国人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的消极观念,激励了国人开拓创新、勇于探索的精神,但也存在矫枉过正的情况:市场经济利益的驱动和思想素质教育的不到位,导致当代社会信仰缺失,道德滑坡,人们陷入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盲目崇拜的思想误区,认为月亮也是外国的圆,盲目否定祖国的一切,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形式主义等观念盛行,嗜财如命、疯狂抢夺利益、见利忘义等动物性多有所见,食品安全、黑色工程等弄虚作假事件屡屡上演,物欲横流,世风浇薄,笑贫不笑娼,在此风浸染下人际关系普遍庸俗化和功利化,好心助人常被诬告,诚信危机进一步加深,贫富差距拉大,官民矛盾突出,一些生意人为发横财不惜投机取巧,坑蒙拐骗,逾越法规界限,突破道德底线,彻底抛开儒商文化仁者爱人的人本经商理念,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之便安排自己的子女就业、出国,提拔自己的亲属,只知亲亲不知仁民,贪污腐败、淫乱糜烂的案件频出,团体内纪律和全局意识,团结、协作、互助等美德也随之被淡化,学术失范问题也长期侵蚀高校学术界,极不利于学术人才的健康成长……这些现象若不予以重视,整个社会将陷入崩溃的泥沼。[5]

习近平上任后以强硬姿态进行改革整风,才使党风、政风、社会风气为之一变。愿我党继续以经史为鉴,在处理义利关系、公私关系的问题时,尽量摈弃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的立场和方法,以义利、公私的有机统一来对待它们的关系;越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便越要齐头并进,将道德法律化,同时道德又推动与促进法律效应,进而促使市场经济有序运作;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倡导曾被我们打碎并抛弃的仁义礼智信,信内求财,温良恭俭让,让中取利;要对加强代表民族精神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先秦儒家伦理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以传统的力量从源泉上净化社会的不良风气,在中华民族深厚伦理道德思想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视德才兼备教育,提高公众的辨别能力和认识水平,培养知能兼备与德业双馨人才,积极引导国民爱人从自爱做起,时时想到“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然后落实八荣八耻;爱国从爱家做起,不以爱为空泛口号,把千千万万小家溪流般的涓涓不雍、绵绵不绝的小爱,汇成一个地区、一个城池、一个国家大海般浩瀚的大爱。总之,旧错误不要再犯,新弊端努力纠正。

传统型与现代性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时至今日儒家伦理文化尤其是先秦儒家伦理文化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支柱之一。我们只要准确把握其精华,并给精华的东西注入新的时代内容,必能有利于现实社会的进步,必能使其在新的历史时代换发青春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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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杨晓明,阎嘉.四书五经现代版[M].巴蜀书社,1996.

[2]戢斗勇.儒家全球论理[M].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

[3]李广泽.试论市场经济与道德滑坡[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7.

[4]叶陈刚.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教研大纲[J].会计之友,2007.

[5]宋志明.儒学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儒学的前天·昨天·今天[J].人民论坛杂志,2009.

作者简介

胡曦(1986 )河北省唐山市人,女,就读于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目前为在校硕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研究方向为生态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