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湖帆与天津的书画缘

  • 投稿礼部
  • 更新时间2017-10-29
  • 阅读量178次
  • 评分4
  • 10
  • 0
清代以来,尤其是进入近代,随着政治、经济地位的显著上升,天津不仅成为了北方重要的古代书画消费、交易市场和中转地,也培养、聚集了一批著名的书画鉴藏家,有代表性的包括安岐、励宗万、汪士元、韩慎先、罗振玉、徐世昌、徐世章、李葆恂、张翼、张叔诚、周叔弢、言敦源、赵兰亭、靳伯声、李国松、任振庭等。吴湖帆作为一代书画鉴藏大家,在上海长期活动的同时,也不忘聚焦天津。吴湖帆的书画鉴藏和天津会有着哪些关联、互动、交集,笔者以《吴湖帆文稿》中的相关材料为主,就此做些探讨。

吴湖帆(1894 ~ 1968 年),名翼燕,字遹骏,号倩庵,斋号梅景书屋、四欧堂、双修阁等,江苏苏州人,著名书画家、鉴藏家、词人。与庞元济、张伯驹、张大千、王季迁、张珩合称“20 世纪中国书画收藏六大家”。其书法早年专攻董其昌,后转向瘦金体,又得米芾《多景楼诗》而形成自家面貌;绘画尤以山水、荷花、墨竹称著艺林,1936 年的《云表奇峰》奠定其海上画坛的盟主地位。20世纪30 年代,受聘于故宫博物院,曾为1935 年“伦敦中国艺术展览会”、1937年“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等重要展览鉴定书画。1938 年11 月26 日发现并收藏黄公望《剩山图》是其书画鉴藏最瞩目成就。1950 年以后,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物鉴定收购委员会委员、上海文史馆馆员、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顾问等职。

近代中国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使众多文物流失严重,特别是清宫内府书画藏品。在清乾隆年间,内府曾积聚了数万件书画藏品,大多编入《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1860 年和1900 年,外国侵略者两次占领北京,劫掠内府书画,损失触目惊心。辛亥革命以后,末代皇帝溥仪继续居住在紫禁城,从1922 年起,溥仪以“赏赐”为名,通过溥杰将1300 多件内府书画精品盗运出宫,1924 年,溥仪离开紫禁城,1925 年,这批珍贵的文物跟随溥仪的脚步来到天津,至1931 年溥仪离津,它们一直是溥仪换取奢靡生活和从事复辟活动的重要经济来源。

1937 年3 月9 日,吴湖帆在日记中明确提到自己的两件藏品“吴仲圭《渔父图》卷”与“张子政《芙蓉鸳鸯》”是溥仪带到天津抛售而流落民间被自己以高价收藏的,“二画皆前清内府旧物,在甲子出宫时携至天津后售出者,余以古物及现金易得,约费六千金云。”①1933 年1 月31 日,张大千将“吴仲圭《渔父图》卷”带给吴湖帆观看,“仿荆浩本,笔墨极雅,有吴瓘、陆子临、黄黼、辛敬、释如藷诸跋,皆元季明初人。去年在庞虚斋丈处见一卷,与此相同,题跋则不同,庞卷精神较佳,但余则疑之。今见此本,益信庞本非真迹矣。人咸以画不及庞氏本,然其秀在骨,雅俗迥异,余定为真迹,大千亦以为然。甚矣,鉴画之难也。”“吴仲圭《渔父图》卷”存在双胞胎现象,庞元济同样也有一件,吴湖帆与张大千都曾观摩,吴湖帆一直表示怀疑,而经过这次比较,吴湖帆与张大千都认为“庞本”是伪作,吴湖帆因而感叹鉴定古画有着超乎想象的难度。2 月7 日,吴湖帆“以金任君谟《古柏行》真迹及元王叔明、饶介之书画合璧卷”为代价,“由大千经手易元吴仲圭《渔父图》卷”。2月10 日,“校吴仲圭《渔父图》庞氏藏式古堂著录本。款字梅花道人‘花’、‘道’二字书不成字(图1)。‘十馀年矣’之‘馀’字书误作‘余’(图2)。‘流光易得’之‘易’书似‘曷’字。‘风揽长江’之‘揽’字手旁误不成字(图3)。‘弄晓霞’之‘霞’下半似霜非霜,似霞非霞。‘酒缾侧’之‘侧’字似倒字而缺笔。‘秖向湖中’之‘向’字不成字(图4)。”由此,吴湖帆更加确认“庞本”是赝品,“庞本”最终流落海外,入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1935 年5 月6 日,吴湖帆“以八百元代价”购得曹友庆带来的“张子政《芙蓉双鸳图》”,该作作为元代花鸟画的代表作,另辟蹊径,笔法粗简,墨气浑润,近于写意笔法,在元代花鸟画中较为罕见,对认识整个元代花鸟画的发展脉络多有益处(图5)。

民国时期,收藏元代绘画名迹已很困难,收藏出自清宫内府的元代绘画名迹更是难上加难,然而命运眷顾了吴湖帆,吴湖帆很重视这两件从天津流落而出的藏品,特意将它们保管在著名的金城银行,新中国成立后,它们都入藏了上海博物馆。至于这两件画作是如何从天津辗转来到上海,期间又经历了哪些艰辛,就不得而知了。

清初的书画鉴藏群英荟萃、名家辈出,这其中就包括在天津长期居住的安岐。安岐作为天津最重要的书画鉴藏大家,一直存在极大的号召力,许多藏家均将安岐视作神明,崇拜不已,但吴湖帆对安岐的看法和评价多少有点不合于俗。安岐(1683 ~?年),字仪周,号麓邨,亦号松泉老人。朝鲜族裔,居天津,在扬州贩盐。精鉴赏,所藏书画数量多、质量高。乾隆八年(1743 年),写成著录其藏品的《墨缘汇观》。身故后,其藏精品绝大部分进入内府。安岐经常在其藏品上钤印“朝鲜人”,足见故土情深。

在吴湖帆见到“吴仲圭《渔父图》卷”的同时,张大千还给吴湖帆带来一件宝物,“郭河阳《幽谷图》绢本真迹”,“笔墨生动,百读不厌,载入安仪周《墨缘汇观》中,今在庐山蔡金台家。安岐以一屦人侍权臣明珠,居然受宠起家,拥资百万,张罗书画,所收不少,刻《墨缘汇观》一书,名袭以传,近人之谈收藏者亦引为考据,娓娓仰奉。噫,安氏智哉!按:安氏为朝鲜人,明珠枋国时贿赂通私,明败而安亦没籍,所藏画归内府矣。观安之所藏,未尝见有只字,安之无文可知,校项子京亦不可同语,况若文若董哉。噫,今日收藏者恐并安之不若也多矣,此亦书画之一厄也。”

吴湖帆眼里的安岐错综复杂,充满了吊诡的味道。他出身微贱,但绝顶聪明,结交权贵,贩盐发家,鉴藏书画,凭一部《墨缘汇观》深深影响后世。吴湖帆佩服安岐的同时,也指出安岐的缺点,安岐在文化上根本无法和项元汴、文征明、董其昌相提并论,几乎看不到安岐在藏品上题字,但在现实中好多人都以安岐为榜样,把《墨缘汇观》当成圣经,极为看重著录,吴湖帆极力批判和反对以有无著录为标准的书画鉴藏,“一般人购画处处以著录为据者,真有盲人瞎马之诮也”。

显然,由于时代与资料的局限,吴湖帆对安岐的认识多少带有一定的偏见,安岐拥有这般魅力,责任在错误追捧的藏家身上。安岐的高度是一般人难以企及和达到的,安岐的眼力毋庸置疑,早就得到公认,吴湖帆无意贬低安岐,也不否认安岐的水平,吴湖帆收藏了《幽谷图》,并肯定安岐更正前人观点的做法。《幽谷图》“作山阴幽俏之景,前人皆误为雪霁。安氏题为‘幽谷’,自有特见也”(图6)。吴湖帆一旦寓目安岐旧藏,都给予很高的评定,1937 年6 月29 日,“ 张葱玉携至元明古德字册,大半为安岐旧藏,至精”。1939 年4 月7 日,从刘海粟处“见仇十洲绢本《回猎图》,画六马,有飞奔、打滚诸态,人亦姿态逼真,上写飞燕一行,为项子京、安仪周旧物,上书堂有项声表题字、怡亲王宝,洵绝品也”。

安岐在民间闯出一番天地,虽然其毕生心血被皇帝窥伺,但作为天津的文化巨人,安岐无疑是天津即将在全国扮演关键角色的前奏。安岐之后,根正苗红的励宗万,作为体制内有官职、有身份,为皇帝鉴定的专家、近臣,为乾隆皇帝的书画鉴藏大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励宗万(1705 ~ 1759 年),字滋大,号衣园,直隶静海(今天津静海)人。刑部侍郎励杜讷之孙,刑部尚书励廷仪之子。康熙六十年(1721 年)进士,雍正元年(1723 年)任翰林院编修,官至刑部侍郎、礼部侍郎、内阁学士,参与编纂乾隆年间著录内府书画的《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工书善画,著有《京城古迹考》等。

虽然经过励宗万鉴藏的书画作品比较少见,但吴湖帆还是有所斩获。《梅景书屋书画记》著录有“明唐六如葑田行犊图”,“丰神秀逸,筋骨潇洒,乃四十岁左右得意笔也”,“曾经梁蕉林相国、翁萝轩、励衣园两太史精鉴收藏,复入《石渠宝笈》,清高宗御题及仁宗等九玺庄严璀璨,允推六如画中第一神品。而我家住葑溪,偶丁离乱,别已数稔,骑犊归去,不知何日。对此先贤名笔,不觉移情矣。”该作后来进入内府,应该是励宗万进献的,吴湖帆不仅当作唐寅的极品看待,也因其触动了内心的思乡之情,而久久不能平静(图7)。

吴湖帆除了在上海寻觅出自天津的藏品,还曾于1932 年亲临天津寻宝,通过蒋榖孙与以收藏王蒙《夏山高隐图》( 图8)闻名的韩慎先打过交到,收获了“恽南田为王石谷父子画秋山雨晚袖珍双卷”南归上海。“南田卷当时由榖孙介绍往天津韩慎先家见之,初尚靳甚,榖孙居间,力图其成,乃归余者。”蒋榖孙作为中间人,斡旋期间,努力促成转让成功,从而使吴湖帆拥有了一件傲视海上其他藏家的宝物。

“此卷为余最得意物,计二节,每高四寸,长四尺,皆墨笔山水,一为石谷作,一为石谷长子作,向藏汪向叔处,南田画中精品也。南田山水卷至少见,此外余所见者,以潘氏《松风涧泉》为第一。庞氏无款山水卷,本身有石谷题字者,亦佳(蒋榖孙旧物)。其一《竹斋图》,平平耳,真迹而已。其余所见山水皆不真。花卉则徐俊卿处一卷甚好,亦未见第二本。”

汪士元(1877 ~ 1935 年),安徽盱眙(今属江苏)人,字向叔,斋号麓云楼,取自其最重要的藏品宋徽宗《晴麓横云图》立轴,又号玉带砚斋、清净瑜伽馆,长期在天津担任官职。著有《麓云楼书画记略》。

韩慎先(1897 ~ 1962 年),字德寿,因曾藏有王蒙《夏山高隐图》(故宫博物院藏),而号夏山楼主,北京人,在天津经营达文斋文物店,曾在日本举办藏品展览。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天津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是古代书画鉴定小组成员。

通过韩慎先,吴湖帆得到了一件汪士元旧藏,由此,汪士元成为吴湖帆关注的另一位重量级天津藏家。无独有偶,刘海粟也藏有一件汪士元藏品“明吴文中《武夷九曲》卷”,常被刘海粟拿来给吴湖帆欣赏,吴湖帆总是赞不绝口。1937年7 月3 日,“明吴文中山水一卷,最精妙,写武夷山景,奇丽之极,用笔亦古浑特甚,从未见之,妙迹也。汪向叔旧物,索值千金。”11 月22 日,“明吴文中《武夷九曲》卷,为文中生平杰构,汪向叔旧物,海粟新近于乱离中得者。”1938 年1 月7 日,“午后为刘海粟题吴文中《武夷九曲》卷。此卷殊精绝,为文中画中仅见者,向为汪向叔物,今归海粟矣。海粟前数年以艺术叛徒自号,攻击古画倍至,今回头从事古画,先学石涛,不免霸道,今渐改辙,处处谨慎,足见年到功深,自有一定步骤,不能强也。今购藏文中此卷,可为明证。仍回学者本色,勇于善为,不能不佩服之,且近日谈论古画亦渐投契。”吴湖帆甚至觉得刘海粟收藏该作,代表了刘海粟完成了自身艺术实践的转折,具有里程碑意义。1939 年2 月26 日,“吴文中《武夷九曲图》卷,至精至精,汪向叔旧藏。”

韩慎先作为一代书画鉴定名家,其最重要藏品王蒙《夏山高隐图》,经吴升《大观录》、高士奇《江邨销夏录》、李佐贤《书画鉴影》著录,在张大千看来是王蒙学习巨然的“青绿重设色”、“中岁用意之作”,因而“数数临之”。

吴湖帆归纳了自己寓目的王蒙绘画名迹,“王叔明画以《青卞隐居》、《葛令移居》二图为平生杰作,所见王氏真迹未能出此上。他如庞氏藏《夏日山居》、《丹山瀛海》、故宫藏《谷口春耕》、《雅宜山斋》、邓氏藏《煮茶图》、周氏藏《春山读书图》、徐氏藏《西郊草堂图》、吾家之《松窗读易卷》、及门人王季迁所收《林麓幽居》等,皆妙品也。若《林泉清集图》,虽声名煊赫,然同样具有三本,滋可议耳。”其中,“邓氏藏《煮茶图》”见于1938 年2 月19 日,“王季迁所收《林麓幽居》”见于1939 年3 月6 日,均晚于1932 年,吴湖帆没有提到《夏山高隐图》,也许吴湖帆当时并没有机会在天津观看这件王蒙作品,如果真是这样,吴湖帆的天津之行肯定是带有遗憾的。

此外,《梅景书屋书画记》提到了天津藏家的王时敏与王鉴的作品,“所见烟客奉常画册最精者凡五”,其中一件是“李猛庵之八册页”;“湘碧画册”中“义州李氏所藏之八页册”属于“甲观”之一。“玄照画横卷最少, 余二十余年南北观摩,只见四卷”,其中一件是“天津徐端甫藏《白云图》短卷,有烟客等题字者”。

李猛庵与义州李氏为同一人, 即李葆恂, 李葆恂(1859 ~ 1915 年),原名恂,字宝卿,号文石、猛庵等,奉天义州(今辽宁义县)人。辛亥革命以后,避居天津。精鉴赏,为端方所重。

徐端甫即徐世章,徐世章(1889 ~ 1954年),字端甫,号濠园, 徐世昌族弟,1922 年起,寓居天津。收藏砚台、书画、玉器、拓片等诸多品类,去世后,将所藏文物2549 件全部捐献给国家。1999 年,《徐世章捐献文物精品选》出版。

吴湖帆在天津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吴湖帆的多件藏品来自天津,吴湖帆熟知天津藏家,吴湖帆的书画鉴藏多处体现天津元素,天津能够吸引吴湖帆的眼光,这是天津自身历史、文化发展到一定高度以后的必然结果。这也说明,天津在书画界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日益提升的影响,以安岐领衔的津门书画鉴藏家们,作为天津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突出了天津十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传统积淀,因而他们的贡献和价值是值得进一步深耕和挖掘的,他们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和传承。

明清以来,北京依托其政治中心地位,自然而然成为北方的书画鉴藏中心。而南方的书画鉴藏中心一直在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的苏州、嘉兴、松江、徽州、扬州等地流转、交替、变更。鸦片战争以后,旧有的书画鉴藏地理格局发生质变。北京仍是北方的书画鉴藏中心,但毗邻的天津迅速发展,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南方的书画鉴藏中心则被崛起的上海牢牢占据。至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北京与上海遥相呼应、天津发挥重要作用的全新书画鉴藏地理格局已经形成,并主导了全国的趋势和潮流。吴湖帆的书画鉴藏必然因为这一崭新格局的出现而烙下深深的印痕,除了吴湖帆,庞元济、张大千、张珩、蒋榖孙、刘海粟等纷纷与天津结缘,向天津进发,从天津得到心仪的古代书画,成为了以吴湖帆为代表的广大藏家的共同心声和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