昼出耕耘夜纺纱。
新岁娘家坐半月，
飞针走线巧盘花。
这是流传在湖南桃源县的一首民谣，民谣形象地描绘了旧时桃源的农耕生活，以及妇女在劳作闲暇之余从事刺绣活动的情景。
桃源县地处湖南省西北部，地属湖南省常德市，因东晋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而得名。桃源县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物产资源丰富，境内有著名的风景名胜区桃花源。桃源县景色优美，风光旎丽，历来享有“世外仙境”之美誉。
沃野田畴，农耕繁盛，自古以来，桃源县境内以农耕文明最为普及。在男耕女织为经济模式的农业社会，刺绣是妇女从事织造的主要内容之一。生活在桃源的妇女从小就养成了在耕耘之余从事纺纱、织布、刺绣的习惯。桃源刺绣是流行于桃源县境内一种有着鲜明地域特色的手工艺品，以清嘉庆年间的绣品制作最为精美，之后绣制水平逐渐式微，民国以后精品较少，至上世纪60 年代桃源刺绣逐步走向衰落。近年来，清代民国时期桃源刺绣以独特的地域特征和鲜明的风格逐渐被世人所认识并得到收藏界的注目。
从现存的清代民国时期的桃源刺绣看，绣品以家居实用品为多，陈设绣品少见。依其使用功能，绣品可见有宗教信仰用的神帐、祭袍等，人生礼仪中贺帐、寿帐、喜帐、婚嫁用品如轿衣、盖头、服饰、云肩等，文玩中的戏服、镜片、儿童玩偶，家居生活中的门帘（图1）、门帘头（图2）、帐檐（图3）、桌围（图4）、被面、床单、枕巾、枕顶（图5）、镜套（图6）等，民众日常服饰中的头帕、上衣下裳、荷包、童装（图7）、童帽（图8）、鞋子等。
一、刺绣技艺特征
刺绣在桃源当地民众中又被称为“做花”、因以五彩丝线绣制而又有“彩绣”的称呼，民谣中所说的“盘花”是刺绣在桃源的又一种叫法。刺绣质地用料多为素缎、花缎、进口细呢绒、粗呢等。挑花被称为“卡（音qia）花”，分单色挑花（图9）和彩色挑花（图10）两个品种。挑花质地用料多为家织棉布，或桃源本地所产的一种桃红色生丝布等。无论绣花和挑花，桃源刺绣以单面绣为多见，偶见有双面工。
绣架、绷子和绣针是桃源刺绣的基本工具。绣稿上稿则是刺绣的第一道工序，桃源刺绣的上稿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在地料上勾线。另一种则是将底稿勾画在皮纸上，后将皮纸或缝或裱于织物地料的背面，依据地料反衬过来纹样痕迹进行图形绣制，这种用稿方式可以避免因针迹粗细不一而造成的绣品不平整，多用于绣上等作品。
清代民国时期的桃源刺绣主要使用蚕丝线。绣线在使用前需进行染色和皂角蒸煮，绣线的处理则有劈丝分线技艺和抡丝捻线技艺。劈丝分线是指刺绣艺人在刺绣前按所需绣线的精细程度以手指劈丝分线，可以劈分成二开、四开、八开、十六开不等，桃源刺绣绣线一般劈丝分线至八开。所谓抡丝捻线技艺，即是将两种不同色素的线或两种同色素不同色阶的绣线抡捻合成一股后施绣，抡捻后的绣线较粗，可以表现毛羽的坚硬质感和色彩明暗的变化。
刺绣是依靠运针的起落进行刻画以表现物象形态的艺术品，绣法和针法是刺绣的生命。清代民国时期的桃源刺绣施针严谨、针脚整齐、掺色柔和，多种针法的精湛娴熟运用，使这一时期的绣品具有了“平、光、亮、齐、密、净、活、凸”的艺术效果。桃源刺绣在刺绣技艺方面的卓越成就在于其有一套以掺针为主的丰富而完整的平针针法体系，这也是清代民国时期的桃源绣品色彩丰富饱满的原因。所谓掺针即取“参差不齐”之意，是指刺绣针脚参差不齐。掺针主要用于同一色彩由深至浅或由浅到深的过渡，以表达出逐渐变易又混合均匀的物象色阶。掺针又有平掺针、接掺针、拗掺针、挖掺针、排掺针、直掺针、乱掺针等的区分，分别施用于不同形状物体的刺绣。
除此之外，盖针、网针、分筋针、锁针、点针、打籽针、钉针等也是清代民国时期的桃源刺绣运用较多的针法。盖针一般用于表现物象身上的斑纹，其绣法是先用掺针或其他针法绣好物象的基本颜色，再根据斑纹的色彩和部位，加绣一层。桃源刺绣中锦鸡（图11）丰羽长尾上长运用盖针表现翎毛上的斑纹，不仅形式多样而且色彩丰富，具有独特的风采。网针（图12）是根据物象的特点，以各种色线巧妙地相互牵连，互相依存，结成网状面而组成美丽的图案，也是桃源刺绣中使用较多的一种装饰性针法，一般多用于博古和衣服的绣制。
在清代民国时期的桃源刺绣中，接毛针（图13）的运用尤其值得一提。接毛针是桃源绣中一种比较独特的针法，多用于松树之针叶及部分兽毛的绣制，目前仅见于桃源刺绣而不见于其他绣种。接毛针用线较粗，绣制时疏密有致地层层加绣，针脚起落之间长短不一，针脚的一起一落之间便形成了蓬松细长的物象，惟妙惟肖地表达出物象蓬松细长的特点。接毛针被指与湘绣独特针法“鬅毛针”有着一定的渊源。
除此之外，盘金绣、垫绣常见于桃源刺绣局部的绣制。盘金绣多用于物象轮廓的勾画，垫绣常用于物象之眼睛、鼻子的刺绣。清代民国时期的桃源刺绣中，还可以见到一些较特别的工艺，如在人物类绣品中，出现了部分人物脸部及眉眼鼻嘴部位不施线绣，而是采用绘画的方式进行刻画（图14）。同时，也出现了双面工、贴布绣、剪绒绣等刺绣品种和工艺。
桃源挑花属于桃源刺绣的一种，绣线以黑白棉线为主，地料多为白、蓝、赭色土制棉布，作品分单色挑花和彩色挑花两种，但以单色为常见。与其他地方的挑花不同，桃源挑花并不仅仅只走十字，其针法多样，常见的运针方式有10 多种，有正十字、斜十字、短点、长点、盘绕、拉锁、接针等。桃源挑花图案布局一般主体纹饰居中央，四周辅以角花和边花进行装饰。挑花造型以团花多见，团花常见图案有褔寿双全、龙凤呈祥、瑞兽戏花（图15）等。桃源挑花中常见的“飞鸟花瓶”（图16）图案，纹样由花瓶、飞鸟以及折枝花卉构成，富有情趣，为桃源挑花的经典纹样。桃源挑花采用花中有花、果中套花的“填心花”的纹样形式（如图16）具有浓郁的装饰趣味，是桃源挑花独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其一阴一阳的表现方式，突破了其他地域挑花的呆板格局，构思巧妙，别具意味。
二、民间美术特征
民间刺绣是民众为了满足自身的社会和生活需要而创造的一种工艺品，就其社会功能来说，刺绣主要为包括生产生活、衣食住行、人生礼仪、信仰禁忌和艺术生活等自身生活需要而创造，因而决定了其必然具有实用功能。同时，刺绣产生于民间社会大众，在纹饰图案、用色习惯、构图造型、形象刻画等方面均反应出民众的情感，符合民众的审美喜好，又具有民间美术的特征。
清代民国时期的桃源刺绣属于民间刺绣的范畴，其绣品题材可以分为锦鸡花鸟、走兽虫鱼、人物故事、山水风光、博古清供（图17）五大类。刺绣中锦鸡花鸟绮丽多姿、走兽虫鱼祥瑞呆萌、人物故事中戏曲人物霸悍夸张（图18）、生活人物端庄秀丽（图12），神道人物雍容华美，以及博古清供的人文高雅和山水风光（图19）的率真稚拙，表现题材丰富多样且每种题材的表现刻画都有着别具一格的风采和神韵，这是清代民国时期的桃源刺绣在题材表现方面独特之处。
清代民国时期的桃源刺绣以花鸟、瑞兽、戏剧人物类题材的绣品最多也最精彩。花鸟题材中又以锦鸡的丰羽长尾刻画独具特色，其从容大度洒脱之雅态的刻画最为生动和传神，妙趣横生。绣品中叶的造型圆阔细长，其舒展优雅的叶脉尾梢，以及其由正而侧、由俯而仰的圆转温丽之态，线条刻画之流畅，丰满传神而生趣盎然。刺绣中多见的瑞兽题材的绣品中常见有貔貅、狮子、独角兽和獾，还有一些类似狐狸、灵猫、兔、狗等动物，造型千奇百怪又极富生活情趣。
色彩是刺绣的灵魂，色彩的合理搭配运用也是刺绣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清代民国时期的桃源刺绣绣线诸色齐备，色彩丰富，最常见的色彩有粉绿、粉紫、赭石、暗褐、墨绿、石绿、枣红、粉红、铁锈红、普蓝、天蓝、群青、松黑等等，清代民国时期的桃源刺绣在色彩运用方面常见有三种形式，其一为利用同一色系之不同色阶颜色的渐变来表现物象，如三蓝绣（图20）即是范例。三蓝绣专指刺绣用色而言，它是指取多种色相相同、色度不同的蓝色绣线，按照一定的层次比例搭配，绣成颜色深浅变化的纹样。三蓝实际上并不只有三种颜色，甚者可达十几种颜色。桃源刺绣作品中可见的三蓝绣其用色由微蓝，而浅蓝、而深蓝，在色彩渐变的基础上，加上掺针的运用，使绣品逐渐地变易色阶，色彩清新独特，别致醒目。桃源刺绣第二种用色形式是大胆的运用对比色（图21），在绣品通过大面积冷暖对比色块的使用达到绣品色彩的调和，在冷暖对比的矛盾中达到和谐。桃源刺绣用色的第三个形式是注重色调的整体性与单纯性，当绣品主色调偏暖时，则会在局部小范围的使用偏冷的色彩进行协调；当主色调偏冷时，绣品中则会少量的使用与之对立的色块进行调节，这种色彩之间打破和呼应的节奏总是显得调和合理，显示出这一时期桃源刺绣在用色经验方面具有一定的修养。
重近景而忽视景深，不注重物象间大小比例关系而着重强调物象局部细节特征的表达是清代民国时期桃源刺绣构图特点之一。绣品中花鸟动物题材的造型讲究收放对比，猛兽多与蔓草柔花互为映衬，体壮的动物往往尾肢细长或短小。构图时大胆不求整而全而追求视觉的冲击，以少胜多是这一时期桃源刺绣构图的又一特点。绣品构图饱满而较少留白，主体硕大而充满画面。绣品常常以三两花草指代许多花草，用三两鸟兽代表群鸟群兽。绣品中戏曲人物造型有定式，人物常常被处理在同一个视平线上，主要人物在画面的中间部分，每个人物有各自不同的动作、表情、服饰和道具，因采用网格针和盘金等针法，人物形象丰满传神。
集文学、书法、绘画及篆刻艺术为一体，揭示出清代民国时期桃源刺绣已具备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清代民国时期桃源刺绣绣品中融入了诸如题诗、书法、名款等中国传统绘画的因素，显示出这一民间刺绣已经走上了与诗书画印等其他艺术门类的相结合的道路，是桃源刺绣文人气息的又一表现。在这一时期的桃源刺绣绣品中，多见有绣坊款如“新昌”、题款题名如爱竹主人、爱鸟主人（图22）等的题诗题名。桃源刺绣中山水题材的绣品较少，画面刻画虽然稚拙但凸显出其民间美术品的本质。
三、民俗文化特征
桃源刺绣属于民间工艺美术品的范畴，它来源于民众生活，经过长期的传承与发展，具有了一定的文化形态和品格，已经成为一种地域文化现象。桃源刺绣集地域民众生活和地域文化特征于一身，其多彩的刺绣工艺与丰富的刺绣文化，既传递着制作者丰富的内在情感，又体现了桃源民众淳朴自然的民俗心理和精神价值取向，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清代民国时期的桃源刺绣表现题材取材于民众生活中喜闻乐见的花、鸟、鱼、虫、家畜家禽等动植物形态，以及与人们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场景（图23）、戏曲题材等。绣品中那种或夸张或灵动的物象造型，或浓烈或淡雅的图像色彩，以及来自民间传说、民间活动和民俗心理的刺绣图案，起着表现与丰富民俗活动的作用。戏剧人物形象来源应与桃源当地盛行的地方剧种傩戏和武陵戏有关。清代民国时期桃源刺绣中戏剧人物角色分为生、旦、净、丑四行，善恶忠奸角色明晰易辨。深深地扎根于桃源民众思想之中的传统文化和普世理念通过刺绣这一特别的民间艺术形式传递出来，寓情于景，寓教于乐，达到教化民众的作用，体现出农耕文化的审美情趣。
博古和清供是桃源刺绣题材的又一大类，图案多为如古瓶古尊古壶等古器物，以及各种盆景、插花、果品、奇石、工艺品、精美文具等等，再配加一些吉祥图案，颇显雅致与不俗。远离战乱、丰衣足食的桃源历来为富庶之地，自古文风盛行，民众对古物的收藏与喜爱由来已久。清供题材中大量的各种盆景、插花纹饰出现，既是生活中的插花艺术在绣品的再现，也体现出桃源民众对诗意生活的追求。
“图必有意, 意必吉祥”是民俗图案构成的基本特征。清代民国时期桃源桃源刺绣纹样造型主要是由动物、植物、人物故事、器物、文字以及几何图形等组合构成。桃源刺绣绣品单个或组合纹样，其所承载的民俗情结集中反映在企盼家庭幸福与延年益寿的追求、希翼婚姻美满与子孙繁盛的祈盼、对富贵平安与仕途荣华的渴望、俗中求雅的吉祥心理寄托和憧憬戏曲偶像的价值取向五个方面。貔貅、麒麟、狮子、独角兽、双角兽（图24）、獾等是清代民国时期桃源刺绣中较常使用的动物纹样，它们多与松树、瑞草、锦鸡、喜鹊等形成组合纹样出现，或单个嬉戏于花丛间、或雌雄二兽相戏、或多至五只大小瑞兽一起出现于画面，在表达吉庆的同时，也寓意夫妻婚姻美满、仕途荣华、子孙贤德、家庭和睦。锦鸡、凤凰、孔雀是清代民国时期桃源刺绣中使用最多也是刻画最为华美的禽类纹样。锦鸡被视为是一种瑞鸟，象征着富贵和高贵。绣品中锦鸡多与牡丹、菊花、荷花和山石等组合在一起，寓意富贵吉祥。凤凰是一种想象出来的仁禽瑞鸟，其形象被描绘成多种祥瑞动物的组合体，桃源刺绣中常见的“凤凰牡丹”象征婚姻美满、吉祥如意。孔雀象征吉祥、瑞福，被赋予多种美德，孔雀成双成对，形影不离，被比喻成爱情鸟。在桃源刺绣中“孔雀开屏”和“孔雀戏牡丹”也是寓意着爱情坚贞、婚姻美满。
莲和莲花常与鹭鸶、鸳鸯、鹅鸭、花蝶、蟾蜍、双鱼等组合在一起，是清代民国时期桃源刺绣中使用最多的植物花卉纹样。不同的纹样组合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一路连科”以莲花和鹭鸶组合象征仕途高升；“一品清廉”以莲之高洁比喻为官清廉；“蟾蜍戏莲”寓意财富有余，而“鸳鸯戏莲”（图25）、“双鸭戏莲”、“鹅鸭戏莲”、“花蝶戏荷”等组合纹样则喻示着男女好合、爱情幸福、婚姻美满、子孙昌盛之意。而绣品中出现较多的博古和清供纹饰，如鼎、花瓶、花篮、花盆、壶等与吉祥花卉的组合，以及由文字变化而来的一种特殊吉祥物符号等的使用，既有吉祥的寓意，也表达了民众对文人雅士情怀追求的心理，反映出俗中求雅的吉祥心理情节；戏曲纹样则表述出民众对人生的期许和企盼，传递着他们对“真善美”的价值判断，反映出民间的朴素的做人准则和伦理道德观念以及价值取向。
表现题材丰富，造型硕大夸张，用色大胆奔放，富有想象力和艺术张力是清代民国时期桃源刺绣的特点。绣品融合多种绣制技艺，用色及构图布局有着民间美术的规律，图案纹样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则赋予这一民间绣品深刻的文化内涵。目前桃源刺绣为常德市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桃源县政府也采取各种措施恢复桃源刺绣技艺，积极抢救这一濒危的民间文化瑰宝。我们也期待着扎根于湖湘大地的这一民间刺绣其价值为更多的人所识，其刺绣技艺得到更好的保护与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