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质性研究范式对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困境的消解

  • 投稿柏舟
  • 更新时间2018-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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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从研究方法论层面对当前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进行了阐述,提出质性研究范式可消解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困境。通过总结西方体育质性研究发展历程与研究现状以及我国体育学界对质性研究方法的初步探索成果,认为质性研究从研究视域、策略、思路、类型等方面能更充分地融合体育研究的“人文性”与“科学性”特点;为深度解析与体育相关的行为与现象、从日常的生活理解体育的意义和社会价值、从差异化的体育实践归纳身体文化的经验,从而促发体育内生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为促进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自觉,从而保持学术品格与实践活力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体育人文社会学;质性研究;方法论;研究范式;体育理论;人文性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18)01-0001-1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方法是科學研究的利剑,它不仅仅是一种获得知识的工具和手段,更是衡量所获知识可靠信、真实性、正确性的标准。对于任何一个学科领域的发展来说,研究方法都占据重要地位,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也需要在研究方法上兼容并包、有所创新。
 
  质性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是一种探究多维社会世界的综合性科学研究方法,它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景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被研究者的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1]。从认识论来看,质性研究范式是建立在“解释主义”(Interpretivism)基础上的;从方法论来看,它要求通过聚焦社会意义、社会实践、话语、社会过程等要素,探究人类社会是如何被解释、理解、经历、制造和建构起来的;从资料的收集方法来看,质性研究强调灵活性、对社会情景的敏感性、真实性,而非强调严格的、标准化、结构化的收集资料方法与程序以及对真实生活与经验过于抽象的提炼;从资料的分析来看,它强调对丰富的、详细的、不同类型资料的理解,对资料进行整体化的解释,而非对模式、趋势、相关性等外显内容的讨论,当然质性研究不拒绝统计数据,只是统计分析不是其中心任务。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质性研究方法在西方学术界才开始全面复兴,先是在社会学领域,之后也扩展到了心理学、教育学、文化研究等其它社会科学领域[2],而质性研究的广泛应用也引起了所谓的“范式之争”。其实,无论是量化研究范式还是质性研究范式,都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途径,有其各自的优缺点。然而,受到自然科学,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的影响,体育科学研究中量化研究处于显著位置,而质性研究则不多[3]。体育科学是关乎“人”的科学,因此强调“数字化”“标准化”“客观性”“代表性”的量化研究不能完全地反映出体育运动中人的活动、思想、感受,也无法从深层次挖掘体育社会文化的结构与意义,从而限制了对体育的纵深理解,导致了原生理论的缺失。体育人文社会学作为体育学重要的二级学科,其目的就是要揭示和阐释作为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的体育运动与人、社会之间的互动,在强调科学性的同时,人文性也是其学科的重要特点。在这种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科研评价系统中如何把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融合到体育研究中,质性研究范式或许能给我们点亮另一盏明灯。
 
  1我國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传统及束缚
 
  从2000年以来,德国、英国和俄罗斯的文献增长速度分别为92%、88%和85%,而中国增长了775%[4]。从体育学的硕士和博士培养来看,增速也非常迅猛,呈现出“井喷”势态[5]。科学研究的繁荣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和民众对体育科学文化需求的增强,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了在体育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快餐式文章的大量生产,重复性研究大量存在;研究视野过于单一、基础理论不足;研究缺少方法意识和问题意识[6];写作不够规范、表述不够详尽、方法运用存在缺陷等[7],这些问题的存在为推动学科的发展设置了障碍。从学科发展规律来看,大量丰富、深入、经典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是学科繁荣与发展的基本支撑。就当前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大量”和“丰富”基本做到了,但是“深入”与“经典”还比较欠缺。是什么因素限制了我们研究的深度,为什么快餐式、重复研究大量存在,为什么在体育界缺少创新,缺少经典?除了学术研究的外在环境(功利主义、学术生态、论文压力)影响和制约以外,恐怕更多的是来自于学科自身所形成的研究传统的束缚。
 
  首先,在研究视域上,重视整体性研究,忽视差异。这一方面受到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主义、功能主义理论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影响,更强调研究的代表性和普适的规律,因此在研究和分析时常常会不自觉地忽视了其内部可能存在的差异性。比如在做青少年体质调查研究时,常常把青少年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无差异性的群体。但实际上这个群体内部的差异性是很大的,除了明显的性别差异、年龄段等生理上的差异,还会有由于社会文化因素比如家庭、学校环境、民族、文化、地域等所造成的群体内部的差异。这些差异会不会影响其体质、健康?可能在进行调查时也会发现各种因素的不同影响,但是在制定某些相关指标和政策时,这些“差异”都消失了。我们会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青少年体质的好、差,用统一的方法去提高体质。整体性研究会让我们认为“人人都(应该)是一样的”,但其实个体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在研究思路上,更多是遵循至上而下的演绎,至下而上的归纳研究不多。演绎的研究思路是推论、验证,在现有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中,去收集相关的资料和数据,以检验先验性的经验知识(假设),这是一种较为典型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思路。而归纳则是从原始材料逐步到抽象的概念,要求研究者尽量排除个人的偏见,将所有的材料按其本身所呈现的属性分类,不强调一定要将所有的材料都纳入分析框架[8]。目前在体育社会科学中,演绎式的研究更为广泛应用,研究者通常会根据自己主观的经验或特定的知识系统进行设计、套用。这与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有关。体育社会科学及其下面的分支学科的研究很多是用其上位学科的理论、概念体系探讨体育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比如社会学的分层理论用于体育参与的分层研究;公共管理学的社会治理理论运用到了体育社会治理;制度经济学理论运用到职业体育发展路径的分析与规划。在“拿来”的阶段,这种演绎的思路确实能帮助我们从各种不同的视野去观察和讨论体育中的人文社会现象,然而这种“套用”也会从某种程度上限制本学科领域特有理论的产生。而归纳的思路可以让我们抛弃先验的框架,更广泛地、开放性地收集到和身体运动行为相关的资料,从而提炼、产生体育学科特有的社会、文化理论。但是以归纳为主的研究相对来说更加难以把握,首先是体现在资料的收集上,其次是在理论提炼上,这需要一定时间、经验、学术能力的积淀。
 
  再次,从研究类型来看,重视宏大叙事,微观研究不足。宏观研究虽然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大概的“画面”,但是画面常常是模糊的,因为缺乏细节的、更加微观、深入的描述或解析。有些学者认为把研究范围缩小,例如确定某一个地区、某一个人群(组织)、某一项运动就是一种微观的视角,其实还是沿用着宏观的描述、分析手法,比如倾向于对“机制”“模式”“方式”“策略”等做轮廓化的提炼与概述,而缺乏对那些具体的、细微的、日常化现象的观察、还原和解析。所以读者会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却不甚清楚。
 
  最后,从研究策略来看,设想(计)多,实践少。我国体育制度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一些旧的体育问题仍然存在,一些新的体育现象层出不穷。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体育学研究对“问题”的关注较多,解决问题成为一种普适性的研究目的。但是就现有的一些重要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来看,由于客观(时代发展阶段、研究资源)和主观因素(研究者的学术意识、观念)的影响,很多以问题解决为目的的研究还停留在上层设计的阶段,实践的研究还没有跟上来。实践研究一般需要一个长期的跟踪调查、检验和反思的过程,需要研究者在实践中进行不断地调整、修改,对新出现的问题作出新的判断和处理。换句话说,研究者需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实践者,从参与过程中验证设计的合理性。实践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核心目的,然而很多时候难以得到落实,也就成为一种摆设,导致一些大而空的研究的产生。
 
  综上所述,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仍是以实证主义、整体系统论、演绎式的宏大叙事的研究传统与范式为基础,而这种研究传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纵深、多元化的发展。
 
  2西方体育质性研究的经验
 
  事实上,在西方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存在着相似的困境。西方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以结构功能主义为理论核心,把体育运动抽象为一个社会子系统的整体性研究,比如体育制度、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等的研究;一种是以诠释主义和符号互动理论为核心,从微观的层面挖掘、解释体育运动行为(行动)的内在意义。这两种研究焦点的分化实际上是建立在对体育运动本体论的不同理解之上,即体育运动作为客观不变的“社会事实”,还是作为主观变化的“意义系统”,并逐渐分化形成了实证主义和解释主义两种认识论,进而形成了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范式。量化研究基于科技理性,以实证主义为依据,强调对变量变化程度进行数量化的描述,追求探寻现象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质性研究主要基于人文性,以解释主义为依据,强调个体的、微观的、意义的、特殊的、情境之中的互动及其意义。长期以来,以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整体系统论、因果(变量)关系为倾向的研究占绝对的主导地位,以至于英国体育社会学家巴纳尔(Bairner)[9]严正地指出国际体育社会科学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就是被自然科学“绑架”。当数字成为揭示体育规律的主要依据时,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就很难发挥它的创造力了。如何突破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研究传统,这需要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即研究范式的层面对体育进行新的理解和诠释。
 
  马库伦(Malcolm)[10]认为研究范式之争所带来的方法论的转向是当代国际体育社会科学多元发展的核心动力,而质性研究范式为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路径。在体育研究实践中,质性研究方法的应用也开始走向成熟。在近25年的国际体育社会学论文中,深度访谈法、民族志研究、自传性叙事研究、案例研究、跨文化比较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的使用率的总和已经超过了以问卷和统计法为主的量化方法,成为体育社会学显性的研究方法[11]。
 
  2.1西方体育质性研究的发展阶段
 
  质性研究在西方体育研究领域的应用大致经历6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传统时期,质性研究主要是应用在体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中,试图站在中立的立场,去深度研究那些少数族类人群的身体文化和运动文化,显然这种研究思路是受到了殖民主义(帝国文化)的影响,其所倡导的“中立”,也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第二阶段指现代阶段,质性研究多指质性资料的收集,比如图片、语言、文字等的收集,换句话说,这个阶段主要从资料收集层面去認识质性研究,但是其研究的总体思路还是迎合了自然主义、实证主义的要求和原则。第三阶段是一个大争论时期,受各种理论流派,如符号互动论、民族志方法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女性主义理论、种族和民族理论的影响,学者们在不断争论中反思并强调了质性研究的诠释性的特点,对实证主义发起了挑战。第四阶段是对质性研究中具体环节发生的争论,比如女性主义研究者强调在书写质性研究结果时需要反思性。同时,质性研究的学者们对信度、效度、价值中立等以前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要素在质性研究中的适用性进行了讨论,特别是对研究者的角色进行了讨论,很多学者对研究者在书写别人经历时的能力和权威性产生了质疑和争论。第五阶段进入到后现代主义阶段。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产生了新形态的质性资料,比如虚幻小说、诗歌、艺术作品、身体表演、多媒体文本等,促进了质性研究多元化发展。第六阶段,倡导质性研究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纳入更多类型的文本资料,同时也强调了质性研究作为讨论民主、自由、性别、种族、阶层、全球化等当代问题的重要载体,应有的价值立场[12]。
 
  2009年《体育运动与健康的定性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inSport,ExercisesandHealth)创刊,2009-2010年更名为《体育与运动的定性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inSportandExercises),翻开了质性研究在体育运动、身体文化与健康研究领域的新篇章。它不仅为体育社会学、体育心理学、运动训练学、运动医学等领域的学者、质性研究成果提供了一个互相交流、争鸣的平台,同时也为质性研究方法论本身的问题和发展发起了一轮轮学术对话,激发了体育研究者用新的思考方式、分析方式、陈述方式、认知方式理解体育运动以及相关的社会、心理、生理和文化现象与行为及其包涵的意义。
 
  2.2西方体育质性研究的先锋
 
  近20多年来,质性研究不仅丰富了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也越来越广泛而又具体地应用到了研究实践中。其中体育民族志研究、女性主义体育研究、体育文化研究、运动身体研究是质性研究的先锋。
 
  体育民族志研究把体育运动作为研究人类行为的途径和方式,各种不同的体育场景则成为研究的“田野”[13]。当代西方的体育民族志研究对象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某个民族的体育文化,而更多是把一群长期从事某项体育活动的人(运动员)及其群体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关注的是体育活动如何把个体整合为一个文化群体的,可能是通过一些外部特征比如语言、衣着、规则、道德意识,也可能是通过文化身份即运动员的角色来界定谁是谁不是群体内的成员。前锋、体操运动员、摔跤手这些体育运动赋予的角色是其文化身份的核心内容,在这之后才是传统上关于性别、种族、民族上的身份。体育民族志研究不仅仅拓展了民族志研究的范畴与视野,同时也为深入地了解多元、丰富的体育文化结构积累了资料,更是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观察路径。
 
  和体育民族志研究一样,女性主义体育研究在国际体育社会学领域中也掀起一股强劲的质性研究潮流。在《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述》(InternationalReviewfortheSociologyofSport)、《体育社会学》(SociologyofSport)、《体育与社会议题》(JournalofSportandSocialIssues)近25年发表的期刊论文来看,女性主义理论框架成为观察与分析体育现象最受关注的方法论之一[11]。与传统的女性体育研究仅仅把女性作为一种变量来进行研究不同,当前女性主义体育研究更强调从具体的情景,用语言、文字去反映她们所处的体育世界,从女性立场和视角去理解她们的运动行为和身体经验[14]。由知名体育社会学家、体育女性主义学者马库拉(PirkkoMarkula)[15]编著的《女性主义体育研究:欢乐与痛苦的分享》一书从认识论到方法论强调以口述、叙事、参与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去深刻地反映女性体育运动所发生的故事,从中提炼出关键性概念及女性体育发展理论。总之,进入21世纪女性主义者在质性研究范式的应用与推广方面做出了努力。
 
  把质性研究方法推向高潮的是体育文化批判主义学派。文化批判主义把体育看成创造社会与文化的场所。他们认为体育是不断改变和发展的,体育的形态和当时的政府、教育、传媒、宗教以及家庭结构等有很大的关系。而文化批判主义研究就是要揭示体育活动中的文化再生与变迁问题,特别是体育文化内部的矛盾以及体育霸权的形成[16]。但是他们认为要认识、理解、揭示体育在时代背景变化下文化权力的再生与转移,那种单一的、死板的、过于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是无法达到研究目标的,由于体育的(文化)意义正是由经济、政治、社会要素综合起来所产生和赋予的,因此要实施更有效的体育文化研究,需要对其变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具有高度的敏感,文化领域的学者称之为“背景分析”[17]。在方法论上体育文化批判研究与质性研究是互通的。首先它们都认为对情境的考察是重要的,只有在充分地了解了人的社会阅历和生活背景之后,才能够理解他们的行为以及赋予行为的意义;其次,在理论的使用上,虽然文化批判主义特别重视理论研究,但是它并不强调理论的工具性,换句话说,它不要求在研究之前一定要建立理论框架(先验的),并在框架下去进行数据的分析,而是倡导“绕过理论”,从实际研究中总结新的经验,发现新的理论,从而完全改变体育研究中的认识论和政治环境。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随着身体社会学的繁荣,具身研究方法论(embodiedresearchmethodologies)在体育社会科学领域迅速刮起了一阵旋风。无论是福柯、特纳,还是吉登斯、布迪厄,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身体的物质性和感官性臣属于其他因素(结构、环境、实践)。在这种分析框架下,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躯壳(leib,身体存在的结构性、客观化特征),但未充分把握身体(koper,身体存在的生命、感觉、感官、情感等特征),身体仍然是一个非具身的(disembodied)抽象体[18],身体的“缺席在场”(absent-presence)依然是一个切实存在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具身研究,即身体研究由“身体观”转向“身体感”——恢复身体的感知能力(听觉、视觉、触觉、味觉、嗅觉等)而不仅仅把它作为一个简单的研究文本[19]。由是,多感官的身体体验研究在体育研究中逐渐地兴起,如浩克(Hockey)[20]对两位长跑运动员进行了口述调查和图片拍摄,并通过他们自己在训练过程中的听、闻、触感的描述来考察两种不同的训练计划和方式。浩克与艾伦-科林森(Allen-Collinson)[21]还特别指出,在体育研究中嗅觉是常常被忽视掉的一种身体感,然而运动在不同的条件下(季节、即时性、空间、地域、活动种类)会有不同的“嗅觉景象”(smellscapes),这也是运动身体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比如杜伦特(Durrant)和肯尼迪(Kennedy)[22]考察了电视体育节目的音效感,从而挖掘出声音在电视体育节目中的作用,同时也为以“话语”研究占主导地位的体育传媒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还有一些研究强调了在体育运动中通过身体、感觉与自然环境的相连,比如滑翔、冲浪运动中参与者通过身体与肌肤所看到、闻到、感觉到自我身体與多变自然环境的融为一体[18]。寻找体育运动中的“感觉”已逐渐成为西方体育社会科学新的研究兴趣,这也使得具身研究方法论和感官民族志法在体育文化研究领域成为一种新生力量,并改变着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取向与研究立场[23]。
 
  3质性研究范式介入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思路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面临的困境是否可以通过质性研究的介入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消解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体育运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研究综合体(对象),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体育运动不仅仅是个人的身体活动,而且是一种具有丰富社会文化意义的群体活动,并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形态和社会子系统。它不仅仅是社会的建构,同样也积极地影响并改变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因此,单一的、固化的研究模式不可能深入、广泛、多元地认识、诠释、反映“人-体育-社会”这一相互关联整体的属性、规律、特征和意义[24]。要突破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固化模式和发展瓶颈,首要任务是丰富研究工具(范式)。而质性研究范式作为一种“利器”,在以下几个方面或许能为我们冲破研究传统的藩篱提供一些思路。
 
  3.1“科学”与“人文”的融合
 
  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在当代的发展与壮大很大程度上可视为是在自然科学的参照下不断调适的结果,其之所以能跻身科学的序列也与自然科学长期以来潜移默化的影响不无关系[25]。自然科学的范式一方面推动了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规范化、标准化、“理性”与“实用”主义的进程,但也使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陷入了操作性路径和方法的困境。自然科学主要是以实证和客观作为根本的标准,认为科学研究是以系统、实证的方法获取知识的一种活动,使用实验、观察、检验等方法对客观现象进行研究,保证获得的知识是真实可靠的,其判断知识真假的标准是客观事实与逻辑法则[26]。在“科学”指标的引导下,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量化研究处于显著位置,主要表现在重视数理逻辑和统计模型的建立而轻视其前提条件与适用范围,重视经验相关而忽视理论解释,重视大样本的普遍性研究而轻视个案的典型研究,对问卷调查的依赖等[25]。人文性不仅仅是体育运动的重要属性,也需要贯穿于整个研究的过程中,质性研究的特点恰好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文要求相切合,弥补量化调查研究对人文关注的不足。
 
  质性研究“人文性”首先体现在它对研究对象主体性的重视和强调。和量化研究在研究时倾向于把研究对象(人)看做是不会思考的客体不同,质性研究强调在进行研究时要充分体现被研究者的主体性,让他们的真实想法得到体现。与此同时,质性研究强调人具有自由意志,人的行为是无规律的、无法预测的,社会历史事件都是独特的,因此对人和社会不能简单实用自然科学方法进行研究,需要以人文学科的主观方法对具体的个人和实践进行解释和说明。在质性研究范式下科学家的科研活动不是通过寻找真理和本质,而是通过获得知识来理解自身和人类社会[1]。还有的社会科学家(如马克思·韦伯)认为虽然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后者含有社会成员对自己和他人行为的主观理解,然而社会行为还是有一定规律可寻的,研究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法找到这些规律。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在客观地观察行动者的行为和思想状态的同时,也需要依靠研究者主观直觉和理解对这些行为和思想的意义作出判断。质性研究范式对人类科学研究主观性的不回避,真正体现了遵循客观现实的态度和立场。
 
  对价值的肯定与强调也凸显了质性研究的“人文”特质。和自然科学所提倡的“价值中立”不同,质性研究承认科学研究,特别是有关人的科学研究是有价值倾向的,它不仅要回答是什么,还会去考察应该是什么。质性研究承认研究者在进行研究之前就会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利益需求的立场),这个立场会影响他在研究中的价值判断。“价值性”也是体育社会科学的内生特点,体育社会科学的兴起与发展既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反映,会受到历史时代、文化背景、阶级、民族、政治立场等的影响,其目的不仅有“求真”还需要“求善”,是“真理”与“价值”的统一,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27]。
 
  质性研究的“人文性”还体现在对人类思想和精神文化的关注。首先是在研究目的上,更倾向于理解人类行为所反映的社会文化意义,意义通常就是抽象的,贯穿于思想与精神文化之中;其次是在资料的搜集上更重视“语言”“图片”“感官体验”等具有人文艺术特点的资料文本,因此与文学、语言、艺术、音乐等有关人类价值和精神世界的人文主义学科息息相关。换言之,它更注重人的价值而非仅关注物的现象,欣赏和理解文化对人群间身体与社会的差异和相似之处的影响。
 
  “人文关怀”和“伦理道德”也是质性研究过程的重要原则。质性研究重视研究者个人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从当时人的角度看待问题,关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主体间性和“视域的融合”。女性主义质性研究还特别强调“关怀的知”(knowingascaring),认为研究过程应该是一种情感和伦理道德关怀的过程,而研究者应该成为“激情的知者”,对被知者(被研究者)有母性一样的爱[28]。在研究程序上要求研究者需要事先征求被研究者的同意,对他们的信息严格保密,公正地对待研究结果,恰当地处理敏感资料。这种研究方法给参与者(被研究者)以极大的尊重,使研究与人的日常生活更加接近,也使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本来应该具有的人文精神得到了肯定和倡导。
 
  3.2情境化与“移情理解”
 
  体育运动是特定情境下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现象,阶层、民族、性别、历史年代、地域环境、文化场景都会影响体育运动行为的表现与意义。因此体育研究一定不能脱离其研究对象所处的特定情境,而是要将体育置入一定的历史、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去理解和诠释人类身体运动的意义、内涵。在研究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用一种情境下体育的经验来说明和解决另一种情境下的体育问题,比如把高水平运动员的技术动作和运动经验来指导在校学生的技能训练;有的研究把两个(多个)变量完全抽离出来,验证其之间的关系,而缺乏对其所处情境的考察,可能造成以偏概全的研究结果;还有的研究虽然也会将运动的情境考虑到分析中,但是由于缺乏浸入情境的思考,仍然无法从内部找到其内涵,而是带着外来者的偏见对特定的运动行为和现象进行诠释。总之从社会情境中抽离出来研究对象进行解释和说明,就像是把人类社会放在真空中一样,脱离现实。
 
  质性研究可以在研究思路和程序上弥补这些不足。尊重情景是质性研究的重要贡献。质性研究的一大特点或者说是其一大重要原则就是重视自然的情境而非实验的环境。质性研究认为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以及社会组织的运作是与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情境分不开的。如果要了解和理解个人和社会组织,必须把他们放置到丰富、复杂、流动的自然情境中进行考察。研究者必须和研究对象有直接的接触,在当时当地面对面地与其交往,并通过“移情”(如米德所言“角色换位”)作用对被研究者的生活故事和意义建构。这需要把研究者本人作为一个研究工具,在实地进行长期观察,与当地人交谈,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这些环境对其思想和行为的影响。由于驻扎实地,研究者可以了解事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体育人类学者苏珊(Susan)来到北京体育大学,作为一位田径运动员,在中国训练、比赛,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日常生活,对我国体育制度进行了考察,对中国人的体育精神和奥运情结进行了阐释,完成了《为中国而练:新中国体育的道德秩序》(TrainingtheBodyforChina:SportsfortheMoralOrderofthePeople’sRepublic)一书,这是非常典型的突出区域文化情境的质性研究。在研究某一项具体的运动项目时也需要采用“移情”的策略从内部对其意义进行诠释。
 
  质性研究不仅强调能跳得进去(情境),还能跳得出来(情境),从整体-局部的关联对事件进行分析。在这一点上也符合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在要求。社会科学常常会把体育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去研究,作为子系统一定是与社会其他部门相关联的,这要求在对所发生的体育事件进行考察时一定要对此事件进行整体、关联式的考察。也就是说,在对一个体育事件进行考察时,不仅要了解此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现状),而且要了解该事件发生和变化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该事件与其它事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所研究的问题和要提出的解决办法都需要被置于其各自时间和历史的情境之中(情境具有持续性,当下情境是过去情境的延续),并在此情境之中得到描述并从中得到解释。特别是在进行政策研究时,先要做历史分析,所有人往前看(规划、战略),但研究者要向后看。总而言之,质性研究认为任何实践都不能脱离其情境(社会、历史、民族、时空等)而被理解,理解涉及到整体中各个部分之间的互动关系。对部分的理解必须依赖对整体的把握,而对整体的把握又必然依赖与对部分的理解——这便形成了一个“阐释的循环”[1]。质性研究的这种整体-局部的分析思路有利于全面地、辩证地认识体育、研究体育问题。
 
  3.3特殊性的回归
 
  在自然科学中,总是把研究对象看作是完全可以重复的,或者处理为可以重复的,因而给出的结果被认为是具有一般规律性且确定的。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是可以重复的、可证伪的和可定量的。然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在本质上不具备这种完全可重复且确定的特性,世上永远没有两个相同的人,人类历史和社会上的事件也不可能完全重复出现,人们最多只能进行近似的对照。比如很多体育类、教育类的研究用同卵双胞胎进行试验,以试图减少最大的生理差异,然而也不能保证两者之间完全没有差异,因为人是有主观能动性,对外界的感知、接受、轉化是不一样的,因此即使外表(生理要素)一模一样,但是想法、态度、行为可能会完全不同。然而自然科学的方法是对人的“想法”忽视的,假设他们是互相复制的、同一性的。有一些以运动技术为对象的研究,也常常忽略人的特殊性和整体性原则,比如研究蛙泳手臂动作对成绩的影响时,自然科学的研究传统通常只是把“手臂”作为一个完全独立于人的“自然事物”进行实验、测量。手臂一定是人的,人对其身体(手臂)以及运动(蛙泳)本身的认识会影响到他如何去执行手臂的动作,因而个体的身体经验和身体感知是很重要的,也是特殊的,在进行人或人类社会的研究时虽然要有归纳具有普遍意义的特征、规律,但不应该忽视研究对象本身特殊性、唯一性的特点。
 
  质性研究提出理论和开展实证调查时并不仅仅关注抽象的和普遍的问题,而是关注特殊性、具体的问题,即出现在特定情景之下的问题。质性研究突破了社会调查研究“整齐划一”的要求,要求回归人和人类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为了深度,在研究范畴上一定会牺牲广度。质性研究大伞下的很多具体方法都是专门针对小范围的较为典型的事件而设计的,如民族志、个案研究、口述研究、传记、行动研究等,这类研究的目的就是反映特殊性规律。
 
  3.4体育生活世界的多维理解
 
  用研究自然世界的方式研究生活世界,要有数据、指标、变量,有很多东西都要进行量化的处理,处理不了的东西(如既熟悉又陌生,没有办法进行量化的指标)就被忽视。而生活世界不会因为你选择了研究方法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的至高领域是人类的日常生活,它会按照自己的逻辑运行,要改变的是人们观察它的视角。作为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体育世界也是复杂的,身体运动的情境、经验、感知、意义建构了一个多维的、丰富的体育生活世界——仪式、竞争、教化、娱乐、政治、健康、反健康、冲突、暴力、秩序、具身、理智、情感、符号、传播等等,要充分了解、认识、解释这个复杂的世界,不可能只靠单一的方法来解决。
 
  质性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丰富多样,为多方位地理解体育社会生活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质性研究认为人类行为和社会世界的意义并不是统一的、确定的,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决定事物的性质,对事物只有无尽的理解,因而要用多元的方法和路径去接近真实的社会世界:可以聆听被研究者的想法、体验所要研究的某种行为、观察事物的动态、感受情境中的经历、诠释图像和文本的意义。质性资料是多样化的,除了文字、语言、图片等传统的资料以外,声音、动作、嗅觉、视觉、体感等资料都可以成为分析的“数据”,而不仅仅是数字。现在的研究,特别是在体育行为和心理的研究上,常常使用数字化的指标去衡量,不是用仪器就是量表作为工具,最后用“高”“低”“强”“弱”来进行描述和关联,可能会阻碍对体育运动行为更加深入的认识。如果能用眼睛看、耳朵听、影像去记录、身体去实践,通过对丰富资料的归纳和提炼,或许能挖掘出人们赋予体育生活世界更深的意义,体育赋予人类生活更多的价值,为体育原生理论的产生与形成创造条件。
 
  4质性研究范式在我国体育学术界的应用
 
  质性研究方法及其应用在我国体育学术界还处于较为谨慎的探索阶段。张力为[29]在21世纪初以《“定性研究”可以做成体育科学的博士论文吗》为题,开启了质性研究范式在我国体育科学研究的讨论。这个设问的提出也反映出当时我国体育科学界对于质性研究方法还存在着疑惑和不解,特别是那些习惯了用量化思维来规划体育科学研究的人们,质性研究似乎不能成为解释体育科学问题的方法与途径。张力为[30]在后续研究报告也指出2003年《体育科学》所发表的社会科学论文中,81.82%采用了问卷调查,13.64%采用了实验法,几乎95%体育社会科学实证类研究都是以量化方法为主。2007年方千华等[31]在调查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157篇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方法之后也获得相似的结果,特别指出问卷調查和数量统计方法在硕士学位论文中的应用更多。暂且不说在问卷调查、数据测量、数理统计这些具体研究方法的应用上是否合理、规范,就其出现在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频率来看,确实比深度访谈、民族志、参与式观察、案例等质性研究方法要高得多。
 
  章岚等[32]是较早在国内倡导和介绍质性研究方法在体育科学研究中应用的学者,在《对体育科学研究中质的研究方法的探讨》一文中,从体育科学研究对象的社会性和复杂性、研究对象的非确定性、研究对象的本土化等方面论述了量化研究的局限性。张薇[33]对质的研究方法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有过较全面的论述,区分了质性研究与定性研究,认为质的研究可以弥补量化研究的不足。刘淑慧等[34]采用录像观察、开放性访谈、文字资料分析等方法对高水平运动员进行研究,探讨质的研究方法在竞技体育科研中的适用性。胡永红等[35]探讨了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的哲学基础、研究方式、资料收集方法等方面的不同,提出体育作为复杂科学,应该打破量的研究和质的研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整合多种研究范式。张鑫等[36]对质的研究方法在学校体育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研究,系统介绍了质的研究的特点、在学校体育教学中的适用性。胡丹婧[37]对质性研究在我国运动心理学中的应用进行了综述。张军献等[3]则从“是否需要研究假设、能否做到完全客观、质与量方法的优劣之辩”3个方面论述质性研究的缺失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制约。这些论文从学理层面探讨了质性研究在体育社会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等领域应用的可能性。
 
  在体育主流学术圈的实践层面,质性研究范式的应用并不理想。20世纪初,“质性研究”这种提法在体育学术界都比较少,人们更习惯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表述方式来区分“质”与“量”的研究方式,在很多人观念里面,定性研究是用推论法对本质进行探讨,不需要数据的搜集,而定量研究是需要搜集实证数据的。换言之,大多数体育学者所说的定性研究并不是指在实证研究范畴下的质性研究,而是指以逻辑推理为主的、思辨性的,不强调经验层面数据的收集与分析的研究。如果说能与质性研究沾上边的,可能是运用得相对广泛的专家访谈法,但是在实际设计与操作过程中,很多研究却并不是严格按照质性访谈的模式来进行的,专家访谈的内容只是作为“信息”或者“档案资料”的另一种方式出现。
 
  真正意义上,在研究实践层面很好实施质性研究方法的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之所以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领域里,质性研究方法能够得以认可并广泛应用,首先跟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对文化特殊性强调有很大关系,因为是“少众”的,因而在研究目的上不追求代表性而在乎典型性;其次跟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内在“阐释”的研究要求相关。民族传统体育学科是“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产生、功能、特征、发展等加以阐述,挖掘、整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运动项目,探讨其文化内涵、文化特质,充分揭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多重文化、社会价值”[38]的学科,它的内生要求是揭示和阐释体育的文化意义,与解释主义认识论相契合,也是质性研究范式之所以适用的基础。从实践来看,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特别是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民俗民间体育研究、乡村节庆体育研究等用田野调查、参与观察、口述、深度访问等方法来收集资料的尤多,质性研究成为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显性研究范式。
 
  质性研究方法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实操层面的采用与认可,还要归功于20世纪90年代体育人类学调查研究的开展。采用田野调查方法,既是人类学家的专业标志,也是体育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主干。胡小明[39]指出田野调查在体育研究中的应用,除保留其与众不同的优点,还要根据研究身体活动的特点而对其具体运用的环节加以改进。体育人类学在认真汲取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精华的同时也在创新,中国的体育研究者根据长期实地考察民族传统体育总结出的经验,经多次摸索而形成具有符合自身学科特点的具体方法。虽然胡先生规划下的体育人类学研究方法包括了量化的测量和质化的观察,其强调的不断检测与验证的环节也属于实证主义下的方法论要求,但“透过研究者的参与观察及当地人的访谈,得出符合科学性的民族体育志调查”的理念与质性研究一脉相承。
 
  最近两年,在对“科学还原主义”“实证主义”的质疑声中,以及“身体哲学”的思潮下,我国体育界出现了“体认”研究范式。顾名思义,“体认”就是通过身体去认知世界。程志理[40]提出:“大量用数量、指标去研究体育运动训练的研究并没能有效提高运动成绩。”“因为体育科学工作者忽视了人(身体)的主观性,在运动训练方面,不去研究训练规律,而是重视各种指标,用指标去指导训练,造成了研究方向的偏差。”他认为运动训练就是一种记忆,而不能完全依赖固定的指标。“体认”研究范式包含4个层次:第一层次,可观的身体运动呈现,为此,第一步就是做口述史记录;第二层次,从运动实践的口述史文本中,将“技术规范”呈现出来的认识论进行阐释,称之为“体认分析”;第三层次,身体运动提供的本体论解读;第四层次,体育学如何成为“人学”,即回到哲学中的本体论范畴[41]。先暂且不论这种新范式能否在实操层面上被广泛接受,也不论它能否解决哲学中的本体论问题,单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体认”研究范式的提出确实是对当前体育学领域中“量化思维”的挑战:首先在认识论方面受到解释主义的影响;其次在方法论层面强调了人身体(被研究者)的主观性;再次在方法层面倡导要口述,用语言、经验来还原体育运动行为。
 
  虽然近年来质性研究范式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领域引起了一定的关注,也出现了一批以“体育民俗学”“体育人类学”“体育社会历史学”“体育文化传播学”“体育女性主义学”等为学科背景的质性研究实例,然而其应用的广度还是受到限制。首先学界是对研究方法本身还存在一些质疑,仍用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的标准来对质性研究进行规定,比如对代表性、推广度、主观性、可靠性等的争论。其次是研究者本身对质性研究还不甚了解,在研究认识论、研究策略、研究程序、研究的伦理道德等方面都还缺乏整体的考量,对质性研究的标准,如解释力度、可信度、一致性、典型性等问题缺乏讨论。然而值得肯定的是以身体運动行为为研究对象的体育研究中,质性研究的思维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何用好质性研究范式来观察、发现、解释、回答体育运动中的问题,如何通过多元的质性研究促进当代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自觉,从而保持学术品格与实践活力是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深化发展的关键所在。
 
  质性研究具有探索社会现象、对意义进行阐释,以及发掘总体和深层次的社会文化结构的作用,质性研究的范式恰恰能更好地使体育的人文性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充分体现,并为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另一种思维方式和研究路径:
 
  首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求把研究对象所处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背景与之相关联进行分析,质性研究方法论所强调情境主义、动态研究、经验主义、反思性等特点正好与体育社会科学的这种研究倾向相切合。
 
  其次,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人文特色,从深度去解析与体育相关的行为与现象,从点滴的日常生活去理解体育的意义和社会价值,从各种差异化的体育实践去归纳新的体育发展理论,这要求多元、综合的质性研究范式的广泛应用。
 
  最后,质性研究范式本身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更新与发展,它已经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走向了关系主义,在个体与集体之间、个人与文化之间、现在与过去之间分析问题,这种研究策略对于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有一定的引导意义。
 
  综上所述,质性研究范式合理、有效的使用有利于扩展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视角、丰富研究内容、加强研究分析、产生更具体的关于体育运动行为与认知方面的理论,对增强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总体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熊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