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蜀学对苏轼散文创作的影响

摘 要:蜀学发展至两宋年间,在对前朝学术及学者学说的不断吸收改良后,其身已经形成很完整的学术体系和思想体系。在北宋时期,尤以眉山三苏为代表,形成“三苏蜀学”,使蜀学的影响不断扩大并对蜀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三苏之一的苏轼,一生所学驳杂,融通三教,以巨大的文学成就鸣世。在对苏轼的学术思想及文学创作进行管窥的过程中不难发觉,苏轼不仅在诗歌创作上受到儒道佛学等诸多不同流派的影响,在他的散文创作过程中,尤其具有重道、人情、学贯三教等多重蜀学的学术特色。因此本文着重从蜀学出发,寻源探流,以希拨清苏轼在蜀学影响下在散文创作上的学术思想、特色以及形成原因。

关键词:蜀学;三苏蜀学;苏轼;散文创作

作者简介:董思岐(1993-),女,辽宁本溪人,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方向:文学、文献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0-074-02

 

苏轼,字子瞻,四川眉州眉山人。父苏洵,交游甚广,长于各家学说,乃“三苏蜀学”的开创人。苏轼受其影响颇深,著《论语说》、《书传》、《东坡易传》,并多钩沉历史之篇,以散文论传正名学术。秦观在《答傅彬老简》重曾谈论道:“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苏轼亦曾自言“一生得意处,惟在‘三传’”,可见其对自身学术观点的倚重。

苏轼的学术构成,很重要的来源便是其家学。三苏家学渊源杂驳,摄受各家思想之精华,承继而发扬蜀学。因此要厘清苏轼的学术思想,就必然要厘清“三苏蜀学”的基本特点,并以此来结合苏轼的个体情况,具体分析并加以探讨。

一、“三苏蜀学”的学术特点

两宋蜀学之繁荣,是继汉晋后学术史上的又一次高潮。宋人敢于挑战权威,入北宋后,疑古惑经的思潮演烈,传统汉学逐步向新学——宋学过渡。经学高度发达,学派林立,彼时形成以苏门父子为代表的“三苏蜀学”、二程的“程洛理学”及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荆公新学”的鼎立之势。与此同时,学风开始嬗变,由浮华走向质朴,文人学者也皆开始摒弃词藻而偏嗜古文,其发展之势头可谓空前绝后。与此同时,巴蜀之地人才辈出,文化圈子十分活跃,学术氛围浓郁,形成了十分厚重的文化底蕴,因此以苏洵、苏轼、苏辙为杰出代表形成的“三苏蜀学”,一时间光灿学坛。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讨论的蜀学,是指狭义上的蜀学,即“三苏蜀学”。“三苏蜀学”顾名思义以“三苏”为主体,由苏洵创立,经由苏轼、苏辙两兄弟,乃至苏轼的门生秦观、黄庭坚等人所拥趸的一脉学说。与广义的蜀地学说流派相区别。故此三苏蜀学之学术特点,具体如下。

(一)以儒学为基础,佛老为砖瓦

三苏之蜀学虽由苏洵开启,而真正的彰影传世则多赖苏轼。苏轼之蜀学,或可喻为三苏蜀学之“灵魂”。苏轼比冠之年,博览群经,好属文,尤爱贾谊书,作《贾谊论》,有“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的见血之评。此外轼亦好陆贽,以其奏议为“治乱之龟鉴”。苏洵远游之时,其母程氏曾亲授其书,至《范滂传》时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可见苏轼从小便受到了儒家的正统教育,并有志于儒行。此外,三苏皆好为《易》作传,兼以构筑自身的哲学体系。苏洵为《易》作传百篇,未竟而卒。受洵之影响,轼承其父“诸儒以附会之说乱之也,去之,则圣人之旨见之矣”之宗旨,清穿凿附会之言,明圣人之道。朱熹曾赞叹苏轼说“东坡解经……盖是他笔力过人,发明得分外精神”。由此亦不难看出,苏轼的内心其实时刻地恪守着儒家经世致用、不谈玄说妙的实用精神。而后苏轼渐读老庄,入道藏,师从道士张易简,尊葛洪为师法,广交道人胡洞微等人。当他读《南华经》时,感叹于庄周之言的空灵透彻与世间浮沉,人生纵千重变而万物齐一,因有“得吾心矣”的感慨。元丰二年(1079)“乌台诗案”使苏轼横祸加身,贬谪黄州,从此“致君尧舜”的思想发生松动,转向佛道。时因世局变异而内心苦闷,佛道尚分庭抗礼于其心,然而随着对佛经研读的逐渐深入,黄冈时期,苏轼自号“东坡居士”,以释家居士自居。在《与参廖子书》中言:“某到贬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细说。大略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住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罨糙米饭便吃,便过一生也得。”在《苏文忠公文钞?安国寺大悲记》中茅坤亦曾评价苏轼说“无论学禅、学圣贤,均从笃行上立脚。”可见苏轼心性向佛渗透于辞章散文诸处,且笃佛深矣。

总体观之,苏轼之于蜀学,虽杂糅三教,但究其根本,是以儒家为地基,以佛老为砖瓦,辅之以粉饰不平。因此,兹如漆侠先生所言“不论苏氏父子在宋学上的成就如何,就其学术思想而言,则是立足于儒而摄取其他诸家学说的。”

(二)三苏皆重人情,以情理释义理

与荆公学派淡漠心性的学说不同,三苏皆重“人情”,并把这种人情援入经学,提出圣人之道与人情不悖,且圣人亦常存人之常情之说。苏辙言《东坡易传》乃因“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顺逆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东坡易传》在一开始的乾卦的校注中亦即言明:“情者,性之动也,泝而上,至于命;沿而下,至于情,无非性者。性之与情,非有善恶之别也,方其散而有为,则谓之情耳。”三苏不仅重情,更以情释卦,并且认为“其于《易》也,卦以言其性,爻以言其情。情以为利”。而 “六爻发挥”,需要“旁通情也”,若能“以爻为情”,则“卦之为性也明矣”。

此外,与传统宋学相比,“三苏蜀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对“理学”的发展,走了一条与程颐、程颢不同的道路。三苏不仅对义理有了相当程度的阐释,同时援情入理,可谓情理兼得,注重情理。二程在《中庸》中汲取“道”、“天命”等学说,形成洛学中重要的“理”的核心思想,约束形神而注重内省。而苏轼对于《中庸》,则持观望态度,并没有像程氏一般,将其奉为圭臬,立开宗之说。苏轼认为“夫君子虽能乐之,而不知中庸,则其道必穷。”他始终认为,中庸之不易,难以企及,虽然信矣,可“中庸之难言也”。因此不以程式之约束为意,横槊赋诗,以情理入世,更有烟火气,亦更具有人情味。

二、蜀学对苏轼散文创作产生影响的原因及特点

散文相较于诗词,诗词囿于篇幅字数与创作技巧,时常有夸大境界和故作洒脱之言。而散文则可以徐徐道来,揭示前因后果,更为真诚且详尽地阐述个人理想与情感,因此苏轼的散文创作不仅更贴近苏轼本身,也更能说明他在学术上的造诣。而他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即他个人及父兄所共侍的“三苏蜀学”,就很好地承担了这个桥梁的作用并在苏轼的学术成就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蜀学与苏轼的散文创作在政治、学术思想上的诉求相同,且互相裨益

蜀学重经世致用,融合三教而重“道”(非道家),在政治上为儒学巩固基础的同时又能兼及佛、道,这样,在很大程度上为思想上的巩固和统治扫平了道路,同时也减少了纷争。而在苏轼的散文创作过程中,尤以政论性散文为主,很重要的一点便是针砭时政以经世致用。苏轼虽然在谪迁黄州后,更多的转向佛禅,也尽管苏轼一生在政治上屡遭迫害,导致其政治成就不高,但是苏轼所创作的散文气象中,很多以治乱论道为重,其人在行事作为上也大有忠君爱国的思想抱负,三起三落的政治生涯有着明显践行儒家、坚守本心的痕迹。因此,他的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和他追求治乱古今不尚空言的散文创作无论在政治诉求还是学术思想诉求上,都是一以贯通并互相彰益的。

(二)蜀学与苏轼的散文创作具有共通性,且能互相启发

苏轼在蜀学上所表现出来的学术特点与其散文创作中所夹杂的个人特色有着惊人的共通性与一贯性。正如上文中所提到,苏轼之蜀学其实为儒学,兼采了一些佛老思想,共同为道筑基。注重儒学,即重经世致用之学,其散文质朴简洁,注重实用性,引经据典时而发人深省,乃是不可多得的奋世文章。而苏轼的散文作品中,那些具有政治讽谏、策论评议的文章在总量中也占有非常大的比重。苏轼一生坎坷的从政经历及人生挫折与其儒家行者的政治理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高谈阔论为苏轼遭致灾祸,而灾祸又使苏轼走向圆融和成熟。在砥砺中前行,苏轼向佛老的转化,不仅使他人生的格局走得更为开阔,同时拓宽了他文学创作上的思维与素材,二者“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共同造就了一个学术思想与文学创作上的双重巨擘。在此之外,苏子之文,行云流水,辞章达意,巧妙精绝,多有人情关怀。一方面渗透了儒家仁爱之心,另一方面也是对佛家慈悲之心的发扬。因此苏轼的散文,或借景抒情,或直抒胸臆,充满感情色彩,而其蜀学,重人情,以情入理等特质又与此别无二致。

综上所述,蜀学之于苏轼,为其提供了夯实的思想学术基础,在此之上,苏轼的散文创作也呈现出了相应的“蜀味”基调与特色。二者承前启后并贯穿始终,也为苏轼其人增添了许多不一样的光彩。苏轼一生所学所侍众多,后人褒贬亦众。但是,通过蜀学对苏轼散文创作的影响进行观察,笔者认为苏轼思想体系虽然复杂多样,但心性单纯为人大气有肚量;学问学派虽驳杂,志虑却忠纯专一不苟且。或许正如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所评价的那样:“他的作品之中流露出他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而有力,虽胥视情况之所宜而异其趣,然而莫不真笃而诚恳,完全发乎内心。”本文亦采用林先生的一段总结为文章结语,关于苏轼,“他能狂妄怪僻,也能庄重严肃,能轻松玩笑,也能郑重庄严,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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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次数:  更新时间:2017-11-12 10: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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