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听风吟

作者简介:陈玲玲(1993-),女,汉,浙江人,硕士研究生,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艺术学理论专业,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专业;兰正江(1993-),男,汉,浙江人,硕士研究生,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艺术学理论专业,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专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0-086-0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诗经?周南?关雎》

《关雎》既是国风的第一首诗,亦是《诗经》的首篇,但由于“诗经学”经历了先秦重应用,汉学重训诂,宋学重义理,五四以来重文学的不同阶段,所以对《关雎》的理解,各个时期不尽相同,可以说是争议甚大而聚讼纷纭。

总的来看,《关雎》的历代阐释呈现出“情”与“礼”、“情”与“理”的此起彼伏。也就是一种“温柔敦厚”之美与一种“劝惩教化”之义的微妙变化。

一方面正如《毛诗序》中所言:“《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此诗所体现出来的关乎“礼”与“理”的文化因子使其成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文化经典。另一方面,两汉时期的发愤著书,魏晋六朝以来的文学自觉,明代文学性的高扬,使得人们更多的关注于《关雎》中诗性因素的阐释与解读。诸如前人在其文法,字法,用韵,音节等处的感悟,使其艺术价值更进一步彰显。

但是《关雎》的经学解读(劝惩教化之义)和文学解读(温柔敦厚之美)并非是毫无关联的,而是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在冲撞中得呈现出巨大的张力和不尽的丰美,从而发出响彻千古的“关关”之音。

具体而言,此诗分五章,每章四句,共二十句。首章见物起兴,以滩头水畔的一对雎鸠鸟的叫声起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在此番充满情感,充满寓意的人文之景下,进而引出人“君子”和“淑女”。这两个人物的出现,是从自然现象到社会文化的一种对应,故关雎不仅仅是自然之中的一物,更是“社会化”了的象征物。闻一多先生在《诗经通义》中提到:“鸠之为鸟,而尤笃于伉俪之情,说者谓其一死,其一亦即优思不食,憔悴而死。”或许只有这样重修内美的“淑女”才能真以让“君子”穷追不舍。与此同时,君子对于淑女的爱慕之情虽自由却也是通过合乎道德理性的表达。爱离不开外在之美,诗中对“淑女”的外貌描绘仅是“窈窕”一词便可让人倾倒。但是爱更是精神之美,是自由的结合,又是社会道德的体现。从“关雎”到“淑女”和“君子”,不正是想要说明自然现象与社会文化处于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吗?因此,首章便有了劝惩教化之义与温柔敦厚之美的双重性特征。

次章以荇菜兴起,引发出君子求爱的行动,所谓“寤寐求之”,意味缠绵;三章则进一步写出君子“求之不得”而“辗转反侧”的幽思,使这种爱情的追求显得曲折有致,层层递进,饶有趣味,方玉润《诗经原始》说道:“通篇精神扼要在此,不然,前后皆平沓矣。”特别是此章之“求之不得”使得前后跌宕起伏,趣味横生。但这一切表达正如孔子所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主人公求而未得,仅仅表现为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发乎情,止乎礼义。其悲伤却不伤害身心,在情感与理智之间能达到一定形式上的平衡,体现着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此二章不但在情节上曲折反复,为我们勾勒了一位为情所困而不失可爱的君子形象,更是在这期间贯穿儒家所倡的中庸之道。

诗经中的另一爱情篇目《陈风?泽陂》相较而下,此诗显得哀而过伤。闻一多《风诗类钞》认为《泽陂》的主人公是“一副柔怯而任情的女性意态”也就是其情感的表达过于放纵。因此其并不能成为公认的文化经典篇目。

五章转而从“辗转反侧”的愁思中跳了出来,幻想以“琴瑟”“钟鼓”来亲近淑女,使之欢娱。《诗经》证明,贵族男青年出游,是常常伴歌而行的。《魏风?园有桃》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陈风?东门之池》见到美丽女郎,更是说:“彼美淑姬,可以晤歌。”如果说三四章体现了“哀而不伤”的心理,那么四五章更多地展现了一种“乐而不淫”的情愫。“君子”虽欲使心上人“友之”“乐之”却是借“琴瑟”与“钟鼓”温婉而含蓄的表达自我对于爱情的希冀。“琴瑟”与“钟鼓”皆为典雅之乐器,君子用之以明己志而不失于轻薄。这其间温柔敦厚之美的展现及劝惩教化之义的表达与二、三章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古典诗学具有两种解释体系,一是从功能价值(劝惩教化之义)出发,从儒家伦理出发去建构诗学的内在价值观念;另一种是从艺术本身(温柔敦厚之美)出发,从审美出发去建构诗的内在艺术规律。这两种体系虽各侧重却不矛盾,在《关雎》之中得以完美融合。以礼言诗看重的是诗的社会教育价值,以情言诗则是看重的诗的审美价值,在西方亦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两股洪流。正如德国接受美学家姚斯所言:“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个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的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的过程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

 

参考文献:

[1]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3.

[2]德]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金元浦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193.

浏览次数:  更新时间:2017-11-12 10: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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