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党政系统与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舆论反响与文本评析研究”（15CKS006）、广东工业大学质量工程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思政课教学创新研究”（261541435）的阶段性成果。
周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11页。
【摘要】
考察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求索，《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最为重要的文献之一。毛泽东非常重视宣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内部问题。从一些时间节点对比来看，一些省份学习传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内部问题的态度并不是很积极。由于理论认识和现实选择两方面的考虑，相当一部分地方干部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存在抵触心理。认真分析地方党政系统学习传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有助于我们对《正处》及其导引的政治事件作出更加准确的分析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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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地方干部
中图分类号：A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4-0046-07
作者简介：周兵，哲学博士，（广州510090）广东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①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76）》四，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672—167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6页。
③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5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7—198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96页。
考察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求索，《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文献之一。一般认为，《正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
①
但与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不同，《正处》最初的传播对象并不是知识分子或普通读者。作为中共党内的文件，它首要的传达渠道是党政系统的各级干部，由各级干部贯彻执行。在毛泽东看来：“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②
干部的态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政策文件的命运。仔细研究地方党政系统对《正处》的反响和贯彻情况，有助于我们对《正处》及其导引的政治事件作出更加准确的分析和判断。
一、毛泽东对学习传达《正处》的态度
《正处》出台后，毛泽东非常重视对于这一文件精神的宣传。在他的建议下，中共中央于1957年3月6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的首要议程就是听取《正处》报告的录音。此外，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还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了主题报告。
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后，毛泽东积极筹划如何向下传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3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党委等要深入传达和讨论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强调“各省（市）应该尽量吸收地县（市）委书记听取关于毛泽东同志讲话的传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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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这个指示的批语中写道：“尚昆用电报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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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发出后的3月17日到4月7日，毛泽东在这段时间的主要工作是向地方干部宣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3月17日抵达天津的当晚，毛泽东就到该市人民剧场对党员干部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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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讲话的开头就指出，党内对“双百”方针存在各种意见，有赞成的，有怀疑的，也有不赞成的。3月18日，毛泽东到山东省政府大礼堂，在山东省级处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
同上，第114页。
他在讲话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有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些方针在我们党里头还有相当多的同志不甚了解，有一些同志不大赞成这样的方针。”同上，第116页。3月20日上午，毛泽东到南京市人民大礼堂，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同上，第119页。毛泽东讲话的开场白就是：“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76）》四，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611页。3月20日下午，毛泽东到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121页。
从这四天的行程以及讲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一个基本的判断是，相当一部分党政干部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认同存在障碍。由此，我们也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亲自下到地方，并选择人民剧院、政府大礼堂这样的大场地进行演讲。毛泽东此行到达杭州后，在会见外宾时说：“在人民内部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我现在正在反复说明这个道理，到处进行游说，成了一个游说家。”同上，第124页。后来他在同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省市领导谈话时又说：“《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同上，第129页。
地方党政系统与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研究
《现代哲学》2015年第4期
正因为毛泽东认为他的报告没有“物质基础”，所以他对地方党政干部学习宣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非常担忧。4月1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检查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将各地情况15日内用电报进行汇报。在指示中，毛泽东还进行了一连串的发问——“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同上，第135页。从这些措辞中，我们能够读到毛泽东当时心中深深的忧虑，甚至是焦虑。
二、省级地方党委学习传达《正处》的情况
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参加了最高国务会议，中共中央也对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作出了明确的指示。因此，各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对于学习传达毛泽东报告的内容和要求，应该是非常清楚的。那么省级地方党委究竟是如何学习传达《正处》的呢？
比较全国各地省级地方党委学习传达《正处》的过程，中共湖南省委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中共湖南地方党史资料，也较为完整地呈现了这一历史过程。4月12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正处》讲话和宣传工作会议讲话。参加会议的有省级机关负责人，各地、市委书记和宣传部长以及省政协委员等党内外人士共2300多人。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第二卷（1949—1978）》，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0页。4月21日，中共湖南省委发出《关于迅速传达并认真讨论毛主席的两个报告的通知》。通知要求：凡是尚未向所属人员进行传达的部委、厅局、学院，应该迅速由部长、厅局党组书记、学院的党委书记或党员院长负责进行传达；已作传达而尚未组织讨论的单位，应该组织大学进行认真讨论。同上，第260页。4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委召开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研究部署毛泽东讲话的传达与学习问题。根据会议要求，各地市委在4月底至5月初召开了以县委书记、县委组织和宣传部长为主，吸收工矿党委书记、学校校长、社会民主人士等社会各方代表人物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在县委书记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后，各县又于5月中旬召开了乡干部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其中乡干部会议一般是本乡3至5个主要干部以及县委机关下乡干部参加，会议大部分时间用来解决实际问题，小部分时间用来传达讲话精神。宣传工作会议一般是中学教员、完小校长、民主人士、工矿负责人、机关干部等参加，会议主要是传达、讨论毛泽东的讲话，听取与会人员意见，研究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同上，第260—261页。从湖南省的情况来看，各级党委按照行政级别逐级传达学习毛泽东讲话。
综合地方党史资料来看，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传达毛泽东报告最为积极的应该是黑龙江。1957年3月7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会议就传达贯彻了毛泽东的《正处》讲话。会议决定在全省党员干部中普遍传达，并用三个月的时间，联系各地区、各部门的实际情况，研究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黑龙江党史大事记（1949?10—1989?12）》，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5页。3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此后，黑龙江省委在3月下旬又成立宣传工作会议筹备委员会，并分头召开会议，座谈全省宣传工作问题。同上，第166页。在中央作出关于检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执行情况的指示后，黑龙江省委于4月22日发出《关于组织全省干部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的通知》。通知要求用两个月的时间组织全省干部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并结合学习《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的《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等四篇社论。同上，第165页。4月28日，黑龙江省委一届五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毛泽东的《正处》报告。会议决定此后两个月内，全体干部要集中精力学习领会这个报告，要由第一书记领导，总结过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面的经验教训，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同上，第169页。5月1日，黑龙江省委常委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省委机关立即开始整风，并在全省范围内分期分批展开。同上，第168页。
虽然以黑龙江省委为代表的部分地方省委对毛泽东《正处》讲话的反应还是比较积极的，但从全国范围内来看，这一现象并不是很普遍。中央在3月16日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中要求“各省（市）应该同样召开宣传工作会议”。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5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8页。事实上，一部分省份的党史资料中并没有召开宣传工作会议的记载。而有记载相关信息的省份中，绝大部分省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的时间都在4月份甚至以后。比如，中共贵州省委召开的全省宣传工作会议时间是4月10日至20日吴廷述主编：《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32页。，云南召开的时间是4月10日至22日王元辅主编：《云南五十年》，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58页。，湖南召开的时间是4月12日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第二卷（1949—1978）》，第260页。，河北召开的时间是4月15日至22日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河北历史大事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15页。，河南召开的时间是4月16日至19日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河南党史大事记》（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6页。，浙江召开的时间是4月18日至27日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大事记（1949?5—1993?12）》，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75—76页。，四川召开的时间是4月18日至30日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98》，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5页。，安徽召开的时间是5月3日至20日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安徽省历史大事记（1949—1999）》，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1页。，内蒙古召开的时间是5月6日至19日内蒙古党委宣传部编：《中共内蒙古地区宣传工作大事记》，2013年，第90页。，广西召开的时间是5月14日至24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广西地方史大事记（1949?12—1999?12）》，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7页。，江西召开的时间是5月28日至6月8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大事记》，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253页。。
一些省份尤其是省委主要领导对宣传工作会议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反映他们对《正处》讲话的态度。1957年5月14日起，广西召开全省宣传工作会议。时任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致开幕词。与会代表对陈漫远意见很大。各县的宣传部长们认为中央和其他省市的宣传会议，都是由第一书记亲自主持，而陈漫远只做了一个开幕词，草草了事。有的与会代表说陈漫远给中央的政策打了折扣。有的与会宣传部长说，陈漫远给整风的劲头打掉了40%。甚至有会议代表提出：“未开会时兴高采烈，听了开幕词心里凉了半截，想不到陈书记会这样不热情；有的说，很多省、市都动起来了，广西仍是‘春风不渡昆仑关’（在省内中部）冷冷清清。”以上参见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第2218期，1957年5月31日，第3—4页
结合当时的历史材料可以看出，党内有一批干部起初对毛泽东的《正处》讲话确实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省级地方党委和政府没有及时宣传《正处》讲话，虽然不能说明他们抵触讲话，但这对于讲话向基层学习传达无疑是不利的。
三、基层干部对贯彻执行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态度
现在主要的中共党史（包括地方党史）著作，一般都认为《正处》讲话以后，各级党委积极传达讲话，基层干部对讲话的态度热情。在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修改后的《正处》时，情况确实如此。但是在它公开发表以前，如果进一步梳理当时的一些历史材料，情况可能没有这么简单。《正处》讲话在向基层传达的过程中，抱有抵触情绪的基层干部大有人在。上海市机关科、处长级党员干部在讨论毛泽东讲话时，流露出相当大的抵触情绪。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第2188期，1957年4月25日，第9页。基层干部对讲话的抵触情绪主要来自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
就理论认识层面而言，基层干部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最大的异议在于否认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存在矛盾。有干部指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忠心耿耿地为人民办事，领导是为群众服务的，怎么能说领导和群众之间有矛盾呢？”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第2175期，1957年4月10日，第3页。还有干部提出：“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的利益一致，内部不应有什么矛盾。”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第2184期，1957年4月20日，第8页。也有人提出，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二者界限模糊，不好把握。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第2206期，1957年5月17日，第3页。
而就现实选择而言，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形：
首先就是一些干部以往工作没作好，担心在这个运动中受到批评和处理。这方面，陈漫远的经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根据《漫漫修远——陈漫远史料专辑》记载，1956年春，广西许多地方发生饥荒。就当时的情况来讲，广西的粮食储备完全可以实施救济，安全渡过难关。但一些地区的领导漠视人民疾苦，在灾荒发生后，没有采取有利措施防止灾情的恶化。在平乐、荔浦、横县地区发生了大批农民逃荒和近3000人饿死的重大事件。陈漫远主持的省委、省政府不仅负有重大失察责任，而且对应负责任的失职干部有姑息思想，迟迟不作严肃查处。基于以上工作错误，陈漫远在整风运动中被撤消广西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漫漫修远——陈漫远史料专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1178页。
其次，当时的干部队伍知识水平相对来说较为低下，因此作说服教育工作和领导整风的能力不足。1956年下半年，河南省临汝县先后有三十一个社发生“闹社”事件，占全县农业社总数的8?86%。这些“闹社”事件事实上跟干部的经营管理能力不足有很大关系。当时中共临汝县委共有25个委员、6个候补委员。这31人中，只有3人读过初中，其余都是只上过小学或没有上过学。一般的乡、社干部工作热情很高，但工作方法简单，命令主义作风比较普遍；他们的文化水平一般也很低，有许多社长和社支部书记都是文盲。这支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干部队伍不仅不善于作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而且对合作化以后的新工作——管理集体经济和集体生产也感到很吃力。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第2161期，1957年3月25日，第451—452页。据浙江的情况来看，区乡干部当时普遍采用“整”、“压”的方式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对教育说服方法抵触很大。温岭县开乡干部会讲如何处理内部矛盾时有两个乡的干部不参加，四个乡的干部中途退出。他们说：“上级讲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要我们挨打，有的区书（“区委书记”的简称——作者注）批评县委太右倾。”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第2206期，1957年5月17日，第9页。
最后，也有一些干部担心影响后续工作。南京国营工厂的干部在听了省委领导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以后，普遍反映今后工作不好做了，困难更大，怕自己水平低、本钱少、能力差，不能以理服人，甚至有理说不清。因此，不少干部、工段长要求下放。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第2194期，1957年5月3日，第12页。重庆地方国营、私营合营厂一级的领导干部普遍感到苦恼，他们说“官”不好当了，事不好办了，钱不好拿了，还是让他们去当工人吧。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第2198期，1957年5月8日，第5页。浙江临海县一个支部书记说：“毛主席这个报告一公布，北京没有事情，乡干部可被打软了。”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第2209期，1957年5月21日，第8页。
这三种情形导致上海市基层干部对“鸣放”产生了三怕：“一怕放了会出乱子；二怕放了以后老一套的工作方法吃不开，事情不好办，又怕反官僚主义反到自己头上，下不了台；三怕自己水平低，跟不上去。”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第2188期，1957年4月25日，第10页。
正因为基层干部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不支持、不理解，因此他们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
首先，比较普遍的是，基层干部不愿承认人民闹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领导人员的官僚主义。在这些基层干部看来：“阶级敌人还没有完全消灭，若主要原因归于人民内部矛盾，就会放松了对敌人的警惕；或者说，别的部门可以这样看，公安部门不可以这样看，否则就会放松自己的工作；或者说，强调克服官僚主义，作好工作是对的，但绝不能说是没有反革命捣鬼。”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第2184期，1957年4月20日，第10页。这些干部认为把人民闹事原因完全归之于领导上官僚主义是不公平的。
其次，基层干部认为有些人民内部矛盾是由国家政策的失误造成的。比如，一些干部指出：1956年提倡穿花衣服、宣传大建设，大量吸收和提拔干部，大量招考工人；1957年又宣传增产节约，艰苦朴素，稳定提高干部。1956年总工会一个宣传提纲宣布第二个五年计划增资计划，还叫向职工普遍宣传，1957年一律停止进行。1956年周总理说干部薪级每年评定一次，1957年就提出基本不动。过去组织不来货源上级批评，1957年物资多了，积压资金，上级还是批评。因此，这些基层认为：“上级（包括中央在内）决定问题‘太草率’，‘上边不刮风，下边不下雨’、‘上级说得多，变的多，怎说怎有理，下级怎说怎也要检查’，因此‘不能光怨下边’。人民内部矛盾是自己招来的。”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第2184期，1957年4月20日，第9页。
最后，基层干部认为闹事是由于群众落后。河南新乡市委在召开扩大干部会议时，一些干部认为职工中的闹情绪、闹老婆等现象，是因为个人目的满足不了因而闹事。这些干部认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最不应该闹事。而农民在土地改革中分到了土地，在救济和贷款等方面，政府花了很大力量。由此，一些干部骂闹事的工人、农民、学生是在“忘本”，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是“严重的个人主义要求和集体主义之间的矛盾”。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第2184期，1957年4月20日，第10页。
四、从地方党政系统看毛泽东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1957年是现代中国政治的重要分水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1957年中国政治的重要主题。由这一主题所导引出的中共整风运动衍生出反右派斗争等政治运动。这些政治事件对中国政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地方党政系统的动向，对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相关的政治事件可以得到一些新的认识。
（一）一般认为，《正处》讲话当时为党外人士所欢迎，却在中共党内遭到了冷遇。这种“冷遇”以《人民日报》最为典型。《正处》讲话后，《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的官方媒体并没有进行跟进报道。它在受到毛泽东激烈批评后，才于4月10日组织了第一篇有关《正处》的社论。毛泽东看到社论后，再次批评《人民日报》是“死人办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131页。对此，胡乔木后来曾解释道：“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中间有些复杂的过程。毛主席最初认为暂时不要宣传，怕别的国家接受不了。可是后来上海文汇、新民报这些非党的报纸大讲特讲，毛主席感到应该讲，对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不宣传作了严厉的批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当时或许让邓拓等人倍感冤枉，也让后人感到很难理解。但如果结合当时地方党政系统对《正处》的态度，就会对事情有更深一步的认识。当时相当一部分省级地方党委都按兵不动，没有及时召开宣传工作会议，这确实为毛泽东所言——他的报告在党内没有“物质基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注解。正因为毛泽东感到他的报告在党内没有“物质基础”，所以才会感到不满甚至愤怒。《人民日报》的表现恰好为毛泽东表达自身不满和愤怒提供了说辞。很多省份召开宣传工作会议的时间都是在《人民日报》发表有关《正处》首篇社论以后，这或许不仅仅只是一个历史的巧合。由此，我们也就更加能够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在4月19日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检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执行情况的指示》，而一些省份甚至是在这个指示作出以后才召开全省宣传工作会议。
由此看来，毛泽东批评《人民日报》，既是对《人民日报》的不满，更是对地方党政系统的不满。而他批评《人民日报》的最终目的，也是希望通过《人民日报》形成舆论声势，进而推动地方党政系统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接纳和执行。
（二）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很重要背景是群众闹事。而当时群众闹事的成因比较复杂，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当时经济困难方面的因素。而且经济因素在一定区域内还占据了主导性。比如当时温州专区发生的群众哄闹事件，很多是由于粮食不够吃而引起的。温州专区当时有64个乡、118个社粮食紧张。这些乡村不断发生农民特别是妇女抱着小孩到区、乡、和县政府要饭吃、抢东西、打干部的事件。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第2174期，1957年4月9日，第11页。根据当时针对江苏省新沂县街集乡的调查，社员对合作化不满意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干部作风不民主，而是由于收入减少或者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不善。据统计，这方面原因导致的不满意人数占不满意总人数的62?1%。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第2178期，1957年4月13日，第11页。
基于这一分析，当时就有基层干部提出，人民闹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目前生产力发展赶不上人民要求这一客观原因”。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第2184期，1957年4月20日，第10页。浙江省在传达《正处》过程中有人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原因，争取大丰收，使农业合作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工业原料充足，城乡关系正常，这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办法。”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第2189期，1957年4月26日，第3—4页。
以上材料似乎印证了中共八大政治决议有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中共八大的政治决议写道：“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4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8页。与这一论断不同，毛泽东认为接下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也要在生产关系领域，尤其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层面，要进一步调整。毛泽东提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是这一思想的重要体现。从现在一些干部严重的“四风”问题来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确实任重道远。
（三）虽然当时群众闹事有很强的经济因素，但不能否认有些地方干部的工作方式不甚妥当。新华社记者就反映广东一些基层干部对处理农民退社问题态度粗暴。比如，1957年2月22日至3月14日间，顺德、南海、中山、番禺等县共有32批退社农民到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反映合作社退给他们的田又远又坏，甚至远到要走一天的路程，或者要拖到四、五月份才退给他们田，使他们无法春耕。信宜县安东乡庄垌村对单干户规定了：土地一律评产，除“三定”产量外，余下全部交社；耕牛一律折价归社；一律停止供应油盐；不得探亲；死人不得请人抬。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第2168期，1957年4月2日，第23—24页。
社队干部的这些做法确实显得简单粗暴，不近人情。但我们要肯定的是，他们这些做法的出发点还是为了维护农业的社会主义道路。社队干部的那些不妥当做法在相当程度上只是为了打消退社者的个人主义思想倾向。对此，当时就有基层干部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严重的个人主义要求和集体主义之间的矛盾”。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第2184期，1957年4月20日，第10页。时任北京电站党委书记李寿祺也提出：“矛盾总是两方面的，只解决干部的三大主义是不行的，群众中的个人主义也不少”，“在人民群众中也开展一个思想运动，整一整群众的个人主义。”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第2209期，1957年5月21日，第10页。
由此看来，当时要想建设好社会主义，仅仅反对干部队伍的官僚主义，反对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是不行的，还必须支持地方干部反对群众的个人主义。针对农业合作化过程中部分农民的个人主义倾向，山西省在毛泽东《正处》讲话以前就已经开始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宣传运动，“宣传的主要内容主要是联系群众思想和实际事例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工农联盟的教育”。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第2188期，1957年4月25日，第4页。山西的做法得到了基层干部的大力肯定。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第2209期，1957年5月21日，第10页。甘肃省委在组织学习《正处》讲话的同时，也于4月22日向各地党委发出了《关于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思想宣传运动的通知》，要求对合作社干部进行教育的同时，也提出要对农民群众进行勤劳生产、俭朴生活、爱社如家、爱国光荣、争取做个好社员的教育。甘肃省农业厅农业志编辑办公室编：《甘肃省农业大事记（1949—1987）》，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0页。山西和甘肃的做法后来获得了中央的认可，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推广。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也作出了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指示要求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6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9页。由此看来，整风运动从整顿干部走到教育群众，其中带有很大的必然性。
（责任编辑欣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