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诚信价值观的文化根基

  • 投稿无哀
  • 更新时间2016-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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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既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是对中国传统诚信价值观的继承。作为中国传统价值观,“诚信”不仅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准则,也是社会交往和国家治理的价值规范,是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次的有机统一。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同样也贯穿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任何一个层面缺失诚信,都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因而也是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的核心价值规范。传统诚信文化的丰厚资源,也为倡导国家诚信、社会诚信以及个人诚信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传统诚信观;个人诚信;社会诚信;国家诚信;当代传承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1-0013-03 
  “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既是对中国传统诚信价值观的继承,又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中国传统价值观,“诚信”不仅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准则,也是社会交往和国家治理的价值规范,是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次的价值观的有机统一。国家、社会和个人任何一个层面缺失诚信,都会造成极大危害,因而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传统诚信文化的丰厚资源,也为倡导这一整体的价值体系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三位一体”的中国传统诚信观 
  诚信,是诚实守信的简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诚信”一词由“诚”和“信”两个字构成,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以诚信两字互训:“诚,信也。”“信,诚也。”[1]56可见,这两字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南宋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庸》中,对“诚”的释义是:“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2]29“信”从字形结构上看,“从人”“从言”,强调人言行不悖、表里如一、严守承诺。所以,诚信的基本内涵可概括为:真实无妄,重信守诺。 
  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中,“诚信”既是个人修身养性的价值理念,也是社会交往和国家治理所秉持的价值观,是三位一体的价值规范。 
  (一)个体诚信 
  中国古代有很多个体修身的案例,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曾子杀彘”就是个体诚信的范例。曾子之妻要去集市赶集,她的小儿子不愿离开母亲,就哭着追她。母亲哄他说:“你如果回家去,我回来就给你杀猪吃。”儿子听后乖乖地回家了。等妻子从集市上回来,曾子就真的要去杀猪。妻子忙制止说:“我是骗儿子的,和他闹着玩呢。”曾子却严肃地说:“大人不能对小孩子说谎话。小孩子现在什么都还不懂,需要父母亲来教育,向父母学习。如今你欺骗了他,就是在教他骗人。母亲欺骗孩子,孩子以后就不会再相信母亲了,这样还怎么教导成人。”因此,曾子就履行了妻子的诺言,把那头猪给杀了[3]185-186。本来“曾妻”可能只是以“为女杀彘”哄哄小儿而已,没有想到曾子却如此较真。按照大多数人的想法,小儿哭闹,哄哄就好了,成人对小儿的“承诺”多半也只是说说而已,用不着较真。但是,曾子却认为,小儿的童心和童真是不能“与戏”的,而且幼儿的“心智”有赖于父母的“诚信”教化,“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对待“未有知”的幼儿,曾子尚能做到言必行之、诚实无欺,更何况对其他“有知”的成年人了,因而曾子受人尊敬、德高望重。 
  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中,“信”与“仁、义、礼、智”一起,成为“立人”之“德”。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4]12“人之无信”犹“车之无■”,难以行之于世。正因为如此,历代思想家都把“诚信”奉为为人之“圭臬”。管子把“诚信”作为结交天下朋友的信义基石(“诚信者,天下之结也。”)[5]109,韩非子则把“小信诚”作为“立大信”的根本(“小信诚则大信立”)[3]184,刘向认为人背弃“信用”则其人品“一文不值”(“人背信则名不达”)[6]418,程颐则说个人如果没有信义将无法立足于世(“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7]4。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一点,没有诚信,个人就难于立身,社会就难以有序。 
  (二)社会诚信 
  如果说“曾子杀彘”体现了个体诚信的价值,那么“赵柔卖犁”则说明社会诚信的重要。《魏书卷五十二·列传第四十》记载,赵柔乃北魏时期甘肃金城人,少年时他便以高尚的品德、杰出的才学闻名于当时黄河上游一带。他为人宽厚仁爱,很有信用,历任著作郎、河内太守。有一次,有人送给赵柔数百枚犁,赵柔便和他的儿子赵善明拿着犁头到市场去卖。有个人来向赵柔买犁头,出20匹绢子的价格。赵柔同意卖了,那人便回去拿绢子。有一个商人看到了,知道赵柔是卖得太便宜了,想立即出30匹绢子买下。赵善明听到这位商人出价高,就想卖给他。这时,赵柔对儿子说:“与人交易,一言便定,岂可以利动心也?”那商人只得怏怏走开,心里又暗暗佩服赵柔的为人。原来的买主拿了20匹绢子来,赵柔父子便将几百枚犁头全部卖给了买主。这件事情很快就传开了,人们都很佩服赵柔言而有信、重信轻利的美德。就连“■绅之流”,也“闻而敬服焉”[8]390。 
  赵柔重信轻利的美德令人尊敬。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但人们已经认识到诚信是立业之基,当信用与利益相冲突时,毫不犹豫地舍利守信。社会是人与人相互交往而建立起来的人际体系,诚信是社会交往中的基本公德,是立业之基,只有讲求诚信,社会才能安定有序,事业才能长久发展。 
  (三)国家诚信 
  《史记·商君列传第八》记载了商鞅变法时“徙木立信”的故事,这则故事让我们认识到,在社会变革时期,国家诚信与威望的重要性。公元前361年,秦国新国君即位,即“秦孝公”,但当时秦国文化发展落后,在其他诸侯国看来,那是一个野蛮的国家;国内,百姓对君王的信任度很低,国家急需要改善这种状况。终于,商鞅提出了变法图强的良策,并在公元前356年开始主持变法。在变法前,商鞅认识到,在历史的大变动中,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缺少信任感,只有在全国建立起诚信守约的风气,才能保证变法改革的成功。因而在法律颁布以前,商鞅制作了一个3丈高(战国时一丈约合今天的6尺)的木杆,立于京城南门。他宣布:“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百姓们都不相信,因为他们认为政府是不会真正奖赏给他们的。这时,商鞅又宣布:“能徙者予五十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一个人把木杆扛到了北门,商鞅立即给了他五十金,“以明不欺。”从此,百姓们都知道了政府是言出必行、言而有信的。商鞅见时机成熟,就颁布了变法改革的法令。新政刚开始施行时,大家都还不习惯,而太子首先犯法了。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如果政府不能严格地遵照新政,那么政府颁布的政策在百姓心目中就是一纸空文,政府便失却了威望和信用。然而由于太子是君王的子嗣,不能施刑,商鞅便对傅公子虔及其老师公孙贾用刑。此后,秦国人都严格地遵守新政,按照新令行事。新政“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9]338商鞅变法在国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在国外,秦国也成为诸侯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并最终统一了六国,开启了我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新篇章。 商鞅在变法前,通过徙木立信,增强了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使变法得以顺利开展;在变法中,又通过令出必行、严格执法,增强了政府的威望和信用,使变法得以成功实施。商鞅的故事告诉我们,诚信是国家兴旺强盛的前提,是治理好国家的根本准则,在社会变革时期,尤其如此。当前,我国处于深化改革的重大历史时期,处于社会转型的历史动荡期,国家的诚信极为重要。 
  在传统社会中,诚信观蕴含在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个人诚信是修身处世的道德起点。“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4]12诚信是做人的首要标准,是立身于社会的基础;社会诚信是社会交往的基本公德。“以信接人,天下信之;不以信接人,妻子疑之。”[10]8可见,一个人没有诚信,便很难立足于社会中;国家诚信则是国家运行的基本准则。“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4]5所以,诚信是为政之基,治国理政要信而无欺。个人诚信、社会诚信和国家诚信是相互联系的,共同构成了一个民族的诚信价值观。 
  二、传承传统诚信观,建立诚信社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北京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11]诚信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个人、社会、国家都必须遵守的基本价值理念,是三位一体的有机统一体,在当今中国,诚信依然是个人、社会、国家都必须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任何一个层面不讲诚信,都将危害重重。而传统文化的丰厚资源,对我们在各个层面上如何倡导诚信观,具有重要启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是立足于我国当代社会现实,但却是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传统思维中的,因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价值观。因为一方面,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核心价值观之根,核心价值观只可能在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得到创新发展,没有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另一方面,当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还没有达到大众化的程度时,只有依托传统文化的根基来融会贯通,二者如影随形。中华民族是具有五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中国古代的诚信道德水平是非常高的,这对我国当前的诚信价值观建设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一)加强个人诚信养成 
  古人云:“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12]222意为要想修养自身的品性,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要想端正自己的心思,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所谓“诚意”就是要使自己的意念诚实。如何做到“诚意”呢?荀子曾说过:“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13]28君子修身养性最好的办法就是诚信,做到诚信其他的事情就不必了,只要守住仁,施行义就够了。所以,实现“诚意”要从以下两方面做起,一是“守仁”,二是“行义”。“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14]175,所以仁就是人们的同情心,义就是人们的羞耻心。仁和义“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14]175,仁和义不是由外界赋予人的,而是人本来就有的。因而,要使个人具有诚信的美德,就要使人们守住仁义之心,做到“诚意”,“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13]222。 
  传统诚信修养强调自律觉悟,是自我实现的道德养成,这是一种不假外求而自备于我的德行,是诚信修养化为人们内心坚定信念的结果,其对于支持人们的诚信行为,无疑将会产生更加持久的力量。 
  (二)增进社会诚信导向 
  古人云:“德者,事业之基,未有基不固而栋宇坚久者。”[15]135品德是立业的基础,没有地基不稳固而建筑能够坚固耐久的。“立事者不离道德,调弦者不失宫商。”[16]3要成就事业就离不开道德,要弹奏乐器就离不开音调。所以,诚信社会的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要“进德”,即增进道德。而社会如何“进德”呢?这就要求市场经济的主体要“为善”、要“祛伪”。首先,“为善”是市场经济主体做到诚信的首要前提。“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17]50诚信,就是始终坚持善的品德。宋代朱熹也曾言:“实于为善,实于不为恶,便是诚。”[2]50其实做善而不做恶,就是诚信。由于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具有趋利避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因而坚守善良的品德,为善而不为恶,便是克服这一弊端的有力武器。其次,“祛伪”是市场经济主体做到诚信的必然要求。“一伪丧百诚”[18]203,做一件弄虚作假的事情,就会丧失一贯诚实的信誉。“小信诚成则大信立”[3]184,只有在一件件的小事上做到诚信,那么大的信誉才能建立起来。市场经济的盲目性会导致很多弄虚作假的现象出现,使市场经济主体丧失信誉,最终难以立足于社会。 
  社会的良好运行需要以道德做支撑,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更需要道德力量的约束和引导。没有道德共识,社会的进步就会受到严重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就会遭受严重威胁。而道德一旦发挥其无形但强大的力量,就会以很低的成本有效地规范着社会。 
  (三)建立国家诚信规范 
  古人云:“诚信者,国之宝也,民之凭也,天下之结也”[4]30。诚信,是立国的基石,是百姓的依赖,是维系天下的纽带。对于诚信立国,孔子的论述最为深刻。有一天,子贡问怎样治理政事。子曰:“足食,足兵,足信之矣。”子贡说:“这三者必须去掉一个的话,首先可以去除哪个呢?”子曰:“足兵。”“那第二个可以去除哪个呢?”子贡又问。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4]12可见,诚信对于国家而言,是比粮食和军事更为重要的,是第一位的。治国理政,首先要“立信”。国家如何“立信”呢?这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务实”,二是“选贤”。首先,“务实”是治国理政的基本准则。“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19]177治理国家,必须要说到做到、言行一致,即不能讲空话,要“务实”。“诺之于民须行之于民,方能使万民守之。”[20]235向人民许诺了的,必须认真施行,这样才能得到天下百姓的遵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就是讲的这个思想。其次,“选贤”是治国理政的必要条件。“官人惟贤,政所以理。”[21]167任用有才有德的官员,国家大事才能得到治理整顿。“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13]75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把有贤德、有才能的人选拔出来治理国家,讲求诚信、崇尚和睦。所以,任用“贤人”治国理政,才能实现国家富强、社会和谐、人民诚信的美好梦想。 国家诚信,关系着国家的形象和权威,政府只有“务实”“选贤”才能“立信”。国家诚信也是诚信价值观三个层次的主导和核心,因为任何政府形式所能具有的重要优点就是促进公众本身的美德和智慧。国家公信力建设,对国家、社会、个人都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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