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美籍华裔史家对建国初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评价及其思考——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吴 原 元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摘 要: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研究体系,新中国史学会组织编纂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对这套资料丛刊,旅居美国的中国史家高度关注。在他们看来,这套资料丛刊虽存在过于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外文史料收录存在严重欠缺等局限性,但总体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学术价值。旅美中国史家的评述告诉我们,新中国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虽被诬称为“意识形态化的学术”,然并非毫无学术价值。事实上,这一时期虽是一个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时代,但它同时亦可理解为史家以积极姿态介入现实需要的时代,这种基于现实需要出发的研究,既是史家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同时他们的研究亦蕴含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美籍华裔史家;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评述

中图分类号:K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7)04-0030-07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必然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1949年史学界人士在召开新中国史学会筹备会时,即确立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为工作方向。1950年,新中国史学会筹备会成立了由徐特立、陈垣、郑振铎、胡绳、吕振羽、华岗等11人组成的总编辑委员会,规划设计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中日战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洋军阀、五四运动等十二个专题,分别由范文澜、翦伯赞、白寿彝、齐思和、邵循正、向达等任各专题的主编。自1950年开始的十年中,中国史学会先后陆续出版了《义和团》(1951)、《太平天国》(1952)、《回民起义》(1952)、《戊戌变法》(1953)、《捻军》(1953)、《鸦片战争》(1954)、《中法战争》(1955)、《中日战争》(1956)、《辛亥革命》(1957)、《洋务运动》(1961)等专题资料10种,共计约2000多万字。①

有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撰、出版及其学术价值,国内学界已多有介绍和研究②。饶有意思的是,新中国成立时一批旅居在美国的中国史家,在大洋彼岸对这一史学工程非常关注。1951年,《义和团》这一专题的资料汇编出版后,房兆楹即在《远东季刊》上发表了有关此资料汇编的书评;1954年,邓嗣禹同样在《远东季刊》上刊发书评,评述刚出版的《捻军》《回民起义》和《戊戌变法》这三个专题的资料汇编;①1957年,邓嗣禹、刘子健、罗荣邦、张馨保、朱文长、房兆楹、杜联喆等七位在美国旅居的中国史家应美国中国学家费正清(John K.Fairbank)和芮玛丽(Mary C.Wright)的邀请,对已出版的资料汇编撰文评述,这些评论文章都刊发于1957年11月号的《亚洲研究学报》。有关海外学人对“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关注和评价,有学者在其著述中偶有提及,但未作系统的分析和探讨。②基于此,本文拟根据旅美中国史家的这些评述,探讨他们是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他们的评价对我们有何启示?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所存缺陷评析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是如此浩大的工程,存在缺陷在所难免。通览旅美中国史家的评述,在他们看来这套丛刊的缺陷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丛刊虽是资料整理,但旅美中国史家发现它有着强烈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色彩。杜联喆认为,《义和团》的编者之所以收录列宁写于1900年的《中国战争》并将其置于篇首,这完全是“出于明显的意识形态目的”[1](P107);张馨保亦注意到,《鸦片战争》的编者在全书之前专门选编了马克思刊载于《纽约论坛报》的三篇关于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文章和恩格斯的一篇关于英国入侵中国的文章,并在书目部分将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的著作指定为经典。[2](P62)同时,他们还发现编者多会在序言、序例、书目解题或按语部分表达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和观点。朱文长注意到,《回民起义》的编者将回民起义解释为一种阶级斗争而非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作者以这种阶级观点对每一种史料进行评论。[3](P83)张馨保发现,前言和书目部分在《鸦片战争》中“仅占汇编很小的一部分”,但却“鲜明地表达了编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如多次强调鸦片贸易不是冲突之主要原因的理论应被否定等。[2](P62)在罗荣邦看来,《中法战争》的“导言部分和第一卷的开始部分”中都能找到对帝国主义的谴责这类观点和表述。[4](P90)另外,旅美中国史家亦注意到丛刊编者在专题的设计、史料的编排等方面,都是以阶级斗争史观作为标准。邓嗣禹注意到《戊戌变法》的编者即是按照阶级斗争的思想模式进行史料编排。[5](P107)

在旅美中国史家看来,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倾向削弱了资料汇编的学术价值。以阶级斗争史观为指导,这必然导致编者尽可能搜集反映人民反抗的史料,在内容的选录和编排方面亦尽可能体现人民的立场。杜联喆即发现,由于编者将义和团视为一场农民起义,所以“自然倾向于压缩有关义和拳民的无知和粗鲁的史料”,突出“外国帝国主义、由清廷、官员和绅士表现出来的不公正行为”;另外,鉴于当时中苏关系友好,《义和团》没有收录一部有关俄国人在其中所起作用的著作,像《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电报汇钞》这样的资料既没有被收录也没有在书目部分提及。[1](P106-107)罗荣邦亦注意到,《中法战争》的编者将包括左宗棠在内的“地方官员所提合理建议或要求保卫广东广西云南的奏折都遗漏了”,这“令人颇感奇怪”;然而,为了强调“这场战争是回应人民的坚定要求”这一观点,编者“特别强调刘永福及其黑旗军的活动以及中国各地的民众示威”,并尽可能压缩或删改清朝官员要求抗争的记录,如“阻止法国海军进犯台湾基隆的荣誉不属于刘铭传。除了寻求武器和供应外,他的军事活动记录是微不足道的”。[4](P91)

第二,外文史料的收录存在严重欠缺。自鸦片战争始,中国与世界便进入深度互动之中。要理解中国近代历史上每一重大事件,都需考察外部世界关于此事的记录;加之,伴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加深,西人大批涌入中国,他们中不少是中国近代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或见证人。正是因为如此,丛刊各专题的编者不仅广泛网罗搜集各种中文资料,而且也收录与专题相关的外文资料。

旅美中国史家认为,丛刊虽收录了外文资料,但严重不足。《戊戌变法》的书目部分收有296种中文和日文著作、18种西文著作和1种俄文著述;然而,编者“仅从五部英文著作和一部日文著作的译本中摘录了部分史料。”[6](P99)张馨保统计了《鸦片战争》所收外文资料,“编者收入了极少外文著作。书目中列了26种英文著述,但仅从其中6部中收录了史料。”他感叹道,“编者公开宣称收录这些史料的目的是‘让读者知道侵略者是如何欺骗他们的人民’”,然而“引述的英文著述却如此少”。[2](P61)《中法战争》所收外文资料主要来源于考狄的《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1860—1902》《通报》的论文以及法国外交部的《法国外交文件》,在罗荣邦看来,许多西文文献尤其是法文文献甚至在书目中也没有提及,其所收外文史料颇“令人失望”。[4](P89)刘子健对《中日战争》所收外文史料同样不满意,他直言道,“就外文文献而言,这部资料汇编令人遗憾的薄弱。编者受制于可利用的图书设施,人们还是希望它在某种程度上应比现在更丰富一些。”基于近来日本出版了大量官方文献,他建议“有兴趣的学者在使用《中日战争》中的中文史料时能连同这些日文文献一道使用”;同时,“希望日本学者也能够编辑一部包括私人文献在内的与这部汇编相类似的史料集。”[7](P97-98)

第三,因仓促和缺乏协调而存在不少暇疵。如前所述,丛刊各专题大多是在短短几年时间即宣告完成。例如,超过100万字的四卷本《义和团》,其编选时间不到一年;《太平天国》《回民起义》《捻军》等亦都是在两三年内便完成。这些少则上百万字多则三百万字的资料汇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其仓促程度可想而知。加之,丛刊各专题是由多人共同合作完成。如果参与者之间缺乏良好的沟通和协调,必然会缺乏一致性。刘子健认为,《中日战争》的一个缺陷就是“协调性差”,“史料集的不同部分采用不同的方式。从俄文文献中摘录的史料并没有如中文史料那样加以注释。”[7](P96)在张馨保看来,《鸦片战争》“最为突出的特色就是不一致,这或许是由于编者们之间缺乏合作协调所致。”他举例解释道,在某些部分编者常通过与收有同一史料的其他三、四个刊本进行比对,校勘了文本中的错误汉字,并通过查核其他文献确认了一些奏折和皇帝朱批的时间;同时,对于在几个地方都出现的同一人物名号,编者为其提供了姓名全称及官衔等。然而,“如此严谨的校勘并没有扩展至所有部分”;另外,缺乏协调还导致编辑方式上存在不统一。例如,编者“有时没有以任何方式表明是插补进原始文本或编辑校正了明显错误;有时他们以方括号加以标记,在其他时候他们依然被放置于括号中。读者经常能在某一部分中发现这些做法都有,或者同一页中出现的同类型问题会采用两种不同的注释。”[2](P65)

仓促且缺乏协调的编撰,必定会产生暇疵和错讹。房兆楹在评述《戊戌变法》时即指出,编者因粗心大意在编校第二册所收109份奏折时出现三个错误,其中之一是在识别一份奏折上书人的名字时出现错误。“宗室会章”其意是“皇家宗室的会章”,结果“宗室”被误为是作者,而会章被理解为“联合上奏”。[6](P101-102)在杜联喆看来,四卷本的《义和团》在许多地方存在错讹。比如,前言中说此汇编所收图书资料共48种,但四卷中所收文献实际为56种;再如,《庚子使馆被围记》这部英文著作的标题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翻译,作者的名字亦出现两种不同的音译。这部首版于1907年伦敦的英文著作,在书目的注释说明中却列出了两种由上海中华书局分别于1900年和1916年出版的不同版本之中译本;编辑法文著作时,连法文本的名称和作者名字都没有给出。杜联喆感叹道,“处理英文和法文译本的方式令人怀疑编者是否知道他们所处理的是什么”,“尽管主编在其前言中做了说明,这部汇编仓促编纂是为了纪念义和团起义五十周年,但他在撰写说明性注释时至少应该花点时间去看看考狄的书目。”[1](P107)

为方便于学者利用,旅美中国史家还就丛刊的编辑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刘子健建议《中日战争》应增加年表、索引以及包含有姓名、名号、官职和官衔的人物列表,并单独成册,以提高这部资料集的用处;[7](P93-94)邓嗣禹亦建议《捻军》的编者应为该资料集编撰索引和年表,“缺乏索引是该资料集的另外一个缺陷。对于其史料既没有按年代顺序也没有按逻辑主题编排的著作而言,特别需要一份索引。同时,该资料集如能附有地图和主要事件年表,这也是令人渴望的。”[8](P80)张馨保则建议《鸦片战争》的编者应“提供注释以解释模糊的地理名称、机构名称、军事术语、音译的外国人名和术语以及其他一大串令人迷惑的问题”,并“增加主标题和副标题,从而方便研究者寻找到特定的史料”。[2](P66)

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学术价值评析

在旅美中国史家看来,这套规模宏大的资料丛刊虽存在上述缺陷,但他们在总体上还是对其进行了高度的肯定和赞赏。邓嗣禹认为,《捻军》这部资料汇编“有着永恒的价值却是无可否认的”;[8](P80)朱文长认为白寿彝编的《回民起义》“对于现代中国史的研究富有建设性贡献”[3](P86);在罗荣邦看来,邵循正主编的《中法战争》“总体上是一份关于中法战争的非常有价值的重要资料汇编,它将庞大的稀见历史资料压缩于四千页之中,其中有许多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所无法找到的。虽然它并不是一部适合于普通读者的著作,但它无疑是一份有价值的参考著作和史料指南。”[4](P91)齐思和主编的《鸦片战争》,在张馨保看来虽“不是关于鸦片战争的最终史料来源”,“但它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没有任何一位从事鸦片战争的研究者能够承担得起忽视这部资料集的代价。”[2](P66)旅美中国史家认为这套资料丛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学术价值,具体而言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资料丛刊收录有许多不易获得的史料。众所周知,对于史学研究者来说,史料的收集、整理是一项必不可缺的基础性工作,只有掌握了确切而丰富的史料,才有可能洞察历史的真实过程,才有可能对历史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概括。然而,由于近代文化的活跃和出版业的发达,近代史方面的资料十分丰富,但囿于时间和精力,研究者势难一一涉猎;加之,近代史资料分散杂乱,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整理工作,许多珍贵史料秽积尘封,埋藏于故纸堆之中不为人所闻知。

正因为如此,旅居美国的中国史家高度肯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在史料挖掘收集方面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刘子健即认为《中日战争》的价值主要在于“丰富的中文原始资料”,这体现在五个方面:首先,它从故宫编辑的《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这一官方文献汇编中所挑选的史料占了整部资料汇编的三分之一;其次,在一部关于战争和外交的资料汇编中包含有来自地方志中的史料,这是值得其他学者注意的学术性证明。第三,一些迄今仅在学术期刊中利用的史料现在也被收入到这一资料汇编之中。……第四,它收录了大量此前从未出版过的史料,如荣禄的信件、吴大成起草的电报、王同愈的日记、张树声的信件等。……第五,对中日战争研究有兴趣的学者经常忽略了台湾,这部资料汇编通过提供大量史料给予台湾相应的重视从而纠正了这种忽视,尤其强调中国人对日本占领的抵抗。[7](P94-95)罗荣邦在评述《中法战争》时指出,编者除了收录有在绝大多数图书馆所能找到的清代官员著述外,还收录有许多不易找到的资料:一是如黄海安的《刘永福历史草》以及像《查探越南边务情形稟》这样被淹没于旧报刊杂志中的其他著述;二是迄今还未出版的档案文献,如张树声的580封信函以及徐延旭的信件集;三是,编者将没有被《中法越南交涉资料》收录的军机处有关中法战争的余下档案文献收入其中,这“对所有史家来说提供了巨大的方便”。[4](P88)张馨保认为,齐思和主编的《鸦片战争》真正价值在于“他提供了迄今公众所无法获得的材料。撇开稀见著作外,未出版的手稿有30部,占总篇幅中占955页”;另外,作者运用中国传统的考据法及现代史学方法,“从模糊不清或被遗忘的史籍中发现了超过1200页的史料”。[2](P63-64)房兆楹亦认为,《戊戌变法》“最为精彩的是收录了九部迄今未出版的手稿”;另外,“这部资料汇编所引述的已印刷书籍中,虽很少有稀有的或鲜为人知的。然而,许多是摘录自同时代的报纸和杂志。这些早期刊物的流通非常有限,完整的就更为稀少。从这些史料中选取相关材料,这是编者所作的另一种贡献。”[6](P100)在旅美中国史家看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最为值得肯定的是汇集了丰富史料,尤其是仍未公开的或不易获到的史料,这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邓嗣禹如是评价,“中国大陆学者在大规模收集整理有关19世纪后半期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重大事件的史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无疑应该值得我们赞赏。……世界各地的中国史研究者将会发现,像这些资料汇编的编撰者一样,当代中国学者最有价值的贡献是在这几年中为学术界提供了大量史料。”[5](P106-107)

其二,富有学术性的甄别、校勘及书目解题。丛刊的编者在编撰各专题资料汇编时,广泛搜集网罗已出版或未刊布的档案文献、日记手札、函电、回忆录、近代报刊等各种资料。但是,编者对于这些资料不能照单收入,他们需对其进行甄别、摘录、标点以及校勘等,这是一项专业技术性非常强的工作。尤其是许多史料因经过官方或事后的删改以及因印刷抄写的模糊讹错,缺陷甚多,部分专题的编者们则多方觅求各种本子进行校勘,或者直接从档案中抽补。对此,旅居美国的中国史家给予了赞誉和肯定。邓嗣禹对《捻军》的史料校勘如是评价道,“总体而言,这部大型史料集的校勘要比19世纪30、40年出版的许多文献都要严谨。由于许多西方图书馆都缺乏中文文献,人们可将此汇编所收录的资料作为完全可信赖的史料加以使用。”[8](P76)刘子健对《中日战争》在史料处理方面这样评价道,“其所挑选的中文史料非常广泛全面,并普遍具有很高的质量,几乎没有什么可批评的”;同时,“这部资料汇编的校勘有着很高水准。原始史料中的拼写错误都予以纠正。这一点在从《中日史料》中摘录史料时尤为重要,对所摘录史料的校勘处理比原始史料集更胜一筹;史料中如发现明显有违历史事实的陈述,即附加注释予以说明;许多校勘注释指出了不少史料所存的偏见,如易顺鼎在关于淮军的概述中即存在偏见等;编者通过研究确认了几位迄今并不为人所知的作者;出于政治原因,在那个时代的私人著述中通常会有隐含意义的段落,对此编者都以附加注释的形式在文本中加以解释说明。”[7](P96)罗荣邦对《中法战争》编者在史料筛选和摘录方面的工作同样给予了高度肯定,“所收入的绝大多数文献都是有重要意义的。我曾将其所挑选收录其内的史料与其原始文献进行过核对,发现绝大部分没有收入进来的文献都没有太大价值,它们要么是回复或总结,要么它们包含的史料大都类似于已挑选的文献。”[4](P89)

另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各专题资料汇编都有“书目解题”或关于某一书目的注释说明。在书目解题内,编者多会对大量未录入的文献资料进行介绍,这使读者能够了解到有关专题目前资料的大体情况;编者就某一书目所提供的注释说明,往往会对著作的作者、史料的来源、版本信息、著作的性质等进行说明。在旅居美国的中国史家看来,这样的书目解题和注释说明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张馨保即认为,《鸦片战争》富有价值的特点就在于主编齐思和所提供的书目提要,“对主要中文文献和重要著作的注释说明构成了书目的主要部分。每一注释下,齐都提供了有关作者的背景、著作的性质及学术价值等信息。同时,他也考证了几部迄今为止著者不详的著作作者,并指出某部著作的几个版本中哪一个最为可靠。这样的书目提要,自然为学者所欣赏。”[2](P64)邓嗣禹认为,《捻军》的“优势点在于其包罗广泛的书目和编者评论”,编者为其中82种资料各提供了一份包含“确认其人物姓名、地点和版本或提供有关书目作者情况”的简要书目解题;[8](P78)白寿彝编的《回民起义》,“尽管含有轻微的一点穆斯林偏见”,但邓嗣禹认为“非常有价值并令人兴奋”,因为“从这种系统性介绍并带有一点富有启发性的解释说明中,研究者能获得有价值的线索和指引。”[5](P106-107)朱文长亦同样认为,“人们发现白的注释说明非常有启发性和帮助性。每一条注释下,他都对作者、所讨论篇目史料的背景、史料来源、最初版本的外观等都一一作了介绍说明。在评估每一书目时,所有这些都将非常有帮助。”[3](P83)

颇为值得一提的是,丛刊使得“某一著述中的任何观点和表述都可通过比照其他资料而被轻易查证”,同时这也为“对迄今一些权威观点和表述进行更具校勘性的研究提供了空间和机会。”房兆楹在评述《戊戌变法》时,即以汇编所提供的史料,就光绪帝救驾密诏的真实性等进行校勘性研究,籍此对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这部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历史事实上都已成为关于戊戌政变的权威著作提出一些质疑。他利用汇编史料进行校勘研究后认为,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关于救驾密诏的记述并不真实,光绪帝确曾给康有为一份密诏,但措辞完全不同,并没有什么危急的暗示。后来所谓的救驾密诏完全是康有为出于其个人政治目的伪造,并经梁启超的记述而成为真实的“历史”[6](P103-104)。

三、旅美中国史家关于丛刊评述的思考与启示

受社会政治及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存在教条化、简单化甚或以学术批判代替学术争鸣之问题。新时期以来,史学界对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了深入的反思。然而,在反思与总结过程中,有些学者对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全盘否定,称当年的“五朵金花”已成昔日黄花;有学者认为“五朵金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所讨论的问题基本上是“假问题”;也有学者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十七年史学为“教条史学”,是片面的“反封建史学”,还说“十七年史学”就是一部农民战争史等。

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多因其强烈的为现实政治服务而被人诬称为“意识形态化的学术”。费正清和芮玛丽对“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即如是评论道,“共产主义中国的历史学是这样的一种现象之一:适合现代极权主义秩序,同时也是对2000多年古老帝国传统的回忆。对于后者,绝大多数王朝在资助大型文献编纂之同时禁止异端解释。不计其数的中国学者忠实的保存中央和地方记录,但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应用其去支持儒家学说和王朝政权的正统性。任何人都不应奢望这种方式会在一夜之间得以改变,尤其是当它非常符合北京政府的政治目的。儒家具有教训意味和说教性,共产主义学说也同样如此。八篇评论中所描述的22500页文献,即是中国伟大历史编纂传统的延续。”[9]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亦曾这样批评道,“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联姻在当代中国日渐成为最明显的联姻。不仅学术应直接服务于政治利益,而且它必须在无孔不入的意识形态框架内。”[10]这种“意识形态化学术”之目的是“将历史研究作为一种宣传,以使现存的政权能够获得中国人民永久的支持;同时,中国今天的历史写作也代表一种真正尝试,即在中国的过去中为他最近所展现出来的国内和外部发展找寻合法性”。[11]因此,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学术研究是毫无学术价值可言。

建国初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否真如有些学者所说毫无学术价值可言?旅美中国史家的评述,事实上已给予了我们答案。邓嗣禹在评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时即指出,“根据编者的整理,人们可以很容易看出太平天国是一场农民起义,代表着农民有限的愿望;另外,人们也能看出太平天国革命理想不是源自于基督教,而且源自于被压迫农民反抗他们的地主和专制政府的这一传统要求。”但是,在他看来,这套资料丛刊不仅收录有许多学者个人无法获得的手稿和稀有版本,而且其编辑和校勘仔细严谨,并附有许多有帮助的注释。邓嗣禹认为,对于学术界而言这即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其学术价值自是不言而喻,“关于太平天国的史料散落于世界:部分在英国,部分在法国,但绝大多数在中文图书馆或私人收藏者手中。事实上,对任何研究者来说,只有广泛旅行才能收集到这几卷著作所提供的史料,这确是有困难的。这些著作的价值不在于由共产主义学者所提出的新解释,而在于忠实的毫无偏见的提供了众多有关太平天国、清帝国政府以及学者个人的文献史籍,这几部著述的出版使得所有对太平天国感兴趣之人都可利用这些史料文献。”[12](P319)不仅如此,邓嗣禹认为“它是关于太平天国史史料的一个巨大水池。它的出版,使得许多此前的著作将被替代,能够处理这些史料的西方学者将会发现它是史料和思想的一个源泉。”[12](P322)

旅美中国史家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评述启示我们,在评价新中国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述时,需要抛开有色眼镜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对其进行评价。如果我们能够摒除有色眼镜,即会发现它们并非毫无学术价值可言。正如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在评述中国大陆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时所说,“在冷战史学的幸福时代,中国史家为发现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所作的努力,被西方从事中国研究的史家草率地批评为毫无意义和价值可言,给他们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只是中国史学受意识形态的指引。不可否认,这种努力是以意识形态为前提,但必须指出的是努力本身既不是无意义也不是没有价值。中国的资本主义问题是一个长期以来令社会史家困惑的问题,最为著名的就是马克斯·韦伯。中国为什么从来没有发展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不仅对于希望理解中国社会的动力而且对于理解欧洲的起源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都是最为重要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史家在探寻中国史上的资本主义过程中所发现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史料,改变了曾经一度流行的中国深陷于经济停滞的观点。”[13]在对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评价时,我们需要保有应有的客观和善意,如此我们即能发现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值得我们深入挖掘的学术价值。

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史学研究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首先应清醒的意识到学术是现实的学术,它无法脱离于现实环境。正如萨义德(Edward W.Said)曾言,“学术研究领域——即使最怪僻的艺术家的作品也同样如此——受制于社会,受制于文化传统,受制于现实情境。”[14](P257)胡绳亦曾言道,“人们在研究过去的历史时,总是着眼于当前的社会政治问题的,如果不是有助于当前的社会政治生活,对过去的研究就不可能吸引人们去从事……以往的社会历史中包含着无限复杂的内容,我们也只有从现实生活中的需要出发才能确定哪些方面、哪些问题是应当着重研究的。”[15](P301-302)在一个讲政治、讲阶级斗争、讲革命的时代,史家们从现实需要出发,回溯历史上的政治、阶级斗争和革命,这可说是中国大陆的史家们自觉介入现实政治的一种形式。当然,他们的批判亦提醒我们学术研究与现实需要之间应该保持合理的距离。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可以基于现实需要,但它应有其自身的独立性,不能沦为现实需要的女仆。简而言之,这一时期可理解为史家以积极姿态介入现实需要的时代,这种基于现实需要出发的研究,既是史家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同时他们的研究亦蕴含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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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次数:  更新时间:2017-11-12 18:5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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