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之后的张荫桓和徐致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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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18-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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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君子”之外的两个人


  1898年,昙花一现的戊戌变法运动,以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宣告失败。这段历史不仅关系到清王朝一姓的兴衰,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改良运动。对于戊戌变法的具体细节,相关著作如车载斗量,其中的主要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六君子,以至荣禄、袁世凯的事迹也均为人所熟知。但有两位险些和戊戌六君子一同殉难的维新人士——张荫桓和徐致靖,他们却往往为治史者所忽略。


  张荫桓(1837—1900),字樵野,广东南海人,捐纳为知县,后荐至道员,迁按察使,命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擢户部左侍郎。1885年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办理华工被害各案交涉事宜。1897年,出使英、美、法、德、俄诸国。戊戌变法期间,管理京师矿务、铁路总局;戊戌政变后遭弹劾,革职流戍新疆,1900年被慈禧下令处死。


  徐致靖(1826—1917),字子静,江苏宜兴人。光绪进士、庶吉士,授编修,迁至侍读学士。1897年,上书请光绪帝明定国是,并推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张元济等维新人士,又请废八股,改策论;百日维新期间,升任礼部侍郎。戊戌政变后,被革职监禁,1900年出狱,晚年定居于杭州。


  戊戌变法期间,张荫桓、徐致靖二人的作用不可小觑,一位是有真才实干的外交奇人,为拥帝排后的主谋。另一位则是才高八斗的翰林侍读学士,曾上折亟图变法,力保康梁之才可堪大用。故此,有人说张荫桓为戊戌变法的幕后主使,是“夤缘要津”之人物,而顺水推舟者乃徐致靖。先说张荫桓。他原本与康有为有同乡之谊,均为广东南海人,加之精通洋务,晚清名臣丁宝桢对张有“才具宏通,治事精密,究心世务”的评价。张荫桓以其政治家的嗅觉相中了这上万言书的康梁师徒,并认为此二人奇货可居,但其结合也基于共同的理想——辅佐虚君光绪帝变法图强,当然其中还夹杂着一些政治投机的因素。而徐致靖则是感于国势日蹙,出于救国的志士情怀,多次与御史杨深秀相商,徐致靖书成《请明定国是疏》及《保举人才折》上达光绪帝,畅言变法,保举了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等维新志士。但变法终归只是想法,付诸实践则阻力重重,加之诸多复杂之因素,戊戌变法失败,康梁流亡海外,被抓的除六君子外,还有张荫桓和徐致靖。


  意外的幸免


  对于张荫桓和徐致靖二人的被捕经历,在一些零星史料片段中有所提及。张荫桓在他所著《驿舍探幽录》中记述到,“初八日辰刻,提督崇礼遣翼卫率缇骑至我宅,邀我至提督衙门候旨。我知有变,因尚未用饭,令其稍待。饭毕,濒行,翼卫忽谓我曰‘请赴内与夫人诀。’我始悟获罪,将赴西市,负气行,竟不入内。抵提督署,各官均未至,坐数时,天已暝,仍无确耗,遂令人取行李,住一宿。次日,有旨拿交刑部审讯,入监住。……住二日,并未提讯,十三日,闻备车出决,我问卒曰:‘能留一二人否?’卒答曰:‘留二人。’问为谁?曰:‘杨深秀、康广仁。’及闻套六车,惧我亦不免矣。盖同拿者连我共八人(按:另一人为徐致靖),我因闭门静待。未一刻,监中提林旭、杨深秀、杨锐、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等人出。……我始稍为放心。”


  而徐致靖也自知不免,竟赴刑部自行投到。其外孙许姬传回忆了当时的情形:“仅老(徐致靖,字仅叟)入狱后,自以为必死,他的官职比六君子高,又保举康、梁、谭……还上了许多变法改制的奏折……莹舅(徐致靖第二子徐仁镜,字莹甫)、艺舅(许姬传堂舅徐仁录,字艺甫,康有为弟子)及其他亲友则在菜市口等候。只见第一辆囚车是谭嗣同,第二辆囚车是杨深秀,第三辆是杨锐,第四辆是林旭,第五辆是刘光第,最后一辆是康广仁。莹舅等知道第一批里没有外祖,认为是万幸。”而从这两段记载中不难看出当时的紧张气氛。在六君子绑赴菜市口之时,这二人均以为自己不能幸免,并可能同时于狱中驻足观看六君子绑缚刑场之情景,此时境况颇可玩味,然而历史却没有给他们以慷慨成仁的机会。是偶然耶,亦或是必然!


  为何没成为第七位“君子”


  徐致靖和张荫桓缘何没有成为第七位“君子”,先说张荫桓。他面子大,做过外国公使,自然有一些重量级的国际友人。当局势急转直下之时,张荫桓身陷囹圄,并时刻有生命危险。此事最先闻于英国公使窦纳乐,他立即展开营救。窦纳乐致函李鸿章,同时致书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并转商于正在中国游历的日本退休公爵伊藤博文,以“如杀张,将引发列强之干涉”为由施压。故此,李鸿章答应出面与军机大臣荣禄协商。算起来李鸿章和张荫桓之间最初本没有恩怨,但后来由于张与李之政敌翁同龢相善。对于列强,张与翁同属亲英派;与亲俄派的李鸿章相左,而俄国人对张以重金贿赂,张随即倒向,变为亲俄派。故此时人对他有所谓“役志于声色货利,为外人所轻笑”之讥,张之为人也被李鸿章所不耻。但迫于列强的压力,最终李还是决定援救。在李鸿章和荣禄的多方奔走下,八月十四日上谕中才有了“已革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居心巧诈,行踪诡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著发往新疆,交该巡抚严加管束,沿途经过地方,着各该督抚等遴派妥员押解,毋稍疏虞”。从官方宣布的罪状上看,张荫桓的罪名确实有些牵强空洞。


  而同样具有戏剧性的一幕是,徐致靖命悬一线之际,也是李鸿章出手相救的。如果说张荫桓的被救是李迫于国际上的压力,而徐致靖的幸免,则出自李之本心。算起来,徐、李两家渊源颇深,据李的侄孙女讲回忆,李鸿章与徐致靖之父——徐伟侯(名家杰,字冠英,号伟侯),不仅有同年之谊,还有着深厚的友情。其交往最初可追溯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徐伟侯和李鸿章同在考棚中应会试,李因得了疟疾,不能完篇,还是伟侯先生代其誊写,以故李才中了进士,有了以后登堂拜相的机会。故此恩情,李鸿章念之终身,后虽步步高升,成为一流之政坛人物,但进京之时仍不忘探望昔日之老友。如今伟侯先生之子身陷囹圄,岂能袖手旁观。为了营救徐致靖,李鸿章使出了全力,经仔细思量,还是决定找荣禄帮忙,并亲至荣家中,托其向慈禧说情,故荣禄在太后面前力保徐致靖,其间费了不少周折。最终,徐致靖被成功营救。徐被救之原因,据徐家后人分析,其因有三,首先,徐致靖未单独面对光绪帝进言,不为重用;其二,徐学士乃书呆子,好昆曲,不通时务,为奸人所蒙蔽;其三,荣禄面子大,故此徐致靖的命保住了。罪名由“斩立决”改为“绞监候”(即永远监禁)。


  从同命相连到命运迥异


  然而,政变失败后,张荫桓和徐致靖虽一时处于相同的境遇,但由于其中掺杂了诸多的复杂因素,两人随后的命运,也呈现出迥异的发展趋势。


  还说张荫桓。他自恃才高,虽非科举出身,但却有着十足的运气,凭借一身本事和经世致用之才,辗转先后成为多国公使,有幸于1897年代表中国出席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0周年纪念大会,又在与英俄交涉中争得利益,故此其人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但他自身却不事检点,多收贿金,在国内政坛上左顾右盼,依附于权臣。张有外交之才却无审时度势之能,加之又交恶于李莲英(张荫桓自英使归国,曾携两枚宝石进献两宫皇太后,他并没有遵从“京外大员进呈皇上物品,由李莲英呈明太后过目,方始进御”的惯例,也未曾为李另备一份稍逊于贡品的馈赠,因此李对张怀恨在心,多次于慈禧面前诋毁其人)。是故,在他失势之时,不为权臣所容,又开罪于慈禧,在政治路线上又有决策性的失误。后张荫桓在谪戍新疆之时,不知收敛,“仍是侍郎势焰,沿途州县照钦差接送。闻其在省城对人云‘这老太太和我开玩笑,还教我出关外走一回。’骄倨之至,亦粗野之至”。故此,1900年,张荫桓被处死于其谪戍之所。他死后,有人深为惋惜地讲,倘延以时日,张或可不死,与八国争于谈判桌上,为李鸿章之臂助。笔者不敢苟同。其身死,必然也,其所以亡者,乃恃才自傲,聪明反被聪明误,以故身首异处,后虽有人为他翻案,但其一生不可表者多矣,其死也故其宜也。


  与之相比,徐致靖的所作所为却低调得多,他出狱后先去见恩人李鸿章,李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忠厚之报啊!”并打算为他找个山长之职(一种高级学术顾问,专为清代告老大臣设立)加以安置,但徐致靖婉言谢绝,之后更是深居简出,不问世事。虽经历多次变局,均妥善处之,徐家也被视作著名的翰林世家,后代子孙人才辈出,光宗耀祖,演绎出一段士林佳话,备载史籍。


  戊戌变法期间,张荫桓和徐致靖均有一定的历史功绩,并险些同戊戌六君子一并殉难。然而巧合的是,他们的幸免均是出于权臣李鸿章和荣禄的营救。故此,张、徐二人的命运在一时间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戊戌变法之后,他二人的命运却又发生了迥异的变化,这一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结果为后人留下很多值得思考的空间。但深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张、徐二人的操守和性格的迥异,以及对待变法图强运动的真实态度。他们人生的不同结局同样验证了一个做人的道理,不论身处何等世道,行的正,走的直,不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均会有一线生机。


  作者:邹典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