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光祀和他的《胆余轩集》

　摘要：孙光祀是清初顺治、康熙年间重要的山东籍官员和诗人。他前后任朝官二十多年，以直言敢谏著称于时;辞官归里后出粟赈灾、修桥打井、兴学育人，造福桑梓，佳话至今流传。其诗文创作亦有声于时，所著有诗文集《胆余轩集》传世。但长期以来，孙光祀及其作品未引起重视，其生平事迹及诗文创作尚无人研究。本文简要勾勒了孙光祀的生平，并对《胆余轩集》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做了基本的分析，以期引起学界的关注。
　　关键词：孙光祀《胆余轩集》思想内容艺术特色
　　孙光祀（1614—1698），字溯玉，号怍庭。清初重要官员、诗人。平阴县孙官庄人，出仕后迁至济南历城姚家庄。明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中举人，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中进士，选庶吉士，翌年授礼科给事中。累官兵部右侍郎加四级，赠光禄大夫，位居一品。他前后任职20多年，历仕顺治、康熙两朝，以直言敢谏著称于时;辞官归里后出粟赈灾、修桥打井、兴学育人，造福桑梓，佳话至今流传。其诗文创作亦有声于时，所著有诗文集《胆余轩集》，另有轶文若干，均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书法亦享盛誉，济南趵突泉立有其诗碑保存至今。
　　综合来看，孙光祀是清初历史舞台上一位有较大影响的山东人，是活跃于京城的山左名士集团的重要成员，其著作也是值得整理研究、批判继承的优秀文化遗产。
　　一、孙光祀其人
　　孙光祀出身于一个科举官宦世家。
　　孙光祀的祖父孙珫（1551—1604），字玉耳，初号淇阳，再号湛明，生于嘉靖辛亥，卒于万历甲辰，享年54岁。万历癸酉（1573）举于乡，庚辰（1580）中进士，因会试名列前茅（第十二名），授官也被委以重任。出任钱塘（今杭州）令。在任七年，颇有惠政。据于慎行《明故朝议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左参议前监察御史湛明孙公碑铭》记载：“蠲烦苛、崇实政、调停里甲，勒为永利，邑人藉以休息。”并修复了宋代苏轼建于西湖的苏堤。他清廉自守，留下了“但饮西湖一杯水耳”的佳话。因政绩卓异，被征拜监察御史，先后历四川道、江西道，巡按陕西、顺天。后出任山西左参议，分守河东。任御史期间，他不畏权贵，直言敢谏，且处事明敏，知几善断，始终清介自持，离任时，“归橐萧然”，两袖清风。回乡后，“奖进后学，周济贫乏。尝议建兴文馆、义仓，为邑永利。”[1]
　　孙光祀的父亲孙振图（1582—1649），字龙友，号象明，生于明万历十年壬午，卒于清顺治六年己丑，享年68岁。他于崇祯三年庚午（1630）中举人，未出仕，却因文章德行名重一时。他倡立匡社，振起当地文风;经办义学达40年，还捐出一顷二十亩土地给县学做学田;灾荒年月，他多次捐献粮食赈济灾民;而且仗义敢言，成为地方士绅的代表人物。后受贪官污吏迫害，含恨而死。[2]
　　孙光祀生而岐嶷，聪慧过人，读书过目成诵，七八岁即能属文。明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中举人，后因战乱随父远避浙江遂昌，后辗转回乡，又经历了家庭的祸乱，父兄先后辞世，他幸免于难，卧薪藏胆，苦读不辍，于清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成进士。庭试后，被选任翰林院庶吉士，次年改任礼科给事中。
　　给事中为皇帝近臣，属于谏官。上任之初，孙光祀连上“慎诠选以清仕路”“核镇将以清军饷”“覈赎锾以收实用”“剔衙蠹以绝弊源”“禁滥征以甦民困”“酌部议以责实效”等6道奏疏，均切中时弊，经批准施行。此后，他又先后历刑、兵、吏、户四科给事中，前后上疏20余次，被誉为“侃侃立朝，有古名臣风”。这一方面是他继承了祖父孙珫的风骨，另一方面早年的坎坷经历也磨砺了他嫉恶如仇的刚毅个性。
　　康熙二年（1663），孙光祀升任太常寺少卿，提督四译馆;康熙十一年（1672），升任通政使司右通政，转太常寺卿，当年再升通政使，兵部右侍郎，成为朝中重臣。后因累加四级，赠光禄大夫，位至一品。
　　任职礼部时，孙光祀曾出典湖广乡试，取士106人，后来其中64人中了进士，多人成为朝中名臣，被认为所选“得人”。以后多次充任殿试读卷官，在帮助朝廷遴选人才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孙光祀为官期间，一直自律甚严。据乾隆版《历城县志·孙光祀传》记载，他刚就任太常寺卿时，“会天坛有牧马者，上遣内侍察堂官职名。或谓光祀任甫三日，可勿预。光祀曰：‘居其职，敢诿其过乎！’遂与同官俱列名，罚俸三月。”
　　在兵部任职时，适逢吴三桂叛乱，在京城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也蠢蠢欲动，孙光祀上疏建议除掉吴应熊以绝后患，朝廷采纳后，给予吴三桂分裂势力以沉重打击，为最后平定叛乱做出重要贡献。
　　康熙十八年（1679），孙光祀65岁，上疏请求辞官回乡。康熙帝谕旨慰留，钦赐蟒服，着照旧供职。他以回家办理父母合葬为由，请假归里。在平阴为父母办完葬礼以后，返回历城姚家庄，从此优游林下，未再回朝任职。
　　孙光祀乡居期间，也为家乡做了不少好事。他回乡的第二年，山东发生灾荒，他捐粮五百石赈济历城、长清、平阴、肥城四县的饥民;此后每逢灾年，他都要捐谷赈济，使许多人免于流亡。平阴官庄四面环山，历来无井，村民饮水极为不便。孙光祀捐银300余两打了一眼深井，水量充足，水质甘甜，解决了村人用水困难;他还出资在村口修建了一座三孔石桥，名“黄麓桥”，为村人生产生活、交通出行提供了便利。他修的井和桥至今仍存，后人提起无不感念。
　　孙光祀多才多艺。他工诗能文，为时所重;其书法宗法二王，时人誉为如“龙跃津门，虎卧凤阁”，得之者珍同拱璧，至今在收藏市场上仍为奇货可居。
　　清康熙三十七年戊寅（1698），孙光祀病逝，享年84岁。[3]
　　二、《胆余轩集》其书
　　据汪灏《孙公怍庭墓志铭》及《孙氏族谱》记载，孙光祀一生著述甚丰，生前有《怍庭制艺》《胆余轩诗文集》《游艺草》《手定程墨》等数种行世。其实，在《胆余轩诗文集》之前，还有一种《胆余杂著》（仅有一篇《自叙》收录于《胆余轩集》中）。但今天所能见到的，只有《胆余轩集》（即《胆余轩诗文集》）一种了。　　（一）《胆余轩集》的命名
　　“胆余轩”是孙光祀的书斋名。为何以“胆余”名轩？考孙光祀在《胆余杂著自叙》中有云：
　　呜呼！三年来茕茕一息，诸险备尝，无复仇之功而有尝胆之苦，是则胆
　　余之作之所以存也。[4]
　　可知当初《胆余杂著》中所收，是他家族罹难、未中进士期间三年诗文的结集。而“胆余”，即卧薪藏胆之余。后来虽然冤案平反、大仇得报，但孙光祀一直念念不忘那一段痛苦的经历，因而把书斋命名为“胆余轩”，所作诗文结集时也便命名为《胆余轩集》了。内阁学士陆葇在序文中将此“胆”理解为“胆魄”，并借以推许孙光祀“识定而胆决，而发之于言、措之于事，皆立于至当而不可易也”[5]，其实并不准确。
　　《胆余轩集》在包括《四库全书总目》在内的一些文献著录中也作《澹余轩集》，可知已非本意;孙光祀同年好友、曾任贵州巡抚的曹申吉（1635-1681）字澹余，且著有《澹余集》，或是二书混淆所致。今天看来，仍应统一作《胆余轩集》为是。
　　（二）《胆余轩集》的成书
　　孙光祀在《胆余轩集》卷首有一篇简短的《自叙》，签署时间是“顺治辛丑初秋”。辛丑是顺治十八年（1661），是年顺治帝退位，康熙帝登基。据序中称顺治为“先皇帝”，则此序写于顺治退位之后。说明此集在此时已经编定。但是否刊刻了呢？看来没有。这一则可以从现存文集中有不少后来康熙年间的文稿可以证明，二则卷前其他序文也是有力的证据。《胆余轩集》卷首有韩菼（1637-1704）、陆葇（1630-1699）、李应廌（1638-1704）、魏希徵（1646-1715）、汪灏（1643-1718）等多人的序。韩菼的序作于康熙三十五年丙子（1696），陆葇的序作于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李应廌的序作于康熙三十年辛未（1691），魏希徵的序作于康熙三十三年甲戌（1694），汪灏的序作于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此外还有彭会淇的一篇《跋》语，撰写时间未详。《自叙》中有言：“近者有识之士慎于自爱，率不敢轻为文章，声誉之中亦有不测者存焉。故不欲强名公大人以所难，而自述数语以见志。”[6]可知在初步编定本书时，摄于文网严密，自己又未宦成归田，并没有请人作序，也没有刊刻发布。直到30多年以后，他的儿子们为了给他祝寿，才在原稿本的基础上予以增删，并找了几位与他有师生之谊的在朝名臣撰序之后付梓的。因此，本书的刊刻一般认定为康熙三十五年（1696，韩菼作序之年），应是可信的。
　　由初步编定到35年后刊刻，固然增添了一些后来的文稿，但因认为不合时宜而被删除的也肯定不少。这从李应廌序文中“知先生立言最富，兹集只十之一二耳”[7]一语中也可得到旁证。
　　（三）《胆余轩集》的卷帙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二集部三十五著录：
　　《澹余轩集》八卷（山东巡抚采进本）国朝孙光祀撰。光祀字怍庭，号溯玉，历城人。顺治乙未进士，官至兵部侍郎。是集凡文七卷，诗一卷。
　　然据现存刻本正文或目录，该书虽装订八册，并以八卦顺序（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为序编排，但除了诗稿是单独成册（坤册）外，总体并未分卷。内容的排列是按文体顺序，依次为：序（34篇，含书序和赠序）、论（4篇）、策问（5篇）、策（12篇）、诏（2篇）、说（1篇）、议（1篇）、评（1篇）、疏（1篇）、表（6篇）、启（8篇）、碑记（7篇）、赞（4篇）、杂著（5篇）、墓志（14篇）、行状（4篇）、祭文（9篇）、疏稿（30篇）、诗（197题，288首），诗又按四言古、五言古、七言古、五言律、五言排律、七言律排列。各部类篇章多寡不一，最少者仅1篇，多者数十篇。而文章标题目录与正文也有若干不一致之处，极个别的则有目无文。可知编定此书时，他的儿子们并未做到精益求精，而他本人已经八十多岁，垂暮之年，精力所限，亦未能亲自审校，所以未能尽善尽美。
　　（四）《胆余轩集》的思想内容
　　通过《胆余轩集》的文体排列即可看出，作者的文章部分主要是公文奏牍、墓志和赠答文字，除个别篇章外，大都属于实用文体，虽非纯文学作品，但文采华赡;其诗歌部分也以酬答类为多。但均具有较高的史料和艺术价值。李应廌序文中所说“其志雅不欲徒以文章名，而言语下笔妙天下”[7]，是符合实际的。通过这些文章，可归纳出几点最主要的思想内容：
　　第一，弘扬儒家道统。以思想倾向论，作者其实是一位儒家学者，其对孔孟之道包括宋代理学服膺备至，为人处世无不恪守其规范。即便是论及很具体的人和事，也必以儒家经典为旨归。诚如汪灏序文所说，“按班而求，如评史、说经、发策、著论，其有得于六经之旨者，皆可共见;即细及一札一跋，不维系世道，则讽喻人心，与《毛颖》《罗文》《睡乡》《醉乡》闲放自恣之流判然异趣”[8]。这当然与他长期受儒家学说教育熏陶有关，其家庭的世代传承也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从另一角度说，这既是经世致用之需要，也是自我保护的必要措施。因为清代统治者为异族入主中原，开国之初尤其对汉族士子心存疑忌，但其尊孔崇儒却远迈前代。在文字狱随时发生的清代前期，弘扬儒家道统不啻是一层有效的防护。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第一论文网专业代写教育教学论文和论文代写以及发表论文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第二，心系国计民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历代儒家学者的共同理想。作者经受了家庭的离乱，最后得以平反报仇，在这一过程中，无疑更增进了其对清代最高统治者的感激和忠诚。身为言官，能够竭力表现其忠诚的，一是给朝廷以正面的建议，一是对不良人事的弹劾。魏希徵序文称其“前后在朝三十年，謇謇谔谔，无一事不期于国计民生有补，亦无一国计民生所当言当行而或依违隐忍踌躇顾盼而介欲言不言、欲行不行之间者。”[9]可知孙光祀对其职责是竭尽了全力，并且也深得皇帝欣赏的。举劾不当者偶尔有之（如弹劾魏裔介、龚鼎孳等的奏疏），不过因言官有“风闻奏事”之例，所以时人亦不以为过。时当清朝立国之初，百废待举，他的建议显然也对稳定社会、完善治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从其部分奏疏被选入《皇朝经世文编》也可以得到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