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差异下农民工流动就业行为的模糊多目标决策分析

刘文霞宋山梅

（贵州大学管理学院，贵州贵阳５５００２５）

［摘要］文章从代际差异的视角，运用模糊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研究了两代农民工在资本禀赋约束下的就业地点选择决策。通过对贵州省调研数据分析发现：不同的资本禀赋差异导致两代农民工就业地点选择呈现多样化，其中第一代农民工最佳就业地点为本地乡镇，新生代农民工则为县外省内；两代农民工就业地点决策行为均体现出有限理性特征，但新生代农民工较老一代农民工更具有决策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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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工；代际差异；流动就业；模糊多目标模型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１１ＸＪＹ００７）、贵州大学２０１４年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研人文２０１４０５４）、贵州大学喀斯特地区发展战略研究中心２０１４年规划项目（ＫＳＴ２０１４Ｘ０４）。

［作者简介］刘文霞（１９８８－），女，贵州遵义人，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通讯作者：宋山梅（１９６３－），女，广东梅县人，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学。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由于我国独有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使得往返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农村劳动力成为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长期以来，农民工离土从事非农职业，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时期要实现共享改革红利，那么关注农民工流动就业显得格外迫切。农民工流动就业决策行为不仅是个体微观经济行为，同时，也是人力资源区域配置的体现。探究农民工流动就业不仅对增加农民工收入、实现农民工稳定就业有指导意义，同时，对促进我国劳动力资源合理高效利用、维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普遍发生的社会经济现象，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必然存在一种可以解释的经济关系和逻辑。长期以来，对于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决策，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研究。其中刘易斯等从宏观层面提出经济发展的二元体制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１］；托达罗从微观方面提出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出于个人收益最大化的决策结果［２］，斯塔克等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既是个人收益最大化的决策也是家庭福利最大化的安排［３］。同时，国外学者也从微观层面开展实证研究表明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协议过程是家庭安排劳动力外出的关键因素［４］，流动劳动力的个体特征和家庭位置［５］及外在环境的流动性限制［６］都是影响其流动的关键因素。

国内学者分别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个人特征、家庭禀赋和社区环境、制度因素等方面探讨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决策和就业选择。如人力资本方面，王德文通过数据运用Ｍｉｎｃｅｒ工资方程和计量模型发现农村劳动力是根据个体人力资本积累状况和劳动力市场条件选择迁移就业的［７］；黄斌和徐彩群也通过调查数据发现人力资本能给混合就业和非纯农就业劳动带来显著的经济回报［８］。社会资本方面，胡金华则通过数据测算和计量分析发现农村劳动力个体的社会网络对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９］。刘璐宁以２００６年的ＣＧＳＳ数据运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法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于农民非农转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１０］。而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共同方面，白积洋通过对人口迁移的空间选择机制分析［１１］，张务伟和张可成运用结构方程对４７２５位农村劳动力调查研究，都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民工迁移和非农收入的重要因素［１２］。在个人和家庭方面，朱欣乐、程名望、刘庆宝、陈胜东、柳建平等运用模型验证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决策影响因素中的个人和家庭两方面［１３－１７］。此外，杨云彦和石智雷认为家庭禀赋是影响劳动力外出就业的重要因素［１８］，李光明则认为制度因素也是影响农民工外出务工决策的关键因素［１９］，王春超等认为农民工的流动就业决策行为不仅决定于其自身的经济禀赋和企业态度，同时还决定于外部政策环境［２０］。

从已有研究来看，学者们从农民工①个体和家庭层面对其流动就业和就业选择进行了详细深入的研究。但还存在几点不足：首先，对农民工流动就业地点决策的影响因素探讨较少，其次，研究方法多注重计量模型分析，对于描述和模拟农民工流动就业行为决策过程的研究较少。这一方面王春蕊采用的模糊多目标模型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参考［２１］。最后，从代际差异的层面探讨两代农民工流动就业决策的研究还基本没有。然而，当前我国的农民工群体已经不是一个高度同质的群体，由于两代农民工在成长环境、生活经历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异，使得两代农民工具有不同的行为决策方式。鉴于此，本文从代际差异角度出发，利用模糊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描述模拟两代农民工的流动就业决策过程，同时，通过对比现实调查数据，进一步探究农民工流动就业决策行为规律，从而为农村劳动力实现合理有序迁移和农民工实现稳定就业提供有益借鉴。

二、研究框架

根据托达罗和斯塔克的思想，农村劳动力流动行为决策是个人和家庭共同产生的合乎理性的经济行为。个人作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在流动行为决策中通过对自身及家庭资本资源进行比较估计的基础上进行决策选择。同时，根据国内相关研究，基于微观层面农村劳动力行为决策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个人人力资本、家庭社会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以及个体特征，本研究将以上因素整合为资本禀赋。

Ｈ１：自然资本是个体所在家庭的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的总和，个体在外出就业决策中，主要考虑家庭土地处置方式，以及自然资源会作为其回流的基本生存保障。

Ｈ２：人力资本是约束个体外出就业决策中的关键因素，个体主要考虑自身健康状况、技能情况等决定就业选择。

Ｈ３：社会资本对个体外出就业影响主要是体现在流动主体根据社会资本获得相应的就业信息，同时考虑地缘和亲缘的社会生活作用。

Ｈ４：金融资本是约束个体外出就业的基本资金支持和入城后暂时无工作的基本生活维持基础。

Ｈ５：个体特征是决策主体基本特征，在就业决策中考虑个体性别、婚姻状况、体能和收入等基本状况。

个体流动就业决策中，根据资本禀赋情况于有限的就业方案中，选择效用最大化的最佳方案。

三、研究方法

由于农村劳动力受个人认知水平、信息获取、环境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其就业决策过程存在诸多模糊性，本文借鉴模糊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对其进行分析。模糊多目标决策是借助模糊数学工具，将具有相互冲突、不可公度的多个目标转化为单一目标有序问题中寻求最满意方案的过程。

则xj为决策者最满意的方案。

四、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本文使用的数据源于２０１２年贵州省的随机抽样调查数据，调查对象为１８－６５岁贵州籍农民工。调查内容主要包含农民工个体及家庭基本状况以及个人就业状况、工作福利待遇等内容。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１４００余份，回收１２８５份，有效问卷１０８５份，有效率为８４．４４％。样本主要地区大致分布为中部地区１４３份，北部地区４２８份，南部地区２７１份，西部地区２４２份。调查对象中，１９８０年以前出生的第一代农民工共４７０人，占样本总量的４３．３２％；１９８０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６１５人，占总量的５６．６８％。

农民工就业地点中，选择本地乡镇务工的１３．３６％，乡外县内的占１１．０６％，县外省内的占２８．６６％，省外地区４６．９２％。其中，第一代农民工选择本地乡镇的占２３．６２％，乡外县内的占１２．７６％，县外省内的占２６．６％，省外地区的占３７．０２％；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本地乡镇的占５．５３％，乡外县内的占９．７６％、县外省内的占３０．２４％、省外地区的占５４．４７％。两代农民工就业地点选择表现出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随着务工地点的距离越来越远，选择的比例也逐渐增加；而老一代农民工却呈现Ｖ字态势，在本地县城最低点往两边上升。老一代农民工和总体农民工的就业地点分布趋势一致，而新生代农民工不一致。两代农民工中县外省内和省外的比例都较高，表明当前两代农民工主要集中于县外省内和省外地区务工。本地乡镇中老一代农民工占比较大，而新生代农民工占比很小，主要是由于两代农民工不同的成长经历和代际特征导致的。

五、农民工资本禀赋指标体系

资本禀赋主要是个人和家庭拥有的先天和后天的所有资本资源的总和，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和个体特征。其中个人特征和人力资本是决策主体能力特征的体现，其他资本是家庭拥有而个人可以使用的资源。自然资本包括家庭耕地面积、土地所处环境、土地处置状态、住房面积、住房形式；人力资本包括教育程度、特殊手艺、健康状况、培训次数、培训内容；社会资本包括亲友数量、亲友工作状况、亲友信任程度、亲友信息分享、家距乡镇距离；金融资本包括路费来源、家庭借款情况、金融机构贷款、获得资金渠道；个体特征包括体能、性别、婚姻状况、收入状况。采用层次分析法（ＡＨＰ），将资本禀赋划分为三级层次目标，通过咨询相关领域９位专家的意见，对各指标进行权重分析。权重确定过程为首先对各专家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若检验不通过则进行适当调整至检验通过；其次计算各专家分层级权重；最后对各专家各指标权重求平均权重为最终权重。各指标具体定义和权重如表１所示。

根据各指标选项赋值结合指标权重，将两代农民工的资本禀赋计算出来，具体见表２。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资本禀赋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其中人力资本、个体特征、自然资本高于老一代农民工，而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低于老一代农民工。

六、两代农民工就业地点的模糊多目标决策分析

农民工就业地点的模糊多目标决策是农民工在具有相互冲突、不可同时共选的多个就业地点中按照约束条件下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对各个目标方案排序选择，从而得到最满意方案的过程②。按照模糊多目标决策方法，农民工就业决策是对各方案之间进行属性比较后根据自身效用需求选择最满意就业地点的过程。农民工面临的就业地点决策目标方案主要包括四种情况，即：本地乡镇、乡外县内、县外省内和省外地区。

方案ｘ１：农民工在本地乡镇就业，距离家庭较近，可以完全兼顾家庭农业生产，就业信息充分，就业成本较低，收入较少。

方案ｘ２：农民工在乡外县内就业，个人主要在当地县城或县内其他地区务工，距离家庭距离适中，可以在农忙时节适当兼顾家庭农业生产，多通过亲戚朋友获得就业信息。

方案ｘ３：农民工在县外省内就业，个人主要在省会城市和省内其他大城市务工，距离家庭较远基本不能兼顾家庭农业生产，就业信息获取渠道更广，就业成本和收入都较高。

方案ｘ４：农民工在省外就业，完全无法兼顾自然资本，信息获取渠道多样化，就业成本高，收入也最高。

农民工在就业地点决策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自身情况和家庭基本情况。个人寻求自身人力资本和个体特征范围内、家庭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及金融资本范围内的效用最大化的决策方案。

自然资本ｆ１：家庭自然资本对就业地点远近的影响，决策者主要考虑照顾家庭农业生产，工作住宿等问题。

人力资本ｆ２：个人人力资本对就业地点远近的影响，决策者估计就业岗位所需的人力资本状况，考虑选择就业地点。

社会资本ｆ３：家庭社会资本对就业地点远近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决策在就业过程中的关系网络和部分就业信息获取。

金融资本ｆ４：家庭金融资本对就业地点远近的影响，决策者就业地点的就业成本支付主要受家庭金融资本限制。

个体特征ｆ５：个体特征对就业地点远近的影响，决策者就业以个体为载体，受个人基本特征的影响。

同样依据所选各指标赋值和权重可分别求出两代农民工的资本禀赋下就业地点中各项资本值，为方便决策分析，直接将其作为决策矩阵Ｆ列出。第一代农民工的决策矩阵Ｆ１，新生代农民工决策矩阵Ｆ２，如下所示：

综上所述，无论是哪种风险偏好的决策者在资本禀赋限制下对就业地点的选择结果都是第一代农民工的最佳就业地点是本地乡镇，新生代农民工最佳就业地点是县外省内。两代农民工就业地点决策分析显示，王春蕊［２１］等提出的农村劳动力最满意的就业地点为县外市内，主要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上，对于老一代农民工其最满意的就业地点还是本地乡镇。从决策分析中可以看出，第一代农民工就业地点中最不满意的是乡外县内，新生代农民工则是本地乡镇。从实际调查情况来看，第一代农民工主要选择在省外地区，其他依次是县外省内、本地乡镇和乡外县内，其中本地乡镇占２３．６２％。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地点选择依次为省外、县外省内、乡外省内、本地乡镇，其中县外省内占３０．２４％。由此不难看出，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实现就业地点满意选择的比例高，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加具有决策理性。同时，这也是新生代农民工资本禀赋高于老一代农民工资本禀赋的内在作用所致。另外，两代农民工决策分析结果和实际调查结果相对比，呈现出两代农民工就业地点选择中最佳就业地点不相符而最不满意地点相符的特征，进而体现出农民工在信息获取、资本禀赋限制和外在环境不确定下的就业地点决策中表现为一种有限理性的就业决策。

七、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文通过运用模糊多目标决策模型，从代际差异的角度对资本禀赋约束下的两代农民工就业地点决策分析发现：（１）两代农民工最满意就业地点体现出代际差异，第一代农民工的最佳就业地点是本地乡镇，而新生代农民工则为县外省内。（２）两代农民工就业地点选择均表现为有限理性的就业决策，但新生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实现就业地点满意选择的比例更高。（３）无论是实际调查中，还是决策分析中，两代农民工由于资本禀赋的代际差异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使得就业地点选择呈现多样化。

（二）启示

１．农民工内部呈现的代际差异现象使得两代农民工在就业需求和就业选择上表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政府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必须重视农民工内部群体分化现象，单一的就业促进机制势必对不同群体无法发挥最大效用。因此，制定针对两代农民工各自不同偏向重点的就业政策才可能真正高效地引导农民工实现合理就业。

２．提升农民工的资本禀赋水平，提高农民工就业选择决策能力。农民工资本禀赋中，首先要稳固自然资本作用，尤其是对具有乡土情结的一代农民工。积极引导农民工在就近乡镇就业，提升农民工理性就业水平。其次要增加人力资本存量，通过多渠道开展专业技术培训、岗位技能培训等，多渠道全方面增加农民工人力资本。再次要拓宽农民工社会资本范围，增加农民工信息获取途径，减少就业盲目性和不确定性。最后大力发展农村金融机构，为积累农民工金融资本提供有力条件。

３．充分发挥政府调控作用，积极引导农民工实现就近就业和转移。大力发展小城镇经济和加大省市经济的就业吸纳能力，为农民工实现最佳就业选择提供良好的平台。通过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城乡资源逐步合理分配，着力加强小城镇建设，为第一代农民工近乡就业提供良好的生活、就业环境；为新生代农民工省市城市就业减少障碍，逐渐消除制度歧视，加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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