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法律是为了实现正义而生的，但正义也需要人去争取。这就是本书的价值所在。经历了多次矿难后，美国西弗吉尼亚矿区的人们决定“选择一家他们恐吓不了也收买不了的律师事务所”，进行一场维权战斗。
美国的民事侵权诉讼大多数最终和解结案，水牛湾案也是如此。但这是胜利的和解，而不是委屈的和解。和解金额从侵权方提出的300万美元增至1350万美元，这是斯特恩团队历尽万难证明水牛湾惨案的发生并非“疏忽大意”，而是“不计危险后果”的胜利成果。以下内容摘自本书开篇部分，揭示作者为何代理这起案件。
1972年2月，水牛湾地区发生的灾难震惊了美国。某煤矿公司用于过滤洗煤厂排黑废水的一座巨型大坝坍塌了，山谷里绵延17英里（1英里=1 609.344米）的一个矿区小镇因此被摧毁。
在灾难中，125人死亡，几千人倾家荡产。电视台的晚间新闻播放着洪水激流的画面，黑色水流席卷着尸体瞬间闪过，啜泣的人们向记者哭诉自己的故事，他们因悲痛而扭曲的面孔在近镜头下触目惊心。
在水牛湾地区灾难发生后的几周里，我从新闻报道中获知了这一消息。我对水牛湾地区事件竟然毫无兴趣。这有些奇怪，毕竟，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做一些事，有意义的事情。
转变职业的动力
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刚从法学院毕业的时候，我经常去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出差，代理政府参与选举歧视案件的审理。我的目的是帮助那些逐渐萌生维权意识的南方黑人。
在那段特殊的时期，我奔向了南方。当时，我已经接受了一家华尔街律所的工作机会，理应在毕业后很快就投人工作。我的思路是，自己有《公司法》的知识基础，再在律师行业实践几年后，就回到家乡工作。
我在南方时，这个计划发生了改变，改变的动力来自肯尼迪总统当选和“自由乘车者”维权运动。“自由乘车者”是一群民权活动家，他们从1961年开始乘坐跨州巴士前往种族隔离现象严重的美国南部，以检验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允许跨州旅行者无视当地的种族隔离判决的落实情况。当我在新闻中看到“自由乘车者”运动中的巴士被人袭击后燃烧起来时，我告知华尔街律所，我改变了心意。随后，我进入华盛顿司法部民权司工作。行动起来、帮助他们，这是我必须做的。没有人比我更适合了。作为白人、南方人，同时作为律师，我在这个结构体系中的角色、身份都准许甚至鼓舞着我站出来为他人申诉。
在民权司工作两年让我透支了自己，肯尼迪总统被刺杀后，我已无法再坚持，我选择离开。当时的民权运动方兴未艾，原先少量的政府律师呈倍数增长，来自全国的大学生也纷纷涌入南方来提供帮助。
离开司法部后，我加入了华盛顿阿诺德波特律师事务所。在律所的9年中，我为另一群客户担当律师。这些客户主要是与政府形成对抗的公司，我难以在这份工作中找到意义。有时，我以自己是在为弱小势力而战来劝慰自己，我曾用3年时间帮助一家小型铁路公司与国内最为富绰、拿捏其生死大权的铁路银行业体系作生存抗争。我想，或许这也是一件好事。但是，更多时候，我逼自己不再去追寻终极的远景，而是从日常的律师工作中寻找意义。
迷茫期接手公益诉讼
随后，我们律所决定每年批准一位合伙人全职从事公众法律援助案件——公益案件。这个项目施行的第三年轮到了我。
一年过去一半时的某一天，我盯着窗外，心中充满焦躁感：没有任何案件让我感觉到日子过得充实，没有任何案件让我感觉到我又超越了自我。我甚至为此而咨询了心理医生。我很无聊，我没有目的，我告诉医生。
“您的问题需要收费40美元。”医生抛给我这样一句话。我没有再去见他，因为我并不相信心理医生这一套。
就在我见心理医生后不久，一位律所里的合伙人打电话给我：“我刚从环保协会的一个朋友那儿得到消息，他想知道我们是否愿意代理水牛湾地区重灾区的部分幸存者们。”我回复称，我会和另一位合伙人哈利·休奇联系，了解事件的具体情形。即使在这时，我仍然没有去详细阅读事件相关的新闻报道。
我觉得哈利应该会对这次矿难有所了解，因为他刚刚为伤残采矿工人和工人遗孀打赢了一场起诉矿工联合会退休及福利基金的官司，该案标的高达数百万美元。
矿工联合会退休及福利基金是多年前由矿业公司和矿工联合会主席约翰·路易斯成立的，其目的在于为工伤矿业工人、工亡工人的家庭成员提供福利。
直至今日，作为第一只出现在美国的公司的员工类型信托基金，具有历史意义。这只基金应由独立的受托人管理，对基金受益人负责，而非对矿业公司或矿工联合会负责。但是，在很多年里，这只福利基金被存入矿工联合会银行在华盛顿的一个活期存款户头中，既没有设立为定期存款账户，也没有用于政府证券投资。这样一来，抚恤金领取人、遗孀们就丧失了该笔基金可能获取的数百万美元利息收益了。（未完待续，作者为水牛湾惨案幸存者的首席代理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