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罪与罚》和《白夜行》两部小说诞生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具有不同的思想倾向，然而两者都将主人公的谋杀行为设置为关键母题。本文通过对两种谋杀母题的分析，揭示两种谋杀母题背后相通的反叛意识；从福柯的理论视域，探究在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出现相通的反叛意识的根源；最后，分析两种反叛意识在建构方式上的差异，对反叛意识进行深入的解读。
关键词：谋杀母题反叛意识《罪与罚》《白夜行》
一、谋杀母题在文本中的建构
谋杀作为一种在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类行为，它本身不带有任何的主观情绪，它包含各种可能，它能构建起各种故事，能表现出各类情感。正如弗兰采尔和图松对母题的定义，“母题这个词所指明的意思是较小的主题性的（题材性）单元，它还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情节和故事线索，但它本身构成了属于内容和形式的成分”{1}。相对于主题而言，母题就是较小的具体的单位，是人类的诸种基本行为，谋杀由此成为一种母题。
谋杀母题从未远离过人们的视线，在不同时代被赋予不同的内涵。希腊神话中，三代神的交替就是通过谋杀来实现的。《俄瑞斯忒亚》通过谋杀母题，反映了一个背负诅咒的家族的血腥历史，以及由野蛮仇杀到法律裁决，由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历史性过渡。文艺复兴后期，莎士比亚不乏以谋杀来展示人性之作。哈姆莱特在最后刺死奸王，结束了内心的延宕；奥赛罗在猜疑中掐死自己的妻子，最终在无限的悔恨中自刎，人性的弱点是在谋杀这一母题的构建下表现出来的。19世纪30年代以来，现实生活不断深入到文学的表现范围之中，通过谋杀来反映社会现实成为现实主义传统中的重要内容。19世纪中后期的俄国文学中也是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即是代表之作。
在《罪与罚》整个小说的情节链条中，谋杀行为处于一个关键的位置。拉斯柯尔尼科夫认为他可以成为“不平凡的人”，可以为了某种理念杀人而不需要背负道德和法律的制裁。他为了验证自己的理念，杀死了通过发放高利贷来牟利的阿廖娜·伊凡诺夫娜和他的妹妹，并且巧妙地躲过了警察的排查。小说中的情节都围绕着谋杀展开，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心理活动也主要表现他杀人前后的心理状态，谋杀母题在文本中具有关键作用。
20世纪50年代，日本作家松本清张开创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先河，他以现实主义的笔法来写推理小说。在作品中，他通过谋杀事件来反映社会现实中种种复杂的矛盾冲突；或者通过主人公的谋杀行为来表达对社会现实的控诉，以极端的方式维护社会的正义。
东野圭吾在《白夜行》这本小说中继承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风格，在谋杀背后隐含着深刻的人性内涵。《白夜行》中的故事起笔于1973年，以桐源洋介在一幢废弃的办公大楼中被人刺死开篇，警员垣润三开始十九年的漫长追查，期间，寺崎忠夫车祸死亡，西本文代“意外”煤气中毒死亡，藤村都子、江利子受到侵害等，这一系列看似毫无关联的案件，都与桐原亮司和唐泽雪穗有着或明或暗的关系。东野圭吾以对桐原亮司的追查为线索，将整部小说中各个零散的犯罪故事串联起来，使得谋杀这一母题具有了线索意义。
二、两种谋杀母题的相通性
《罪与罚》中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为一名肄业的大学生，交不起房租，靠着母亲和妹妹的接济生活，生存境遇艰难。为了验证他的“不平凡的人”理论，他谋杀了阿廖娜·伊凡诺夫娜，为了掩盖罪行，他又杀死了无辜的丽扎韦塔。在《白夜行》中，东野圭吾将日本20世纪70年代至90年的时代图景与桐原亮司的人生穿插在一起，桐原亮司的外在环境使他进入了一个极端的境遇。当他目睹父亲侵犯自己唯一的同伴时，他在极端境遇下做出了人生的选择，将父亲送他的剪刀插入了父亲的后心。相同的行为选择的背后体现出相通的反叛意识。《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不平凡的人”的假设和《白夜行》中桐原亮司的顽强谋生都借由谋杀这一母题表现了出来，两者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叛意识。
随着人对自身认识的深化，人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各文化体系中维持社会正常运行的价值标准也逐渐完善，非理性越来越不容于严正的文明体系。“基督教的非理性被基督教徒自己放逐到理性的边缘，因为理性已经被等同于肉身显灵的上帝的智慧。”{2}特定文化所表现出的最高存在成为对人的自然天性的一种限制，宗教文化、伦理道德和等级秩序都是如此。当这种限制发展到人們的自然本性难以承受时，便会出现反叛。这也是《罪与罚》和《白夜行》中谋杀母题都表现出反叛意识的根源。
这种现象长存于整个文学艺术的发展流变之中。当经院神学不再适应新型的生产方式的需求，文艺复兴运动应运而生；当王权失去权威，理性主义失去原有的土壤，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兴起；当想象与情怀无助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现实主义文学成为19世纪文学的主流。20世纪以来，人类对自身感到失望，经济危机使人陷入困顿，两次世界大战爆发造成巨大灾难，人们不断加深对科学技术的质疑。处于时代的洪流之中，艺术家以自己的方式反映着人类文化的更新与演进，而反叛正是文化更新与演进的最好的动力。
反叛意识的存在也成了两部小说之间存在相似性、可比性的原因。无论是宗教、法律还是等级制度，当它们对人的自然欲求的限制超过了人们可以忍受的程度时，反叛意识自然出现，并会与现实世界产生激烈的冲突，激发出作家的创作欲望。在不同时空、不同类别的文本中，反叛的具体体现之一就是谋杀。
三、反叛意识构建的差异性
（一）反叛对象的差异
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谋杀便是对法律体制和宗教意志的极端反抗。他的“不平凡的人”理念本质是对传统宗教精神的反叛，对上帝仁爱的否定。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谋杀表现出了人的意志对忍让精神的反叛。政治体制和宗教意志交织在一起，让本应成为社会主体的人，成为无意识的生物。拉斯科尔尼科夫企图重新获得主动权，于是不再顾及法律的约束，不再保持博爱和虔诚，他的谋杀是对宗教精神和法律意志的反叛。
《白夜行》中的谋杀同样也是一种反叛，不过是对日本长久以来的等级制度的反叛。日本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父亲对子女、上级对下属具有绝对的权威，20世纪最后三十年，社会经济的崩塌使得这种家庭伦理观念受到破坏。当桐原亮司的剪刀刺入桐源洋介的后心时，他就完成了对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反叛。而雪穗将两任丈夫、一众男性玩弄于股掌之中，更是对日本男尊女卑的伦理道德的讽刺。桐原亮司与雪穗联手，相互保护，不计一切，不讲道德，为了生存无所不用其极。于是，桐原亮司可以杀死沦陷于罪恶欲望中的父亲，可以杀死任何来追捕他们的人；雪穗可以杀死将她作为商品不断出卖的母亲。基于这种对病态家庭生活的反叛，两人纵然恶贯满盈，但当桐原亮司无路可逃而跳楼自杀，雪穗彻底地走向黑暗时，读者感受到的是绝望与悲恸，而非正义得到伸张的快感。
（二）构建方式差异
《罪与罚》对于谋杀活动的表现是直接的，小说细致地表现了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的整个过程，从准备阶段的犹豫、实施阶段的错乱、犯罪后的内心煎熬，到认罪后心境的平复，整个过程都完全显露了出来。小说的叙事线索是完整的，我们可以看出主人公在整个事件中的心理历程，读者的眼光紧紧地跟随着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命运轨迹。《白夜行》中的谋杀叙事则表现出碎片化、零散化的特征。小说的视角不断变化，整个故事仅仅依靠不同叙述者对桐原亮司和雪穗的侧面叙述将几个谋杀事件联系起来。小说不再存在完整的叙事脉络，也没有一个系统的井然有序的结构。东野圭吾并未直接给读者勾勒出主人公这十九年的经历，而是将桐原亮司和雪穗的十九年的生涯打碎，读者能看到的只是一個一个的碎片。
另外，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前后的内心活动是开放的，直接的内心独白展现出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整个谋杀过程，读者可以直接接触到他的内心世界。这种谋杀的表现方式具有强烈的内倾性，通过第三人称内聚焦的视角，以大段心理独白和穿插的梦境展现出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思想冲突和思想意识变化。另外，人物和人物之间也是可沟通的，通过拉斯科尔尼科夫和他人的对话反映出他的内心活动和心理变化。《白夜行》中桐原亮司的内心是完全封闭的。小说中并没有桐原亮司的内心独白，内心的活动都是通过他人的视角表现出来的。当遇到松浦，幼年时的回忆被勾起时，他内心的起伏也只是通过圆村友彦的观察一笔带过。桐原亮司的内心世界完全处于一个黑箱状态，读者无从得知其内心是一个什么状态，只能通过作品中其他人的眼光来体会桐原亮司的情感。雪穗和桐原亮司两人相互依存，了解彼此的一切，但是两人却处于一个彼此隔离的状态。小说中，在桐原亮司自杀前，两人从未出现在同一个场景之中，没有任何的直接接触，这就完全堵住了桐原亮司宣泄情感、展示内心的渠道。
四、结语
谋杀母题具有其独特的吸引力，在世界各民族的早期文学中就成为表现对象，后代众多作家沿用这一母题来表现自己的情怀与主张。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东野圭吾相差一个世纪，并且他们处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之中，但是在《罪与罚》和《白夜行》中，他们均采用了谋杀为母题来表现反叛意识，反映了人对自然本性的诉求。
作者：袁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