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情与心理距离：《德伯家的苔丝》的悲剧审美解读

　摘要：托马斯·哈代的名著《德伯家的苔丝》因其强烈的悲剧震撼力受到广泛欢迎。这种悲剧审美的产生首先源于读者的移情，然后通过心理距离产生外位于苔丝的地位，并最终内化为心理距离，产生悲剧审美。即通过心理距离的特殊形式——时间和空间的遥远性，人物和情节的特殊性质以及超自然力量产生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感。其中，读者即审美主体发挥着积极的能动作用，是悲剧审美产生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德伯家的苔丝》移情心理距离悲剧审美读者
　　一个贫民家的女儿因为一场认亲而失了贞洁，身世飘零，抱恨千古。这样的题材故事看似老套，但在哈代笔下，《德伯家的苔丝》（以下简称《苔丝》）却成为世界文学名著的经典，因其强烈的悲剧震撼力受到广泛欢迎。对于《苔丝》这一悲剧性主题，中外学者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种研究：一是从社会、性格以及命运悲剧方面探讨苔丝悲剧产生的原因，二是将《苔丝》的悲剧研究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将苔丝的个人命运悲剧看作乡村文明对抗不可逆转的现代文明的悲剧，三是从弗莱的“原型说”探究苔丝作为“羔羊”和“殉道者”形象在《苔丝》这部小说中的原型再现，四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探讨男权压迫造成的女性悲剧及进而探讨女性自主解放之路，五是从古希腊悲剧、圣经文学和莎士比亚戏剧研究哈代悲剧小说的形式来源。从以上研究中可以看出，对于《苔丝》悲剧性主题的探讨大部分限于悲剧产生的文学外部因素，而鲜有从审美角度探究《苔丝》中的悲剧效果。
　　何为悲剧审美？在悲剧审美过程中，作者、文本和读者又有着哪些关系？作为审美主体的读者如何在悲剧中体会美感？读者审美的过程又是怎样完成的呢？哈代又是怎样在《苔丝》这部小说中用自己的创作让读者完成悲剧审美的呢？这些都是本文中需要探讨和回答的问题。
　　一、移情：自失于对象之中
　　自古希腊开始，悲剧在西方文学中即享有崇高的地位。作为一种严肃的艺术，悲剧比其他戏剧形式更能唤起人的感情，即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到的唤起人的怜悯和恐惧[1]。亚的话为探究《苔丝》中的悲剧审美提供了一个思路：悲剧情节必然通过人的审美心理产生悲剧效果。随后黑格尔提出了伦理的相互冲突与和解理论，表示真正的悲剧快感产生于“永恒正义的权力的合理性，我们在看到有关人物的毁灭时仍然感到安慰（庆祝永恒正义的胜利）。”[2]然而他这种“胜利的庆祝”过分注重客体内容，却忽视了主体的参与这一产生悲剧审美的积极审美力量。在接受美学看来，读者即审美主体在审美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能动作用。“在作家、作品和读者的三角关系中，后者并不是被动的因素，不是单纯的作出反应的环节，它本身便是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没有接受者能动的参予是不可想象的。”[3]正是读者这一能动因素的参与赋予了作品以生命。
　　首先，阅读《苔丝》不带有任何实用的或科学的目的，这仅仅是人们的一项审美活动，正如欣赏一朵花、一幅画。在阅读中，读者把自己全神贯注的凝聚在这本书里，仿佛这本书就是一个世界，这时，读者与苔丝的界限就从意识中消失，读者会因为苔丝境遇的悲惨而伤心或因苔丝和克莱的爱情而欢喜。这种主体与客体界限的消失在叔本华的书中有很好的描述：“人们自失于对象之中了，也即是说人们忘记了他的个体，忘记了他的意志;他已仅仅只是作为纯粹的主体，作为客体的镜子而存在;好像仅仅只是对象的存在而没有知觉这对象的人了，所以人们也不能再把直观者和直观分开来了，而是两者已经合一了;这同时既是整个意识完全为一个单一的直观景象所充满，所占据”[4]。在主体和客体同一的过程中，就会自然的把主观情感投射到客体中，站在客体的位置上，即读者在阅读《苔丝》的过程中产生代入感，会因为苔丝的命运而产生情感的波动。这也正是美学家立普斯提出的“移情作用”[5]。
　　然而，“移情作用”的产生不仅仅源于客体本身所具有的“美”，还在于客体与读者的智力特点和个人经验存在一致性。这样的悲剧故事能够激发读者内心的同情心，产生代入感。苔丝的故事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悲剧震撼力，源于形象取材于生活。哈代在回忆自己创作时曾提到，他故事中叙述的鲜明的妇女形象都是以他的故乡，一个英国西南部的小镇中与他朝夕相处的妇女为蓝本，进行的凝练和再创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反映了维多利亚时期身处英国边远小镇的妇女的生活以及思想状态。同时，苔丝的故事具有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审美性还在于，它描绘了在任何时代都可能存在的状况：贫困但善良的姑娘对待生活的真诚，面对爱情的渴望以及身份家庭的悬殊带给两个人爱情的问题，拥有强烈自尊心但出身于社会下层的妇女去与社会身份地位高的亲戚相认时遭到的冷遇和不幸。这些使得处于相同的情境，拥有相似的性格的年轻姑娘更能理解这种精神和行动上的痛苦，在阅读这部小说时，想到的不是苔丝的悲惨遭遇而是自身的经历。由此可以看出，这种移情作用的产生必然需要读者的参与，对于悲剧价值的最终实现审美主体起着重要作用。
　　二、距离化：回归自我
　　然而，“移情作用”带来的是读者与悲剧主人公的融为一体，这种心理上的重合带给读者的仅仅是悲伤不能自已，却无法达到悲剧中的快感和审美效果。在巴赫金看来，移情不是审美活动的目的，“真正的审美活动还没有开始呢”。在审美活动中，“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在移情之后都必须回归到自我，回到自己的外位于痛苦者的位置上。只有从这一位置出发，移情的材料方能从伦理上、认识上或审美上加以把握”[6]。这里，巴赫金提出的“外位于痛苦者的位置”也正是布洛提出的“心理距离”[5]，即介于我们自身与对我们发生影响的事物之间的距离。在我们设身处地体验到苔丝的痛苦之后，回归到自我，与苔丝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便能组织移情中产生的材料，完成审美活动，体验到故事中的悲剧美。朱光潜对布洛的“心理距离说”极为推崇，并将它应用于悲剧心理的研究，提出悲剧使生活“距离化”的几种方法[7]。这些距离化的手法使审美主体与客体相互分离，看似是作者采用的写作技巧，实则是对读者“审美期待”的预测，以期使读者产生外位于苔丝的地位，进而使《苔丝》这部悲剧作品为读者所理解和接受。（一）时间和空间的遥远性
　　这里首要谈及的手法是空间和时间的遥远性，即产生距离感是“让戏剧情节发生的时间是在往古的历史时期，地点是在遥远的国度”[5]。这种手法会因距离感使悲剧人物产生崇高感，也因其距离使悲剧降低恐怖性，增加审美效果。整个故事发生在保留着古风古貌的英国西南部小镇“维赛司”，这个在哈代笔下虚构出来的小镇沿用自古维赛司王国，这里的景致保留着未受维多利亚时期工业文明影响的相对闭塞古朴的特色，“是一处群山环抱、幽深僻静的地方，虽然离伦敦不过四个钟头的路程，但是它的大部分，却还不曾有过游历家和风景画家的足迹”[8]。这样的背景设置无疑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加深了距离感。
　　（二）人物和情节的特殊性质
　　传统的悲剧中，悲剧英雄往往具有超越一般人之上的品质或意志。面对一些非常状况，情节往往安排悲剧主人公做出异于现实生活的选择。即通过人物和情节的非常性质的安排增加了“距离”。在苔丝身上被作者安排上某些不寻常的品质，特别是苔丝的反叛精神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年轻姑娘身上是不可想象的。生活在世俗道德、宗教礼法观念浓重的维多利亚时期，一个失去了贞洁的女子只能选择与那个男子结合。而苔丝却不愿为恶魔和无爱的婚姻束缚，勇敢的生下孩子想以一己之力抚养。在牧师拒绝为孩子洗礼后，她自己为孩子行洗礼，她那时是“心平气静”，因为如果上帝不承认，“那这种天堂，无论为自己，无论为小孩，就都不稀罕了”[8]。试想对于一个没有接受过教育，成长在如此闭塞的地区的年轻姑娘，这是多么的“离经叛道”。她自主意识强烈，质疑传统的贞洁观，认为“一切有机体都有回复本原的能力”[8]。这种性格的刻画使苔丝这一形象与现实中的普通人产生距离，从而增加了悲剧的崇高感。
　　情节安排的“距离”体现在有些悲剧成因在现实生活中可以避免。故事中的主人公苔丝面对现实中很少有人会遭遇到的因为爱情会触碰法律的选择。现实中，即便遇到这样的情况，人们也会选择符合道德和法律的看似明智的选择。苔丝最后死亡的悲剧结局的间接成因是亚雷，直接成因是法律的制裁。法律是维护社会正义的工具，但也可能因其冰冷刻板成为不幸的制造者。而在现实中任何反叛的少女很少起到杀人的念头，试想苔丝和克莱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妻，如果苔丝在克莱回来找她时选择远走高飞而非杀掉亚雷，只要有家人的谅解她仍然有机会过上世俗的幸福生活。在此可以看出普通人在现实中会尽量采取不行动，就可以避免悲剧结局。所以情节安排的非常性质使它脱离生活，而高于一般生活。
　　（三）超自然力量
　　悲剧中的超自然力量是悲剧得以展开的中心，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当主人公被某些超自然力量所裹挟，悲剧也往往从此时展开。这种发源于古希腊的命运悲剧观昭示着主体所蒙受的苦难常常带有偶然性，而企图超越命运的限制必然会带来灾祸。张谷若在译本序言中提到：“哈代基于他那悲观主义思想，在他自己解释他那些悲剧人物时，常常归咎于‘命运的捉弄’;他在具体安排细节时，也常常运用偶合和预兆。通常说，必然正是无数偶然的总和;预兆往往是事发前必然出现的迹象”[8]。父亲那匹可怜的老马的死是苔丝悲剧命运的开始，“在他们这样的人家，才真的算是倾家荡产”[8]，而苔丝对家庭的责任感使她想撑起这样的责任。这种神秘的巧合使她被迫去亚雷家认亲，也由此走向恶魔的怀抱。苔丝答应安玑的求婚是因为她以为安玑看到她那封陈述自己过去的信而选择包容原谅了她。新婚之夜，当苔丝“供述”自己的罪恶时，安玑“心里还是照旧像瘫痪了的一般”[8]，因无法接受苔丝曾经的经历而选择出走，使苔丝本燃起希望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这封本该被安玑看到的信也成为偶然因素造成进一步推动苔丝的不幸。这些偶然因素共同构成必然，成为影响人物命运的关键因素。在这部小说中，这些超自然力量或是悲剧的预兆或是推动悲剧情节发展的因素，既有古希腊的宿命论观点，又因其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化而增强悲剧的表达效果。
　　通过以上距离化的手法，《苔丝》作为一部悲剧主题的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拉开了距离，使读者感受到作品中的世界与读者生活的世界不同，产生外位于作品的地位。因此在阅读中，读者不仅要依靠自己的生活经验，还要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读者的阐释中小说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小说中哈代欲表达的悲剧是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悲剧，而经读者的再解读丰富了悲剧的内涵。接受美学家伊瑟尔曾谈到：“意义不确定性与空白在任何情况下都给予读者如下可能：把作品与自身的经验以及自己对世界的想象联系起来，产生意义反思。这种反思是歧异百出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接受过程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3]因此读者的参与创作更加丰富了悲剧的审美效果。
　　三、心理距离：悲剧审美
　　朱光潜指出：“写实主义与悲剧精神是不相容的”[7]。现实生活中的苦痛与灾难，因为没有理想化的“距离化”而不能成为悲剧。然而回归到布洛的观点，以上所论及的距离化方法是“距离这一概念的一些特殊形式。无论他们具有什么样的审美特质，那也都只能是从距离的总的内涵之中推衍出来的。这种总的内涵就叫做‘心理距离’”[5]。因此，以上的三种“距离化”方法是“心理距离”的特殊形式，它们在审美活动中最终要内化为“心理距离”而起作用。这种“心理距离”即审美对象与读者的实际利害关系保持一定的距离，即读者的实际利益不受影响，读者便会集中精力于审美现象本身而欣赏那种赏心悦目的美。苔丝的故事带有悲剧性，假如读者身处其中，必然会悲痛万分。但作为一名读者，与故事本身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么这个故事便会激起读者的怜悯和恐惧，从而欣赏到故事的悲剧美，这也正是心理距离所产生的悲剧审美效果。不同于黑格尔的快感来自于“永恒正义的胜利”，我们看到了读者在悲剧审美中发挥的作用，读者通过认同感的移情和与悲剧主角的心理距离产生痛感并从痛感中升腾提高出既包含消极性又体现积极性的复合审美感受。
　　那么，移情作用作为审美活动的第一步，然后通过“心理距离”使读者获得外位于苔丝的地位，是否可以认为“心理距离”说仅强调主体和审美对象之间保持距离呢？对于此，布洛强调“这并不意味着自我与对象之间的联系被打破”[5]。这也便是本文探讨过的——审美对象之所以强烈的吸引我们是因为与我们的智力特点和个人经验存在一致性。既然主体和审美对象之间保持距离才能欣赏到悲剧的审美效果，同时自我与对象之间又要存在联系，那么怎样控制这个距离的大小？我们看到，一方面，苔丝的故事与读者存在一致性使读者乐于欣赏并产生移情，但另一方面，读者又会因为情形接近而沉湎于自己的痛苦而无法自拔。这便是布洛提到的“距离的自我矛盾”[5]。朱光潜也指出，“对事物去一定距离的观点对于艺术创作和欣赏都极为重要，……在艺术中和生活中，中庸是一种理想”[7]。　　四、结语
　　总结以上论述可以得出结论：悲剧因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而产生强烈的悲剧震撼力。在《苔丝》这部作品中，通过心理距离的特殊形式——时间和空间的遥远性，人物和情节的特殊性质以及超自然力量产生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感，最终内化为“心理距离”，产生悲剧效果。
　　“美学蕴涵存在于这一事实之中：一部作品被读者首次接受，包括同已经阅读过的作品进行比较，比较中就包含着作品审美价值的一种检验。其中明显的历史蕴涵是：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确定，它的审美价值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证实。”[9]自从《苔丝》这部小说面世开始，由当时的社会文化等共时性因素就决定在读者中产生强烈的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验既影响着以后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又与后代读者的体验构成了《苔丝》悲剧美学欣赏的丰富内涵。因此这种共时性与历时性交叉点上的读者，即审美主体是小说史和悲剧审美过程中积极的能动力量。
　　注释：
　　[1]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2]黑格尔：《美学》，香港：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27页。
　　[3]莱纳·瓦尔宁编：《接受美学》，慕尼黑：威廉·芬克出版社，1975年版，第127-246页。
　　[4]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48-249页。
　　[5]朱立元总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1-375页。
　　[6]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一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第一论文网专业代写教育教学论文和论文代写以及发表论文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7]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1-40页。
　　[8]张谷若译，哈代著：《德伯家的苔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266页。
　　[9]周宁，金元浦译，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孙雨竹天津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30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