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之名”源流及其文化意蕴研究

杨彤彤

摘　要：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学界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甲骨文作为目前为止最早的比较成熟的文字系统，它的出现无疑是对《说文解字》的挑战。以甲骨文中出现的“四方之名”为例，《说文解字》中所记录的并非其本义。而“四方之名”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又被人们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与宗教信仰、哲学观念、阴阳以及诗歌意象中的情绪表达等均产生联系。

关键词：四方之名古文字文化意蕴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书写符号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语言文字尚不发达的上古时期，不少文字的功能与使用同现代汉语存在较大差别，并且这种情况普遍存在，单纯就表示方位的“东南西北”来说，亦是如此。

许多年来，关于“四方之名”，许多人仅仅是把它当作纯粹的方位词来看待，但其来源与发展历程是复杂的。目前，学界对“东南西北”四字的本义仍存在争论，一类是把许慎《说文解字》奉为圭臬的说文派，另外一批是批判许慎观点的假借派。客观来说，两方均有其道理，但仍有牵强之处。我们认为，文字学系统的建立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建立严密的文字系统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揭示文字本身的意义，二是要揭示其与社会的外部联系。鉴于此，笔者对古文字里涉及的“四方之名”及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一、释“四方”

正如姚孝遂先生所说，文字形体在它构造初期，是与客观事物相联系的。但是随着文字系统的成熟，文字逐渐变得符号化与规范化，与客观事物的联系渐少，我们从其形体难以观其本义。[1]（P12）许慎《说文解字》中保存了许多古形、古音、古义，但与甲骨文、金文相比，《说文解字》的出现较晚，因此学界对“四方之名”的本义存有争论。下文对学界的主要观点进行罗列，并作浅陋评述。

（一）释“东”

甲骨文、金文中，“东”有等字形，许慎曰：“东，动也。官溥说：从日在木中。”[2]（P121）从“东”字诸形体来看，可知许慎谬矣。关于“东”字本义究竟如何，近代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

徐中舒认为，像袋子中装满了东西，用绳子将两端系起来的样子，因此认定“东”为“橐”之初文。[3]（P622-633）丁山也认同此观点，他认为：“橐与东为双声。故古文借之为东方。”[4]

唐兰认同徐丁二人推翻“东”字“从日从木”之说，但否认“东”为“橐”之初文。他认为，束、东二字经常通用，“东”乃“束”字的异文。[5]而唐兰之说来源于林义光，林先生认为，“东”与“束”同字，“东”为东韵，“束”为遇韵，双声对转，因此束声之竦也转入东韵。[6]（P227）

对于唐林二人的观点，张日升存否定态度，他认为“东”与“束”两字虽同源，但两字各有所指，并非一字。[7]

从上述诸家解释中我们不难发现，“东”最初用作名词，即表示用以装东西的“橐”。笔者认为“东”乃“橐”之初文。“东”在甲骨文中，有指方向的，如“东土受年”，有表示神祗名，如“壬申卜，贞，?于东母西母若”。还有表示宫室、祭名等等。[3]（P622-663）而文字产生最初是与客观事物相联系的，因此笔者认为这些都不是“东”字本义，应是假借“东”之形。首先，从“东”在甲骨文、金文中形体来看，象实物置囊中之形。其次，从与“东”有关的形体综合研究来看，由形我们可知东是可以用来背的，由可知东为可以手拿之物，由可知东是可以用来抬的。[8]再者，在甲骨文、金文中，“束”字形体有、、、，与“东”之形体有差别，唐兰认为“东”乃“束”之异文，存在不合理之处。[9]

（二）释“西”

在甲骨文中，“西”字有、、等字形，与《说文》中的古文和籀文形体基本上是吻合的，但是同小篆区别却很大。（[2]P247）许慎通过小篆之形体对于“西”做出训释，我们通过对比甲骨文、金文中“西”之形体，可知许慎说解不确。关于西字的本义，前人多有说解。

罗振玉认为篆文巢字从，正象巢形。其字当从在木上。古文西上。虽无鸟者，但为巢形。因日落西山，倦鸟归巢。[10]唐兰认同王国维释为西方之义的观点，但是不认同其直接训释为西。他认为从形体构造的角度来看，应是甾。“西”作西方之义时是假借“甾”字而已。[5]

马叙伦认为，“巢”“西”为一字。西音属于心纽，而凡从巢所得之字都为精纽。精心同为舌尖前音。而缫音也在心纽，因此古音巢也在心纽。[11]

姚孝遂认为，在《说文解字》中被训诂为表示鬼头之义的“甶”字，认为是囟门之“囟”。实际上都是由这一形体演变而来。在卜辞中，被认为是敌方首领的意义，也被借作“东西南北”的“西”，和只用作“东西南北”的“西”。[1]（P79）

笔者认为，许慎谓：“鸟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鸟栖。故因以为东西之西。”[2]（P247）其说后半部分是正确的，知表西方之义是假借，但许慎根据小篆的形体来训释，这是不正确的，因此我们认为王国维及罗振玉根据许慎说解认为“西”“象鸟巢形”同样也是不合理的。观“甾”在《说文》中之形体，与“西”之形体如出一辙，可知“西、甾”确有联系。姚孝遂从“甶、囟”之形体与其文例中两相比较，综合得出“西”之形体来源于“囟”，其说甚是可信。因此，“西”之形体来源应有二，一为“甾”，一为“囟”。

（三）释“南”

在甲骨文、金文中，“南”字有、等形体。许慎曰：“南，艹木至南方，有枝任也。从，声。”[2]（P123）许慎在此处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对“南”字作解释，并未从形体出发，难以让人信服。

方濬益根据《说文》进一步佐证，他认为“南”与“庚”形相近也，南为艹木有枝任因此上从。“庚”主西方，一般为艹木殷实而呈下垂之状，因此上从。二者均为以形见义。[10]

林义光认为南在散氏器中作，南亚彝癸中为。因此断定“南”为栠之古文，表示木柔弱也。[6]（P167）

与说文派相左的郭沫若认为“南”曾用作献给祖庙的器物，从其形象可知，乃是钟镈一类的乐器。象手拿棒槌以击南，与殸鼓二字同意。[10]

吴其昌认为“南”在殷商时期与“牲畜”同义，且认为“南”为钟镈一类的乐器是错误的，因为殷代根本没有钟镈一类的乐器，目前最早见到的钟镈在周昭王时期。唐兰先生的观点大抵相同，并且认为这种乐器应是瓦制的。[12]

从上可知，对于“南”字的解释，一派是以《说文》为出发点，认为“南”本义与方向有关，草木因生长方位所致呈下垂之状。另一派认为与方位无关，“南”或为乐器、或为牲畜，这一点在甲骨文的文例中均有体现。笔者认为，《说文》一派以篆形见义，不可取。而后者，“南”为“牲畜”却不是其本义，根据“南”在甲骨文、金文中的形体来看，下部象倒置之瓦器，而上部象悬挂的绳索。吴其昌对钟镈的考证有其合理性，所以笔者认为，其本义应是瓦制之乐器，“南方”之义以及“牲畜名”都是其假借义。

（四）释“北”

“北”在古文字中有等形体，许慎：“北，乖也。从二人相背。”[2]（P166）许说在此处并未解释清楚表示方位之义的“北”与表示背离之义的“北”之间的联系何在。

唐兰对许慎的观点作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表示方位的“北”是引申义，由两人相背的意义，引申出乖离与背面的含义。由背面的意义再引申两义，一为人体之背，又一义为北方。古代建房屋，都是面朝南向，南方在前，北方在后。面南而背北，北方名称由此而起。[5]

而李孝定认为，“二人相背”乃是“北”的本义，而其表示方向之“北”，则是其假借义。况且“四方之名”自成一个系统，东、南、西均为假借，北字自然也不例外。[13]

在甲骨文中，“北”有表示方位名、国名、神祇名之义等。[3]（P921-923）但笔者认为，“北”字呈两人相背之状，为会意字，表示“乖离”之义。又引申出逃跑、败北之义，后形体被表示方位的“北”久借不还，所以再加上义素“肉”部，表示其意义类属。而表示方位之义的“北”只是其假借字，与其本义并没有关联。

二、“四方”的文化内涵

文字记录语言，文字同样也是文化的载体。“四方之名”不仅表示方位，还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宗教信仰、阴阳等均存在密切的联系。

（一）“四方”与宗教信仰

殷代的甲骨文中就记有“四方”之名：

辛亥，内，贞今一月帝令（命）雨。四日甲寅夕，允雨。（乙4548）

辛亥卜，内，贞今一月帝不令（命）其雨。（乙4794）

辛亥卜，内，贞帝（禘）于北方曰，凤曰，年。一月。（乙4876）

辛亥卜，内，贞帝（禘）于南方曰，凤曰，年。一月。（乙5161）

贞帝（禘）于东方曰析，凤曰，年。（乙6533）

贞帝（禘）于西方曰彝，凤曰，年。（京428合）

在这里，“凤”假借为“风”。可见，在殷商时期，“四方”已经有了专有的名称。殷人认为雨由上帝所掌管，这种情况在卜辞中习见，而求雨的祭祀活动，均系祈求农业生产的丰收。同时殷人也意识到不同季节会有不同方向的风到来，并且带来降雨，因此从第三条到第六条卜辞的求祭对象是四方及四方之风。[14]

在甲骨文中只是某方曰某，把“四方”当作一种神灵。而在《山海经》中，将神灵更加人格化。据《大荒经》记载：

名曰折丹，东方曰折，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入风。

有神名曰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夸风曰乎民，处南极以出入风。

有人名曰石夷，来风曰韦，处西北隅以司日月长短。

有人名曰?，北方曰?，来之风曰，是处东极隅以止日月，使无相间出没，司其短长。[15]

通过《山海经》的记载可知，当时古人已经意识到风向变化以及日夜之长短与时令有关，这已经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反映出当时人们的自然观以及宇宙观，因此我们不能单纯地把《山海经》当做神话去看待，它也是一部与地理学、天文学密切相关的著作。

其实无论是举行祭祀活动，还是把“四方”加以神化，究其本质而言，均是因为古代科学生产技术落后，收成的好坏取决于天气，所以人们对大自然充满了一种崇拜与敬畏心理，使得这种宗教信仰活动愈加盛行。

（二）“四方”与哲学观念

从甲骨文到《山海经》，东南西北逐渐与春夏秋冬逐渐配合起来。古代诗歌中的“习习谷风”“凯风自南”“朔气传金柝”不仅点名了风的方向，也点名了时令节气。而这些简单的四时与四方配合概念，为后来的阴阳五行思想开启了先声。

《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中，添加了中央成五方，在五行之外又添加阴阳，从而使阴阳五行的学说逐渐得到完善。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五行之义》中有：“木居左，金居右，土居中央……是故木居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16]东对木，南对火，西对金，北对水，中对土，这与农作物的生长、收藏有关。春季，为草木生长，万物复苏之时，因此对应的木。夏季酷热难挡，因此为火。秋天万物成熟，是为金。而冬季，有万物沉寂之象，是为水。

“四方”与天干地支、四象、八卦也是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的。天干共有十位，它们分别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对东方，丙丁对南方，庚辛对西方，壬癸对北方，戊己对中土。地支共有十二位，如子、丑、印、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卯对正东，午对正南，酉对正西，子对正北。那时人们对于方位的辨识是靠头顶上的日头以及地面上的树木，因此他们把天上的二十八宿星象分为四大天区：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称为四象。还有道家思想里的八卦之说，所谓的“八卦”指的是干、坤、震、巽、坎、离、艮、兑。其中“震”表示东，“离”表示“南”，“兑”表示“西”，“坎”表示“北”。[17]

（三）“四方”与阴阳

前文说过，古人认为，东方主生，属阳。而男性表现比较阳刚，女性相对而言比较阴柔，于是在古人的思想观念中又将哲学上的阴阳与性别的阴阳相关联。如诗经《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女亦如云，匪我思存。”[18]（P138）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男子所出之门为东门。还有《木兰辞》里有“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19]（P373-375）。如果不了解这里“东阁”和“西阁”所隐藏的文化内涵，我们是很难懂其中的深义的。木兰出征归来之后，自然是要恢复女装打扮的，这里从“东阁”到“西阁”的转化过程，其实也隐含着木兰从男儿到女儿身份的转变过程。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以“东”代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如《陌上桑》中罗敷拒绝使君所说的：“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20]这里的“东方”既指对方的男子身份，也含蓄点出了对方身份的尊贵。夕阳西下，倦鸟归巢，天气阴寒，因此女子和西方就产生了关联。在古代的诗文中，经常把西方和女子联系起来。如阮籍《咏怀》：“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21]梁武帝《拟明月照高楼》：“君如东扶景，妾似西柳烟”[19]（P620）。南方之神被称为南帝，掌管着夏季，属阳，有不少地方就称作南阳，如《陋室铭》中的“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庭。”与南阳相对的是北阴。这种阴阳关系也体现在古代男子和女子的活动场所不同。《礼记·祭统》：“天子亲耕于南郊，以共齐盛；王后蚕于北郊，以共纯服。”[22]

（四）“四方”与情绪表达

在古代诗歌中，东南西北象征着不同的情绪，并且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稳定的诗歌意象。我们通过了解四方与情绪表达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好地阅读古代诗歌，了解其中的特定内涵。

“四方”与生死、阴阳等有关，因此在诗歌的发展过程中人们选用“四方”，表示喜悦、乐观的心情时一般使用东或南。《陌上桑》：“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20]这里为罗敷的出场营造了温馨的环境，是为“赋艳”，夸赞罗敷的美貌。再如陶渊明笔下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23]这里的“东篱”和“南山”并不是说篱笆在东边，山在南边，而是为了表达作者隐居的闲适心情。此后，“东篱”逐渐成了诗歌中的意象并被人们所惯用，如李清照的“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24]（P929）当表示难过、伤心等负面情绪时，通常使用西、北等方向。《邶风·简兮》：“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18]（P56）这里写出了对心上人将要离去的惆怅与伤感。再如“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24]（P91）虽“望尽天涯路”，但是不见相思之人，欲寄鱼雁传书，但是不知所思之人寄身何处。晏殊的这首《蝶恋花》写尽了相思离别之苦。辛弃疾《书江西造口壁》：“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24]（P1880-1881）这首诗借“水”怨“山”，含蓄地表达了对故都的思念和失去国土的哀伤之情。有时候，“东、南、西、北”会连着铺排使用，如《木兰诗》中有“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19]（P373-375）这里互文手法的使用表现了一种激动喜悦的情绪，使原先呆板的文章变得更加流畅，将花木兰准备戎装的紧张气氛烘托得饶有趣味。

三、结语

由上文可知，就文字及功用而言，“四方之名”均是假借字，“东”系“橐”之初文，“西”假借“甾、囟”字，“南”字本义为瓦制之乐器，“北”为“背”之初文。而“四方之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语言演变，其文化内涵也愈加丰富。所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先民把外在感官所得转化为一种心理体验，并逐步形成一种文化观念。甲骨卜辞中“四方”的神化以及人格化，体现了先民对自然界的敬畏之情。而“四方”由神、人再转化为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哲学思想，这是从具体到抽象，也向我们展现了先民思维模式的转化。“四方”中的阴阳反映在性别之上，“东、南”二方带来的是温暖与光明，由于古代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因此“东、南”多与男子相关联，而“西、北”多与女子相关联，如唐代将歌姬所在地称为“北里”。“四方”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将人们的心理体验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稳定的诗歌意象，象征着不同的情绪表达，“东、南”象征着欢快的情绪，“西、北”二方与悲伤失落有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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