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福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
在我国，鼓励具有比较优势的民营企业“走出去”，生产经营由国内市场转向进入国际市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是民营企业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规避贸易壁垒、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民营企业转方式、调结构做大做强的重要途径。
经过多年国际化经营的洗涤，我国民企业在国际化经营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据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11-2012》数据整理显示，2011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685.6亿美元，其中，国有企业占55.1%，非国有企业占比44.91%（注：非国有企业主要包括私营独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非国有企业以民营企业为主），如果考虑已经“走出去”尚未登记的民营企业，非国有企业占比远超44.91%（据调研反应，沿海城市“走出去”未登记情况大量存在）。我国的民营企业已成为境外投资的重要力量，而且在一些重要领域，民营企业也已成为对外投资的主力。
但根据调研表明，我国民营“走出去”整体上尚处于发展阶段，属于典型的后发展型国际经营企业。这类企业开始国际经营时，国际市场的分工合作已经被跨国公司所主宰，这些民营企业除面临着跨国公司的强势竞争等一般性共性障碍外，还面临着国内一些因自身实力和经济体制等形成的障碍问题。
一、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意识较薄弱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民营企业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很大进步，但这不代表企业家的战略思维同步提高。在我们调研中发现，特别是囿于年龄和知识结构的限制，我们很多“创一代”的民营企业家仍有着“小富即安、小成即满”思想，缺乏参与国际竞争开发国际资源和长远发展的战略考虑，而且有部分企业仍忙于违规经营甚至生产有毒有害产品，根本没有考虑国际经营和提升品质。再者，民营企业“走出去”方面经验不足，在获取海外项目信息上缺乏固定渠道和平台，经验不足和对境外环境的不了解加大了投资风险，也导致部分企业打消了“走出去”的意识和战略意图。在全国工商联的抽样问卷调查中，“对东道国政策、投资环境和市场信息不了解”位列7个影响企业“走出去”的自身原因第3位。因此，真正建立国际化观念和视野还需要较长时间。
二、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品牌和形象影响力处于弱势
在“走出去”的民营企业中，大多数民营企业产业层次较低，集中在服装、纺织、玩具、批发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技术水平低，污染也较重。加上民营企业的管理者一般集所有者、经营者为一身，自身的能力往往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和品牌的建立。特别是在我国追求规模经济的粗放发展时期，有一些不负责任的企业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给世界各国造就了不好的印象。直到现在，仍有一些企业对产品质量、环保、社会责任等方面的重要性还缺乏足够认识，对我国企业的整体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对民营企业的“走出去”产生了障碍。例如，浙江华立集团在其报告中反映，部分国内企业用低质、冒牌产品无序恶性竞争，其全力打造的青蒿素抗疟药，在非洲市场虽然受到好评，但也存在大量我国无证药厂生产出口的质次青蒿素抗疟药，质量较次药品，影响了中国药企业声誉。这种情况均对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品牌形象产生了不利影响。
三、民营企业“走出去”的经营人才十分短缺
和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自身实力一般无法提供国际型人才的培训，所以懂外语、掌握专业知识、懂管理和知晓东道国的人文、法律等才人短缺成为民营企业“走出去”的障碍。而从事国际人才培训方面的，因机构数量少、能力差，而且培训费用较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对2423家民营企业调查表明，2434总经理中，本科以上文化水平占1/3，从业人员大专以上文化水平仅占17.9%，这个统计也从侧面反映了民营企业人才短缺的状况。人才短缺是工商联系统调研“走出去”方面企业反映较多的问题，抽样问卷调查表明，“国际型人才匮乏”位列7个影响企业“走出去”的自身原因第1位。例如，重庆博赛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三花控股集团反映，由于海外项目的陆续上马，懂外语又知晓国际规则还要适应当地文化生活的管理、技术和营销人才等的储备和培训是其巨大的挑战。
四、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境外服务信息获取困难
境外服务信息短缺是众多“走出去”企业反映是其存在的又一障碍。由于民营企业一般规模较小，企业自身在境外收集文化、法律、政策、税收等商业信息的能力较弱，所以专门从事境外商业信息服务的机构在民营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有起着重要作用，而国内这方面的机构很少。在全国工商联“走出去”抽样问卷调查中，“商务信息缺乏”位列9个影响企业“走出去”外部因素的第2位，“对东道国政策、投资环境和市场信息不了解”位列7个影响企业“走出去”的自身原因第3位。境外服务信息获取已经成为民营企业“走出去”的障碍。例如，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博赛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海亮集团等，在“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重要困难之一，就是依靠企业自身难以获得国外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全面信息。
五、民营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服务不到位
许多发达国家“走出去”的实践证明，“走出去”的融资、授信主要还是依靠本国金融机构，所以本国金融资本的国际化程度和金融支持影响着“走出去”的发展水平。这一情况与全国工商联关于影响企业“走出去”的国内因素问卷调查结果一致，“国内融资困难”位列9个因素之首。我国民营企业一般规模较小，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比较突出，所以对融资、授信要求极为迫切。当前，“走出去”在金融服务体系方面主要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国内金融机构国际化程度低。目前，我国由于国内金融机构国际化进程较缓慢，而且境外的机构主要集中在比较发达的欧美国家，这一情况与民营企业在新兴经济体投资较多不相适应。另外，因为民营企业的信用和境外业务的风险性，和国企相比银行更不愿贷款给民企。例如，吉利并购沃尔沃时，许多外国银行主动贷款给吉利，但国内银行认为风险大，没有一家给予较多资金贷款。二是政策性银行对民营企业扶持较少。我国在“走出去”领域服务的政策性银行只有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而这两家银行的服务门槛较高，一般的民营企业很难得到其金融支持。
六、民营企业“走出去”难以享受信用保险服务
民营企业“走出去”与国内投资相比，因部分国家政局不稳、文化差异等原因致使经营风险大，应急、突发事件多，不确定性情况时有发生，因此“走出去”更需要保险制度的安全保障。目前我国为“走出去”企业提供保险服务的唯一机构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由于其唯一性、非经营化运作和资本金的限制，信用保险的门槛很高，按其规定一般只向国家鼓励的“走出去”重点项目提供投资咨询、风险评估、风险控制、融资类担保及投资保险等保障服务。而我国的民企业大都“走出去”投资显然不符合这一条件，因此大部分民营企业无法享受到“走出去”保险服务。例如，根据自身“走出去”的经验和存在的困难，重庆博赛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建议有关部门牵头成立“走出去”的担保公司，为海外项目资产抵押贷款提供便利，减少银行对项目融资的顾虑。
七、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外派人员签证较难
在服务民营企业“走出去”的调研中发现，民营企业外派人员的签证问题一度成为了民营企业“走出去”的障碍，在全国工商联的抽样问卷调查中，“企业人员出国手续办理困难”位列9个因素的第4位，比“申请使用外汇困难”和“向主管部门申请批准困难”的位置靠前。日常工作成为大问题，成为困难中的“黑马”，外派人员签证障碍已经严重影响了“走出去”工作开展的进度。重庆市工商联在调研报告中反映，企业境外投资经营、外派人员较多，人员往来频繁，但办理签证时间慢，影响了企业的经营发展。
八、民营企业“走出去”的税收政策不完善
民营企业实力较弱，为了积聚实力，所以对减免税收比较期待。为培育企业的国际经营，在“走出去”税收方面，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税收政策，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从税收支持政策角度而言，主要侧重于税收抵免、饶让等直接鼓励措施，对于加速折旧、延期纳税、设立亏损准备金等间接鼓励措施很少涉及；二是目前我国己与一百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促进和保护协定，但是己经签订的协定中，大多数是为了吸引发达国家来华投资，而未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作出保护说明。因此，这实质上成为招商引资的单方面承诺书；三是我国作为资本输出大国与诸多国家还没有签订双边所得税减免条约，导致企业不得不面临双重缴税的问题。因此，税收政策的完善迫在眉睫。
九、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商会服务组织发展停止不前
从世界各国商会的成立目的和发展史可以看出，商会主要职能就是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和帮助成员发展，此职能在异地他乡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商会的驻外机构和境外商会在推动本国企业走出去和境外维权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例如，目前在全国各地发展非常迅速的温州商人，其中功不可没的组织就是温州异地商会，它对温州商人的异地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桥梁纽带作用。目前境外中国商会主要由我国商务部负责，具体由当地使馆经参处落实，实际操作中往往偏向管理而缺乏具体服务，而且这种具有官方性质的商会往往会遭到东道国的抵制。我国现有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和中国贸易促进会，前者无境外商会，后者基本无国内商会；前者组织民营企业“走出去”国外平台缺乏，后者组织企业“走出去”国内资源缺乏。所以业界呼吁两家合并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止过。商会组织发展停止不前，致使民营企业的“走出去”缺乏靠山、航标、桥梁纽带，已经严重影响了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十、民营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核准或备案时间较长
虽然最近几年我国在“走出去”的政策方面有很多完善，但在程序和时间上仍然没有太多改观。相较于国有企业可以直接向商务部、发改委报送申报材料的情况，民营企业往往得根据自己的注册地，由县报送至市、省，甚至到国家部委和国务院，耗时长达数月以至数年，等到项目核准通过，投资机遇往往已经错失。在调研中，据浙江绍兴有关部门估计，几乎50%的“走出去”企业规避政府管理，采取地下钱庄等方式转移资金到境外直接投资，这样不仅增加了投资风险，也对国家统计管理造成了障碍。同时，还由于民营企业“走出去”需要商务部和发改委的双重核准，不利于对“走出去”实行统一管理，不仅导致政府资源的浪费和效率低下，而且也增加了企业“走出去”的时间成本和经济负担，构成企业“走出去”的障碍。在吉利并购沃尔沃时，由于审批的原因，吉利在并购沃尔沃时延迟交割，吉利为此多支付了几千万欧元。
上述民营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国内障碍问题，大都属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相信这些都会得到重视或逐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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