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亮 秦汉
摘要 学界或坊间几乎都认为有三位中国记者见证了1945年9月2日东京湾美国密苏里舰上日军投降仪式，他们分别是《大公报》记者朱启平、黎秀石和中央社记者曾恩波。而实际情况是，在密苏里舰上见证日本投降的中国记者有8人，除上述3人外，还有中央社总编辑陈博生、中央社记者宋德和与关宗轼，中共地下党员刘尊棋。此外，还有1名拍摄电影的记者与陈博生、刘尊棋、关宗轼一起，受美国陆军上将魏德迈之邀从重庆出发经马尼拉抵达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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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日本投降；朱启平；曾恩波；黎秀石；陈博生
中图分类号 G210.9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王明亮，广州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632；秦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逢十进行纪念是中外共有的传统。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中国政府宣布将举办为期半年的纪念活动。记者见证时代，也记录时代。新闻界和新闻史学界同样也对中国记者在伟大抗战中的“光荣与梦想”一再追述和怀念。70年前，三位中国记者朱启平、黎秀石、曾恩波，见证了东京湾内密苏里舰上日军投降仪式的历史性画面，多年来也成为经典叙事。关于他们三人的出色表现或好运气，各有一个让人津津乐道的桥段：《大公报》记者朱启平撰写的通讯《落日》，成为报道东京湾受降仪式的“状元之作”，后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中央社记者曾恩波运气独佳，通过抽签排序的方式，第一个向全世界发出了日本向盟国签字投降的电讯；黎秀石是日本投降后第一位登陆日本本土的中国记者。现今，几乎所有的论述，都说当年见证这历史性一幕的只有上述三位中国记者①。包括2009年才去世的黎秀石，在接受采访时，也说“我记得中国记者有三人，《大公报》同事朱启平、中央社记者曾恩波和我”。我们通常都对所谓亲历、亲闻、亲见者的叙述置信不疑，反复转述后就更加深了我们对这一论断的印象和记忆。2015年5月30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署名黄元的文章《最先报道日本投降的三位香港记者》，再次追念这段历史②。然而这是事实的全部么？
除了一般认为的“三人说”之外，笔者亦发现有人主张“四人说”。张春亭在1995年抗战50周年时，曾发表一篇题为《中国记者在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上》的文章，内中称：“中国有4名记者到场，其中《大公报》记者2人：一是派驻美国太平洋舰队随军记者朱启平；一是派驻英国太平洋舰队随军记者黎秀石”。然而，这篇文章没能引起一般研究者或社会人士之注意。虽然，张春亭没有说明除朱启平和黎秀石外的另两人是谁。但这已让笔者开始对“三人说”产生质疑。
笔者通过调阅更多亲历者的回忆和当年的报刊后，初步认定，当年在密苏里舰上亲眼目睹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的，除了朱启平、黎秀石、曾恩波三位，还另有其人。
一、仅中央社就有4名记者参加仪式
三人之中，朱启平和黎秀石因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了留在大陆生活和工作，因此大陆学者和读者对这二人相对较为熟知。而另一名见证者曾恩波是国民党中央社记者，后来又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在特殊年代，两岸长期对立，不通音讯，致使其后来的履历较不为大陆学者和一般读者所熟悉。甚至连其姓名，也逐渐模糊起来，经常被误记为“曾安波”③。笔者利用赴台湾政治大学学习的机会，搜集和阅读了关于曾恩波的相关资料。笔者首先在台北《报学》杂志上，发现了曾恩波写的一篇回忆录。据曾恩波回忆：“在对日胜利日那一天，中央通讯社有四名记者站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甲板上，亲眼看着这历史性降书的签订……”。也就是说，除了曾恩波之外，还有三位中央社记者目睹了受降仪式。那么另外三位中央社记者是谁？
笔者随后又在1946年9月3日出版的《中央周刊》“胜利周年日纪念特刊”上发现了一篇中央社总编辑陈博生的署名文章。文章标题很醒目：《在米苏里舰看日本投降仪式》。在文章中，陈博生详细记述了投降仪式的签字过程。也就是说，至此可以确定中央社总编辑陈博生也参加了受降仪式。
据陈博生在这篇文章中记载，原来当时中国政府决定派徐永昌上将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军投降的同时，美国的魏德迈将军亦邀请在重庆的中外记者组织了一个“观降团”。而他本人就在受邀请者之列。
那么接下来，除了曾恩波和陈博生，还有两位中央社记者的身份需要确定。
笔者后又在中央社服务四十年的周培敬的《中央社的故事》里找到了这样一段记载：“德和兄与另外两位战地记者曾恩波、关宗轼两兄，以及应邀前来的总编辑陈博生一起参加太平洋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于三十四年九月二日，在东京湾外美国旗舰密苏里号上的受降典礼”。如果周培敬记述无误，则基本可以确定中央社4人为曾恩波、陈博生、宋德和、关宗轼。
二、除陈博生外还有三名中国记者从重庆抵达日本
1945年出版的《中央周刊》第7卷第37、38合期中，同样刊有陈博生的一篇文章，题为《我所见到的惨败的日本》。在这篇文章里，陈博生开篇即说：“此次我们中国记者四人，受魏德迈将军的邀请，去参加东京投降典礼，与中国代表团同行……”《中央日报》1945年8月19日的一篇报道也明确记载：“徐永昌率中国代表团18日到达马尼刺，内有记者14人。中国记者4名，美国记者7名，澳洲记者1名”。也就是说，除了陈博生以外，还有3名中国记者从重庆抵达东京湾。那么这另外三人是否包括在中央社记者曾恩波、宋德和、关宗轼以及《大公报》记者黎秀石、朱启平五人之内呢？因为这将关系到我们最终判断有多少名中国记者见证了东京湾盟国受降仪式。
根据黎秀石本人回忆录《见证日本投降》一书的记载，他是1945年1月乘美军运输机从昆明抵达印度加尔各答，在东南亚盟军总部主帅蒙巴顿将军麾下采访，随军采访了反攻缅甸的战斗。5月中旬从斯里兰卡飞澳大利亚，随英军太平洋舰队到太平洋战场采访。7月随英国舰队奉命进袭日本海，当时他乘坐的是“乔治五号”战列舰。8月27日，他与其他英美记者一道，早于美军三日登陆日本本土。
《大公报》另一个记者朱启平生前没有留下回忆录，但是他去世后，家人为其出版了一本《朱启平新闻通讯选》，收录了他在太平洋战场采访发表在《大公报》的战地通讯，也能基本勾勒他的活动轨迹。他是随美军“泰康提罗加号”(Ticonderoga)航空母舰进抵日本的。
曾恩波在《二次大战随军采访追忆》一文中乘美军“约克城”号航空母舰抵达东京湾的。
至于周培敬提到的宋德和与关宗轼，则遽难断定从何种途径抵达日本。宋德和是出生在夏威夷的华侨④，其第一语言是英文，在中央社内主要负责英文电讯，因此在当时出版的《中央日报》等国内中文报纸上，暂没有发现他的战地报道。1974年12月出版的台北《报学》杂志第5卷3期，刊载有他一篇遗作《战地记者的战斗》，记载了他在战地出生入死的传奇故事。但是该文的回忆，只到1944年7月塞班岛战役结束为止。关于关宗轼抵达日本的途径，有两种说法。周培敬在《中央社的故事》一书里还留下这样一行记录：“在东京湾海面上，中央社有四位同仁参加了另一项受降典礼，那是在美国旗舰密苏里号上，于9月2日举行的太平洋盟军接受日本投降。……盟军特别邀请了中央社总编辑陈博生先生，他从重庆飞往日本，和在东京的中央社战地特派员曾恩波、宋德和、关宗轼三位，一起登上密苏里舰，参观受降礼。”也就是说曾恩波、宋德和、关宗轼三人已经先期抵达日本。还有一种说法，同样出自中央社人之笔。中央社旧人冯志翔在《萧同兹传》中称：“三十四年八月，总编辑陈博生应魏德迈将军之请，偕英文部编辑关宗轼由渝飞东京，参加九月二日在东京湾内密苏里军舰日本投降典礼，派驻太平洋美军随军记者宋德和、曾恩波亦赶往参加”。如果关宗轼是从重庆来，则还有两人不能断定身份，如果关宗轼从战地直接到日本，则跟陈博生从重庆抵达将有三名记者。但幸运的是，上述两种说法都称宋德和在陈博生之前先已抵达日本了。那么剩下的从重庆到日本记者应该还有两位或三位待确定。
后来笔者又在曾担任过中央社国外部主任的方国希的回忆录《新闻界的游子》中发现了一条线索，当时正在南京准备采访南京受降仪式的方国希，于9月3日下午，在街头偶遇刚从东京回到南京的陈博生。他说：“他（指陈博生）率刘尊棋君甫自东京湾飞回南京。登上美国战舰密苏里号，参加麦帅代表同盟国接受日本投降的中国新闻记者，惟有陈刘二人而已。陈博生当时是中央社总编辑，刘乃其助手。”虽然方国希因为信息掌握不全面，错误地认为只有陈博生和刘尊棋二人参加了受降仪式，但是他却帮我们确认了另外一个人为刘尊棋。刘尊棋身份比较特别，他是1931年在北平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因此中断了组织关系。1937年11月，征得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叶剑英、李克农的同意，刘尊棋打人中央社任战地记者。1942年12月，他征得组织同意，又打人美国新闻处，担任中文部主任。也就是说此时他的身份，应该是美国新闻处职员，而非此前任职过的中央社记者身份。所以说即便刘尊棋有参加，曾恩波和周培敬说现场有4名中央社记者，应该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这只是方国希的回忆，而记忆有时是靠不住的。本着孤证不立的原则，笔者继续查看了有关刘尊棋的传记资料和研究论文，都没有发现刘曾参加东京湾受降的记载。但笔者在刘尊棋的回忆文章中发现，1936年底陈博生被中央社派为驻日本通讯员，刘尊棋也被聘为陈的助手，以中央社驻东京记者的名义，将新闻用英文打给中央社驻上海分社转南京总社发稿。他和陈博生在日本共事一年，直到抗战爆发后才回国。既然是旧时同事，那么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博生再找来刘尊棋做助手一起赴日本参加受降仪式，从情理上判断也是可能的。社科院新闻研究所1993年9月出版的《新闻研究资料》总第61期，发表了胡泳的文章《新闻战线上的老将刘尊棋》，证实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正在昆明的刘尊棋立刻飞回重庆，找到陈翰伯一起考虑中外出版社的业务发展问题。也就是说从时间和地点上来说，刘很可能在此期间与陈博生有所接触，洽定了赴日事宜。但至于为什么刘尊棋本人从没提起过，笔者推测刘在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不想再与中央社总编辑陈博生发生勾连，使自己的所谓“政治问题”更加复杂。
确定刘尊棋以后，仍有一人或两人不能确定身份。这时笔者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中发现一条重要史料。这是一条从“国民政府国防部档案”中整理出来的资料，原来应该是某位在现场的中国记者的报道。遗憾的是这条档案并没有表明发表时的标题和所发表的报刊，收入资料汇编时题名为《中国记者关于东京湾日本投降情形报道》。这则材料称：“到场之中国记者计有八人，中央通讯社占其四，计为总编辑陈博生，及特派员宋德和，关宗轼，曾息波（原文错讹如此，后同）。陈博生站于五英寸口径之高射炮塔上，关宗轼立于高甲板，曾息波立于舰桥，记者本人则立于十六英寸口径之大炮炮塔。其他记者三人及一拍摄电影之记者亦莅舰工作。”如果八人之数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确定关宗轼是从重庆到的日本，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且必须四名重庆来的中国记者是陈博生、关宗轼、刘尊棋、以及一名拍摄电影的记者的情况下，加上从战地先已抵达日本的曾恩波、宋德和、朱启平、黎秀石，才正好是八人之数。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拍摄电影的记者也是从战地直接到日本的，但这样的话结果为九人，与在场人数八人不符。那么本段开头的疑问也就有了答案：应该还有一名记者身份不能确定，他是一位从重庆到达的拍摄电影的记者。
三、结论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初步判定：当年确实在密苏里舰上见证那一历史性时刻的有《大公报》记者黎秀石、朱启平；中央社有四名记者在场，分别是总编辑陈博生、记者曾恩波、宋德和、关宗轼。曾恩波、朱启平、黎秀石是随英美海军抵达日本的；陈博生、刘尊棋、关宗轼，还有那名拍摄电影的记者是受魏德迈之邀，跟随中国政府代表团，与7名美国记者、一名澳洲记者，乘坐美机从重庆直飞马尼拉，又从马尼拉乘美国军舰到达东京湾的。也就是说，当年在密苏里舰上有8位中国记者见证了日本向盟国投降这一历史性时刻，而不是现在学界或坊间一般认为的3人。而更为一般人所不知的是，中共地下党员刘尊棋，也亲身见证了日本投降的一幕。这使得同样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做出重大贡献和牺牲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缺席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