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争论

刘亚东1，2

（1.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北京 100020；2.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经济质量和经济效益都有了显著提高，人均收入、财政收入也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都大幅提升。然而因为我国独特的制度和环境，经济增长模式也与西方国家的发展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如何解释这种变化，即何种因素推动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是许多学者所关心的问题。本文针对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几种代表性观点进行了梳理，并做了简要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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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动力；制度；生产要素

中图分类号：F123.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5）01-0241-02

一、引言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了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一，财政收入迈过10万亿大关，经济年均增长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综合国力和影响力都大幅提升。因中国独特的历史和独特的制度，中国经济模式自然不是完全按照成熟资本主义国家的方式来运行，而现有经济增长理论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然探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就显得非常必要，这也隐含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与现在发达国家的增长模式是否不同的争论。

二、关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几种代表性观点

从一国经济增长来看，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来自于劳动力投入、物质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而制度决定论却认为，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制度学派认为，只有实施有效制度，实行产权保护，刺激民间投资和技术进步，经济才可能持续发展。诺斯甚至认为即使没有技术进步，通过制度创新也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而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正是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的时期，所以中国经济增长自然与制度创新有着重要的关系。

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是通过渐进式改革，而非激进改革之路。对于渐进改革的实质，樊纲[1]概括为“双轨过渡”和“增量改革”。樊纲认为改革不是简单的政府决策，而是一个社会内生的、整个社会共同选择的过程，中国之所以选择渐进式改革，是由于改革旧体制阻力较大，即无法进行存量改革时，只好先通过增量改革来发展新体制，随着增量改革的积累，逐步改革整个经济的体制结构，为“存量”的最终改革创造条件。先是农村改革，而后城市进行改革，价格改革由“双轨制”逐渐过渡到统一。正是这种改革方式，保持了经济避免出现剧烈的波动、社会陷入动荡，经济得以持续迅速发展。

与上述类观点类似，钱颖一[2]等也强调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济转型中有着重要作用。不同的是，他们强调了中国已存独特的M型体制结构对中国完成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作用。中国在M型组织中，层级的基层政府（农村地区的乡、村政府、城镇的区、街道政府）与其上级政府之间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权利，但它们却有很大的自主权得以在国有部门以外建立市场取向的企业使地方政府得到发展。而且，地区之间争先致富的竞争也迫使地方政府容忍甚至鼓励私有企业的发展。极为有限的讨价还价能力与极大的自主权结合在一起，削弱了行政控制，强化了M型层级制内的市场活动，导致非国有部门得到迅速发展，市场力量逐渐增强，经济实力自然得到提升。

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杨瑞龙[3]则着重强调了渐进式改革中体制内力量的主动改革，而其中扮演主角的就是地方政府。该理论认为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中国的制度变迁方式将依次经过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性和需求诱致型三个阶段。改革初期，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是在权利中心（中央权利部门）组织和领导下，通过行政命令和法律法规的强制下自上而下推进的，这就是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而这种制度变迁方式的成功取决于社会的各既得利益集团的结构力量对比，特别是“诺斯悖论”的出现，导致市场取向的改革难以进行。而地方政府可以成为沟通权利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与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需求的终结，从而化解“诺斯悖论”，这即是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地方政府是中间阶段中的“第一集团”，而在地方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市场微观主体的力量不断壮大，当建立在排他性产权基础上的微观主体取代地方政府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时，我国就真正完成了市场经济制度的转轨。如果说改革初非国有经济力量的壮大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的话，那毫无疑问中后期政府成为了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集团”，特别是财税分权后，直至今日，我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地方政府的竞争所推动。

上述理论都关注中国改革中各方力量（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非政府部门和企业）之间博弈过程，主要分析了国内的制度创新是如何导致经济发展。但不可否认，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正处于经济全球化时期，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正是充分了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正效应，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禀赋、有效配置国内资源，参与世界产品竞争和贸易。

林毅夫等[4]提出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正是分析了中国是如何在全球化过程中，利用本国的资源禀赋同时利用海外资金和技术谋求本国发展，也即通过利用“后发优势”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和全球市场竞争力。他们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得中国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而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劳动力丰富、价格低廉，因此可以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而这个过程因海外先进技术的进入，企业又可以利用后发优势，通过模仿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强本国产品竞争力。即中国的发展是选择了一条代价小、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渐进式发展道路。而这条道路也是东亚四小龙得以崛起的原因。

对于中国经济奇迹的制度经济学解释，无一都表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在制度创新基础上的。正是制度的变迁带来了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各因素的有效配置，各要素的效率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但制度涉及一系列的安排，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安排必然有很大的不同，这必然导致发展特殊论，使理论失去共通性。另外从实证角度来看，也难以把制度内生化来衡量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的作用。而现有成熟的衡量经济增长源泉的就是新古典增长理论，于是也有很多学者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出发，实证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的源泉多样，包括内生增长理论所描述的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和模仿、劳动分工的扩大、政府支付的外溢效应等等，但都不外乎强调经济增长包括资本积累、劳动的质和量的提高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1994年，克鲁格曼[5]通过计算东亚四小龙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出了这些国家都是投资驱动型经济，而并没有任何的奇迹。这种观点和方法后来在中国流行，很多人试图通过计算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判断经济增长的实质。

舒元[6]通过生产函数估算中国1952-1990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产率，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0.02%，对产出的贡献率为0.3%；王小鲁[7]同样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我国1953-1999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认为1953-1978年间的全要素生产增长率为-0.17%，1979-1999年间的全要素增长率为1.46%，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4.9%；郭庆旺等[8]分别利用了索洛参差法、隐形变量法和潜在产出法估算中国1979-2004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得到的结果分别是-0.54%、0.954%和0.891%，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46%，同时要素投入增长对经济的贡献率则高达90.54%。以上实证结果都表明中国全要素生产增长率较低，即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增长，是一种投入型增长方式。

试图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来寻找中国经济的源泉也遭致诸多批判。一种观点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中不但包括了所有没有识别的带来增长的因素，而且也还包括了概念上和度量上的全部误差，因此用于衡量经济增长有很大局限性。[9]另一观点则认为常见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法没有考虑到新兴经济国家和地区（比如中国）应有所区别，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些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投资方向有所不同，而这两者的技术进步机理不同。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中国的经济增长效率事实是在提高的。[10]

以上各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观点都从一个方面来论述，要么突出制度创新的作用，要么就是从经济增长的直接源泉—生产要素角度来分析。当然也有一些研究关注制度、生产要素、技术进步等综合作用，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多种因素共同的结果。有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是同时受经济转轨、新古典式增长和二元经济结构三方面影响。[11]有的则把制度因素增长模型，同时实证检验生产要素和制度等对经济的影响，认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产权制度都有效力，而现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则来自于产权制度。[12]这些方法都试图以一种多因素的视角来剖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但理论自洽性和研究方法上尚未统一，仍存在诸多缺陷。

三、结束语

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了30多年，这是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但是对于这种增长的动力究竟是什么，仍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尚未形成统一观点。有的人会同意中国是通过一条特殊的道路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而有的则认为中国的增长就是生产要素大量投入而发生的，并无任何特别，并且现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有助于预测经济是否能够持续快速发展，但上述诸多理论仍然表明由于分析方法、关注视角的不一，尚难有统一的理论框架来解释这种奇迹。或者正是因为中国国情的复杂性，经济增长也是在各方面力量博弈的动态进行，所以根本难以从一个角度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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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2] 钱颖一，许成刚.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与众不同[J].经济体制与社会体制比较，1993，（10）.

[3] 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J].经济研究，1998，（01）.

[4]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 Krugman Paul：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Foreign Affairs，Vol.73 No.6 （1994），pp.62-78.

[6] 舒元.中国经济增长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7] 王小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制度变革[J].经济研究，2000，（07）.

[8] 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J].经济研究，2005，（06）.

[9] 郑玉歆.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及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J].经济研究，1999，（05）.

[10] 易纲，樊纲.李岩.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J].经济研究，2003，（08）.

[11] 吕冰洋，于永达.要素积累、效率提高还是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东西分析[J].经济科学，20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