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艳英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娼妓问题的成功治理是中国共产党运用国家权力把其管辖力伸向社会底层的一个成功范例。对其成功原因的分析，不仅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建社会秩序和巩固新政权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而且能够为当今卖淫嫖娼问题的解决提供现实启示。本文立足史料，从四个方面分析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治理娼妓问题的原因。即坚定的禁娼决心和科学的治理措施的执行；新的社会风尚和社会制度的建立；全方位的社会控制体系的建立；公共权力为公共利益服务原则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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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娼妓改造；治理
社会的良性运行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对社会问题的治理是保障社会良性运行的前提。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面对的诸多社会问题中，娼妓问题是一个极具缠绕性和危害性的问题。对娼妓问题的治理是中国共产党运用国家权力把其管辖力伸向社会底层的一个成功范例。对其成功原因的分析不仅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建社会秩序和巩固新政权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而且能够为当今卖淫嫖娼问题的解决提供现实启示。
一、坚定的禁娼决心和科学的治理措施的执行
禁娼是中国共产党对娼妓问题的一贯态度和主张，这一主张在苏区和解放区曾经推行。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领导人多次表示解放后要禁娼，要把剥削妇女的罪恶的娼妓制度彻底推翻。如1948年9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同志在河北省建屏县西黄坭中社部训练班的开学典礼上指出：“城市里有妓女、流氓、毒贩、盗窃犯……我们去了都要收容、取缔、打击。”1949年5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在江苏丹阳召开的研究制定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的会议上，陈毅同志指出：“妓女是生活在旧社会最低层的受苦人，新中国决不允许卖淫现象继续存在，我们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要解放妇女。”北平解放后，毛泽东暗访中发现北平依然存在严重的娼妓现象。听完彭真的汇报后，毛泽东做出了重要指示：“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把娼妓问题不仅作为危及社会稳定和有伤社会风化的一个大问题来看待，而且把其作为剥削压榨妇女的一个罪恶制度来看待，表现出了坚决的禁娼的态度和决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禁娼既是维护新政权稳定的需要，也是展示新政权的现代性和国际国内形象的需要，更是解放妇女，消灭人剥削人的罪恶制度的需要。但仅有禁娼的决心还是远远不够的，彻底禁娼还需要科学的禁娼措施和严格的执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把娼妓问题的治理与新政权的稳定和城市的功能定位相结合，根据娼妓双重性的身份特点，制定了科学完善的治理措施。首先继承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娼妓成分的认定，认为娼妓从阶级属性上属于游民，但处理上要轻于游民。因为一方面她们受到神权、族权、政权、夫权四大绳索的捆绑，忍受人间最可怕的屈辱和摧残，是压在旧社会底层苦难最深的阶层。另一方面她们身上又存在着诸多社会恶习和游民习性。因此中国共产党对娼妓问题治理的基本原则是既要废除罪恶的娼妓制度，又要完成对娼妓的改造。治理的具体思路为：第一步先对现存的妓院进行限制和管理，引导妓院和妓女自主转业，逐步减少禁娼的阻力。第二步等待条件成熟后，一举封闭妓院，废除娼妓制度，收容改造妓女。第三步进一步净化社会环境，对社会上残存的游妓暗娼进行收容改造，直至卖淫嫖娼现象彻底禁绝。按照这一思路形成了具体的治理措施。即首先制定管制妓院和保护妓女人身权利的规则和措施，限制妓院的发展和妓女人数的增加；其次按照各个城市的具体实际，封闭妓院；再次封闭妓院后收容改造妓女。改造妓女的具体方针为思想政治教育和劳动生产相结合，改造与安置相结合，采取多种措施把昔日的妓女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最后对经过改造出妇女教养所的学员必须进行有效的安置。在对公娼进行收容改造的同时，对游妓暗娼进行收容改造。
完善的治理措施及其执行保障了娼妓改造的成功，特别是对改造后妓女的安置政策和措施更是解决了学员出所后的后顾之忧，有效的防止了重操旧业者的出现。全国范围内各大城市的相继禁娼，也避免了娼妓城市之间的流动。坚定的禁娼决心和科学完善的治理措施不仅保障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禁娼的成功，而且还把娼妓这一游民群体纳入到新社会的秩序中，她们成为了新社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二、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风尚的建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从社会制度的角度认识娼妓问题，认为旧社会的剥削制度是娼妓问题产生的总根源。因此对娼妓的改造必须与推翻旧的剥削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涤荡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经过三大改造确立了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保障了禁娼的成功。
1.经济方面我国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计划经济体制和均等化的分配制度
公有制的地位逐步得到强化，私有制逐步被限制甚至取缔；商品经济逐步被计划经济所取代，计划经济体制成为进行资源配置和调节经济活动的唯一方式；分配中实行低水平的平均分配。其中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消除了娼妓产生的经济基础。因为娼妓问题的产生与私有制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紧密相关。计划经济体制确立，商品经济失去了存在的可能，以性作为商品的交换活动也失去了存在的可能。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中有劳动能力的人或在农村，或在城市必须参加生产劳动，游手好闲者不复存在。社会流动缓慢，甚至趋于停滞。因此卖淫嫖娼的“卖方市场”无法形成。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行的是“低工资，高就业”的劳动政策，对于多数社会成员来说，其工资收入仅够其勉强生活，不可能有多余的金钱进行性消费。进行卖淫嫖娼的“买方市场”也很难形成。因此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的建立彻底消除了娼妓问题产生的根源。
2.政治方面确立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不仅有其合法性而且得到了群众的极大认同。人民群众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认为娼妓问题是旧社会的产物，在新社会是决不允许娼妓问题存在的。新社会不仅要废除娼妓制度，而且还要彻底消除卖淫嫖娼现象。
娼妓改造也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内容。废除娼妓制度，把处在被压迫地位的妓女从旧制度中解放出来，是实现妇女解放的一部分。从主观意愿上必须彻底解决娼妓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对娼妓改造表现出了坚决的态度和坚定的信念，这为彻底解决娼妓问题提供了前提。除了坚定的治理态度和决心外，还找到了符合实际的娼妓治理方式。确立了既不同于苏联的娼妓治理方式也不同于民国时期的娼妓管理模式，形成了适合新中国实际的娼妓改造方式。苏联在娼妓治理中认为从事卖淫嫖娼活动是违法的，因此对妓女实施法律的惩罚，对妓女判刑让其在监狱中接受强制性的劳动改造。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虽然也明确提出禁娼，但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实现，最后又走向了管理的老路。中国共产党超越了单纯对娼妓进行法律制裁或道德谴责的做法，把娼妓问题置于整个社会形态的变革中予以关注，把娼妓问题的治理与新的社会形态的建立联系起来。对娼妓问题的治理采用政治和法律的手段，把对娼妓的改造与对妓院老板的惩治结合在一起。把对娼妓的改造与安置结合在一起，最终把娼妓改造为新社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一治理方式并未使社会问题治理中的利益受损集团产生对新社会的抵触和怨恨，而是有效纳入了新社会的正常的生产生活体系中。另外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在执政条件下的自身建设问题，因此党和政府自身的廉洁高效也保证了娼妓改造政策的有效实施。
3.意识形态方面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确立，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的指导思想成为人们的思想共识。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价值观成了人们自我认同的唯一的价值观。与此不相容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遭到了批判。性关系被界定在合法的婚姻关系内，除此之外的非婚姻关系内的任何自愿和非自愿的性活动被当作道德问题而严加谴责，或者作为严重错误而受到行政处罚。追求性的自由和解放被当作“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加以批判和排斥。有关性活动的描写、性文化和性心理的相关信息则被禁锢起来。性在社会中很少被人提及，仅仅出现在关于生育和性病防治的宣传中。因此商业性的性活动没有了存在的土壤，绵延不断的政治运动的推行也使卖淫嫖娼失去了存在的社会氛围。
4.新的社会风尚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娼妓问题的治理是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改造相联系的。一方面清除了旧的意识形态。如对妓女进行改造时首先采用让妓女诉苦的方式，控诉自己在旧社会所受的苦难，以此引导妓女认识自己所受苦难的根源，帮助妓女克服头脑中的宿命观点和享乐思想。另一方面灌输了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加强对妓女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阶级教育，逐步让其认识到卖淫嫖娼可耻，认识到新社会有劳动能力者必须参加生产劳动，帮助其树立热爱劳动，遵纪守法的观念。通过对娼妓的改造和其他社会问题治理中的政治宣传和教育，不仅被改造者转变了观念，确立了新的价值观，而且对新的社会风尚的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人民民主、集体主义、社会平等成为新社会的主要价值取向。贫穷不可耻、劳动最光荣、乐于奉献、坚持国家利益至上、重精神而轻物质成为新的社会风尚，单纯的享乐思想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而加以批判。对男女两性关系的关注被放置于追求男女平等实现妇女解放的政治运动中，单纯的男女两性的性关系为社会所不齿，除婚姻外的非正常的性关系受到社会的抵制。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整个社会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欣欣向荣的景象，为娼妓问题的治理提供了一个好的环境。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建立和新的社会风尚的确立，不仅有助于原有娼妓的改造，而且也切断了新的娼妓产生的可能性。
三、全方位的社会控制体系的建立
良好的社会秩序是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而社会秩序的产生与维系则有赖于社会控制。因此社会控制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手段。当社会处于转型期时，由于社会结构的耦合度不高和社会运行机制处于不断转换的过程中，社会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复杂。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社会性质经过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转变，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过程。在这样一个急速的社会转型期，新生的政权逐步建立起了一个全方位的社会控制体系。这一控制体系的建立有效的保障了对越轨性社会问题的治理，保障了娼妓改造的成功。
社会控制体系主要是通过社会控制手段和社会控制过程来实现的。罗斯在《社会控制》一书中把社会控制手段分为伦理的控制手段和政治的控制手段。郑杭生将社会控制手段分为组织控制手段、制度控制手段和文化控制手段。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各大城市通过军事管制实现了对城市的政权的控制，随后通过镇压反革命、消灭敌对势力、整肃社会的治安秩序，逐步建立起了在当时封闭社会环境下的相对完善的社会控制体系。
将社会成员组织化，建立起覆盖全社会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的严密组织网络。如何将社会成员全面组织起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中积累了“组织起来”的成功经验。这一成功经验使中央坚信，把人民群众纳入党和政府领导的各类组织之中，将社会成员组织起来，将会有力地推动社会改造，巩固社会改造取得的成果。新中国成立初期覆盖全社会所有成员的严密的组织网络是通过实现计划经济体制、单位制和户籍制度来完成的。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确立了以阶级成分划分社会等级的规范。社会中每个人都必须处于一定的位置，对于不属于专政主体和专政对象的群体来说，一般称其为游民。娼妓无疑属于游民群体。游民群体必须接受改造，让其转变为自食其力的新人纳入到新的社会秩序中。因此娼妓经过改造后或结婚、或回乡、或参加生产。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在新社会中的位置。如何保障其位置不会发生变化？在城市对旧的区级建制进行了重组和改造，逐步建立起居民委员会，国家的权利延伸至城市的基层。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推行，留在城市中的成员被组织到工厂、商店、机关、学校等生产单位或事业单位。每个人的物质需求都由单位来完成，单位对职工的生产和生活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单位之间的调离必须由组织来完成，个人在城市间的自由流动无法进行。个人离开单位将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单位成为一个小的熟人社会。对于那些没有正式工作的人员则交由居民委员会来负责管理。在农村，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都归农业生产合作社管理。随着户籍制度的推行，城市和农村的自由流动也趋于停滞。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除非升学、招工、结婚等有限途径。随着户籍制度的推行，人口的跨区域流动几乎没有可能。
通过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将全体社会成员都组织起来。娼妓经过改造后也被安置到各种单位中，或城市中的企事业单位、或农村、或农场，通过单位将这些群体组织起来。对于无正式工作的群体则交由居民委员会来监督和管理。商品经济在社会中逐步被取消，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流动逐步停滞，卖淫嫖娼也就失去了产生的前提和基础。随着国家对人民生活的社会控制加强，人们的活动被限制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超越法律的越轨性社会问题很难产生。每个人都置于组织和他人的监督之中，越轨性社会问题的产生得到了遏制。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社会风尚的形成，人们对卖淫嫖娼的丑恶现象会产生自觉的抵制和监督。因此全方位的社会控制体系的建立既保障了娼妓改造的成果，也消除了产生娼妓问题的条件。
四、公共权力为公共利益服务原则的确立
所谓公共权力，是在公共管理活动中，由政党、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掌握并行使的、用以处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增进公共利益的权力。它是公共管理主体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所享有的合法资格和相应的强制力和约束力。它是由社会共同需要产生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和维持、调整和管理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从我国娼妓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来看,娼妓现象与公共权力有着紧密的逻辑关联。运用公共权力对娼妓问题干预的力度大小直接决定和影响娼妓问题的治理效果。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权力主要由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来行使，党和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时真正做到了为公共利益服务，公共权力未被异化，保证了禁娼的成功。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虽也曾试图为了向国内外展现其革命性和现代性的一面而提出全力禁娼，但由于其政府内部的腐败之风兴盛以及政令不通等诸多原因，导致了娼妓禁而不绝。最后迫于各方压力，又走向了寓禁于征的老路。新中国成立初期娼妓改造的成功除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坚定的禁娼态度和决心之外，还与党始终坚持公共权力为人民利益服务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采用多种方式防止了公共权力的私人化，防止了公共权力的被绑架。政府的廉洁高效保证了禁娼措施的贯彻和落实。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于政府的腐败，治理娼妓问题则成为许多政府人员趁机发财的好机会。警察随意出入旅店查禁，借机敲诈勒索。地方政府把花捐作为其主要财政收入，某些地方官员还充当娼妓业的保护伞。因此其禁娼措施很难真正在全国得以贯彻。而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非常注重对党政干部的廉政建设。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针对即将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多种方式防止公共权力的个人化。1950年6月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决定全党要在1950年夏秋冬之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主要克服骄傲自满、贪图享乐的情绪和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作风。1951年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用3年时间进行整党。同年10月中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出了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和“三反”斗争的决策。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三反运动”以反对资产阶级的腐蚀。在“三反”运动中对一批党员干部进行了惩处，特别是随着刘青山和张子善贪污案被揭露出来，中央于1951年11月30日发出了《必须严重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的问题》的指示。1951年12 月30 日毛泽东要求各级领导同志要“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1952年4月21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审查批准正式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从1951年12月到1952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三反运动，教育了大多数党的干部，挽救了许多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党和国家队伍中的腐败分子。同时三反运动也有力的抵制了旧社会的恶习，树立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朴素和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因此政府的廉洁是禁娼能够成功的重要保证。建设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在打击卖淫嫖娼活动时也需要从加强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政建设入手，重点打击色情业背后的保护伞，防止公共权力被绑架。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从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角度、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角度提出了要废除娼妓制度，彻底消灭卖淫嫖娼现象。在整个娼妓问题的治理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坚定的禁娼态度和决心。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行使公共权力时享有极高的政治权威，其坚定的禁娼态度和决心有助于加强对娼妓问题的治理。废除娼妓制度，彻底消灭娼妓现象也是实现公共利益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自身建设和发动群众运动的方式展开对党政干部的监督和制约，政府廉洁高效。与解放前相比，政府行使公共权力时能够保证真正为公共利益服务。公共权力没有为个人的利益所用，也没有成为娼妓业的保护伞，有效的防止了娼妓治理中的权力腐败，最终保障了娼妓改造的成功。公共权力为公共利益服务原则的确立和执行，也必将成为当前我国治理卖淫嫖娼问题是应该坚持的一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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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编号：14XKS040）《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实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安石油大学思想政治教学科研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