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日关系发展看中国外交大战略

  • 投稿仁言
  • 更新时间2015-09-22
  • 阅读量676次
  • 评分4
  • 38
  • 0

文/丁冬汉

对待中日关系必须要从外交大局着眼,而不是始终拘泥于局部的矛盾。在今天中华民族即将迈向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中国外交决策层要时刻秉持一个审慎的、宽容的外交大战略。

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5年5月23日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中日友好交流大会,接见日本3000人访华团,并发表重要讲话。众所周知,日本安倍政府上台后,中日关系屡生波折,但是此次习近平主席意外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日本媒体普遍认为中方接待代表团的规格“超出预期”,十分兴奋,不少国人也对中日关系的回暖惊讶诧异。其实,自去年北京APEC会议习近平主席首次会见安倍晋三以来,中日关系已止跌反弹,呈现出走向解套的种种迹象。

中日之间近年来尽管受到钓鱼岛和历史问题的困扰一度走向低谷,但中日是东亚最重要的两个大国,两国持续的恶斗必然走向两败俱伤,进而影响中国的复兴大业。因此对待中日关系必须要从外交大局着眼,而不是始终拘泥于局部的矛盾。在今天中华民族即将迈向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中国外交决策层要时刻保持一个审慎的、宽容的外交大战略。外交战略的成败往往关乎国运兴衰,这在大国崛起的历史上屡屡被证实。

外交战略关于国运兴衰

内政清明与正确的外交大战略是一个国家发展、强大的基础。内政清明的标准一般明确、清晰,不外乎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等,但判断成功的外交大战略并不容易。

外交往往是实施精彩的战术容易,制定精彩的战略难。人类历史上,有的国家、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外交上有一系列精彩的战术,最后却满盘皆输;有的国家即使在一定时期,内政昏聩,外交战术也乏善可陈,但因外交大战略方向正确,最后能成功兴起。之所以如此,在于成功的外交大战略,需要不为眼前利益所诱惑,不被短时成功冲昏头脑,甚至不拘泥历史的深仇大恨,同时有长期的战略定力。做到这些,往往很难。

俾斯麦是超一流的外交大师。他用纵横捭阖的“铁血政策”使德国崛起后,如何使地处欧洲“四战之地”、列强环伺的德国在列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其制定了一个后人看来比较稳妥的外交大战略,关键有四点。

一是德国决不能成为大国矛盾的焦点。简言之,就是不因有强大国力而强出头,成为众矢之的。二是德国不可陷入两面作战,以及在列强竞争中的少数派困境。当时欧洲有五大强国:英、法、俄、德、奥匈,德法矛盾因普法战争无法调和,德国战略核心是确保与沙俄不敌对,尤其要阻止法俄结盟,同时绝对不能使德国以二敌三,更不能以一敌四。三是当有涉及自身利益的争端时,坚持双边谈判,利用德国实力来为自己赚取最大利益;不涉及自身利益时,坚持多边谈判,以分散德国责任和风险。四是不追求绝对安全,避免被列强组团反对。

威廉二世上台后,德国蒸蒸日上的强大国力,冲昏了他的头脑。与英国海上争霸导致英法接近,撕毁与俄国的同盟条约导致法俄结盟,将英俄两大强国都推向了法国怀抱,自己不得不与最弱的奥匈帝国结盟。这不仅使德国以二敌三,而且陷入东西两面受敌的困境,最后被奥匈帝国拖入一战。尽管德国一战开局似乎打得很漂亮,东西两线战场都有精彩的战术表现,但战略困局使其最终难逃失败命运。

苏联解体是内政的失败,也是外交大战略的失败。二战后,因国力增长,苏联逐渐蜕变为“新沙俄”。追求全球霸权,到处扩张,使其从世界社会主义的中心,沦为世界矛盾的焦点。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又陷入东西两线受敌的战略困境,这无疑成为其解体的最后催化剂。

近现代的日本,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乃至偷袭珍珠港,一个个战术非常精彩,最后却四面楚歌,所有成果丧失殆尽,根源在哪里?答案就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并没有一个科学、明确的外交大战略。其外交战略特性,说穿了就是一个字:“赌”,中日甲午战争赌赢了,日俄战争赌赢了。胃口越来越大,赌注筹码也越加越大,最终超越自身国力而撑死。

反观历史上的英国,凭借区区英伦三岛,成长为号称“日不落”的殖民大帝国。从外交大战略上看,最根本的就是其针对欧洲大陆,长期而坚韧地坚持“离岸平衡手”这个根本战略原则:即决不允许在欧洲大陆上出现一个主导性的强国。

对弱国而言,近现代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中国是两个典型。这两大曾经辉煌的古老帝国,近代都成了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对象,中国虽历经艰难,但最终在基本保持自己领土完整的情况下,重新复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却分崩离析,最终只剩下小亚细亚这个领土的核心区域,复兴历史辉煌几乎不可能。外交大战略错误,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

一战中,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德、奥站到一起,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就是出于对沙俄这个宿敌的怨恨,以及被德国一战开局初期的胜利所迷惑,没有看清德奥的战略劣势:处在欧洲中心地区,没有海权优势,严重缺乏支撑现代持久战争的资源。德奥失败,注定了与其结盟的土耳其帝国最终被肢解的结局。

近现代中国多灾多难。万幸的是,在一战、二战这两个决定性的民族国家大PK中,中国都没有犯错。一战中,虽德奥极力争取,日本也出自不可告人的目的,多次阻挠,但北洋军阀政府还是作出了正确选择,与英法等协约国站到一起,对德奥宣战,成为一战的战胜国,否则“五四运动”可能连爆发的机会都没有。抗战与日本作艰苦卓绝的斗争,坚持绝不与日本“媾和”的国策,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一跃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国力贫穷,但在外交战略上,坚持独立自主、平等待我这个底线。建国初期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取得了初步工业化的伟大成就。苏联蜕变为“新沙俄”后,果断与其决裂,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不仅改变了安全上的战略困境,也为改革开放创造了好的外部环境。毫不扩张地说,没有20世纪70年代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改善关系的成功,就不会有今天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中国应秉持审慎、宽容的外交大战略

如果说过去紧跟平等待我之强者,是中国作为弱者的战略,今天则到了另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这就是中国已经成了强者,世界甚至预测,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可能会成为最强者。在这样一个敏感、某种程度上可谓危险的过渡时期,没有正确、笃定的大战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功亏一篑,并非没有可能。

这个大战略,包括内政、外交两方面(当然二者并非割裂,而是有机联系)。内政方面,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励精图治,政治日益清明。这里主要在外交大战略上,阐述几点看法。

今天要制定一个所谓顶层设计的具体外交大战略,无疑不现实,但外交大战略的根本基点,以及有一定操作性的几个基本原则,应该确定,且决不能忽视与违背。

对日益强大的中国,他国充满疑虑,要理解。毕竟在人类历史上,有些新兴强国给人类带来灾难,是事实,典型的如德国、日本。消解他国疑虑,我国在外交大战略上,要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态度时刻警示自己,用宽广的胸怀对待不和谐的因素。即外交大战略基点必须是审慎与宽容。要实现这一点,要有笃定的战略定力,以下几个基本原则必须坚持。

一是决不可因国力日强,忘乎所以,更不可怒而“出手”。

这一点可谓是威廉二世导致德国失败的根本。过去国力孱弱,有时在口头,甚至行动上走极端,因实力不够,他国不会把这当一回事。而今天如因国力强大,忘乎所以而走极端,他国就可能抱团取暖,联合起来反对。所以,无论在口头,还是行动上,都要温和、谦逊,不到万不得已不可出手,更不能到处“秀肌肉”。审视今天我国的国际环境,与俾斯麦德国有相似之处,周围强邻环伺,可谓处“四战之地”,虽然今天世界不像过去那么迷信武力,但危险依然存在,不可不慎。

美国所谓“亚太战略再平衡”,用心险恶:一是引诱中国与其进行军备竞赛;二是为那些与中国有矛盾的国家与中国斗壮胆。其最渴望的结果就是中国像前苏联一样应对,达到故伎重演的战略目的。要认识到,今天有些国家尽管有美国壮胆,对中国言行极端,仍是“夜行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俗语言,“咬人的狗不叫”。这实质是他们色厉内荏的表现,对其,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但决不可怒而出手。在外交大战略上,要笃定。

二是要在推动国际体系转换、发展上,尽可能对人类过去的体系有超越。

“得道者多助”,这是得到世界大部分国家支持、拥护的基础。如英国虽然主导的是一个殖民体系,但其倡导自由贸易,超越了过去封闭、割裂的国际体系,可谓是人类国际体系的1.0版。二战后,美国倡导非殖民化,通过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用国际机制、同盟体系来主导世界,是对殖民体系的超越,可谓是人类国际体系的2.O版。英美各自推动建立的体系,尽管主观为私,但客观上的历史进步性不可否认,这也是他们能够在国际竞争中最终胜出的重要基础。今天我国日益强大,美国不仅怂恿、纵容周边小国骚扰,还希望通过TPP等来强化其地位,阻止被超越,我国如何突破美国的战略围堵,最佳途径只有一个:就是中国能否提出超越美国体系、更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国际体系2,5,甚至3.0版本。这是中国外交的根本战略基点,其他都是战术层面。从“亚投行”的初步成功来看,世界对中国不仅有需求,甚至可谓对中国寄予厚望。今天我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富有超越性的概念,如何将其在具体行动上做扎实,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是要尽可能创造、深化与他国的各种联系纽带。

今天世界纷繁复杂,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很难简单界定。在领土、安全上有矛盾,经济上可能互补的国家,如中日、日韩、俄欧等。在有形实体经济上互补,交流联系深广,货币金融上却可能是对手的,如中美、中国与欧盟。在经济上有深深依赖,安全上却深存戒惧,如东盟个别国家与中国。还有的是可能没有安全、经济等矛盾,却因为他国之间矛盾尖锐而很难平衡的,对中国而言,典型的是,在外交政策上如何平衡沙特与伊朗、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等等。

这些,看似是外交战略上的挑战,其实对今天处于复兴期的中国而言,更是机遇。正因为世界各国联系的复杂、多元,就为我国外交创造了巨大的腾挪空间,只要战略正确,美国就很难像二战后对付苏联一样,拼凑出一个打压中国的联盟。要利用这种国际局势,根本策略就是寻找尽可能多的朋友,与世界主要国际行为主体,都有一个有力的纽带。如前述日本,尽管其在我国发展、前进的道路上,经常“塞棍棒”,但与之经济上的联系,还是要尽可能加强,要尽可能将其政府政策和民众区别对待。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接见日本访华团讲话中所强调的,“重视中日关系发展的基本方针始终没有改变”,“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

与俄罗斯,尽管在经济、安全上互相依赖,但不可因此而损害与欧盟关系,损害尊重他国领土主权与领土完整这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同样,尽管越南、菲律宾在南海挑衅,只要其行为不过度出格,就不要用经济等手段来惩罚。

总之,与他国的矛盾,要就事论事,不要将经济、安全、政治等牵扯到一起,战略上能分开对待就分开对待。在国家争端中,用综合实力去压服别人,只会给他国一种恃强凌弱的感觉,往往是压服一国,寒心多国,效果适得其反。

四是不要追求绝对的利益,无论是安全还是经济利益,都是如此。

经济上追求绝对利益,就会失去生意上的伙伴,也不利于与他国经济纽带的强化。如亚投行、一带一路战略等,尽管今天美国多方使绊,只要其不提出非分要求,将来其提出加入,也要欣然接纳。美国用心越狭隘,我国就要越宽广,这是战略上的以柔克刚。

今天我国拥抱世界,让世界拥抱中国,最好的推手就是经济。但不可好大喜功,对他国要求大包大揽。俗语言,“升米恩,斗米仇”。还有所谓“兔费提供一餐是恩,免费提供百顿是仇”。人类现实往往这样:短暂、小额的恩惠被认为是恩惠,而长期、大额的恩惠,最后可能被受惠者看成是施恩者的义务,一旦取消,就心生怨恨。改革开放前的我国对外援助,在这方面的教训很多、很深刻。

因此,“丝路发展基金”等,最好能形成国际多边机构形式(当然要保证我国主导)。这样既可使投资风险缩小,也能避免将来因经济摩擦,而损害双边国家关系。

安全上也不可追求绝对利益。国家军事力量当然要立于不败之地,但追求绝对安全利益往往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困境。越是壮大,安全形势就越紧张,你越是强硬,别人就越是组团反对你。美国今天追求绝对安全,其实是在给自己背上更大的包袱,尽管表面上气势汹汹,从经济角度看,难以持久。

此外,当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双边谈判,避免国际化,我国是大国,国际化是争端小国求之不得的。涉及人类整体利益的,一定要坚持多边谈判,以分散责任和风险,总之,要在联合国框架下来解决,否则,可能会成为他国仇恨的对象。

五是不可被民粹推着走,轻率作决策。

今天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外交战略没有定力,就可能被民意所裹挟。 “民意如水”,往往是冲动的,有时的民意并非真正的民意,而是一种民粹。当面对比较棘手、很有冲击力的突发性外交问题时,决策前最好能够“冷处理”一段时间。用句流行语,就是“让民意飞一会儿”, “冲动是个魔鬼”,很多事情往往冷静下来才能看清真相。尤其是在国力持续上升又有百年屈辱史的中国,民众还没有作为世界强国这种经历、体验的时候,尤其危险。

其实,今天我国面对的很多国际问题,都是 “成长的烦恼”。只要耐心、笃定,随着时间推移,国力更加强大,这些问题会自然消失。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能否最终成功,外交战略的科学、合理是关键要素之一。今天,我国在深度融入、拥抱世界,世界也在审视、接纳我国,二者良性的互动、融合,是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变,今天虽难以制定一个长时段的具体外交大战略,但审慎、宽容的外交大战略基点和以上几点具体原则,必须明确、坚持。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