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幻现实主义中国化”——接地气的“乡土”作家

于晶

（西华师范大学，四川南充 637002）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科联重点项目（2013lskzdia17）

摘要：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现代主义文学的作品和理论也纷纷涌入，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下，许多作家开始学习借鉴现代主义文学。马尔克斯和福克纳创造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对于1980年代的“先锋”作家有着巨大的影响，余华、苏童、格非等主要作家从中吸取了荒诞、变形、虚构等多种元素。人们对于兴起于80年代的“先锋”派作家有着各种的质疑和批评，其中主要是指责他们在形式上缺乏艺术的原创性。但是莫言是一个成功的转型者，在转型的同时他融入了一些“乡土”成分，成功地把魔幻现实主义和中国历史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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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莫言；魔幻现实主义；乡土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115-03

莫言是中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评委会给他作品的评价是：“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历史、民间传说的融合。”这种评价是一种肯定，也说明了莫言作品在艺术上的嬗变的确受到了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等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他积极采撷异域文艺成果，将西方现代派的写作笔法融入自己的作品中，创作了《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作品。莫言以高密东北乡为历史轴心，以博大的历史理性为创作维度，以点带面地向我们谱写了20世纪中国大地的民间史诗。

一、魔幻与现实的完美结合

（一）“魔幻”的采撷

“魔幻现实主义是在20世纪20、30年代之交萌芽诞生于拉丁美洲的一个文学流派，魔幻现实主义文学通常具有将客观现实以某种信仰或观念意识为基点的主观真实相交融的特点，并常常运用夸张、怪诞、象征、打破时空界限等手法进行非理性描写”[1]的文学流派，其中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和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两篇作品成就最高。莫言谈及这两部作品时曾经说：“我在一九八五年中，写了五部中篇和十几个短篇小说。它们在思想上和艺术手法上无疑都受到了外国文学的极大影响。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两部著作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百年孤独》提供给我们，值得借鉴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哲学思想，是他独特的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的方式。”[2]显然，莫言从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作品中得到很大启示，这无疑对莫言的创作有很大的推动。

在莫言前期的主要代表作中，如《民间音乐》，我们从中能明显感觉到作品还依然停留在以往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上，甚至在人物设置上都与拉美文学作家有着极为相似之处，这说明莫言在创作前期还没有找到适合于自己的特点，创作还在循规蹈矩的学步中。但1985年以后，随着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作品纷纷传入中国，莫言对魔幻现实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风格发生显著变化。莫言回忆说：“八十年代初，我接触了西方文学，读了福克纳的《喧哗与躁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卡夫卡的《变形记》、川端康成的《雪国》等许多作品，感到如梦初醒，我想不到小说竟然可以这样写。”[3]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莫言不再简单模仿，他开始深入研究西方文学作品的深层意蕴，叙事模式变得复杂起来。魔幻现实主义主要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的产物”，其中主要以魔幻感觉、奇异的情景和魔幻的意象为主要元素来结构作品，莫言在创作中也分别用到了这些元素，他利用自己独特的感觉体验创造了“神奇的想象和超常的感觉”[4]。《透明的红萝卜》的开头就写道：“刘副主任用手指着闸上的黑孩。黑孩背对着人群，他脊梁上有两块大疤痢，被阳光照得忽啦忽啦打闪电。”[5]这“两块大疤痢”是继母虐待的标志，这种标志则是由“忽啦忽啦”打入村人的心里。

（二）深植于中国传统的民间叙事

莫言由于接受了西方的创作方法，使他的作品充满魔化现实主义韵味，但是为了创作出“莫言式”的文学风格，他在借鉴西方文学的基础上，充分挖掘本民族文化的精髓。中国的蒲松龄生于山东，同样，莫言也是生于这个多产鬼怪故事的地方。而莫言的爷爷“满肚子的神仙鬼怪故事，名人名胜的传说，更是子孙辈夏日河堤上、冬季炕头上百听不厌的精神食粮”。这对作家创作而言可谓是宝贵的精神财富。阿城曾说：“说和写鬼怪，当代中国一绝，在他的家乡高密，鬼怪就是当地世俗构成。”[6]无论是蒲松龄的神魔鬼仙，还是儿时听爷爷讲述的鬼怪故事，都深深的扎根于莫言的脑海，对他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也是他创作素材的一部分。在莫言的笔下，无论是引诱少女的公鸡精，还是西门闹的多次轮回转世，无不带有《聊斋志异》的影子。他将古人的艺术成果信手拈来，通过自己的丰富想象进行加工重组，创造出一个独属于高密世界的鬼怪故事。当然，这也得利于高密源远流长的艺术想象传统。山东高密三绝:泥塑、剪纸和扑灰年画，这种民间文化对莫言来说也是不可多得，他在《红高粱》中，描写“我奶奶”剪纸栩栩如生，在《檀香刑》中描写孙丙唱的“猫腔”也是惟妙惟肖，这些都给莫言小说增加许多厚重感。

莫言将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西方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相结合，用亦真亦幻的笔调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光怪陆离的生动画面。莫言的创作除了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之外，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作家本人的经历以及自觉借鉴民间艺术资源，均对莫言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莫言曾经说：“我的小说写鬼怪的不多，只有一篇《草鞋窠子》中写了一些，但我还是要承认少时听过的这些故事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培养了我对大自然的敬畏。”[7]

从《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晶莹剔透的红萝卜开始，莫言的想象力就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变化。《铁孩》中那个吃铁的男孩，《金鲤》中那个为救人而淹死变成金色鲤鱼的“金芝姑娘”，这些奇幻的想象，赋予了他笔下众多人物超常的能力与魅力。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暗续了《聊斋志异》的志异传统。莫言在发挥想象的时候，充分运用动物和植物来为他的写作服务，幼时听到的鬼怪故事成为他小说创作的第一手素材，并对他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影响。

二、“接地气”的乡土作家

陈平原说：“莫言在创作上对原本就属于他自己的民间文化形态有了自觉的感性的认识，异己的艺术新质融化为本己的生命形态，这对莫言来说就像是一次回归母体，他感觉到轻松，省力和随意，一切师法自然。”[8]莫言在1984年出版的《白狗秋千架》这篇小说中第一次提出“高密东北乡”，从此开始了他的“乡土书写”。他自己曾经也说过：“如果说我的作品在国外有一点点影响，那是因为我的小说有个性，语言的个性使我的小说中国特色浓厚。我小说中的人物的确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9]

（一）无法摆脱的故乡情结

许多乡土小说作家的出身都是农民，莫言也不例外，莫言本人就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曾经上过小学，文革开始后辍学回家，变成农民。在田野中他用一种孩子特有的敏感去解读大自然，在孤独寂寞的放牛岁月中，他用心去感受周围的世界，他与牛说话，他与云说话，与周围的花花草草说话，可以这样说，他相当多的创作经验直接来自田野大地。这种独特的经验成为他一生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王德威也说：“启动莫言创作的最大灵感，不是别的，正是他故乡高密的一景一物。”[10]这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创作无法摆脱生他养他这片土地。“当我重新踏上故乡的土地时，我的心中却是那样的激动，当我看到满身尘土、眼睛红肿的母亲挪动着小脚艰难地从打麦场上迎着我走过来时，一股滚热的液体哽住了我的喉咙，我的脸上挂满了泪珠。那时候，我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故乡对一个人的制约。对于生你养你，埋葬着你的祖先灵骨的那块土地，你可以爱它，也可以恨它，但你无法摆脱它。”[11]现代作家在写乡土作品时，除了沈从文等个别的乡土作家书写的是乡土的“美”，其他作家笔下的农村世界是以一个被扭曲、被丑化的景象呈现出来的。而莫言对农村民间的认识由浅白到深厚、由幼稚到成熟，形成了他对故乡浓烈而复杂的情感。他作品中的民间，在批评农村贫乏退化的同时也不吝于歌颂故乡那独有的野性生命力，为读者勾勒出一幅丰富而又厚重的农村生活画卷。“虽然我身在异乡，但我的精神已回到故乡，物质的肉体生活在北京，我的灵魂生活在对于故乡的记忆里”[12]。就是这样的故乡让他魂牵梦绕，就是这样的故乡给他不断的创作源泉。

（二）从民间获取创作资源

莫言的小说创作摆脱了主流意识形态，他用民间的视角书写着自己心目中的精神故乡。他对民间的挖掘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回归真实的倾向。在他的作品中，故乡的风景变成了小说中的风景，幼年亲生经历变成小说中的材料，就连少时听过的鬼怪的神魔故事也变成了小说中的素材。

但是“莫言关于人性、种族的思考被纳入百年历史变迁的宏大史诗，在语言、结构方面先锋探索更加注重融合传统文化和民间资源”[13]。例如《红高粱家族》，作者以抗日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作为背景，着力描写“我爷爷”、“我奶奶”的狂野爱情和家族的悲欢离合。“我爷爷”是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余司令，“我奶奶”是敢爱敢恨的戴凤莲，他们惊世骇俗爱恋经久地回荡在高粱地的上空，小说以此消解了宏大的战争历史背景，将个体的生命价值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

莫言对故乡民间的挖掘可谓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莫言的老家位于山东高密，他生于斯、长于斯，对这片土地既有逃离的欲望，也有坚守的决绝。“高密东北乡”，一个承载着莫言精神理想的世界，在他的笔下逐渐绽放光彩，最终成为他精神的故乡、理想的天堂。他对故乡是如此的熟悉，花草树木、蓝天白云、狂风暴雨，无不深深镌刻在他的脑海中。在贫瘠的土地上，故乡人坚忍的身躯、故乡植物顽强的生命力无不深刻震撼着莫言的灵魂，故乡民间的原始生命力让他为之惊叹和折服。在精神的故乡中自由地驰骋，使得他渐渐逼近生命的本源，人的生存状态与原始欲望不断交织在一起，共同组成他笔下色彩斑斓的文学世界。

莫言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可谓是独树一帜，他把笔触深深插入中国的土地上，使作品呈现出一种乡土气息，使得他的小说兼具传统的厚重性与现代的先锋性。所以，莫言笔下的魔幻现实主义是“中国化”的。莫言曾在《小说的气味》中系统地阐述过作家的创作立场问题。究其根本，大致可分为“作为老百姓写作”和“为老百姓写作”两种情况。而他本人也坚定地以“做为老百姓写作”自居，致力于挖掘故乡的生活内蕴，展现故乡的粗犷与淳朴，表达自己内心的眷恋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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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曾利君.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与接受[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2.

〔2〕莫言.两座灼热的高炉[J].世界文学，1986，(3).

〔3〕莫言.说吧莫言·恐惧与希望[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162-163。

〔4〕曾利君.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与接受[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57.

〔5〕莫言.透明的红萝卜.莫言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53.

〔6〕阿城.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92.

〔7〕莫言.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J].当代作家评论，1993，(2).

〔8〕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十讲.莫言今年小说的民间叙述[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0.

〔9〕姜智芹.中国新时期文学在国外的传播与研究[N].莫言：土，是我走向世界的原因.中华读书报，2010-2-3.

〔10〕王德威.千言万语何若莫言[J].读书，1999，(3).

〔11〕莫言.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J].当代作家评论，19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