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轼作为北宋文坛颇具影响力的天才文人，在诗歌、书法、哲学等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而且身上时刻洋溢着融会儒、道、释三家思想的独特味道。苏轼的作品无不渗透着强烈的哲学沉思，而这背后，庄子的影子似乎无处不在。本文试从庄子哲学对苏轼作品、人生观的影响，剖析苏轼作品独特的哲学意境，以期发掘诗人对生命的体悟和追寻。
关键词：苏轼；庄子；物化；顺天安命；自然
一、引言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北宋公认的文坛领袖，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都占有崇高的地位。苏轼的一生，是文学和艺术的完美融合，称其为北宋最杰出的综合性文学天才也不为过。其磊落的品性、阔达的心境更是催生了其强大的人格和独特的文风。一生宦海浮沉，十多年或被贬、或外放，苏轼缘何能够在人生的困境中仍有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的情怀。经历过45岁被贬黄州、59岁被贬惠州、62岁被贬儋州的落魄，苏轼能够走出阴霾，窥破生死，以旷达包容的心态直面惨淡，这都与他深受道家思想影响有关。
二、苏轼与庄子
《宋史·苏轼传》中记载：“吾昔有见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是书”指的就是《庄子》。赵翼《瓯北诗话》评价苏轼：“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由此可知，苏轼笔力之雄厚，创作意随情致，无不达者。但见到《庄子》时，苏轼却言，“吾昔有见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足可见庄子思想对苏轼影响之重。尤其黄州被贬以后，当年意气风发、折冠入仕的苏轼似乎消失了，庄子的哲思此时越发明显地走进了他的人生。
庄子在《逍遥游》中表达了其对”绝对自由”的追求，当无法穷极彼岸时又指出了“万物有所待”的矛盾。只有忘却物我的界限，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无所依凭而游于无穷，才是真正的“逍遥游”。反观苏轼的一生，少年成名，顺时与其弟君前受宠，修苏堤、迎龙水，逆时也赤壁泛舟，醉浊酒、唱离歌。惊涛裂岸的江边，孤灯独眠的雨夜，他“挥动如椽之笔，如同儿戏一般”。这无疑是苏轼一生追求的极致，理想与现实的逆反是其对庄子逍遥的讴歌。
庄子哲学始终关注内心世界，注重对于生命体验的追寻。一生宦海浮沉，苏轼更渴望归于自然平静的生活，这正与《庄子·齐物论》中的思想不谋而合。《庄子·齐物论》认为：“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生命的短暂或永恒只在于看待的角度不同。乌台诗案，苏轼与死神擦肩，这时庄子“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天命观则彻底影响了苏轼的生活态度，不管后来再经历哲宗连续六年的贬谪，他都顺安天命，宠辱不惊。59岁贬谪惠州，他写出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辭长做岭南人”；62岁贬谪儋州，身边更无亲人，他吟诵“此心安处是吾乡”。这种随遇而安的心境，使得余生再无牵挂，浮华半生皆是梦幻，真只争朝夕须臾。
三、“物化”与“顺天安命”
刘熙载在《艺概》中说：“东坡则出于庄者十之八九。”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中言：“东坡早得文章之法于《庄子》，故于诗文多用其语。”由此可知，庄子对于苏轼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独作品，更是人生。
首先，苏轼作品对于庄周名句的化用在其作品中俯仰皆是。例如，苏轼在《念奴娇》中写：“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这三句便是化用了《庄子·逍遥游》中“大鹏”的意象。此句豪迈开阔，生动地表现了苏轼想要无所束缚地追求仙家自由的境界。《飓风赋》中“鹏水击而三千，抟扶摇而九万”仍然是化用《庄子·逍遥游》“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句子；《快哉此风赋》中“野马相吹，抟羽毛于汗漫；应龙作处，作鳞甲以参差”源出《庄子·逍遥游》中的“野马者，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以此渲染飓风之奔放恣意。《临江仙·夜归临皋》中“长恨此身非我有”是借用了《庄子·知北游》“汝身非汝有也”一句。《水调歌头》中“忽变轩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气，千里不留行”则直接引用《庄子·说剑》中的原句，以此表达内心的豪迈。再者，《后杞菊赋》中“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的句子源出于《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服胡麻赋》中“譬之膏油，火之所传而已耶”引自《庄子·养生主》“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其次，庄子对苏轼深厚的影响，还表现在苏轼作品对庄子哲学“理”的延续。苏轼对庄周的“齐物”与“逍遥”体悟极深，所以不管顺境还是逆境，不管得意还是失意，他都有所收敛和节制，从而使文章始终洋溢出一种超脱旷达之感。即使豪放如“大江东去浪淘尽”，最终仍归于“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逍遥”之思想，在苏轼文章、书法中表现为纵情与洒脱，任情自在，如《石苍舒醉墨堂》中苏轼说：“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这种“忘怀晚岁，则犹贤于博弈”的心境足可见苏轼对逍遥的恣意。
《庄子》哲学的核心是“天道”说。他认为，自然界中一切可见的事物都是从宇宙本体——天道中诞生的，宇宙万物相对空间内是永恒的。世间万物的变化，草木荣枯，生老病死，阴晴雨雪等都是天道运行的结果。因此，宇宙中一切有形无形的存在之物，无论是山川、河流、鸟兽、鱼虫，包括人类在内不论名称种类，形态差异，存在时间长短，都是没有本质差别的。万物缘于“道”归于“道”，与道共存。从这个角度来说，生存与灭绝、大小与长短没有区别。《前赤壁赋》中，苏轼以“水与月”作喻，通过探寻水与月的关系去消减客人内心的消极，主客一问一答间，因曹孟德“而今安在”引发的悲思也逐渐消逝。这其实仍是苏轼由《庄子》中得来的体悟。《庄子·秋水》中探讨黄海之水与北海之水的大小时，通过北海若的“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批判了河伯的“自多”。明月一直有阴晴圆缺，江水却不曾一刻停止。江水的流逝与明月的盈亏，都是“天道”运行不息的展现，它们作为“皆出于机，皆人于机”的“道”，是永恒存在的。
同理，苏轼谪居黄州的第三年创作的《定风波》也是庄周“顺安天命”和“相对”哲学观的再现，体现了苏轼在困境中仍保持自我的超强心志。这首词的尾句“一蓑烟雨任平生”中的“任”体现了《庄子》“顺安天命”的哲学观。“料峭春风”可以看作让诗人陷入此等境地的乌台诗案，“吹酒醒”乌台诗案让他从以前身处的名利场解脱出来，使他的生命发生了转向，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尾句更是尽显道家智慧，体现了苏轼的旷达和可爱。乌台诗案的被贬已经过去三年，这三年似乎比之当年被贬永州的柳宗元还要沉重。如果说“始知西山之异”让柳宗元从政治漩涡中剥离，那么“赤壁泛舟”就是苏轼凤凰涅槃的节点。
庄子认为，人要顺物自然。在苏轼坎坷的为官生涯中，正是领悟了这种思想，加上随遇而安的性格，才能身处蛮荒而平和处之，甘之如饴。跳脱世俗功利的束缚，顺意人生的平和，于物化之外寻找心灵的宁静，最终如柳宗元般走出了政治失势的阴霾，开启了旷达的人生。
在《庄子·齐物论》中，庄子首次提出了“吾喪我”的概念。这里的“我”是虚无的我，“吾”才是本真的我，“吾丧我”正是由虚无回归本真的过程，是“物与我”合一的境界。这与见过“西山之异”后的柳河东“心凝形释，与万物冥合”的意境是极其一致的。“吾丧我”就是“冥合”。《庄子·齐物论》中，庄周梦蝶之典当与苏轼撰写《定风波》时的心境融合，“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俄而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这时的苏轼也仿佛庄周梦蝶，栩栩然，翩翩飞，心中既没有晴天，也没有风雨，他已经超越于风雨之上了。许我“一蓑烟雨”，任平生恣意，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王国维在其诗评名著中写“无我”怕也是“物化冥合”，而这时的苏轼，既已“物化”，就再也不是写《凌虚台记》时年少轻狂的苏子瞻了。
四、结语
纵观苏轼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庄子的哲学思想在他生命和作品中的展现。被贬黄州，是庄子的“顺天安命”哲学带他走出了阴翳；妻子病逝，是庄子的“方箕踞鼓盆而歌”让他放下了“不思量，自难忘”的巨痛；被贬惠州、儋州，是庄子的“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带他回归了生活的平和。总之，正是有了庄子哲学的加持，浮华落尽，苏轼淡然、超脱、放达。即使时臻垂暮，那个或梦幻、或狂放、或温润、或遒健的身影才是真的“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东坡居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