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广东省21市面板数据的实证考察

  • 投稿少林
  • 更新时间2017-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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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贝

(湖北大学,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运用广东省21市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各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省区域创新能力存在较弱的负技术外溢效应,与本土创新活动的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以及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等变量相比,其带来的效应相对较低。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自主创新能力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2272.2017.18.024

收稿日期:2017-07-19

0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通过技术、管理、人力和资本等资源的共同作用,对东道国的技术创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FDI的技术外溢效应(Technology Spillover,简称溢出效应)属于技术的非自愿传播和扩散,最终需要本土企业自身吸收后再创新。

早期的研究主要以发展经济学为基础,强调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作用;随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着技术进步的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重视起对溢出效应的分析。国外的学者Kokko(1996)、Dimelis和Louri(2002)纷纷证实了FDI溢出效益的存在,并且相对于他们所研究的国家(或地区)来说,这种效应是正向的。Borenztein等(1998)从东道国的发展门槛(Development threshold)的角度出发,发现当东道国具备一定的劳动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时,才能跨越发展门槛从而获得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外溢效果。汤大军(2013)通过81个发展中国家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本土企业和其他东道国机构的积极响应是决定FDI外溢效应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在于吸收、学习和模仿能力的提高和改善,另一方面在于自主创新的活力和动力的提高。

然而,FDI的溢出效应可能还存在着负面作用或作用不显著。国外学者Cantwell(1989)、Harrison和Haddad(1993)、Aitken和Harrison(1999)分别对欧盟内的美国跨国公司、摩洛哥和委内瑞拉的FDI的溢出效益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其带来的效应可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从而制约东道国企业的持续发展,或者对大多数的行业来说其作用不明显。国内方面,刘和东和谢婷(2015)基于门槛模型,研究发现FDI外溢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人力资本的吸收能力未达到第二门槛值时,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或显著为负;只有跨越第二门槛值时,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为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技术的接受、理解和吸收的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而,可以看到从不同层面(包括国家、行业、企业等)出发、运用不同分析方法得出的结果会存在着偏差。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需要辩证看待,值得肯定的是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示范作用带动着东道国技术效率的提高,通过人员的流动解决部分就业问题从而缓解了东道国的社会压力;值得思考的是其技术外溢的实际效果以及制约的因素。本文将从技术外溢的角度出发,来分析FDI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具体以广东省作为研究对象。2000年,广东省的外商直接投资额达到122亿美元左右,居全国的首位。并且从2000年以来,FDI流入量一直保持增长的状态,2014年的FDI为269亿美元,并使中国呈现出“大进大出”的对外贸易格局。然而,FDI的大量流入并未给广东省带来可持续的对外竞争力,自本世纪以来,针对中国制造的“低端锁定”比较优势展开了大量研究,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外的持续竞争力进一步遭到质疑,逐年上升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是否真正促进了广东省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否存在区域性差异?我们将利用2005-2014年期间的广东省21市相关数据展开实证分析,对上述问题进一步探究。

1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根据FDI技术溢出的机理和自主创新的实现过程,首先构建出自主创新能力的一般生产函数,如下:

I=f(L,K,PGDP,FDIP)(1)

其中,I为被解释变量,FDIP为核心解释变量,L、K、PGDP为其他控制变量,详细说明如下(见表1)。

其次,在方程(1)的基础上,分别对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一方面考虑到数据和结果的可比性;另一方面采用跨区域的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异方差问题,从而得到具体的估计方程:

lnI=α+β1lnLit+β2lnKit+β3FDIPit+

β4lnPGDPit+uit(2)

方程(2)考虑的是解释变量L、K、FDIP、PGDP对被解释变量I的影响,其中,i代表广东省的不同城市(根据广东省的行政区域划分,具体分为21个地级市);t为时间序列,以年为单位;C为常数项,β为偏回归系数,uit为随机误差项。

2实证分析

2.1计量检验方法与数据说明

运用广东省21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以探讨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人均GDP、人力和研发投入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程度及存在的差异。另外,通常采用Hausman检验来确定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本文实证数据主要来源于2006-2015年《广东省统计年鉴》、《广东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广东省知识产权局统计数据以及各地区的年度统计年鉴。目前,广东省共有21个地市级行政区域,因此样本数共计210个。

2.2面板数据检验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考察的是外商直接投资、本土研发投入和人均GDP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2和表3。根据Hausman检验选择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具体分为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个体固定效应体现的是广东省各市之间应该存在差异,时间固定效应体现的是各年度之间存在的差异。

注:(1)括号内的数值表示相应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 *p<0.01, ** p<0.05, *** p<0.1,fe表示固定效应模型。(2)“GZ、SZ、ZH、ST、FS、SG、HY、MZ、HZ、SW、DG、ZS、JM、YJ、ZJ、MM、ZQ、QY、CZ、XY、YF”分别代表“广州、深圳、珠海、汕头、佛山、韶关、河源、惠州、梅州、汕尾、东莞、中山、江门、阳江、湛江、茂名、肇庆、清远、潮州、揭阳、云浮”。

从个体固定效应来看,FDIP的系数大部分为负数但是绝对值不大,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省自主创新能力产生了负向的技术溢出效应。尽管外商直接投资额每年以较大幅度在增加,但对广东省区域自主创

注:括号内的数值表示相应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 *p<0.01, ** p<0.05, ***p<0.1,fe表示固定效应模型。

新能力的技术溢出效应却是负面的,即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不仅未有效地促进广东省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而且可能对自主创新能力起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使广东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锁定”状态,而相对高端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仍然不足。具体而言,广东各市的溢出效应呈现着下降的趋势,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占各市的生产总值的比重(即FDIP)在下降;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还存在一定的时滞,大约需要4年时间。另外,人均GDP、人力资本和研发资本对专利授权量、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影响比较显著,说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首先是建立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之上。

从时间固定效应来看:①2005-2014年期间,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特别是2008年之前,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更多注重数量而不是质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波及,相对于早期来说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量呈现下降趋势,其绝对数额仍然是增长的;2009年开始,随着政策导向的转变和开放领域的拓宽,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和领域逐渐改善,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负效应逐渐减弱。②自主创新过程中的人力资本和研发资本的投入作用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2005-2010年期间LnL的回归系数基本为负(除了2008年),LnK的回归系数基本为正(除了2006年和2008年);2011-2014年期间LnL的回归系数基本为正,LnK的回归系数基本为负。从二者投入的绝对数量的变化来看,变化轨迹基本相同,最初研发资本的较多投入,鼓舞着自主创新的动力,但是资金的投入并不一定得到相应的产出效益;随后人力资本的推动作用逐渐突显,作为创新的主体和源泉,其作用相对大于研发资本的投入。③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区域自主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LnPGDP的回归系数都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对当地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经济发展水平、自身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市场规模扩大的基础上。

3结语

通过对广东省21市的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对我国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并且还引入了创新活动的人力资本、研发投入以及人均GDP作为解释变量。检验结果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省各市的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溢出效果为负,虽然绝对值较小,但是不能否定其负效应的确存在。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带动的是广东省制造业集群的发展,在技术水平上相对于处于生产链的低端环节,所以实质性的革新技术相对缺乏。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存在着区域性的差异,例如深圳、广州、珠海、佛山等珠三角洲区域的技术外溢相对较高,与其经济发展水平、配套设施及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粤西粤东地区的资源配置相对缺乏。另外,对比人力资本与研发投入项,人力资本的带动作用更明显,研发投入增多并不代表创新成果的相应输出,而自主创新的核心在于人力资本即主体自身能力的提升,仅仅依靠创新鼓励政策与支持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需要加强与相关产业之间的合作,推进共同的进步。

参考文献

1刘和东,谢婷.区域创新内外溢出的门槛效应研究?[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3).

2汤大军,吴宜真,黄胜生.技术外溢效应还是“鲶鱼效应”?——FDI对于发展中国家本土技术进步作用的另一种实证解读[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3(6).

3Aitken, Brian J., and Ann E. Harrison. Do domestic firms benefit from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Venezuel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89(3).

4Cantwell J.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J]. 1989.

5Dimelis S, Louri H. Foreign ownership and production efficiency: a quantile regression analysis[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2002,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