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群体马克思主义信仰弱化根源探析

  • 投稿远方
  • 更新时间2016-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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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正因各种错综复杂因素的合力冲击,面临一定程度危机的严峻考验。其中,既有全球化信息化发展带来的根本性影响,又有经济社会转型带来的根本性挑战,既有历史因素和客观因素的障碍,又有主观上的应对不力和政策偏误。只有对来自各方面的危机根源进行认真分析和冷静研判,才能规避风险,经受考验,化解危机,夯实马克思主义信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根源探析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6)-01-0027-03 
  当今中国,随着社会的迅猛发展和时代的急剧变迁,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各种理论和社会思潮纷至沓来、良莠难辨,尤其是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风狂浪涌、竞相发声,马克思主义信仰遭遇的挑战与冲击前所未有。即便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取得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在马克思主义居于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条件下,一些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冷漠、轻视、甚至反感也绝非个别现象。毋庸讳言,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正面临一定程度危机的严峻考验,由此产生的信仰缺失和精神迷茫已成为掣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极大精神阻抗。因此,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信仰领域存在问题的复杂成因,对危机根源进行认真分析和冷静研判,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研究必须正视的重大理论课题和重要实践课题。 
  一、外部根源——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西方意识形态的强势地位挑战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导性和权威性 
  近年来,随着我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逐步跻身于世界舞台的中央,在收获巨大红利的同时,各种严峻挑战也随之而来。经济上,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持续显现,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明显升温,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比较中将在较长时期处于相对弱势,经济发展的国际压力加大,说明和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难度也在加大。政治上,一些西方国家仍然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我国发展面临着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环境。思想文化上,西方国家更是凭借“西强东弱”的比较优势,利用其牢牢掌握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加紧对我实施“文化冷战”,西方的文化理念、价值标准、生活方式正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攻城略地。诚如亨廷顿所言:“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1]一项全国性调研显示,在问到“如果您了解或熟悉的国外思潮与党中央的宣传相矛盾”时,农民群体中有44.3%的人认为国外思潮正确,企业家群体中有64%的人认为国外思潮正确,而公务员群体中居然也有高达61.3%的人认为国外思潮正确。[2]严峻的现实提醒我们,西方国家从未因冷战结束而刀枪入库,对我施压促变的一贯立场没有根本改变,“意识形态终结”只是某些人一厢情愿的天真。借全球化之手,西方敌对势力正在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多种手段,对我进行意识形态侵蚀渗透,并且已经对一些人产生了负面影响,严重挑战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导性和权威性。 
  更加值得重视的是,随着我国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网民数量的急剧增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凭借其强大的科技实力和对互联网资源的垄断地位,打着“互联网自由”的旗号,强力推行其价值观念和政治模式,对社会主义中国散布意识形态迷雾,全面诋毁中国历史,诋毁中国文化,诋毁英雄人物,从政治体制到科技创新、从文化教育到生态环保全方位唱衰中国,利用一切机会攻击破坏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打击中国人的自信心和幸福感,确实把相当一些人的思想搞乱了,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导性和权威性构成严重威胁。 
  二、内部根源——经济社会转型带来的思想观念分化与多元削弱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社会整合能力 
  在当代中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相适应,我国在分配方式上逐步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一切生产要素都参与到分配中,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都得到保护。与此同时,人们的就业方式、生活方式等也日益向多层次、多样化发展。经济社会转型带来的经济成分、经济利益、分配方式、就业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发展,实际上造就了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纷纷出现,深刻改变了我国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为人们思想观念的分化与多元提供了物质前提和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马克思主义主导信仰赖以存在的社会生态。 
  思想观念的分化与多元是现代开放社会的普遍特征,也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必然要出现的现象,它标志着人们的主体意识正在逐渐觉醒并日益成熟,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正在逐步释放,表明中国社会正朝着更加文明、更加进步的方向迈进。然而,分化多元的思想观念虽然是不可逆转的现实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件好事,但这种好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好,而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好。毋庸讳言,在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虽然仍是人们个人信仰的最重要选择,但已经不是唯一选择,甚至已经不是很多人的首要选择了,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相对立的各种价值目标和崇拜对象正在大行其道。这种分化多元的信仰取向以及不同信仰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正在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导地位,挑战其在信仰领域的既有权威,使其强大的社会整合能力和凝聚功能被削减和弱化。 
  三、历史根源——“文革”后遗症和国际共运挫折引发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怀疑情绪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人们的思想被封闭在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敢越雷池一步,严重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同时,也给马克思主义信仰带来极大的冲击,引发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怀疑。随着“文革”成为历史,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挫折变成财富,并由此历练了一个日渐成熟政党的自我纠错能力;而对于广大普通群众来说,极度狂热退去之后则是不可避免的信仰冷却甚至冷漠,人们在反思、反省的过程中,矫枉过正地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怀疑情绪以及这种情绪的普遍蔓延。尤其是当人们再一次睁眼看世界的时候,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国继续拉大的差距面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进一步挫伤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另外,众所周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很多人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严重的心灵创伤及其消极影响至今仍未能完全消除,成为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怀疑和动摇的重要因素之一。  苏东剧变爆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史上最严重挫折,引发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信念的震荡和危机。西方敌对势力借机蓄意将这种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的挫折歪曲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根本失败,而这一所谓“失败”又与资本主义强国在经济上的表面繁荣和意识形态上的暂时强势形成强烈反差,进一步刺激了人们因失望和迷惘而变得十分脆弱的神经。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如此巨变,给正在思考和探索中的社会主义中国带来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它使一些人业已存在的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怀疑,似乎在更广阔的世界时空中得到了某种验证,导致他们经受不住艰难和挫折的考验,由怀疑发展为惊慌失措,直至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上。当然,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在积极反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挫折中日益理性和成熟,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越走越顺畅。然而,苏东剧变的强烈冲击及其巨大的历史惯性,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即使创造了成功奇迹,人们仍然免不了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和信仰上打了大大的折扣。 
  四、现实根源——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和消极腐败等问题影响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社会认同程度 
  正如小平同志早就指出的那样:“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3]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快速发展中所产生和累积的矛盾与问题正在超时空地以叠加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改革发展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压力与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巨大更为严峻。尤其是当前某些领域出现的消极现象和某种程度的思想混乱,正在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导地位产生极大的冲击,严重影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社会认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社会不公和部分党员干部的腐败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得到普遍提高。但是,在我国现有发展水平上,社会中还存在大量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特别是随着人民群众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社会不公问题反映越来越强烈,尤其是对分配不公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反映最为突出。在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中国,收入差距过分悬殊,社会不公大量存在,不仅影响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还会严重制约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彰显,使一些人不加分析地质疑现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进而质疑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组成的团体,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现实载体。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党的理论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党的行动代表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党员干部的整体素质和实际表现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形象。因此,广大党员干部理应成为马克思主义信仰最坚定的群体,理应为人民群众起到示范和表率作用。从总体上看,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始终是好的。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一些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影响恶劣,部分党员干部的腐败问题已经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魅力,导致一些人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发泄不满的对象。群众对这些个别党员干部的看法会直接影响到对整个党和政府的看法,进而影响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前途的看法,弱化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社会认同程度。 
  五、理论根源——理论不彻底和创新乏力制约和降低马克思主义说服掌握群众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持和巩固,必须以扎实的理论研究作为基础和支撑。当前部分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动摇和缺失,并不仅仅是个人思想修养和精神境界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某些不足有直接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4]现在有不少群众不太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党员干部中的相当部分也未能达到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程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没有完全抓住事物的根本,还存在不够彻底的一面,因而还不能有效地说服和掌握群众。诚然,在党的思想理论研究工作者队伍中,绝大多数同志都是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都是尽责尽力地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但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对于如何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如何结合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准确而深刻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如何针对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理论上的难点、不同主义争论的焦点做出科学的分析判断,使党员群众从中得到启发和教益,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往往还有一定的距离,甚至出现不同程度的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问题。这种与实践严重分离的不彻底的理论研究,在社会现实面前只能是虚弱和苍白的,不可能指导和解决任何实践问题,更不可能真正说服和掌握群众。 
  理论不彻底和不能说服掌握群众的深层根源则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创新乏力。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创新乏力,既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问题,主要的也不在于缺少外部条件,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和一些理论工作者自身存在着不利于创新的种种错误倾向。一是将理论创新神秘主义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和创新权只属于党的领导者和理论界的少数权威,与广大理论工作者无缘,与普通党员和普通群众更是无关,于是有些理论工作者不是真诚地面对群众、面对实践、面对现实生活,而是热衷于研究“高层动向”,窥测学术风向,做了大量“照着说”、“顺着写”的无用功。二是将理论创新形式主义化,为创新而创新,把创新简单归结为形式上的标新立异,写出的文章看起来生动活泼、花样翻新,实际上没有任何现实作用,更经不起历史检验。三是将创新替代主义化,盲目追求所谓颠覆性原创,借口创新而另起炉灶,用与马克思主义无关的某些热门理论来装点门面,不仅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精神,甚至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反面。四是将创新功利主义化,“如今一些人著书立说已不再具有神圣的使命感,主要不是出于某种社会责任,用自己的睿智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去启迪人民,为人民的疾苦而去呐喊和辩护,而是将学问视为谋生的技艺和捞取个人功名的手段。如果说那种为文谋生似显迫不得已的卑微与可怜的话,那么,为私欲和虚荣所左右而对学术理论进行商业炒作和弄虚作假,就是卑劣可耻的了”。[5]凡此种种,不仅不能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更是严重制约和降低马克思主义说服掌握群众的力量。  六、实践根源——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效果不佳严重影响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外在形象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研,对于马克思主义被弱化的原因,受访的2634人中,有1974人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形式化造成的,占73%,在列举的诸多选项中位居第一位。[6]2013年教育部关于“青年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研究”的调研显示,有72.4%的大学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形成有帮助,但效果不理想”,7.7%的大学生认为“没有任何帮助”,只有19.4%的大学生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能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7]近年来的大量相关调研都说明,当前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中确实存在着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教育效果亟待提升。事实上,很多疏远、排斥甚至厌烦马克思主义的人往往并不是觉得马克思主义本身有什么不好,而是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造成了马克思主义遭到冷遇的尴尬局面。 
  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是采取陈旧呆板、单调乏味的方式,还是采取生动活泼、寓教于乐的方式,是采取居高临下、趾高气昂的方式,还是采取平易近人、和风细雨的方式,其效果肯定是截然不同的。遗憾的是,这些众所周知的道理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一些不足并未得到很好解决。有的宣传教育工作者把传播马克思主义当做硬性任务去完成,盲目采取直接灌输和空洞说教的单一方式,使宣传教育流于形式。有的宣传教育工作者习惯于在群众面前居高临下、“官气”十足,把马克思主义扭曲为冠冕堂皇、盛气凌人的东西。还有一些宣传教育工作者满足于过去的经验和成绩,没有很好地适应时代变化,使得宣传教育与现实生活的生动丰富相比总是显得格格不入,导致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在实践中陷入一定程度的被动局面,造成知行脱节、远离现实、远离群众等问题长期存在,严重损害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外在形象。 
  注释: 
  [1]〔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141. 
  [2]樊浩等.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00、111、128. 
  [3]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64.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第一论 文 网专业代写论文和论文代写以及发表论文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5]黄明理、刘小华.论制约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的因素[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298. 
  [6]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课题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问题的调研报告[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4):112. 
  [7]周茜.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及其生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