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抽象的“圣地”称谓背后，围绕耶路撒冷所发生的民族、宗教、国家、个人相互冲突而又相伴共生的历史，可谓人类总体历史的浓缩和聚焦，跌宕起伏而又富于戏剧性。而蒙蒂菲奥里写作《耶路撒冷三千年》的立意，正在于平衡这座名城的“天国性”与“尘世性”，以一座城市的命运观照整个世界历史的演化轨迹。
英国作家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
作为土生土长的伦敦人，52岁的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SimonSebagMontefiore）有三个互为交集的身份：犹太金融—官僚世家的直系后裔，与查尔斯王储及前首相卡梅伦素有私交；毕业于剑桥大学凯斯学院的职业历史学家，代表作已被翻译成超过48种语言，屡获大奖；影视界青睐的电影剧本和纪录片执笔人，作品版权先后被米拉麦克斯、狮门、二十一世纪福克斯等影业公司购入。而他始终乐于将自己的职业成就归因于圣地耶路撒冷的影响——自从19世纪中叶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着手在耶路撒冷新城修建犹太人定居点以来，蒙蒂菲奥里家族的每一代成员都会把关注全球犹太人的命运，并为其倾注心力当作是自己的天然使命。而少年时代多次随父母造访耶路撒冷的经历，使西蒙·蒙蒂菲奥里早早决定要为这座人尽皆知但又被误解和偏见笼罩的城市撰写一部专门史：既是作为历史学者，也是作为现代犹太人历史的“在场者”。
自2011年正式出版以来，《耶路撒冷三千年》（Jerusalem：TheBiography）陆续荣获《星期日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非虚构类畅销书榜排名第一、犹太书籍协会年度最佳图书等好评，并由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前国务卿基辛格等知名人士做出推荐。蒙蒂菲奥里坦言，他无意提供一部事无巨细的百科全书式著作，而是让不同的民族、宗教、个人在历史的线性推进中自然登场，并依据自身的固有特质和行事逻辑发挥其影响。如此方可使读者摆脱后见之明的左右，更切实地体会具体历史情境中事态发展的“理所当然”与“不得不然”。也是由于该书这些富于表现力的特质，它在2011年被BBC第四台改编为三集纪录片《耶路撒冷：圣城缔造记》，由蒙蒂菲奥里本人担当主持人，并已在2017年被美国狮门影业购入电视连续剧改编版权。蒙蒂菲奥里认为，一旦该书的情节得以影像化，其精彩程度将丝毫不亚于备受追捧的美剧《权力的游戏》。
作为蒙蒂菲奥里作品的中文译者之一，陆大鹏代表本刊与作者做了深入探讨。
不只是“家族史”和“犹太人史”
三联生活周刊：如我们所知，“蒙蒂菲奥里”这个姓氏起源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Jews），16世纪末以后迁居到意大利和西欧；而你的母亲则是来自立陶宛的东欧犹太人。独特的民族和宗教情感，是否构成了你撰写《耶路撒冷三千年》的动力？
蒙蒂菲奥里：很高兴能有机会和中国读者交流，你们对我非常重要。身为犹太人的民族背景的确构成了我撰写这本书的初始动力之一，但很难说是最具决定性的。我的自我定位首先是一名严肃的历史学者，并且面向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历史，而不仅是褊狭的“犹太人史”。我既無意将本书写成一部犹太复国主义的颂歌，也无意反其道而行，搞出一部反驳犹太复国主义的批判书。这两类东西在过去若干年里已经出过不少了，大多带有严重的局限性。我一直在提醒自己要避免落到那样立场先行的陷阱里。
在动笔之前，我给这本书的定位是一部完全中立的耶路撒冷城市史，它必须涵盖所有的民族和教派，不遗漏任何一股教派或势力。无论是迦南人、罗马人、亚述人，还是犹太人和基督徒；无论是亚美尼亚教会、罗马天主教会、各国新教教会，还是穆斯林；无论是巴比伦人、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英国人，在本书中都有出场，并被给予尽量中立的描述和评价。这当然不容易——既有的出版物虽然汗牛充栋，但基本上只涵盖了较短的时段或相对单一的族群，而没有任何一部成功的通史可资参考，这对我构成了重大的挑战。
不仅如此，传统历史学者或许只需把记录事实当作他们的工作，而《耶路撒冷三千年》还容纳了神话。因为这座城市是如此特殊，以至于事实和神话对那些关注它的人们往往同等重要——即使到了今天，依然有人愿意为了耶路撒冷的历史和神圣色彩而慷慨赴死。我无法忽视这一点，于是只能努力搜集材料，竭尽所能，力求获得更多有说服力的信息。为了还原事件发生时的历史现场，我曾去往耶路撒冷做了若干次考察，每次都长达几个月，而写作本身花费了整整三年。在这三年里，我的头脑里只想着一件事：一定要把这本书写好；因为任何历史学者与生俱来的使命，就是写好这样富有挑战性的“大书”。
三联生活周刊：摩西·蒙蒂菲奥里（MosesMontefiore）爵士是你的曾伯祖父，也是推动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的先驱之一。在你的心目中，这位活跃于一个多世纪以前的长辈有着怎样的形象？
蒙蒂菲奥里：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是个传奇人物。在英国，他是金融家、银行家、慈善家和社会名流，曾被选为伦敦市的两大治安官（Sheriff）之一，又被维多利亚女王授予从男爵（Baronet）爵位。在海外，他更是神话般的英雄人物，曾不畏强权地为奥斯曼帝国和俄国境内受迫害的犹太人发声，并向他们提供救济。
尽管塞法迪犹太人属于犹太教正统派的分支之一，但摩西爵士在他的青年时代并不曾严守宗教规诫。直到1827年第一次造访奥斯曼帝国治下的耶路撒冷，他才重新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属性，并决心把庇护犹太宗教和犹太民族成员当作自己后半生的事业。从那时起直到去世，摩西爵士共7次访问圣地，最后一次是在91岁时。他大力扶助当地贫困的犹太人社区，帮助他们建立了耶路撒冷旧城墙之外第一个犹太人定居点，还慷慨解囊创办了风车磨坊、印刷厂和纺织厂，使犹太人能够自食其力。他的崇拜者称他为“蒙蒂菲奥里王子”。
摩西爵士没有子女。当他在1885年以100岁高龄去世后，他的侄子约瑟夫·塞巴格·蒙蒂菲奥里继承了他的爵位和遗产，这位继承人就是我的祖父。在我看来，摩西爵士最令人称道之处，不仅是他对耶路撒冷犹太人的金钱资助，更在于他曾经基于强烈的正义感，在全球范围内自发营救因为宗教和种族原因遭受迫害的犹太同胞。在历史上，犹太人经常遭到所谓的“血祭诽谤”（BloodLibel），即有人诬陷他们秘密杀害基督徒儿童，在犹太教庆典上将童子血奉献给魔鬼。这种源于迷信和偏见、纯属无中生有的冤案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过，英国也不例外，结果往往催生出残暴的反犹风潮。1840年，在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大马士革就有犹太人遭到了这种荒唐的指控，许多无辜的犹太平民和儿童遭到监禁，甚至被酷刑折磨。摩西爵士闻讯立即前往君士坦丁堡，在奥斯曼苏丹面前据理力争，用自己的私产救下了那些已经被押入死囚牢房的受难者。1858年，他还在罗马营救了一位蒙冤入狱的犹太青年。那些年里，摩西爵士的身影活跃在全世界反犹之风最盛行的那些地区：奥斯曼帝国治下的罗马尼亚、俄国控制的东欧、北非的摩洛哥……在这些地区幸运获救的犹太人心目中，这位英国爵爷就是救世主弥赛亚。
三聯生活周刊：身为这样一位知名人士的后裔以及崇拜者，你如何在历史叙述中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
蒙蒂菲奥里：必须承认，要做到绝对中立非常困难，但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也希望我的读者们能认可这种努力。尽管蒙蒂菲奥里家族本身是犹太人，又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早期历史具有直接关联，但我在叙述近代以来的犹太人—阿拉伯人冲突时，依然对双方的负面行为都做了交代。不光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历史上与耶路撒冷发生关联的所有民族和所有势力，从罗马人、亚述人、土耳其人到英国人，我都没有回顾他们的“黑历史”。在确定某一事件的真相时，我会尽量找到最原始、未经加工的档案和资料，而不是将过往史书里那些逻辑经不起推敲、道听途说的偏见和演义继续传抄下去。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以色列民族主义者还是巴勒斯坦的激进抵抗分子都炮制过一些历史神话。面对这些流传甚广的观点，我依然努力去挖掘背后的真相，并将其揭示出来，而不会畏惧因此受到双方某些人士的攻击。在我看来，这项工作的意义甚至不仅限于历史研究。因为只有当巴勒斯坦激进分子承认了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历史中的地位，而以色列民族主义者也对巴勒斯坦人在圣地的历史权利做出肯定，双方才能真正基于同理心发展和彼此的关系，继而缔造长久的和平。
仍在现实中延续的历史
三联生活周刊：在历史学家约瑟夫·阿德勒的著作《犹太人复归故土》中，摩西爵士在1841～1842年与英国驻大马士革领事查尔斯·亨利·丘吉尔的通信被视为催生早期犹太复国主义的决定性事件，而他们两位都是英国人。不久前刚刚迎来100周年纪念日的《贝尔福宣言》，同样是由一位英国贵族起草的。你如何看待英国在耶路撒冷的近现代历史中扮演的角色？
蒙蒂菲奥里：在现代以色列的诞生过程中，英国发挥的作用十分复杂。诚然，像摩西爵士那样的伦敦权贵和社会名流，以及帕默斯顿勋爵、迪斯累里、劳合·乔治、阿瑟·贝尔福、温斯顿·丘吉尔等政治家，对耶路撒冷在19、20世纪之交的发展贡献极大。他们使欧美基督徒社会的主流开始关注耶路撒冷的命运，参与对耶路撒冷新城区的建设，并频繁前往那里旅行和朝圣。但个人意志和国家行为之间依然存在巨大的张力。就以《贝尔福宣言》发表时的历史背景来说，在1917年这一年，英国几乎同时做出了三项政治承诺：和法、俄两国共管耶路撒冷；将战后中东绝大部分领土的管理权交给汉志的哈希姆家族这样一个二流势力；承诺在巴勒斯坦协助建立“犹太民族家园”。而这些承诺显然是互相冲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英国急于尽快打赢战争，为此不惜向任何可能有助于军事形势的势力——俄国新政府、哈希姆家族的阿拉伯起义军、美国犹太人——开出空头支票。在俄国退出战争之后，英法两国都宣称会继续履行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承诺；这既是道义使然，也是一种实用主义的选择。当然，一项隐含前提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必须能够和平共处。
1917年12月，英国军队占领了耶路撒冷，随后就开始按照《贝尔福宣言》的承诺，允许全世界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但随着犹太人—阿拉伯人矛盾的激化，阿拉伯人在30年代发动了大起义，给英国托管当局的治理造成了困扰；于是在1939年，张伯伦政府发表了白皮书，宣布暂停犹太人移民的入境。而这反过来又促使犹太人走向暴力抗争，摧毁了英国继续统治巴勒斯坦的社会基础，最终迫使他们在1948年撤出。
从距今2600年前开始，耶路撒冷的命运就频繁受到那些千里之外的帝国统治者决策的影响。这些大人物包括波斯大帝居鲁士、马其顿大帝亚历山大、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奥斯曼苏丹苏莱曼一世、贝尔福勋爵、劳合·乔治首相、斯大林、杜鲁门和特朗普。各大帝国统治者的决策始终在影响和改变着这座城市：耶路撒冷从未沉寂，它的历史依然在现实中继续着。
三联生活周刊：有一种观点认为，以色列国的诞生，是因为英国和美国政府对自己未能就纳粹大屠杀做出及时反应一事心怀愧疚，故而对犹太人给予了补偿。同样是由于犹太民族曾经经受过的苦难，对当下的以色列政府在民族和领土问题上的政策做出批评是不适宜的。你是如何看待这类观点的？
蒙蒂菲奥里：我必须强调一个看法：无论是犹太复国主义还是反犹主义（Antisemitism），其历史都足够悠久，绝不是20世纪的新事物，它们的影响也不应被视为突发性的。自从耶路撒冷在公元70年被罗马军队攻陷以来，反犹主义就有了极其深厚的土壤。当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之后，反犹主义上升成为罗马—拜占庭帝国官方政策的一部分，余音至今未绝。20世纪的纳粹大屠杀，不过是基督教世界诸种反犹主义的思想和实践中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同理，犹太人对回归耶路撒冷、重返锡安山的渴望，从他们被罗马人驱逐之日起就萌生了。认为以色列国的出现仅仅是国际社会对纳粹大屠杀的应激反应，或者犹太复国主义的渊源只能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都是夸大其词的说法。当然，现代反犹主义的盛行，的确让犹太复国主义变得更有号召力了。
但是，批评当下的以色列政府与反犹主义无关，与犹太人曾经经受的苦难也无关。犹太人曾经遭遇迫害和屠杀，那是因为当时的反犹主义者拒绝给予他们和其他民族同等的权利；而今天对以色列政府的批评，通常只涉及具体的政策。你甚至可以发现，对以色列政府批评最为激烈的群体，恰恰就是犹太人——美国和欧洲的许多犹太人都曾经质疑过以色列政府的一系列决策，特别是约旦河西岸的定居者和激进锡安主义者对巴以和解的抵制，以及哈雷迪（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日益上升的影响。许多美国和欧洲犹太人希望以色列是一个世俗国家，而不至于被宗教的狂热情绪所左右。尽管如此，以色列作为民主国家和中东地区强国的建设成绩，依然令这些海外犹太人感到骄傲；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们会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了对当下以色列政府的某些政策的批评意见。那么在以色列国的历史上，是否也有你由衷敬佩的偶像人物呢？
蒙蒂菲奥里：当然有。我所推崇的偶像，不仅是那些不惜牺牲去捍卫以色列独立的战士，也包含有愿意做出必要的妥协和牺牲，以尊重巴勒斯坦的历史和人权，使两大族群能和平共存的那些政治家。摩西·达扬、伊扎克·拉宾和西蒙·佩雷斯就是这样的英雄。因为在中东世界，勇于妥协可能带来巨大的危险，拉宾总理和埃及总统萨达特就曾为和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反过来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阿拉法特、阿巴斯等巴勒斯坦领导人在对以色列的谈判中往往极为固执，害怕做出哪怕是必要的妥协。
耶路撒冷的未来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一位历史学者，你如何看待当下的巴以冲突？
蒙蒂菲奥里：作为历史学者，对自己筆下的主题是不应该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的。我只想说，无论巴以双方的激进派是否承认，以下事实都是确凿无疑的：犹太人曾经在耶路撒冷建造了第一、第二圣殿；公元前1000年之后，有好几个犹太人王国曾经统治过这座圣城。而穆斯林同样在耶路撒冷建造过两座雄伟的清真寺；从四大哈里发国时代直至奥斯曼帝国，构成圣城人口主体的一度是阿拉伯人。双方对圣地都有着古老、真实的主张权和独立的历史叙述，但也都不应当贬低或无视对方的历史，如此方能构成和解的形而上基础。
就历史时长而言，犹太人对圣地的崇拜已经超过3000年，巴勒斯坦穆斯林在耶路撒冷的定居史同样超过1500年。双方对巴勒斯坦这块土地和耶路撒冷这座城市抱有同等的敬意，也享有同等的权利在此建立主权国家。因此，我始终相信“两国方案”才是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两大民族争取和平、自由的最佳路径。但推动“两国方案”成行需要正直、勇敢的领导者，而今天巴以双方的领导人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政府试图维持现状，避免冒险。他们需要有一个不惜牺牲眼前利益的新领导人，来说服自己的国民放弃在约旦河西岸取得的超出“适度”范围的土地利益，以便换取一个更稳定也更持久的和平局面。
三联生活周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政府都公开宣称耶路撒冷是本国毋庸置疑的首都，你认为两国分享圣城、“一城两都”的方案有可行性吗？
蒙蒂菲奥里：我相信“一城两都”是行得通的。就人口构成而言，今天的耶路撒冷已经是一座非常犹太化的城市，犹太人占常住人口的比例超过2/3。自1967年“六日战争”结束起，以色列政府就让圣城实际行使着本国首都的职能。但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耶路撒冷同样是圣殿山和两大清真寺的所在地，是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城，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宗教之都。任何一种希望维持长期和平的方案，都必须让以巴双方分享耶路撒冷。
进入21世纪以来，以巴两国政府在“一城两都”问题上曾经进行过若干有价值的接触。2000年工党总理巴拉克在任时，以及2008年埃胡德·奥尔默特担任总理期间，都和当时的巴勒斯坦领导人举行过会谈，提到了分享耶路撒冷的问题。以方提出的方案可不可谓不积极：他们愿意分割老城区，并接受巴勒斯坦政府机构入驻。但阿拉法特和阿巴斯都表示拒绝：他们宁愿要一个不稳定的僵持状态，也不想要双方互作妥协但具有长久效力的解决方案。时机就这样错过了。我相信在内塔尼亚胡那里，他们再也不可能得到类似的让步。
令我担心的是，在今天的巴以两国，宗教激进主义的影响都在滋长。在以色列政府的强硬支持下，耶路撒冷的宗教生活越来越多地被虔诚的正统派犹太教徒所主导，这不是一件好事。狂热的虔信者往往都很固执，很难做出妥协：这也是耶路撒冷的民间社会日益分裂、整个城市的气氛越来越愤怒和不宽容的原因之一。
作者：陆大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