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摘要：
新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斗争，出现了传播渠道多向度、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模式碎片化和传播环境复杂化等新问题。面对体现时代特征的新变化，应该从构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有机融合的现代传播体系、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宣传方式、完善新媒体舆情监管机制和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现实关照力等层面采取对策，有效增强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关键词：新媒体；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价值维度；实现方式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4.023
中图分类号： G６４２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７４９（２０17）０4－０110－０4
新媒体为人类社会构筑了一种全新的舆论宣传环境，使得传统媒体的宣传垄断优势不复存在，大大冲击了原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宣传工作的生态环境。因此，及时发现和解决好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新媒体时代的研究和建设力度，是新时期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大实践课题。
一、新媒体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现实境遇
新媒体时代传播载体发生了重大变革，原先传统媒体衍生出来的话语权力，受到了网络等海量信息地冲击和挑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呈现出被“弱化”、“边缘化”的倾向。
1.传播渠道多向度
传统媒体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传播，带有明显的单向度特征。单向度的传播固然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牢不可破，但忽视了民众的主体性和差异化特征，民众很难表达出自已正当权益的诉求。新媒体时代，网络信息空间赋予了民众自由表达个人利益诉求等权利，使得“人人都有麦克风、都是通讯社”，民众成为集接受、传播于一体的信息发散点，使得话语传播体现出多向度的特征，传播方式呈现出核裂变式似的发展图景，信息传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变得更加难以掌控。新媒体时代话语传播的多向度特征，使得我国意识形态话语领域变得众声喧嚣，任何人、任何组织都能够自由地获取信息并发布信息，西方反华势力更是利用新媒体传播的便捷性和隐蔽性，加大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地渗透工作，使得“民主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一定范围内大行其道。
2.传播主体多元化
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准入门槛和成本大大降低，一部手机就可以进行信息的生产和发布，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组织或被组织来交流讨论感兴趣的话题。当前，市场化媒体的法人、意见领袖、网络大V、草根群体等传播主体，与传统的官方媒体专业人员共同组成了新媒体时代的传播主体结构，使得以前较为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逐渐为多元的话语主体所共享。多元化的话语主体通过新媒体衍生出一套以自我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并呈现出一定的“去权威化”、“去中心化”地倾向，一些话语主体由于受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其话语体系更是体现出背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倾向。虽然网络大V 、草根群体等在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中仅仅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这些群体的话语在整个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建设中不能予以轻视。
3.传播模式碎片化
裹挟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各种变种的新媒体文化，让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陷入了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选择的困境中，日益影响着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以及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卢卡奇指出，“科学也同样卷入了这种直接性当中……，因为它把现实世界撕成了碎片。”[1]当前我国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显，由计划经济时代的整体性社会特征转变成了价值观念多元、由不同阶层所构成的碎片化社会；另外，现代社会生活整体节奏加快，人们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人们大都利用上下班途中、休息前等“碎片化”时间，去浏览手机或平板电脑中的网络信息。社会“碎片化”和人们阅读时间“碎片化”这两点显著变化，要求新媒体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工作，要改变传统媒体那种宏大叙事的话语模式，转变为“小清新”式地碎片化叙事的话语模式。
4.传播环境复杂化
从国际环境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也会更加尖锐、复杂。“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占中事件”等政治运动的背后无不闪现着西方国家的“魅影”；从国内形势来看，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比如腐败、社会治理不力、生态环境等，这些社会问题和矛盾必然反映到民众的话语传播中，民众的这些话语可能仅是对现实不满、对未来感到焦虑亦或是对信仰感到迷茫的情绪化表达，在西方反华势力雇佣的网络推手、水军的歪曲下，就有可能将民众情绪化的表达演化成为攻击党和政府、攻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反动话语。
二、新媒体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价值维度
1.抵御反华势力西化中国战略的客观要求
当前，反华势力实施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并未停歇，与以前“明火执仗”式地话语权斗争方式相比，新媒体时代的斗争形式则变得“悄无声息”。西方国家凭借其掌控的文化科技优势，通过大众传媒、影视文化剧、培植代言人、学术交流等方式进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不断地向我国民众宣传西方的价值体系、政治主张和生活方式；对转型期出现的一些群体事件、突发事件进行扭曲、放大，利用非法公众号发布所谓的内情、解密，在民众中故意制造混乱、搅乱人心。面对西方反华势力实施的西化分化图谋，要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说服力和批判性，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所鼓吹的“普世价值”进行透彻的分析和批判，揭露其颠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险恶用心，避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被反华势力利用技术手段进行扭曲和消解，使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体，深刻认同、坚定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从而有效抵御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
2.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现实需求
反华势力对我国实施的西化分化战略，目的是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企图实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全球化。只有实现民众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自觉、深度认同，才能看清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险恶用心，才能不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价值观、政治制度、生活方式蛊惑。近现代中国苦难的境遇表明，正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改变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而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也正是有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领导核心，领导中国人民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有了当前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历史雄辩的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思想的真理性、科学性。然而，中国与日俱增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却遭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和不满，他们试图利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优势话语权来遏制中国崛起。为此，只有不断巩固和扩大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和影响力，使人民群众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才能引导人们群众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持续提供强有力地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3.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需求
新媒体为民众搭建了自由、虚拟的活动空间，不断改变着民众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状态。同时，新媒体碎片化的信息、话语内容逐步消解了民众的批判精神，使民众日益陷入“技术异化”的氛围，民众的技术异化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2]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和最高价值追求，而现时代民众的技术异化问题显然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霍克海默指出，“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在于它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3]因而，把握和厘清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批判精神，探索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生成路径，有利于引导人民群众从内心、精神层面走出技术异化的现实危机，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对现时代所流行的大众文化的批判能力和甄别能力，有利于引领人民群众在消费主义文化至上的境遇下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有利于引导人们群众在民族复兴伟大进程中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三、新媒体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现方式
当前，中国正处在民族复兴的重要关口，我们要看到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斗争的隐蔽性、长期性和复杂性，探索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生成路径，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构筑强大的安全防护网。
1.构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有机融合的现代传播体系
新媒体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特点，固然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但也给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了发展机遇。在推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时，我们既要依托新媒体的便捷、快速、互动性强等优势，同时也要发挥传统媒体的权威、官方等优势，克服新媒体因信息量过于庞大，而不确定信息较多和信息甄别困难的缺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审议《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时强调，“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4]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构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互融合的立体式宣传格局，对于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力和影响力有着重大意义。首先，要注重融合技术平台建设。现代传播体系的发展依赖于计算机高新技术和互联网相关技术的发展和推动，而相关技术的发展亦为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提供了在统一数字技术平台之上进行产品信息采集、制作、编辑、发行及开展相关服务的可能。管理部门要抓住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的更新换代契机，将最新成果应用于传媒相关产业的技术升级、流程再造，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强大的支撑平台；其次，要注重融合内容的建构。当前，新媒体和传统媒体间的新闻生产链均已打通，实现了内容的一次采编、多次发布和共享，但对于微信、微博、移动新闻客户端及APP的内容供给还存在同质化倾向，还不能有效满足民众的需求，从而影响了内容的多次传播幅度和受众覆盖面的扩展。因而，基于民众需求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内容，如能契合于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传播属性，则是推动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深度融合的重要驱动力，更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掌握话语权的根本保证。
2.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宣传方式
快速、便捷、互动性强是新媒体突出的优点，也是民众喜爱的最直接原因。因而，依托新媒体技术，创新体现时代气息的话语体系宣传方式势在必行。首先，重视传播主体与受众群体的“对话式”互动。巴赫金认为，“生活就其本质来说是对话的……人作为一个完整的声音进入对话,他不仅以自己的思想,而且以自己的命运,自己全部个性参与对话。”[5]受众群体是具有独立思想、活生生的现实的人，因而，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过程中，要尊重受众群体的主体性和差异性，要在平等参与、互动对话的氛围中，完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和社会规范功能。具体来说，是要利用新媒体平台诸如党政门户网站、政务微博、微信等与民众进行交流互动，及时回应民众的关切，在线上线下的平等互动中弘扬马克思主义的正能量；其次，发挥意见领袖的正面引领作用。拉扎斯菲尔德提出意见领袖的概念，认为经过意见领袖加工编辑后的信息，有可能是积极进步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因而，要重视网络意见领袖的治理工作。据统计，我国“微博中拥有10万以上粉丝的超过1.9万个，100万以上的超过3 300个，1 000万以上的超过200个。……这些网络大V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其观点能够轻而易举地到达受众的眼前。”[6]因而，在对意见领袖的治理上，我们首先要查证识别，那些煽动反党反社会的“公知”要坚决予以打击和取缔；同时也要建设一支来自不同群体、不同区域，既接地气又识大局的民间“意见领袖”队伍，鼓励他们按照民众接受的话语方式来引导社会舆论，在其粉丝群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马克思主义正能量，强化网络阵地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3.完善新媒体舆情监管机制
首先，健全信息传播相关法律法规保障机制。一是加快制定网络行业的服务规范、互联互通标准，以此来解决由专业技术壁垒而形成的对网络信息的垄断；二是制定规范各种传播主体的网络行为，打击非法和不良网络信息，祛除网络“非马”“反马”杂音，净化网络舆论环境。《刑法修正案（九）》就在第291条增加了一款打击网络传播谣言的规定，为网络信息安全的监管与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对一些散布谣言的网络水军、五毛党起到了强力的震慑效果；其次，建立有效地信息安全监管体系。一是依托大数据技术建立和完备信息监管体系。信息监管体系，是通过大数据技术精准、动态监管各种网络信息，第一时间发现不良信息，并及时上报给安全监管部门进行研判与定性。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大数据信息，要由监管部门进行裁决并采取果断行动，将不良信息造成的影响降低到最小；二是健全意识形态治理的人才保障机制。开展大数据信息甄别工作，需要一支既精通大数据信息防御技术，又了解意识形态工作特点的复合型人才，以便于将那些表面上披着学术争论或对时事的关注的外衣，而实际上是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不良信息、极具迷惑性与煽动性的时事评论甄别出来，并采取技术手段精准定位找到幕后推手，还网络一片“净土”，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生成净化环境。
4.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现实关照力
马克思强调意识形态的产生离不开现实的客观世界。因而，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应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关照力。首先，加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大“社会存在”的宣传力度。建国后，党和政府优先发展重点产业与关键社会事业，满足民众的基本生存需求；改革开放后，我国GDP年均增长9.6％，经济总量连续20多年高速增长。“2002年到2012 年的短短10年期间里，中国人均GDP从4000美元跨越到1万美元大关，人民生活水平基本达到了小康社会的标准和要求”[7]；为了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将继续在教育、文化、卫生、交通等领域加大投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已经形成并日益巩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体系,必定能为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其次，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一是彰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真理性。意识形态的真理性，指意识形态要能够反映社会的经济基础，能够回答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能够澄清人们思想上的困惑并指引人们前进。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改革时期，都带领着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巨大成就，将进一步增强民众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二是增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现实的一致性。我们要以民众的现实需要和社会现实问题为导向，尊重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坚持用事实说话，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影响力。
[1]陈学明，孙云龙.渴望总体性[J].哲学研究.2005(10):26-30.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6.
[3][德]马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250.
[4]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EB/OL].[2014-08-20]. 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387950/.
[5][俄]巴赫金.诗学与访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87.
[6]聂智等.自媒体领域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成要素及衡量维度[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报，2016（5）:69-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