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在各类文学史著作编写、作家作品专题研究、研究资料整理与汇编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但这一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包括多种非文学的理论对文学研究的困扰，把进化论搬进文学研究领域以及文学研究中的“泛文化”倾向等。追溯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加强文学本位意识和文学批评史的系统研究，将有利于从根本上优化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最终迎来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振兴与繁荣。
［关键词］外国文学研究；成就；问题；本位意识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行将结束之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以来的外国文学研究进行系统的回顾与总结，探讨未来进一步发展的路径，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这七十年的学术研究历程中，前三十年（1949—1978）的状况，笔者只是通过那一时期留下的文献资料而获得间接了解的，后四十年（1979—2019）的进程则是亲身经历或者说是一直置身于其中。总结后四十年来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成就和经验，笔者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追溯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思索解决问题的路径，将有利于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振兴与繁荣。
一、四十年来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成就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氛围中，随着对外文化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逐渐打破了此前一个长时期的停滞局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首先体现在作为外国文学研究学科之基础建设工程的多种多卷本国别文学史的先后问世。中国国内著名的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等主编的3卷本《法国文学史》（1979、1981、1991；2007）的陆续问世，在这一方面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随后，曹靖华主编的3卷本《俄苏文学史》（1992—1993），王佐良、周珏良、李赋宁主编的5卷本《英国文学史》（1994—2005），刘海平、王守仁主编的4卷本《新编美国文学史》（2000—2002），叶渭渠、唐月梅合著的4卷6册《日本文学史》（2004），范大灿主编的5卷本《德国文学史》（2006）等多卷本国别文学史著作竞相出版。此外，张世华的《意大利文学史》（1986，2003），王焕生的《古罗马文学史》（2006），沈石岩的《西班牙文学史》（2006），等等，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上述著作均带有外国各国别（语种）文学史“原书”的性质，成为一个时期国内各国别文学研究的总结性成果，并由于被广泛运用于高等院校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领域而获得了公认的权威性。
这里应特别提及的是由北京大学李赋宁任总主编的“商务版”《欧洲文学史》（3卷4册，1999—2001）的问世。它的前身是杨周翰等主编的“人文版”《欧洲文学史》（上、下卷），这两卷本“人文版”《欧洲文学史》在改革开放之初高校专业教材和研究资料严重匮乏之际，曾发挥过重要的应急作用，但其中的某些内容和观点已显陈旧。“商务版”《欧洲文学史》是国内外国文学专家在总结“人文版”的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联手完成的一套具有较高水平的新的文学史著作。其中，前两卷对“人文版”《欧洲文学史》（上、下卷）所含从古希腊到19世纪末欧洲文学的内容进行了全面调整、修订和补充，第3卷上、下册则是完全是专门论述20世纪欧洲文学的新内容。“商务版”《欧洲文学史》无疑已成为这一时期国内欧洲文学史著述的代表性成果。如果说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具有西方文学通史的意义，那么，吴元迈主编的《20世纪外国文学史》（5卷，2004）则聚焦于现当代外国文学的进程，对于把国内外国文学研究引向对于文学新思潮、新现象、新趋势的关注，具有显而易见的意义。在这类具有通史性质的文学史著作出现先后，还有多种文学区域史、断代史、体裁史的陆续出版，如，廖可兑的《西欧戏剧史》（1981）、赵德明的《拉丁美洲文学史》（2001）、杨周翰的《17世纪英国文学》（1996）、郑克鲁的《现代法国小说史》（1998）、侯维瑞的《现代英国小说史》（1985）、许贤绪的《20世纪俄罗斯诗歌史》（1997）、杨慧林等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2001）、吴岳添的《法国小说发展史》（2004）、蒋承勇的《英国小说发展史》（2006）、陈众议的《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2007）、张子清的《20世纪美国诗歌史》（3卷，2018）、汪介之的《俄罗斯现代文学史》（2013），等等。这些系统描述和评论国外某一区域、某个时代或某种体裁文学发展进程的著作，共同标志着国内外国文学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外国文学批评史是和外国文学史平行的另一条发展线索，批评史研究同样是整个外国文学研究的基础工程。四十年来，中国学者已陆续推出这类著作多种，如具有文学批评通史性质的杨冬的《西方文学批评史》（1998）以及多种分国别或时段的文学批评史著作，其中，具有领衔意义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王焕生的《古罗马文艺批评史纲》（1998）、北京师范大学刘宁主编的《俄国文学批评史》（1999）；随后陆续有叶琳、汪丽影的《现代日本文学批评史》（2008），孟庆枢的《20世纪日本文学批评》（2009），王守仁、胡宝平的《英国文学批评史》（2012），汪介之的《俄罗斯现代文学批评史》（2015），冯寿农的《法国文学批评史》（2019），王腊宝等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2016），等等。这类著作的陆续出现表明，文学批评史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已越来越为学界所认识。但是，目前尚未见到《美国文学批评史》、《德国文学批评史》等重要的国别文学批评史著作以及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大型多卷本《西方文学批评通史》。期待这些应当早已有之的批评史著作，能够在不久的将来问世。
除了各类外国文学史和批评史的编著之外，由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俄罗斯文学专家陈燊领衔主编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和“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即“三套丛书”），也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实施的一项重大的基础建设工程。三套丛书的构思、编选和陆续出版，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经受一个较长时期的停滞之后，具有使这一研究起死回生的重要意义。对于外国文学研究而言，“三套丛书”中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1979—1998）具有特别重要的学术价值。这套丛书共出版了65种69册，各册皆按研究专题或作家编选，所收文献均为国外学者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其中涉及欧美文学史经典作家的共为36种，包括从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中经莎士比亚、普希金、巴尔扎克、狄更斯和托尔斯泰，直到福克纳、伍尔夫和卡夫卡等外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和诗人，以覆盖面的宽广、选材的精当而著称，每部论著的关注侧重、切入视角、研究方法和话语特色，都曾令无数研究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研究者受益无穷。由于种种原因，“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的编选与出版未能继续下去，却有社科院外文所陈众议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系列成果较好地弥补了这一缺憾。现已问世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系列丛书为16种32册，研究对象为外国文学史上的16位重要作家和诗人，包括塞万提斯、歌德、雨果、普希金、狄更斯、哈代、左拉、庞德、高尔基、肖洛霍夫、茨维塔耶娃、海明威、康拉德、贝娄、菲茨杰拉德、芥川龙之介等。涉及每一位作家研究的，都含有“学术史研究”和“研究文集”两本书。“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系列以其系统性和饱满的信息量而获得学界的一致好评，许多年轻学子把它称为中国版的“剑桥文学研究指南”。这一系列研究预计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还先后创办了《世界文学》（1977年复刊）、《外国文学研究》（1978）、《外国文学》（1980）、《当代外国文学》（1980）、《俄罗斯文艺》（1980）、《国外文学》（1981）和《外国文学评论》（1987）等专业期刊。四十年来刊发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充分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的新成果。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外国文学评论》季刊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核心阵地。该刊曾多次发起举办高水平的全国性专题学术会议，引领、推进和见证了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进程，既培养了几代研究者，又培养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有学者曾指出：“20年来，一共有230个单位的835作者发表了1482篇学术论文……这份刊物聚合了一个约50人上下的核心作者群，这批作者同时也成了国内这一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和骨干。”［1］（P168）这也证明了《外国文学评论》一刊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除此而外，四十年来，国内外国文学研究者还完成了一系列外国重要作家研究的专题论著，这方面的成果在整个外国文学研究成果中所占比例最大，其中，关于欧美作家的研究著作，已粗略覆盖了整个西方文学的发展进程。还应提到的是各类外国文学译介成果，包括作品译介、文学史著作译介和理论批评著作译介等。这几方面的译介，无疑也都是国内外国文学研究学者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上述所有研究成果的取得，不仅代表了过去四十年中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的成就，也为今后这一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厚实的基础。
二、当前国内外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在充分肯定四十年来中国国内外国文学研究成果的同时，还应当清醒的注意到，中国学者的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表面上看似乎是研究视角和方法层面的问题，实质上主要是观念层面的问题，直接涉及对文学的本质和作用、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和理解。其中值得提出的是各种非文学的理论对文学研究的空前困扰。从20世纪晚期开始，来自西方诸多非文学领域的理论，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各种名目繁多的“新理论”，争先恐后地涌进文学研究领域，已经并正在把文学研究变成张扬自身的领地。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正在经受着多种“理论”的困扰。这些非文学的理论对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入侵，直接造成了至少两个方面的危害。其一，实实在在的“文学理论”研究被关于种种“非文学”理论的介绍、转述和宣扬所取代，充斥于相关专业期刊版面和博士硕士论文中的，有身份理论、性别理论、空间理论、疾病理论、创伤理论、规训理论、交往行为理论、资本和场域理论等。一时间，似乎这些理论已经成为文学研究的主导性原则、新颖的视角和必须采用的方法，大有全面接管整个文学基本理论领域的趋势。其二，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正在经受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多种非文学理论的困扰。当人们试图运用这些理论进行文学研究时，便出现了“理论先行”、套用某种理论“解读”作品的普遍现象。对于这些非文学的“理论”的过分推崇，使得一些研究者误以为文学创作都是受到某种非文学理论影响的结果，文学作品只是对这一或那一“理论”的一种“形象化”的表达，只是对这些“理论”的艺术演绎。于是，外国文学研究就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检测和揭示某部具体作品与某种非文学理论之间的联系，日渐异化为推演种种非文学理论的工具。
上述现象的存在和对于“理论创新”的片面理解和强调直接相关。这种片面性还导致一些研究者把进化论搬进文学研究领域，割裂传统，盲目求“新”，文学历史意识的匮乏。人文科学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积累与充实的过程。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领域，新的未必比旧的好，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马克·吐温等伟大作家并未过时，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别林斯基、泰纳、勃兰兑斯等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同样也未过时，新出现的作家、理论家和批评家不可能取代他们的前辈。一部作品、一种理论和批评方法，只有放到整个文学传统中才会显示出它的意义，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新的作品和理论批评的不断加入，只能丰富传统，而不是否定与抛弃传统。T.S.艾略特这位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诗人、英美“新批评”的思想先驱，曾自认为是一个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正因为他深知遵循传统的重要性。他从文学历史发展的角度提出了文学批评的标准应当是“外部权威”，即文学本身的传统。T.S.艾略特认为：“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2］（P69）如果以为新出现的作品和理论批评总是或必然会超越、颠覆、取代以往的作品和理论批评，把追踪所谓“学术前沿”视为创新，经常轻率地宣布某一“新阶段”的开始或“范式转型”，必然导致彻底丢失根基。仅就欧美文学研究而言，自古希腊以来的大量经典作家作品长期淡出研究者们的视野之外，而一些刚出现不久、成就平平、影响很小的作家，却得到了远远超出其所在国家与地区关注度的“过度阐释”，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庸俗社会学思潮的再度泛起。“庸俗社会学”是一种“起源于片面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阶级制约性原理，从而导致把历史—文学进程简单化、庸俗化的观点体系”［3］（P1062）。这一观点体系的基本特点是：把文学创作和经济基础、作家的阶级属性之间的关系庸俗化，把文学看成社会学的“形象化的插图”。在苏联文学理论批评领域，庸俗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弗里契，曾在《艺术社会学》（1926）一书中提出过一个一度很流行的公式：经济——阶级——阶级心理——艺术。这一思潮后来虽受到批判与否定，但其有害影响却并未被完全肃清，现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中，已出现这一思潮再度泛起的迹象，这显然不利于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多元化格局的维护与巩固。
与此相联系的则是外国文学研究中的“泛文化”倾向。对于跨学科研究的过分热衷，关于文学研究应当向经济、政治、科学技术甚至生产领域靠拢的提倡与推行，“产学结合”在文学研究中的实施，乃至最近提出的所谓“新文科”等概念，看起来是要拓宽文学研究的思路和视野，实际上恰恰背离了文学的本质。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明确地指出：文学和哲学、宗教一样，是一种“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属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4］（P114）。也就是说，文学研究向来不承担解决任何具体社会问题的义务。这一真理已渐渐被遗忘，文学研究的人文科学属性正在不经意中被悄悄地改变。
如果不重视并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任其蔓延，就有可能导致国内外国文学研究总体水平的下降。不妨说，这种下降的趋势已经苗头初露。它体现在真正优秀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数量偏少，真正出色的期刊论文比例偏低，在经典作家和各国断代文学研究领域真正拥有国际发言权的专家为数不多，后续力量明显不足，青黄不接的现象已经出现。这就把如何设法改变这种局面的问题提到了学界面前。
三、追根溯源，推动外国文学研究的振兴与繁荣
国内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内存在的这些问题，使我们感到有必要去回溯一下关于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出发点与归宿的某些基本理念。事实上，今天我们在面对文学、谈论文学、进行文学研究时，往往忽略了一些观念层面的问题，包括什么是“文学”，为什么要有“文学”，文学研究的意义何在，为什么要进行外国文学研究等这样一些根本问题。韦勒克与沃伦明确指出：文学最基本、最突出的特征是“虚构性”（fictionality）、“创造性”（invention）或“想象性”（imagination），不能把文学、文化和文明混为一谈，更不能用非文学的标准来研究和评价文学。他们认为，那种把文学研究和文明史研究看成“就是一回事”的人们所做的，“无论如何都不是文学研究”，这样做只能导致文学研究和文明史研究两者之间差别的消失，使得“文学中引进了一些无关的准则；结果，文学的价值便只能根据与它毗邻的这一学科或那一学科的研究所提供的材料来判定。将文学与文明的历史混同，等于否定文学研究具有其特定的领域和特定的方法。”［5］（P10）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些强调“文学本位”的观点，就不能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所进行的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其对象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物，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和文学研究（作为人文科学）究竟应当有、能够有什么样的“担当”；文学研究、批评和鉴赏的标尺，就会被其他学科领域的各种准则所取代。近些年来在国内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内出现的“跨学科”“跨文化”研究模式，可以说正是韦勒克当年一再提醒人们要加以警惕和避免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韦勒克和沃伦既指明了文学研究的“特定的领域”，也强调了这一研究有着“特定的方法”。文学研究方法是研究者们一直热衷于议论的话题，但是往往忘记了“方法”的两个层面，即方法论原则和具体方法。具体方法可以、也应当是多种多样的，方法论原则却具有不随时势而变动的稳定性。恩格斯关于“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4］（P186）来衡量和评价文学现象的思想，正是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理应遵循的方法论原则。恩格斯在批判卡尔·格里恩的文章《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中，对歌德的思想与创作的双重性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并且强调：“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4］（P495）在1859年5月18日致拉萨尔的信中，恩格斯又写道：“您看，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4］（P182）恩格斯两次以相同的表述所强调的，实际上是衡量文学作品的基本标准。文学作为语言艺术，既然是对世界的一种审美把握方式，显示出创作者一定的艺术个性，这就内在地规定了对它的阐释不能离开美学的观点；文学生产又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往往从某种角度、在某一层面上关联着特定的思想理念，文学生产者和接受者都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历史语境，这也就决定了对它的讨论不能抛开历史的观点。
如果了解俄国文学批评史，就不难发现19世纪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见解。别林斯基也曾大力主张把“历史的批评”和“美学的批评”结合起来。他认为，不必把批评分门别类，一切批评都既要涉及美学，也要涉及历史，且应以“美学的批评”为第一要务。他还强调：艺术形式“不应该是表达观念的外部手段，却必须是感性显现中的观念本身”［6］（P201）。遗憾的是，别林斯基的这些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遥相呼应的鲜明见解，如今同样也已被热衷于“方法创新”的人们所遗忘。
关于文学批评的任务和具体方法，别林斯基认为：“我觉得，要给予任何一个杰出的作者以应得的评价，就必须确定他的创作的特点，以及他在文学中应占的位置。前者只能用艺术理论来说明（当然是和判断者的理解相适应的）；后者必须把作者跟写作同一类东西的别的作者作一比较。”［7］（P175）在他看来，批评的任务就是要确定、指明作家作品的特点和“位置”。所谓指出作家作品“在文学中应占的位置”，就是要确定某一作家或某一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所谓发现特点，就是要揭示作家的创作个性。在《亚历山大·普希金的作品》这篇长文中，别林斯基对什么是“创作个性”以及“捕捉”这种“创作个性”的重要性作出了精辟的阐述：
一个诗人的全部作品，不管它们的内容和形式如何多种多样，都有着一种共同的面貌，这些作品只打上他的个性的独特印记……因而，着手研究一个诗人，首先应当在他的作品的无穷多样性中捕捉其个性的秘密，也就是他的灵魂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仅仅属于他一个人……而由于个性是创作活动的活的和直接的源泉，那么诗人的全部创作就应当打上统一的精神印记，充满统一的激情。正是这种在诗人创作活动的整体中呈现出来的激情，是理解他的个性与诗的钥匙。批评家的第一件事，首要任务，就是要看透他着手阐释与评论的诗人的作品的激情。［8］（P327-337）
别林斯基这里的论述，以简洁的形式回答了关于批评的目的任务、方法途径等根本问题，指明了批评所应力求解开的“纽结”之所在。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这位批评家本人在文学批评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所在。正因为他始终坚持把“历史的批评”和“美学的批评”结合起来，始终把“美学的批评”作为第一要务，在批评实践中一以贯之地注意把握作家的创作个性、确定作家在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他才以其纤敏的美学眼光准确地揭示了普希金、果戈理、冈察洛夫、赫尔岑等作家的艺术独创性，以文学史家的远见为俄国文学首先发现了莱蒙托夫、格里戈罗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诸多作家，预言了他们的创作方向和发展前景。遗憾的是，像别林斯基这样出色的文学批评家、文学研究者，现今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已很难出现。很少能够找到像他这样的拥有丰富的文学史知识、敏锐的艺术鉴赏力、深刻的洞察力和广泛影响的批评家和研究者，而且这种状况想必还会延续。思考这种现象以及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内存在的问题，不免会追溯到国内高校这一领域的人才培养机制。在目前高校的外国文学教学中，通常开设的课程有“外国文学史”和“西方文论”两大板块，而较少开设“西方文学批评史”“外国文学批评经典选读”这类对于文学研究而言是最必要的专业基础课程。这就直接导致西方文学批评领域的大量优秀成果，包括一系列文学批评经典，长期处于研究者的接受视野之外。这也就使得我们的研究者、特别是年轻学子失去了切实进行文学研究的参照，在不着边际的“提高理论水平”的抽象建议和“理论创新”的影响下，只能把目光对准被吵得轰轰烈烈的各种非文学理论。于是，文学研究和论文写作就变成了各种新术语、新概念、新套路的移植和套用，年轻学子更是陷入“理论基础薄弱”的困惑、纠结甚至恐惧之中，感到无所适从。
为了提升外国文学研究的整体水平，笔者认为，必须从国内高校外国领域的人才培养机制入手，扎扎实实地大力加强学科基础建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西方文学批评史”“外国文学批评经典选读”教学与研究。我们必须有中国学者自己联手编写的像韦勒克的8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1955—1992）、9卷本《剑桥文学批评史》（1997—2007）那样的大型多卷本文学批评史著作，首先是大型多卷本《欧美文学批评通史》。这样的著作将使我们系统掌握西方文学批评发展的历史、现状和走向，继承自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萨缪尔·约翰逊、莱辛、别林斯基、泰纳、郎松、勃兰兑斯等大批评家留下的文学批评遗产，不至于在20世纪晚期出现的各种伪理论、亚理论或准理论面前晕头转向，无所适从，盲目追风。和多卷本外国文学批评通史相并列，还应有“外国文学批评经典译丛”这样的系列文献资料丛书。后者的目的是把自古希腊以来陆续出现的外国文学批评经典文本系统地呈现于年轻学者面前，让他们在循序渐进的阅读中掌握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方法。
多卷本“外国文学批评通史”“外国文学批评经典译丛”这类著作的联手编写，是国内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内必不可少的学科基础建设工程，也是外国文学研究出现新的振兴与繁荣的必要前提。如果这类大型著作能够在学界的共同努力下顺利完成并正式出版，那就一定能够经由逐步优化年轻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在培养新一代外国文学研究者的过程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回顾进入历史新时期以来四十年中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四十年来这一领域所取得的主要成就，无一不是坚持文学本位、坚持“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研究和评价文学的方法论原则的结果；同样，国内外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的一系列值得注意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也大都是由于在不同程度上疏远与偏离了文学本位，排斥与放弃了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全部问题的症结都在于文学观念。只有在研究者切实意识到“必须把人类文化活动的总和看作包含许多自我进化系列的完整体系，其中每一个系列都有它自己的一套标准”［5］（P152）时，只有在文学研究中始终不渝地贯彻属于文学“自己的一套标准”时，才能从根本上打破20世纪晚期以来逐渐侵入文学研究领域的非文学“理论”的不正常局面，开拓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的灿烂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