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通商”的黄埔港
两幅佚名中国画家的油画，描绘了19世纪广州黄埔港百舸争流千帆满江的繁盛景象。据史料记载，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闭关自守的清政府撤消了江、浙、闽三处海关，只保留粤海关，使广州成为中国惟一的对外贸易口岸。清政府还规定：“凡载洋货入口之外国商船，不得沿江停泊，必须下锚于黄埔。”黄埔是广州以南的一个小岛，欧洲商人称之为“河南岛”，与广州相距10余英里，所有来广州贸易的欧洲商船都必须在黄埔水域锚泊，然后到岛上办理挂号、报关、缴纳税费等事宜，船员和货物再由中方的船只运送上岸。展出的两幅油画，其中一幅描绘的是离开“河南岛”驶进珠江的船只，视角是从广州珠江岸边欧洲人开设的工厂面向“河南岛”看到的景象；另一幅视角相反，描绘的是珠江中的船只逐渐驶离黄埔港的景象。油画下面两段展板文字，内容分别是：“中国人非常机智而勤劳”（出自理查德·沃特《环球旅行》）；“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出自1793年乾隆皇帝致英王乔治三世的信）
实行“一口通商”以后，前来广州贸易的欧洲商船以英国商船为最多。在1834年以前，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了英国对华贸易的垄断权，所有来华贸易的英國商船都是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博物馆展出了一幅英国商船油画和一个按照1：48比例制作的船舶模型，介绍了东印度公司远洋贸易使用的布莱克沃三桅帆船。该船由位于泰晤士河畔布莱克沃的格林和威格拉姆（GreenandWigram）家族船厂制造，船长46m，宽7.5m，排水量900吨，是该船厂生产的最后一种型号的东印度贸易帆船，在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前，这种帆船在英国远洋贸易船舶市场几乎占有绝对的垄断地位。
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商船是滑铁卢号，铜版画《中国港口》描绘了该船在黄埔港锚地停泊的景象。该船排水量1335吨，在1816～1832年间曾先后9次往返于欧亚海域进行商贸运输。这幅画是伦敦的一位画家根据英国人约翰·哈金斯的记载于1835年绘制的，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水面停泊的众多欧洲商船和对岸的山川景物以及丰富的人文景观，滑铁卢号体积庞大，船上悬挂着东印度公司旗帜，船边有中国的小船照料，给人以鹤立鸡群之感。这幅画在国内有关近代中英海上贸易和鸦片战争的专题作品中被经常引用。
一艘中式武装快艇模型，实际船长70英尺（21.3m），是清政府在珠江三角洲水域用于查缉走私、打击海盗的武装帆船，船上装备6支带有旋转座架的火枪和8面盾牌。
中英贸易摩擦
中英贸易摩擦最初表现在英国对清政府制定的严苛贸易规则的不满。在乾隆皇帝颁布“一口通商”令后，清王朝便以一种封闭甚至敌视的方式对待来到中国的洋人，清政府对洋人在中国的生活和贸易，甚至言行都做了严苛规定，如“番妇不得进城，洋人不准坐轿不得学汉语”等等。为防止洋人海员喝酒闹事，还规定海员平时不得进入广州城，只能住在黄埔岛上，每月只有固定的几天可以进城在指定区域内活动，结果这条规定引来了一场纠纷。1807年，去广州城度假的东印度公司海王星号商船船员在十三行码头酒后聚众斗殴，一名中国人在斗殴中丧生。为了找出元凶，广州知府在广州英国商馆大厅对曾到广州度假的52名水手进行调查审讯。这是西方人第一次作为被告出现在中国公堂。调查期间，清政府停止英国贸易2个月。一连几天流于形式的审讯后，没有一名水手承认参与了斗殴，最后官府选定一名表现最嚣张的水手给予了轻微的处罚，一个严肃的命案最终玩笑般草草收场。博物馆展出的一幅油画记录了这起所谓的“海王星号事件”，整个画面内容是法庭内调查审讯的场景，画中知名人物除了居于中间位置的广州知府官员外，坐于庭上右侧的是中国行商首领启官（行商官名，以下同）潘振承、茂官卢观恒、沛官伍秉钧、水官潘长耀；坐在庭上左侧的是5位重要的英国商人：罗伯特·罗尔斯、约翰·罗伯茨、托马斯·帕特尔、威廉·巴姆斯顿和乔治·斯汤顿爵士。在这起事件中，由于中国行商茂官卢观恒是海王星号的担保人而遭到官府的巨额惩罚，承受了重大经济损失，这也充分反映了清政府的无能和吏治腐败。
为了避免和减少中英贸易摩擦，1792年，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派遣外交官乔治·马戛尔尼勋爵出使中国，欲通过谈判建立公平的贸易关系，取得对英国更为有利的交易条件。为了表达诚意，还携带了天象仪、地球仪、高倍望远镜、钟表、蒸汽机、远洋战舰模型等大量贵重礼物，希望给中国皇帝留下深刻印象，但清政府对这些礼品并无兴趣，马戛尔尼最终无功而返。鸦片战争中，这些礼品有的作为战利品又被带回英国。博物馆以“外交失败”为题，展出了几件当年英国使团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包括天文钟、望远镜等，同时还展出了两幅与此相关的画作。其中一幅是1793年中国制作的织锦缂（ke）丝画，画面描绘的是英国使团在颐和园准备给中国皇帝送礼的场面，画的右上角有乾隆皇帝的一首诗，内容是：“御制红毛英吉利国王差使臣马戛尔尼等奉表贡至诗以志事：博都雅昔修职贡，英吉利今效荩诚。竖亥横章输近前，祖功宗德逮遥瀛。视如常却心嘉笃，不贵异听物诩精。怀远薄来而厚往，衷深保泰以持盈。”除了这首乾隆皇帝的诗外，博物馆对这幅画所表现的内容完全持否定态度，认为画面是画作者根据道听途说和凭空想象编造出来的，画上的英国人穿的是16世纪欧洲人的服装，抬的两个天文设备疑似北京耶稣会天文台的仪器等等，所有细节甚至地点都与实际不符。另一幅是英国著名画家威廉·丹尼尔的作品，创作于1794年，表现的是英国外交使团船队，在伊拉斯谟·高尔爵士指挥的皇家海军“雄狮号”战舰护卫下，航行至爪哇岛安赫尔角锚泊补给淡水的画面，这幅写实性的作品曾于1836年在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展出，被认为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其作者是英国画家威廉·丹尼尔。
邪恶的鸦片贸易
英国商人向中国倾销鸦片，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茶叶出口给英国带来的巨额贸易逆差。一块展板以《茶叶贸易——中国味道》为题，介绍了中国茶叶以及瓷器等商品出口英国的相关史料。
17世纪，茶叶在欧洲是非常昂贵的奢侈品，当时只能从中国获得。东印度公司从18世纪开始从中国大规模进口茶叶，使得更多英国人养成了喝茶的习惯。到了19世纪，茶叶已成为英国人最喜欢的饮料。东印度公司进口的茶叶主要有红茶5种，包括最高品质的白毫、小种、功夫茶、刺山柑花蕾茶和武夷茶，前两种价格最高，后两种相对便宜；绿茶3种，按价格依次为熙春茶、松萝茶、樱桃茶（御茶）。“茶叶在商业贸易史上位居第一”，这是1850年美国商人吉顿·奈耶的一句名言，这句名言被引用在展板文字中。紧随茶叶贸易，中国瓷器、丝绸、手工艺品等也进入英国，所有这些都将英国人引入一个新领域。
一个来自中国19世纪的木制茶箱，上面带有珍珠母镶嵌，是英国贸易商高茂（音译）从中国带回来的，当时箱子里装的是复合香味的刺山柑花蕾茶，这是一种产自福建安溪地区的红茶，在19世纪的英国最受青睐。一个茶叶罐，使用了木料、玻璃等多种材质，其中的木材来自1805年特拉法加海战中被俘获的西班牙圣迪斯玛特立尼达号战舰，将战舰拆毁后用其木材制作了茶叶罐。之所以制作如此高规格的茶叶罐是因为茶叶最初被带到欧洲的时候，由于价格昂贵，英国上流社会人士会如同珍宝一样锁起来保存，这个茶罐可以盛装1斤茶叶，“斤”（对应的英文为Caddy，源于Catty一词）这个中国的计量单位也是随着茶叶贸易而进入了英国。3个形状各异的银质茶壶，制作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为饮用高级茶叶而特制的，在18世纪的英国，奢华的茶具已经成为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
茶叶贸易造成了中英之间巨大的贸易逆差，东印度公司为支付贸易货款最终寻找到了非法贩卖鸦片这一邪恶的途径。博物馆展出了许多历史图片，其中有东印度公司库房存储鸦片的成排货架、中国人蜷缩在烟馆吸食大烟的场景，还展出了一杆1900年中国制造的带有象牙雕饰的大烟枪，展品文字同时指出，东印度公司以药品的名义向中国出口中国官方明令禁止的鸦片，这个兴旺的非法贸易是英国人对茶叶贪得无厌追求带来的阴暗面。
英国画家威廉·约翰·哈金斯绘制的一幅油画，描绘了英国克莱夫号单桅帆船救助“风精灵号”快船的画面。风精灵号是英国公司1831年为印度商人RustomjeeCowasjee建造的一艘快速帆船，1835年装载了995箱鸦片驶往中国，途经马来半岛海域触暗礁搁浅，结果被克莱夫号搭救。展板文字引用了林则徐的一段话做画龙点睛之笔：“一些邪恶之人为谋取利益，制造出售鸦片，引诱愚蠢的人毁灭自己。”
两次鸦片战争的罪证
博物馆在最后部分以“英中战争”为题，展出了一批反映两次鸦片战争历史的文物史料。
一段展板文字简要表述了鸦片战争的起因和结果：英国商人越来越多地将鸦片走私到中国，为英国不断增长的茶叶贸易提供资金，但严重违反了中国政府的律例。1839年，清政府派出官员林则徐摧毁了大量鸦片，由此引发的争端导致了战争的发生。英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另一段展板文字是一位英国政治家威廉·格拉德斯通对鸦片战争的反思和批判：“战争的开端愈加不正义，战争的过程就会愈发蓄意妄为……它给我们国家带来了耻辱，个中缘由我不懂也无法知悉。”
一幅作于1854年的油画人物肖像为复仇女神号舰舰长威廉·哈奇恩·哈尔爵士（约1797～1878年）。复仇女神号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835～1840年在利物浦建造的远洋汽轮兵舰，也是英国第一艘铁壳战舰（用铁皮作外壳包装木船），在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威廉·哈奇恩·哈尔舰长指挥该舰击沉了大量清军风帆战船，为此获得了多枚勋章，其中两枚勋章被陈列在展柜中。同一展柜还展出了1842年罗伯特·奥利弗爵士从中国带回的2把中国宝剑，罗伯特·奥利弗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担任印度海军总指挥，这两把剑是战争期间缴获的。
爱德华·H.克雷医生的日记，是鸦片战争场景的实录。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爱德华·H.克雷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担任军医，在此期间他不仅用文字记录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还用画笔绘制了1700余幅水彩画和素描，这部图文并用的日记描绘了战争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毁灭的真实场景。
铜版画《南京条约》，是根据条约签署的亲历者约翰·普拉特上尉的描述于1846年制作的，该条约签署于1842年9月29日，地点在英国海军旗舰康华丽号上，这艘军舰由著名的瓦迪亚家族建造。《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条约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并开放更多的对外通商口岸。展出的这幅铜版画是采用美柔汀制版方法（美柔汀，欧洲在17世纪发明的技法，是利用柔和细腻的中间色调表现形象的一种技法，能够表现极为精细的效果——编者注）制作的。博物馆还藏有另外一幅内容相同的彩色画，是在美柔汀版画基础上手工上色完成的。在英国人绘制的图画上，无论是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无论是战败的一方还是战胜的一方，所有人物表情喜悦，好像这场罪恶战争的结局对敌对双方来说都是皆大欢喜。博物馆收藏的另外一幅画作《1840年7月4日中英甲板会议》，描绘的则是另外一种景象，这一天英国将领伯麦率领的主力舰船齐集定海港，定海知县姚怀祥、水军首领罗建功等中国官员登上英舰韦尔斯利号甲板，伯麦当面递交了用汉文书写的致定海镇水师总兵的战书，要守军于次日献城投降，结果遭到拒绝。在这幅图画中，中英双方人物表情迥异，英国人的傲慢无理和中国人的愤怒无奈跃然于纸上。
一面镶在镜框里的大清帝国飞虎旗，是1857年12月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克广州城时英军缴获的战利品，军旗质地为蓝色锦缎，上面用金箔丝线缝制了一只绿眼双翼的金虎和象征风云雷电的图案，尺寸为1740×1905mm，侧边旗杆套宽75mm。这种军旗在该博物馆藏有多件，其中还有一面为橙黄色绸缎质地，手工刺绣、机器缝制，尺寸1820×1928mm，侧边旗杆套宽95mm。关于飞虎旗正式启用的时间未见文字记载，在1751年乾隆南巡图描绘的一艘前锋舰船上可以看到这面旗帜。
在展品飞虎旗旁边的展板上，还介绍了大清帝国三角形飞龙旗的相关资料。飞龙旗是1866～1888年清政府使用的旗帜，博物馆亦藏有多件。
一门中国制造的“铁模炮”，制造于19世纪中叶，属于苏格兰卡龙舰炮的仿制品，是一种使用铁质模具铸造的射程较近的臼炮，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军缴获。该炮口径2.5英寸（65mm），炮管上带有“鐡模”两个较大的汉字铭文，是由中国工匠吴亭贵、费君泰（音译）制作的。
一枚铁质球型炮弹，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军队从海岸炮台架设的火炮發射的，它击中了英国皇家海军配有50门火炮的南京号战舰，并导致一名英军士兵丧命。这枚炮弹被南京号战舰带回英国收藏起来，并在炮弹上铭刻金色铭文以铭记它的来历。被南京号战舰作为战利品同时带回英国的，还有发射这种炮弹的火炮，这是一种体积较大的要塞加农炮，现被伦敦塔皇家兵器博物馆收藏，在博物馆门外露天陈列。另外，英国利兹皇家兵器博物馆也收藏有一门相同类型的火炮，也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被英军缴获的，该炮炮耳上带有“蘸”字铭文。
作者：陈传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