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泰国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 投稿
  • 更新时间2018-04-21
  • 阅读量140次
  • 评分0
  • 0
  • 0

  [摘要]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中英《天津条约》谈判过程中,李泰国的主要任务是作为英方的翻译,但也曾经单独同中方官员进行谈判,并取得很大成果。由于李泰国在上海担任税务司之缘故,中方官员曾奢望其会帮助中国降低英方要求,但李泰国在谈判过程中嚣张跋扈,使中方官员的想法灰飞烟灭。即使如此,在上海税则谈判中,中方还是没有放弃利用李泰国,但事实证明,李泰国始终为英国利益服务。可以说,李泰国是作为英国侵略者的一分子积极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其各种活动都是为英国利益服务的,而且这种侵略行径是没有任何遮掩的。


  [关键词]李泰国;额尔金;桂良;《天津条约》


  [中图分类号]K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4-0090-06


  李泰国(HoratioNelsonLay)1842年来华。1855年6月1日,李泰国由上海英国领事馆代理副领事成为上海海关英国税务司,开始了在中国海关的经历,后成为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直到1863年被免职。1858年4月1日,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JamesBruceElgin)写信给李泰国,让其陪同前往天津,进行中英修约谈判[1](p.134)。额尔金之所以看重李泰国,一方面是因为他熟知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技巧,并熟练掌握汉语;另一方面,是因为李完全熟悉海关体制[1](p.134)。李泰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外交活动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参加有关中英《天津条约》的谈判;一是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的谈判。


  一、李泰国与中英《天津条约》


  1858年4月中旬,额尔金到达天津白河口,并于4月24日致函直隶总督谭廷襄,要求其将自己写给文华殿大学士裕诚的快件转交。额尔金在快件中称,准备在大沽与由皇帝授权的大臣会谈[1](pp.139-140)。4月30日,谭廷襄回函称,已将额尔金函转交,并奉旨为钦差大臣,会同仓场侍郎崇纶、内阁学士乌尔棍泰负责与额尔金谈判[1](p.148)。同日,额尔金函询谭廷襄,是否被皇帝授予相应的权利,能够独立谈判,便宜行事。谭廷襄据此邀请额尔金于5月1日进行会晤,但由于谭廷襄并未回答额尔金的问题,额尔金拒绝与之会晤。5月6日,额尔金命李泰国与英方翻译威妥玛(ThomasFrancisWade)向谭廷襄面递信函一封[2](p.277),该函要求谭廷襄在6日内取得与1842年耆英、伊里布同璞鼎查会谈时相同的便宜行事之。但清政府拒绝了额尔金的这一要求。随即额尔金于5月20日,先是要求谭廷襄交出大沽炮台不果,继而让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


  大沽炮台失守后,清政府于1858年5月28日谕令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驰赴天津海口办理修约事宜。但是,额尔金仍坚持清政府所派之员具有全权便宜行事之权。5月31日,额尔金派人送交谭廷襄其给裕诚的照会,告知此意,如其要求得不到满足,后果自负[3](p.315)。6月1日,清政府不得不颁布上谕,赋予桂良与花沙纳便宜行事之权[2](p.360)。6月2日,桂良与花沙纳到达天津,并于6月4日与额尔金会晤[2](p.365)。6月2日,清政府起用革职已久的耆英,赏侍郎衔,派办夷务[4](p.857)。因耆英为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之人,所以,清政府对其寄以厚望,于6月3日谕令桂良与花沙纳待耆英到津后,再与英方会谈,即日又谕所有议抚事宜,专归耆英办理[4](p.866)。


  1858年6月5日,桂良、花沙纳在照会额尔金时说:“览阅阁下政府于2月11日致大学士裕诚函中所包含各款,我们发现有几点我们不是十分清楚,特要求阁下派阁下政府的汉文副使李泰国于本月6日早晨约8点钟到我们这儿来,以为咨询并做出确切安排。据我们所知,李泰国已在上海多年,聪慧过人,汉语流利。”[1](p.200)额尔金认为,桂良与花沙纳只有直接与某个完全熟悉两国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并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的人接触,才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所要求的性质,或理解他们处境的严峻性。李泰国不仅在这两方面最具资格,而且曾在上海为了中国政府的利益执行海关税务司的任务时,所表现的忠诚使其有权要求得到中国官员的信任。因此,额尔金同意桂良与花沙纳的要求[3](p.334)。6月6日,李泰国如约到达后,桂良与花沙纳希望李泰国能够尽全力帮助他们。李泰国转而同中方谈判委员们商讨有关事宜,委员们要求李泰国解释额尔金于2月11日致裕诚函中的几款,但李泰国发现这几款并没有不清楚之处。当提到“如果外国公使能够到北京”一句时,李泰国告之,这是必须让与的一点,并相信目前只有指派公使永久驻京,才能够阻止再次产生误会。对此,委员卞宝书认为,皇帝绝不会同意一个外国公使驻京,没有什么可以诱使皇帝出让这一特权,如果英方坚持,就只有开战。李泰国告知,两天前一艘轮船派往南方运输军队,如果喜欢战争,英法联军将奉陪到底。卞宝书转而恳求李泰国,利用其所有影响使额尔金取消此款。李泰国称,对于此事他必须保持沉默。


  卞宝书即询问英方还有其他什么要求。李泰国将英方的要求简要归纳如下:1.公使驻京;2.赔偿战争费用,以及广东的损失;3.开放长江;4.允许英国臣民在护照制度下游历全国;5.允许基督教传教;6.成立委员会搜集资料并安排新的税率;7.中国政府配合镇压海盗;8.将来所有给中国当局的公文都使用英文。李泰国补充说,除非第一条得到解决,否则谈论其他各条已无必要。李泰国认为,中国过去自认为是“天朝上国”,对于现存富强国家的无知,使其视非华人为不在文明之内的“夷狄”,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必须改正,必须从此与西方国家的习惯一致。李泰国相信,鉴于目前中国的状况,改善与列强的关系将会使中国受益匪浅,列强并不想夺取中国的领土。如果中国聪明的话,会使英国成为自己的朋友,也就不必害怕其他列强。


  卞宝书重复前面所说,皇帝宁愿战争,也不会同意公使驻京。李泰国答称最好尝试战争,但可以肯定皇帝最后会屈服,与其等到将来都城充满外国军队,还不如现在屈服。随后,李泰国要求与桂良本人,就公使驻京问题进行商谈。桂良希望知道,如果允许英国公使驻京,是否有必要接受其他三列强的公使。李泰国认为,有此必要,并认为多个公使比仅仅允许一个公使驻京好。卞宝书请李泰国认真考虑此点,还建议英国公使和他的随从除重大场合,平时穿戴中国服饰,以免惊吓国人,并请求李泰国也认真考虑此点。对此,李泰国强忍捧腹,答应照办。最后卞宝书要求李泰国第二天12点再来拜访。李泰国临行前,卞宝书和同僚保证,他们信任李泰国的友好感情[1](pp.201-203)。对于此次会晤,桂良在奏折中说:“二十五日遣该国汉文副使李泰国前来,声言必须允其进京驻扎,方能在津议事,否则仍直带兵入都。经委员等开导再三,志在必行,万难转圜。”


  据此,列威廉当日将桂良等的来信译文寄给额尔金,并称:“此信口吻对于阁下与我都如此恰当与恭敬,我毫不犹豫地将此信寄给你,并衷心地希望,如果所述任何程度上属实,可以采取措施纠正那些只能阻碍我们正在进行的和平与和谐的谈判进程的事务。”[1](p.213)额尔金也于当日回复列威廉:“从该文件中你会知道李泰国在钦差大臣的要求下拜访了他们,这一要求由他们给我的一封信传达给我,因此如果他们认为他们有理由抱怨李泰国,他们可以就此问题直接与我联系。”还说:“我发现那些言语与他从我这儿所接到的作为行为指导的知识完全一致;所以我认为让威妥玛拜访钦差大臣,并告诉他们,对于存在问题的言语,他们必须让我而不是李泰国负责。”[1](p.214)


  随后,额尔金又致函桂良与花沙纳说明:“钦差大臣本月5日的来信称需要对于本人2月11日致大学士函中不清楚的几点做出解释,根据你们的要求,本人派汉文副使李泰国于本月5日早晨拜访阁下。李泰国又在接下来的三天中拜访了你们。”“本人认为不要在解决已毫无必要地进行了几个月的讨论上再进一步浪费时间,决心立即对草拟条款进行审查更为明智,如果钦差大臣真地心怀诚意,他们当然会发现当关防到后再补盖关防不会有困难。”“据此李泰国在10日早晨被派往拿取前一天同意的草稿,但是几个小时的耽搁只拿到了一封已经进行了几处实质性改动的信函。李泰国,如他已向本人报告的那样,用强硬的措辞警告钦差大臣,坚持这种逃避与拖延的方针会带来严重后果。”“对于本人来说,他这样做没有什么惊奇的,但是我承认,今天早晨通过美国公使之手接到对于英帝国政府的特殊要求而完全为帝国政府的利益忙碌于此事的官员的抱怨,自己既惊奇又不悦。”[1](pp.214-215)


  6月11日,额尔金派威妥玛与李泰国同去桂良处索取前所答允的信函,桂良等在1858年6月12日奏折中汇报了此事:“前日英夷李泰国负气回船后,奴才等托俄、米两夷向说,次日该夷李泰国复与该夷通事威它马同来,声言伊国钦差令彼二人催取照会,如本日不给伊带回,即带兵直入京师等语。可恶已极。”[2](p.401)此次李泰国与威妥玛前往索取信函时,还顺便办了一件事,此事使清政府倚重耆英驾驭外夷的美梦破灭。桂良等在6月12日奏折的附片中讲述了此事:“昨日戌刻,英夷李泰国复来逼取照会,奴才等与耆英共同接见,正在辩驳条约间,英夷威妥玛于坐前呈出一件,即系当年耆英具奏驭夷情形秘折,语多贱薄夷人,且有宣宗成皇帝朱批,奴才等不胜骇异。”在此片中,桂良奏请准耆英进京面陈夷情。耆英随即退出了有关天津条约的谈判。额尔金6月18日,给英国外交大臣麦默斯伯里的信中讲到耆英时称:“当他知道我们持有他在1850年自广州写给皇帝夸耀其驾驭与欺骗夷狄的技巧的奏折时,他感到极度不安。”[3](p.334)


  当日,李泰国与威妥玛将桂良等早已答允的信函带给额尔金,桂良与花沙纳在此信函中,答允了英方绝大部分的要求,额尔金对此十分满意。他认为,这是李泰国与桂良等进行商谈的成果,也是李泰国对他们进行劝导的结果。


  李泰国作为英国使团翻译,本由额尔金选派来津为英出力,但由于其上海税务司的背景,中方也试图利用其降低英方要求[1](pp.200-201)。桂良、花沙纳为此而点名要求与李泰国会商。1858年6月10日,李泰国大发雷霆,使桂良与花沙纳的希望破灭。但是,除桂良、花沙纳外,还有其他人希望走联络李泰国之路,如户部右侍郎宋晋。宋晋于6月17日奏称:“该夷各口皆有领事官,其副领事必能通汉语、汉文而精于贸易者任之。闻最为诡谲者,以为夏吧(即巴夏礼,笔者注),上年广东之事即其主谋;其次为李泰国,能通汉字,能说京师言语。吉尔行阿克复上海时,多方笼络,聘为江海关幕友,名为司税,奏明在案,每年束修多至一万二千元。起手查察夷人漏税甚严,夷人曾恨之,有照会到沪,以李泰国如在中国犯罪,即以中国法律处之。此次到津,仍以此人出面讲说者,大抵因其熟悉中国情形,故藉以陵侮。其人贪利多智,然果有能言之人,谕以中国曾有恩于彼,而彼亦曾为各夷所轻。离间其心,隐饵以利,则此人不复从中作梗,抚议当易于就范。”[4](pp.931-932)清政府据此谕令桂良等妥筹酌量办理。对此,桂良、花沙纳在6月19日奏称:“至于宋晋片奏,甚悉天津现在夷情,英夷李泰国年纪虽轻,在该夷中最为狡狯,奴才等到津后,探悉详明,即密饬委员设法羁縻,曾经啗以重利,是以该夷今日尚不多事,否则未必能俟我辩论如许之久。然即如此牢笼,尚复棘手万状。”[2](p.419)桂良、花沙纳是否曾经贿赂过李泰国,除桂良、花沙纳所述外,再未找到其他有关材料,不敢肯定,但桂良、花沙纳确实对李泰国进行过“羁縻”,而且是亲自所为。


  中英《天津条约》谈判过程中,李泰国作为英方的汉文副使并不起决定作用,一切行动都要听从额尔金安排,但由于桂良、花沙纳一开始即点名要同李泰国进行商谈,因此,李泰国成为桂良与花沙纳奏折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英方代表,给当时清政府及其官员造成了李泰国在中英谈判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假象。1858年6月23日,奕奏称:“臣闻英夷头目,未曾与崇伦、谭廷襄见面,即桂良、花沙纳抵津以后,亦仅相见一次。今日往来公所,咆哮要挟,皆系李泰国从中煽虐,为其谋主,俱可灼见。闻李泰国系广东民人,世为通使[事],市井无赖之徒,胆敢与钦差大臣觌面肆争,毫无畏惮。并耆英折内,有李泰国语言狂悖,极为可恶之语。揆其情状,实堪发指!若不加以惩创,不特外夷蔑视,将来李泰国必至各处海口扬言自负,恐从此效尤者日众。拟请饬下桂良等,待其无礼肆闹时,立刻拿下,或当场正法,或解京治罪。既足褫逆夷之醜[魄],且不啻去其腹心指臂,办理当易著手。”[4](p.952)虽然奕所奏有不实之处,但却充分反映了当时清政府将李泰国当作谈判中关键人物的实际状况。桂良、花沙纳也利用清政府的此种认识,作为自己在谈判中妥协退让的挡箭牌。1858年6月26日,中英签订《天津条约》之后,桂良与花沙纳在其奏折中称:“所深幸者,英酋额尔金,荣禄已极,尚无贪功之志,其所以如此为难者,皆其下威妥玛、李泰国辈为之。李泰国骄悍异常,虽前此啗以重利,仍于暗中陷害,万分可恶,若袭而杀之,恐立起兵祸,故未敢轻举耳。


  但大量的史料证明,李泰国在此次商约谈判中,对于英方却做出了巨大贡献。首先,李泰国帮助威妥玛制定了关税的草稿,而中英最终议定的关税与此草稿相差甚微;其次,李泰国在谈判过程中对英方帮助巨大。1858年11月6日,阿斯藩与威妥玛在给额尔金信中称:“如你知道的那样,李泰国在我们与中方代表的会议中帮助了我们,我们必须声明,我们商谈能够有一个,我们感到阁下一定会认为满意的结果,主要应归功于他作为一个翻译的技巧,他的经验与才智。”[3](p.437)1858年11月8日,额尔金在复函中称:“我完全同意你们所表达的有关李泰国在此关键时刻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的观点。”[3](p.437)同日,额尔金在给默麦斯伯里(Malmesbury)的信中,强调了李泰国在天津与上海谈判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关于李泰国,我请求提醒阁下,他不是女王政府的领薪职员,我们在天津与上海谈判的胜利多亏他的机智与对中国人的道德影响,我感到很难用语言足够强烈地表达我的感激程度。”[3](p.437)两相对照,我们不难发现李泰国究竟是为谁所用。


  三、小结


  中英《天津条约》谈判过程中,李泰国的主要担任英方翻译,但也曾经单独同中方官员进行谈判,并取得很大成果。由于李泰国在上海担任税务司之缘故,中方官员曾奢望其会帮助中国降低英方的要求,但这只是痴人说梦,李泰国在谈判过程中的嚣张跋扈,使中方官员任何想法都灰飞烟灭,李泰国不仅不能为中方官员所用,反而成为中方官员奏折与朝廷上谕中最狡诈、最凶悍、最难缠的英方代表。即使如此,在上海税则谈判中,中方还是没有放弃利用李泰国的想法,但事实证明,李泰国始终是在为英国的利益服务,并因此得到英、法、美各方的高度赞扬。可以说,李泰国是作为英国侵略者的一分子,积极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李泰国的各种活动都是为英国利益服务,而且这种侵略行径是赤裸裸的,毫无遮掩的,与后来赫德所参与中英外交时力求形式上公平调停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与初期外籍税务司制度的自身特点密切相关:首先,这种外籍税务司制度并不是中国政府自身的产物,而是英、法、美为了自身的利益,强加于中国的一种制度,虽然税务司自中国领取薪金,但是,中外都不把他们看作是中国政府的官员[10](p.133)。英国税务司还辞去领事馆的职务,属于专职,而法、美税务司甚至都兼着本国领事馆的职务,也就是说,这些税务司从本质上都是为本国服务,并不是为中国服务。作为上海海关税务司的李泰国为英国的利益尽心尽力也就顺理成章了。其次,早期税务司都是直接从本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中调来,对于外交事务十分熟悉,自然能在中外交涉中表现出色,当然是在维护本国利益,而不是在维护中国利益方面。李泰国所参与的中英《天津条约》谈判与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的谈判,揭开了海关参与中英外交的序幕。海关参与中英外交伊始,表现出了一个显著的特点——中英双方都希望能够将李泰国为我所用,但最终往往是海关对于英方的帮助更大。


  作者:张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