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思维是人类最重要的高级心理活动,历史教学需要批判性思维,需要学生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认识等在质疑、思考和建构基础上进行客观评判。但是,会质疑并不等于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可能走向两个不同的方向:自我中心或公正。公正的思维要求我们一视同仁地质疑一切主张,历史教学应立足于思维公正性。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极具争议的改革,结合这一课教学内容探讨在教学中创设教学情境、设置问题、进行思维训练以涵养学生思维的公正性。
[关键词]思维公正性;批判性思维;王安石变法
思维是人类最重要的高级心理活动,思维和意识的存在使人类和其他动物有了本质性的区别。批判性这一词汇有两个希腊词源:kriticos(恰当的批判)和kriterion(标准)。从词源学上来讲:批判性这一概念的含义是“建立在某些标准上的恰当判断。”在《韦伯斯特新世界词典》中,对批判性词条定义是:“严格理解批判性指尝试对事物的好坏进行客观的判断。”[1]“客观评判”需要学生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认识等进行质疑、思考和建构。以下笔者结合《王安石变法》一课教学情境、问题和思路,来谈谈如何在课堂教学中涵养学生的公正性思维。
一、通过关键问题来发动公正性思维的思考
大多数人学习、认识新事物时都带着原有的立场、态度和价值体系,对很多问题会有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立场在阅读、听讲中不断加以印证。批判性思维既可以用来捍卫自己的观点,也可以评价和修正自己的初始观点,学者将之区分为弱势和强势批判性思维。强势批判性思维建立在思维公正性基础上,公正的思维要求我们用“关键问题”一视同仁地质疑一切主张,包括我们自己的主张,辩证地看待我们的初始看法,保证自己不会变得自欺欺人和人云亦云。关键问题主要是指“思考什么”和“为什么思考”,通过问题在技术层面可以养成逻辑、统计、推断等相关能力;情感态度层面通过感悟、启发等方式能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哈佛大学有句名言:“教育的真正目的就是让人不断地提出问题、思索问题。”思维公正性训练需要通过关键性问题去引导,关键性问题可以提高个人的推理分析能力。
《王安石变法》一课中,笔者首先在导入环节中设计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选择“王安石变法”进入教材?
学生能回答吗?这样的问题对学习有价值吗?能有结论吗?这一设计,笔者曾非常纠结。问题和结论密不可分,但是,结论的价值是在构建、探寻能够支撑结论的理由中形成的,寻求理由是批判性思维必不可少的步骤。笔者意图引导学生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价值进行思考,并能给出理由,形成较为妥帖的逻辑结构,关注他们的思维过程。王安石变法这一历史事件也给予问题本身一定的教学空间。著名历史学家柏杨指出:“改革是人类智慧所能做的最惊心动魄的魔术,它能把一个侏儒变成一个巨人,把一个没落的民族变成一个蓬勃奋发的民族,把一个弱小的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2]教材也强调改革就是革除已经过时的旧制度、旧文化、旧思想,创造富有旺盛生机的新制度、新文化和新思想,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历史发展[3]。可见,“改革”本身被赋予了积极的价值观,“改革”促进民族强大、国家富裕和社会发展是学习的基调。教材中选择了三次中国古代史具有代表性的改革。“商鞅变法”为秦开帝业,“孝文帝改革”促进了民族大融合。而王安石变法,人教版教材指出在一定程度改善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人民版教材在导语中说“新法废止……为后人留下了许许多多有待品评的话题”;2019年《中外历史纲要(上)》中更是写道,“王安石变法达到了富国目的,增加大笔收入,消除了财政赤字,但强兵的效果并不明显,北宋与西夏开战,又以失败告终。一些措施在执行过程中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也引起激烈争议。围绕变法问题,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日益严重,引发党争,北宋逐渐走向衰亡。”[4]王安石变法的成效是存在争议的,甚至变法和北宋灭亡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这与改革带来富裕、强大的价值导向有所出入。教师将矛盾和冲突之处揭示给学生,学生带着问题、疑惑进行学习,重新思考王安石变法的价值,并构建学习理由,探求学习的意义。提出问题之后需要学生进行合理的推理,考虑各种可能性,权衡不同证据,抵抗偏见的影响,启动“思维发动机”。提出和思考问题的过程,就是对问题的认识深入挖掘的过程,认真思考是一个永远没有结局的工程。关键性、批判性的问题为批判性思维提供一个刺激和方向:它激励我们继续寻找更好的观点、决定和判断。
二、通过拓宽思维广度、逻辑清晰的理解促成公正性思维
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陷入自己的思维陷阱,自我为中心是人思维的一种固有本性。公正性要求我们努力平等地对待每一种观点,排除个人、集体,甚至是国家的感受和利益的影响,并坚持良好的思维标准,如准确性、逻辑清晰、广度等。历史的多样性同样需要学生考虑不同的可能,从多个面向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要求学生能对问题进行深层的思考,将问题放在特定的情境中解决,拓展思维的广度。在学习王安石变法的背景时,笔者设置了这样的情境:宋神宗20岁继位,面对北宋中期的积贫积弱的局面,下定决心变法,他把目光放在长期在地方任官、具有良好口碑的王安石身上。等到王安石进京之后,宋神宗在宫内的延和殿内主持了一场辩论,辩论的双方是王安石和司马光,史称延和殿之辩。辩论中王安石提出了他非常著名的理财思想:“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司马光却认为:“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
教师提问: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当时宋神宗可能会怎样表态?
从字面意思学生能得出王安石和司马光在理财问题上是关于“开源”和“节流”的分歧;至于宋神宗的态度学生大多认为是赞成王安石。其实辩论现场双方你来我往,争论了很长时间,火药味越来越浓,出人意料的是宋神宗把赞成票投给了司马光,他说:“朕意与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5]6个月之后,公元1069年,即宋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负责帝国的变法事宜,这也就是著名的熙宁变法,后世称王安石变法。在教学情境中,学生会产生一系列的疑问:宋神宗为什么在辩论现场赞同司马光?6个月后又为何全力支持王安石变法?是什么打动了宋神宗?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学生从宋神宗的处境与动机、王安石思想的来源和北宋的政治环境等多个角度进行综合思考。从宋神宗安排的辩论的动机推测他是想借机试探朝中大臣对改革的态度,因为在宋仁宗时代曾有一场著名的改革即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由于朝中大臣的反对不到一年时间就夭折了。作为改革的最高决策人不得不权衡各种利弊,做好协调工作,维持政局稳定是新皇帝的重要工作。笔者进一步给学生补充材料,王安石曾与宋神宗的谈话中强调,“陛下看商鞅所以精耕战之法……法令简要,则在下易遵行”,同时大力称赞吴起在楚国的变法。王安石富国强兵的主张来自先秦法家思想。[6]而宋神宗20岁继位,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当太子时就喜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北宋王朝,宋神宗和王安石政治理想的趋同性,使宋神宗最终还是选择了支持王安石。思维的广度要求学生遇到重大事项,应该善于用联系的方法,将重大事项所关联的外在因素和关系找出来。
同时,历史学科是建立在严密逻辑基础上的,坚持正确的逻辑是思维的公正性发展的标准。逻辑之所以成为历史逻辑,必须要合理,要符合人性,要经得起推敲。逻辑作为思维的产物,与历史是相互映证的统一。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的教育活动。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全面而广泛,理财政策是变法的重点,其中青苗法的争议最大,笔者选择以此来管窥变法的得失。其实这一方法也并非王安石突发奇想,早在他就任鄞县曾推行此法,“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称此法可以“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一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这是一个一举多得的政策,从意图看利国利民,却引来了众多反对之声。陆佃(陆游的爷爷)认为“法非不善,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司马光则更是描述此法实行以后“中户以下大抵乏食……而州县之吏督迫青苗、助役钱不敢少缓,鞭笞缧绁,唯恐不迨”。就连太后和宋神宗的兄弟们都纷纷反对,此时教师提问:为什么一个在地方被验证过的“良法”,全国推行后就变成了“恶法”?从司马光的话中,学生分析出是地方官吏强迫农民借款,是“人”出了问题。庆历新政时的改革先锋韩琦同样认为这一改革使“兴利之臣,纷纷四出”[7]。
这些地方官员们为什么会歪曲改革的初衷呢?他们看重的是什么?
有学生认为这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促使的,王安石变法主要目的是富国强兵,也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本身没有问题,但官员们打着“国家利益”的幌子盘剥百姓、追求政绩以图个人名利是导致政策执行偏向的原因。在一个没有民主监督、缺乏制衡的社会里,普通民众的地位和财产很难得到有效维护,这恰恰印证了司马光最初的担心。继续追问,如果是“人”的问题,那人人都和王安石一样,“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8],百姓能过得更好吗?变法能成功吗?这个问题是要探究王安石变法的内在逻辑,变法成功关键除了考虑民众利益、选贤任能和注重策略外,更要看是否能找准改革的方向,切中时弊。钱穆先生说:“(北宋王朝)养了武的又要养文的,文官数目也就逐渐增多,待遇亦逐渐提高。弄得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国家负担一年重过一年,弱了转贫,贫了更转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转这形势来。”[9]这些问题根源来自宋朝开国的基本体制——“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行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役,虏骑所过,莫不溃散。”由此可知,北宋专制体制,蓄官养兵、冗员冗费,加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削弱了行政效率和军队的战斗力,这才是问题的根源。而王安石变法从国家主义出发,进一步加强政府的专制,将触角深入社会经济领域,一定程度上会让危机向深层发展。到了宋徽宗时期,任用蔡卞(王安石的女婿)、蔡京变法,全力推行王安石的改革措施,结果将权力推向极致,用以打击反对派,在没有权力监督的情况下,引发了民众的反对和朝臣的分裂,这也就是新教材表述的“扰民、党争”之祸,北宋最终走向衰亡。宋代理学家杨时对此发表观点,认为:“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蔡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10]现代也有学者指出应将王安石变法置入唐宋变革的历史契机中考察,改革的成败得失,绝非改革者的执拗性格使然,也不能单从集团斗争上去寻找原因,必须深入到表面冲突下的时代潜流中去探究。[11]在教学实践中,通过问题链的方式引导学生思考,切实把握逻辑思维的特点和规律,要求学生坚守常识,鼓励学生参与辩论、敢于质疑。并坚持正确的方法,进行有的放矢的努力,可以改善思维品质,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三、通过提升思维的品质保证公正性的思维
完全的思维公正是理想状态,公正性还要求我们同时期拥有思维的谦逊、勇气、换位思考、正直性、坚毅、自主性和对推理的信心等特质,这些特征整体发挥,才会保证思维的基本公正[12]。启动批判性的思维着实不易,每个人对一些现有观点难免会有情感上的依恋。当改变自己的看法时,相当于当众承认你原来的是谬误,这非常需要勇气和意志力。因此,我们要不断提醒自己思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我们的思想更有深度,让我们的思想更加精确,宁可在理由充分、证据确凿时反复无常地改变我们的看法,也不要在缺乏论据、强词夺理的结论上执迷不悟。
教师在教学中要时刻与学生一道保持思维的谦逊,要认识到自己对未知知识的忽视程度,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有错误的信念、偏见和错觉。例如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时,他认为奴役印第安人是上帝的意愿,这一想法就是思维自大的表现。我们常常会以自我为中心,以当下的标准去衡量古人、评判历史。要跳出这一思维陷阱,需要强大的勇气,敢于否定自己、不迷信权威,得出最终结论的信心则来源于证据和推理,并将他们作为发现真相的重要工具,这对学生是巨大的挑战。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在历史上有过反转,古代社会总体上以批评为主,20世纪以后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首先是梁启超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此外列宁认为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荷马李说他是“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斯·韦伯认为王安石是在“国家社会主义尝试”;1944年时任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则认为“王安石是历史上推行新政的第一人”[13]。可谓赞誉之声不绝于耳,我们该听谁的呢?笔者在此给学生介绍11世纪的世界局势,力量对比上,东方的中国总体上繁荣、强大,而西欧社会从中世纪的纷乱中缓慢崛起。此时,有两件事被认为对近代西欧的发展有决定性作用:一个就是1088年博洛尼亚大学出现,另一个是自治城市的兴起,德国有谚语称“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分别代表了自由的思想和自治的精神。评判王安石变法可以将之放在11世纪世界大变革的时代中观察,叶坦在《大变法》一书中指出:“王安石变法有一些积极内容,但从整体上看,则是一次强化专制集权的事件。不仅在政治上更专制,而且在经济、文化上也强化专制,以保甲法加强了对百姓的管制,把一个本来已经有可能走向开放和民主的社会体制,又逆转回去了。”[14]教学至此,笔者特意提醒学生教师在展示不同的观点,要结合这些人所处的时代和变法的史实进行思考,最终回答教材为什么选择“王安石变法”?并给出合理的推论。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目的是告诉学生对历史的解读是多面向的,对王安石变法的争议以及对其现代性价值的探索本身就是我们学习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也随着时代发生变化,世间万物,包括人的自身,其实都是在运动、变化中,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要从确定性走向不确定性。确定性是某一个时间的状态,不确定性是全过程各个状态的集合。一个思维公正的人注重结论,更会着重关注推理的重要性。而要得出合理的推理,就必须考虑不同的观点,思维的公正要求我们考虑从前从未考虑的推理,考虑合理的推理,根据更合理、更准确、更公正的推理调整自己的观点,当能够合理推理时,我们就能更好地进行思考[15]。
中国古代对王安石变法长期以“忠奸模式”和“义利之争”进行评判,得出王安石改革造就奸臣、破坏儒家道德体系的否定结论。20世纪初,随着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价值观的普遍认同,王安石变法在现代的历史语境中浴火重生了。如今核心素养时代,学生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辩证、客观地认识历史,做出合理的解释。教师要转变观念,为思维而教。思维的公正性是进行思考、建立正确价值观念的前提。教学中我们既要摆脱那种灌输知识的单一模式,也要防止机械化的二分法,看似中立却忽视思维的过程。教学应该是寻宝和探究的过程,师生要沿着正确的思维路径,去探索知识的宝库,一同建构有意义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