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的体育文化发展考究

  • 投稿黄奎
  • 更新时间2015-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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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 莹

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对我国南北朝时期的体育文化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在社会动乱的历史背景下,加速了各民族和民族文化之间多元化的的融合、渗透与交融,形成了自觉趋向、开放交融、宗教、鬼神崇拜的多样化的体育文化特征。

关键词:体育文化;特征;南北朝

中图分类号:G81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6-1487.2014.02.000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裂时期,也是各民族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渗透与交融的时期,多元化的文化大融合繁荣发展,精彩纷呈,对南北朝时期体育文化多样化的特征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一、自觉趋向的体育文化大发展

自东汉以来,历经两晋、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及宋、齐、梁、陈等政权更迭,战乱和割据打破了一元化的政治与集权式的经济体制,主流的儒家思想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人们从儒家思想中解脱出来,这一时期广大民众的人格和精神也得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自由发展。在战乱不休的年代,从上到下都希望和热衷于寻找统一和治国的方略。这样的背景下,民间武术人才辈出,并促使玄、道、佛等的导引养生思想的形成,促使这一时期的体育文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1)儒、玄、佛、道对体育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

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背景使当时的儒家思想被新的体育思想逐渐打破,形成了以经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瓦解,“射礼”被北方的少数民族的骑射、军射代替,体育中的导引养生历经儒玄双修、儒佛调和后的新儒学重生、乐生仍然不失为主体的文化特征。[1]

儒家思想强调“立身”,即养自身,也养身外之身,是一种内、外兼修的养生思想,道家也讲究内修、外养。南北朝时期的道家葛洪就把养生分内、外兼修,认为内修方法是“涤除嗜好,内视返听,尸居无心……忘其形骸。”而外养的方法有导引行气和炼丹服食两种。由上可见,虽然玄、道分家的一些养生做法与儒家名教相悖逆,但也有一些思想是一致的。与名教相对立的是“神灭论”以及“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全亿万年”等养生思想是唯物论的思想,有利于人们思想意识的趋向自觉。

从养生导引理论来看,儒玄合流,佛道互补,儒、佛、道相互对抗而又互相渗透。南北朝时期玄、佛、道之家文化的兴起,改变了中国养生导引传统理论的格局,意义重大。主导文化由儒学微变成三级并立,集儒、道、佛为一身的颜之推——“虚谈非其所好”,长期使用儒家思想“述立身治家之法,辩证时俗之谬,以训世人”。葛洪的养身思想,使道家的神仙信仰系统化理论化,随着道教养生的发展,南北朝入道求仙的人越来越多,统治者也大力支持。如齐梁王侯朝士们多向陶弘景学习受神仙之道。梁武帝也对陶弘景礼敬有加,凡朝中大事必与其咨询,时人称其为“山中宰相”。可见,儒家的一统思想被打破。

玄学以“无不为”解释“无为”,还具有维护统治的作用,玄学推动了儒道的融合和佛教的中国化,而道教也在南北朝时期完成了官方化的过程。三教并立的格局以及唯物论、唯心论鲜明对立,使养生思想领域、人性论、生命论的对抗、交融、发展,也是促进人的重生文化心态自觉趋向发展,也标志着南北朝时期养生导引走向成熟。在思想上和信仰上,南北朝的上层人士先是归心老子、庄子、道教,继而又信仰佛教。南北朝时期广大群众的人生观,可以说是人生觉醒的一种曲折反映。而精神文化方面的相对解放和自觉趋向,必然推进物质文化的发展。南北朝的骑射、百戏、围棋、导引养生等的兴起,可以说是“虚”中“实”的表现。

(2)妇女体育的兴起和发展

南北朝时期胡汉之间的文化碰撞,多元化文化互相发展,经济文化格局变化及其发展,为妇女社会地位提供了历史契机和生长土壤。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使不少妇女参加到体育活动来。她们离开织机,走出厨房,拜访亲友,周游城邑,游戏佛寺,观赏渔猎,登山临水,出境庆吊,甚至举杯畅饮,引吭高歌。当时的女子体育还有骑马、秋千、射猎、杂技等活动。在《北史·李灵列传》中记载:“百姓语曰:李波小妹字雍容,攘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2]还有北朝乐府《木兰诗》,对女英雄花木兰从军进行了歌颂,故事十分感人。妇女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并有了学习文化的机会,因而其思想观念也趋向自觉,从而妇女出外游学,步入仕途,甚至替父、替夫从军、骑射、打猎等都出现在南北朝。妇女的自觉趋向观念和行为,表现了社会风尚给妇女的影响,从最深层次上显示着儒家名教观念的淡薄,人们文化心态上趋向自觉的程度。

二、开放融合的体育文化大发展

南北朝时期,周围的各族文化进入中原,给汉文化带来冲击的同时,也增添了新鲜血液,丰富了中原文化。

(1)民族间体育文化的融合发展

由于中央集权的统一局面不复存在,因此在思想文化方面的表现是:儒家独尊的文化地位被打破,出现了自成体系的各大学派,互相吸收和兼容,使之呈丰富多元化文化。因此,南北朝具有明显的开放性文化特征。在各民族大融合、文化交流频繁,自觉趋向型的文化心态的时代条件下,使体育文化的单一性被打破。首先是汉族对外来体育文化表现了一种包容和吸收的积极精神,汉族出现“教以骑射挽强之术”。梁朝还专门编著了《马射谱》、《骑射都格》,用以做骑射教材。汉族的弱冠生也“别有博射,弱弓长箭”。甚至不少上层人士忘情于骑马射箭、舞剑等一类的活动。葛洪感叹说:“儒教渝表、或沉溺渝黄色之中,或趋驰于竞逐之路。”《颜氏家训·戒兵篇》说:“今世士大夫,但不读书,即称武夫儿。”

(2)民间体育文化的融合发展

在民间,摔跤活动时兴起来。《荆楚岁时记》记载:“荆楚之人,五月间,相结伴为相扑之戏。”除了翼州、荆楚之外,中原地区的襄城等地,也盛行相扑。《角力记考古》记载:襄城人王弘与颍川功曹刘子竺会于界上。子竺曰:“襄城人不知颍川人能扑。”弘对曰“相扑下技抹不去以明优劣。”可见儒雅为主的单一体育被打破,而终射猎、摔跤,这无疑是南北方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3]

在汉族一改风俗的同时,少数民族也热衷于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尤其北方,如北周、北齐等地,表现做明显,他们以汉族文化为主,对国内外少数民族和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北魏在统一北方前后,经常开展的活动有鼓吹、杂技、造五兵、角抵、跳丸、五案等,其中大部分是汉民族的杂技,所以称“汉晋之旧也”,是为汉民族的文化。魏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改制,明令禁穿胡服,改着汉人服饰。同时大量的汉民族杂技、音乐、体育礼仪等文化进入,使观念进一步开放。

(3)胡、汉体育文化的融合发展

最能代表开放性文化观念是,相反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如“狮舞”、“象人”以及倒立、缘竿都与西胡和西域文化有关,可以说“胡技”成了中原地区娱乐、休闲宴会的主要内容。摔跤也属朝人最强。文献记载北齐一位受到后主高纬宠爱的角抵手何猬萨,故意杀对手,高纬仁通,命亲信诬告其绰反,后主不忍显戳,使宠胡何猬萨后园与绰相扑,杀之。可见当时王公大臣对相扑的喜爱程度。目前一致认为“相扑”一词起源于南北朝。这其中不少技艺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摔跤习俗有关。南北顾欢首作《夷夏论》,以“夷夏之别”为由来贬低少数民族和佛教,然而“夷夏之别”并没有削弱胡汉文化的交流,反而加深了胡汉文化的融合。[4]

三、宗教、鬼神崇拜背景下的体育文化大发展

南北朝作为佛教在中原盛兴的时期,佛教理论先后以般若学和涅槃佛性为重点而展开,并与玄学贵无体论和名教与自然之辩相呼应,体现了佛教理论与中原传播发展过程中从依附玄学,以玄解佛到独立发展的道路,表现出儒、佛、道的逐步统一。

(1)宗教信仰对体育文化发展的引领作用

佛教禅宗对体育文化有直接的影响。在北魏孝文帝大和年间,印度高僧达摩来到嵩山少林寺传授佛教的禅宗,被尊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初祖。据传:达摩整日面对石壁,盘膝静坐,在“明心见性”上下功夫,在思想深处“苦心炼魔”。但终日静坐,不免筋骨疲倦,达摩发现好些弟子禅坐久了,昏昏欲睡,精神不振。为了驱倦、防兽、健身、护寺,达摩仿效我国古代人民锻炼身体的各种动作,编成健身活动的“活身法”传授僧人还将鸟兽的飞腾、跳跃、游弋等多种姿势糅合进来,逐渐形成一套健身养性的少林拳的雏形。另说少林寺创立于北魏时期,在寺中的僧人很重视身体锻炼,总结出了不少的健身之道。南北朝的少林寺武术与佛教有密切的关系,这为日后少林寺内、外结合的演练和技击打下了基础。

宗教的世俗化谓之民间信仰。当民间信仰成为约定俗称的规则,成为影响广大民众的思想和行为的潜在精神时,就变成了民间宗教。宗教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形式,他总归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信仰民俗主要表现的是人和鬼神之间沟通的精神体系,对当时体育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地引领作用。

(2)鬼神崇拜对体育文化发展的传承作用

在信仰鬼神,好淫祀的风尚中,也产生了不少体育活动。诸如歌舞杂技、赛龙舟,与占卜有关的藏钩之戏、探春、元宵节赏灯等。南朝范晔《后汉书·东夷传》:“扶余国以腊曰祭天,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魏书·乐志》记载:“今圣朝月舞。未名,舞人冠服无准,称之文,武舞而已”等。这里的“武舞”中有击刺动作,是模仿格斗动作改编的,跳这种武舞,对舞者身体无疑是一种很好的锻炼,甚至是一种武技的训练。

南朝范晔在《后汉书·陈禅传》说:“永宁元年,西南夷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明年元会,作之于庭,安帝与群臣共观,大奇之。”以上这些预测吉凶、占卜、观天象也是一种鬼神崇拜现象。在射俗上,南北朝也与鬼神崇拜有关。如南北朝时兴一种“射柳”的射俗,射柳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古老传统,最早源于匈奴、鲜卑。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祭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这种射俗当时非常盛兴。[5]

南北朝时期,人们许无昧荒谬的祈神占卜活动,都是从现实生活出发的一种理想追求,因为他们无力克服现实中的种种困苦,想借神灵和占卜凶吉来安慰和补偿痛苦的心灵。而在这种活动中加进一些射箭等体育娱乐活动,正是这种目的具体的心理表现。[6]

参考文献

[1] 谭华.体育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 李延寿.北史:周武帝本纪[M].中华书局,1974.

[3] 李世宏.两晋南北朝体育地区差异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0.

[4] 方协邦.论南北朝时期体育文化的交融与嬗变[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5] 黄伟,卢鹰.中国古代体育习俗[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6] 马爱民.论两晋南北朝的射箭文化[J].体育科学,2008.

(桂林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公共体育教学部,广西 桂林 54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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