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启蒙与湖湘女作家的性别书写

　摘要：湖南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尤为重视女性启蒙与女性解放，直接开启了从湖南走出的三位著名女作家的人生之路和文学创作。她们用逃离与反抗书写着性别的主题，用“打出幽灵塔”的姿态演绎了那个时代的女性的集体宿命，在现代文学史上划出了一道性别鲜明的印迹。
　　关键词：湖南文化启蒙逃离反抗
　　1927年至1928年，湖南诞生了三位名满天下的女作家，即以《莎菲女士的日记》而称为“天才”的女作家丁玲;以《打出幽灵塔》而被称为“才女”的白薇;以《从军日记》而轰动文坛的谢冰莹。三位女作家有着惊人的相似，她们都从湖南走出，其个人经历与文本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互文性。湖南如火如荼的文化启蒙开启了她们的写作之路，促发她们用自己的笔、血泪和生命，在现代文学史上划出了一道性别鲜明的印迹。
　　一、湖南的文化启蒙
　　“现代湖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时处南北军阀混战的中心）和高扬蹈厉的近代革命传统，成为了除北京、上海以外的新文化运动的最重要的基地。”[1]受1919年五四运动的影响，湖南的新文化运动风生水起，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气蓬勃的局面。
　　湖南的新文化运动有两大特色，一是文化期刊林立，二是文化争论频繁。据统计，五四前后湖南有数十种文化期刊创刊，影响较大的有：《大公报》《湘江评论》《救国周刊》《学联周报》《女界钟》等。这些新文学刊物热烈讨论国家大事、社会万象、人生理想等，推出新的文学题材与主题，预示着一个文学新时代的到来。
　　湖南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是提倡个性解放、呼吁民主自由。在这个主旋律中，女性的解放就显得特别重要，有关女性的婚姻、家庭、爱情问题也成为了湖南新文化运动最关键的问题，引起了极大的重视与关注。五四前后，湖南《湘报》《大公报》等报纸尤为关注女性问题，在女性启蒙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在五四前后2年时间内，《大公报》成功组织了5次关于女性、爱情、婚姻的讨论活动，针对南阳街赵姓眼镜店之女新婚之日在花轿自杀事件、李欣淑女士出走事件、袁舜英女士自杀事件、彭襄与范女士结婚问题、周希颂与凌女士离婚问题等，将女性命运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潮流结合起来，掀起了湖南妇女问题讨论的高潮，极大地唤醒了湖南女性追求自由平等的意识。
　　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走出了三位人生经历和创作背景极为相似的女作家：白薇、丁玲、谢冰莹。细细考究，三位女作家的教育背景和人生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在离开湖南之前，她们拥有类似教育背景：白薇和谢冰莹都是长沙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院的学生，丁玲曾先后就读于桃源女师、岳云中学、长沙周南女中。促使她们出走的原因也有着惊人的相似：逃离包办婚姻。白薇有着一段痛苦的婚姻，“拳击，口咬，父亲的娇女被一个有名的凶恶寡妇，打破眼睛，咬断了脚筋，血流满面，血流染趾涂地，凶妇和儿子再撕碎她全身的衣服，打青她的胸背，又拿了斧头来斫她。”[2]丁玲是不愿与她定下亲事的三舅的儿子结婚，在当地报纸《民国日报》发表痛骂自己三舅的文章后，瞒着母亲逃离家乡。谢冰莹历经三次失败的婚前逃跑，仍未放弃，最终在婚后成功出走，登报申明离婚。当她逃奔中极度绝望的时候，就鼓励自己：“一个青年，尤其是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女性，她不断要和万恶的封建势力奋斗，而且要和妨碍自己事业、容易消磨勇气的爱情奋斗！”[3]
　　三位女作家在现实中的“逃离”之路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她们逃亡又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就是五四新思潮传至湖南后，对她们产生的巨大影响：五四运动发生的那一年，丁玲才十四岁，在桃源女师预科读书，“学校里卷入这一运动，我也投入了这场斗争，在同一天，我们同学就有五六十人剪了发辫，我也剪了。”[4]在这股文化浪潮的冲击下，丁玲开始了她的反叛之路。白薇的逃离虽然在五四运动前夕，然而她自己也毫不犹豫地指出新文化传播给她带来的精神资源，“在第三女师范，我曾以领袖资格，纠合年轻气锐的同学，要求先生讲世界大势的新文章，读白话文，至掀起学校新旧冲突的风波。[5]1918年，在县立高等女子小学校的谢冰莹收到了在外地读书的二哥给她寄来了两本书，一本是新演讲集，一本是胡适的翻译短篇小说集，使她“开始对新文学发生无限的好感与崇拜。”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三位女作家的出走显然都是受益于湖南新文化运动中对女性启蒙的推崇。
　　二、逃离：性别书写的主题
　　娜拉式的出走，对于五四以来的女性，似乎指出了一条可能的道路，对娜拉的想象、言说、仿效是新女性与过去诀别的第一步。在三位女性作家的笔下频频看见娜拉式的人物原型，对于这三位“打出幽灵塔”的新女性而言，逃离或出走的经历不单是个体性的，也是那个时代的女性的集体宿命。
　　在《梅姑娘》中，谢冰莹描述了一个不幸的新娘，被父亲嫁给有钱人家一个患了软骨症的“怪物”软子，“她来到谢家之后，曾自杀过三次……但都被别人见到而得救了。这次啊，第四次，这最后的一次，终于死了。”在《女兵自传》中，谢冰莹详细记述自己的逃离体验，从“第一次逃奔”写到“第四次逃奔”。白薇《炸弹与征鸟》中的玥，从虐待她的夫家逃出，投水自杀未遂之后，决心逃离家乡，白薇详细描述逃跑时的心态：“她选着旁边幽寂的小路，这幽寂的坟山累累的小路，像有鬼神的诉哭。然她拖着伤痕的肢体在奔驰，这是她脱离压迫的最后的超度！我永不回首那冤家了，永不回首那冤家！她边想边像流星飞驰地飞过……”[6]丁玲《梦珂》写一个女性如何从乡村进入城市，无论是从学校逃离，进入大都市上海的经历，还是她想当影星来谋取自立的幻想，都能看见丁玲自己的影子。这是一个女性不断逃离，又不断为环境所逼迫沉沦的主题，在小说的结尾，梦珂去考演员，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导演一声“跑”的大喊下，一直隐忍着的梦珂晕倒了。梦珂的逃离和逃离后的“无路可走”真实画出娜拉出走后的困境，也为那一代的逃离者的未来画出一个问号。
　　白薇《打出幽灵塔》中的“幽灵塔”取自于雷峰塔镇压白蛇精的传说，剧中指的是作为封建家长和性暴君的“父”对女性的镇压与奴役，“家”无异于一个由男性恶魔主宰的地狱。在最后的剧情高潮中，所有受压迫受凌辱的女性全体登场，作为一个整齐的阵营出现在舞台上，有受难的母亲、受欺凌的妾、受摧残的女儿、女仆，她们汇成了一个复仇的性别群体。她们的反抗不是为了推到一个暴君、一个淫荡的父亲，而是整个“幽灵塔”，那镇压白蛇的整个实体，从而创造了一个“我们的世界”[7]　在背叛父权家庭的立场上，三位女性的态度是异常坚定的，正如谢冰莹在《不自由，母宁死》这篇文章中讲到的：“尽我们的全副精神到死，即使我们眼前不能得到自由，也可以为后来的青年男女开条自由之路，使他们循着这条路走入幸福之宫去。”
　　三、反抗：性别书写的出路
　　“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并非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从‘父’之家里跑了出来的这一次，而是她们从‘父’的家跑出来之后，却重复与在‘父’之秩序下一般无二的角色后，无数“娜拉”痛不欲生的困惑与思索的这一次。”[8]逃离之后，她们的根本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她是谁？她是何种角色？她的生活，她的人生将与过去有何不同？如果从“父”的枷锁中逃出，仅仅是又跳进“夫”的火坑，如鲁迅先生《伤逝》中的子君一般，那么，娜拉出走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些“冲出家门”的新女性纯真的感情接着就被改头换面的公子哥借助“个性解放”的名义加以玩弄，女性真正的自由解放无从实现。丁玲笔下的莎菲提出：“我的病没希望好了”，实际上就是一个具有性别意识的女性所提出的一个女性必须在历史创造中有立足位置的振聋发聩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是“莎菲”既追求爱情又离不开爱情，又如此害怕爱情挑剔爱情的深层原因。“莎菲”们的呐喊标志着以丁玲为代表的这批女作家已经而开始了真正的对自我角色的质疑。从三位女作家的创作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湖南女作家的创作已经超越了第一代女作家的创作，她们开始真正思考女性出走以后的生存问题和对自我真相的寻找。
　　“如果确立新的道德标准，对于妇女来说，即要从‘贤妻良母’中解放出来，做一个社会上的人”[9]这是1937年4月，白薇对《大公报》女记者蒋逸宵提出妇女问题的问题的回答。白薇作品中的女性从新婚的丈夫家逃出来之后，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开始对自我的寻找，余玥想通过革命的方式改变女性的地位和听人摆布的命运，而且她发现，在男性中心色彩依然很浓厚的社会里，女性还只是“点缀这个革命舞台的花瓶”。在这样前途渺茫的困窘处境中，她没有丧失女性的自我主体意识，还是以极强的信念和毅力为争取自身的独立和生存孤军奋战。少梅被强迫卖给豪绅胡荣生做姨太太，在养尊处优的环境里，她内心深处还保留着女性的自尊和清醒。她以丈夫的移情别恋为契机，大胆地用离婚的新式办法赢得了自由，开始了自食其力服务社会的新生活，她那种对物质生活的毫不留恋、对精神自由的执着追求体现了一个知识女性决绝的反叛姿态和清醒的女性意识。碧苇是一个饱受男性和男权思想侵害的受损女性，苦难的人生经历使她体悟到，在“男性中心色彩还浓厚的万恶社会中，女性是没有真相的。”这是挣扎在旧时代车轮下的女性的怨诉与哀吟。即使这样，碧苇还是以极其乐观的态度和鲜明的反叛意识对抗屈辱的命运和社会对女性的压制，表现出了女性难得的自尊和自信。
　　谢冰莹的四次逃婚经历让她深切体会到现存社会秩序对女性的压制和迫害，也坚定了她改变女性劣势地位，实现真正女性解放的决心。《女兵自传》记载了一个时代女性如何冲破封建营垒，忍饥受饿、千辛万苦，积极参加社会革命，始终不降理想的风帆，冲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之中，给人以奋斗之力、前进之力，是那个时代女性解放的一面旗帜。在离开“父亲”的家庭之后，谢冰莹并没有像其他觉醒了的新女性一样，醉心于讴歌幸福爱情、自由婚姻，而是把自己改造成为一名“女兵”，从狭隘的个人圈子走向了社会人生。
　　丁玲笔下的女性也正如瞿秋白所形容的“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梦珂看不惯学校男教师对女模特的猥亵，愤然离开学校，寄居在充满腐朽堕落气息的姑妈家里。梦珂没有像张爱玲《第一炉香·沉屑香》中的葛微龙一样在奢华荒耻的生活中迷失自我。相反，她与这里的一切都格格不入，时时保持一个知识女性的清醒和尊严。认定“无拘无束的流浪，便是我所需要的生命”[9]当她明白自己只是晓淞和澹明眼中的猎物时，毅然决然离开姑妈家，并拒绝了父亲给他安排的退路——回家跟农村青年结婚，开始了自食其力的游荡生活。虽然在那个社会里，她无法摆脱女性被物欲化的命运，但作为女性自我本体，她坚守了女性心灵的那方净土，显示了觉醒女性独立不羁的人格魅力。莎菲更进一步张扬了女性的自我尊严和叛逆意识。在男女情爱角逐中，她一反女性被窥视的被动地位，以极其主动的姿态挑选自己的意中人。在莎菲眼中，被人称道的苇弟显得萎琐苍白，风流倜傥的吉凌士是个灵魂卑劣的男子;而平日里跟她接触的男子，一个个更是俗不可耐，不屑一顾。于是，莎菲以女神的姿态，在将身旁向她求爱的男人一一征服又随意捉弄之中感到极大满足，莎菲是在对男人的不断否定之中进而否定整个男性中心社会，凸显和张扬了其女性意识中的泼辣风格。贞贞是在逃避包办婚姻，追求人格独立的过程中落入日军虎口的。在被迫成为随军妓女之后，她虽然肉体上饱受鬼子摧残，精神上又遭受来自邻里乡亲的歧视和误解，可她以异常顽强的毅力默默地忍受这一切苦痛，并拒绝了旧日恋人夏大宝怜悯似的爱情，以选择离开家乡投奔光明区延安的方式维护了一个受损女性的尊严，反叛了传统习俗和男性中心思想中束缚女性身心的贞操观。黑妮，是一个与地主有着血缘关系的农村女孩。在土改运动中，当她意识到自己的爱情即将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淹没时，她没有向程仁乞求爱情，而是等待程仁去向她再次表明心迹，保持了少女的高傲和自尊。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丁玲的杂文《“三八节”有感》。文中，她谈到的是女性问题，且关注的对象是当时的革命政权未公开讨论的性别观念及延安“新女性”在婚姻、家庭关系上的两难处境。她充满感情地写道：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进而她发出了曾饱受批评的呼吁：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在描述延安女性的处境时，丁玲格外强调“社会”而非“个人”因素，她批评包围延安女性的各种说法中的性别观念，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非议;她更批判结了婚且生了小孩的女性之间的不平等，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回到了家庭的娜拉。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更重要的是，她提出在离婚问题上不应该简单地批评女性“落后”，而应该看一看她们是如何落后的。与农村女性相比，延安新女性面临的问题不是是否“走出家庭”的问题，而是在拥有社会工作之后，迫于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而承受的身体、心理压力，以及被迫“退回家庭”之后遭受的歧视。丁玲赋予女性特别的同情，对性别观念非常敏感，文中她强调的是造成女性弱势地位的“社会”因素，这些都是“娜拉”出走之后所面临的真实问题。
　　丁玲、白薇、谢冰莹是“五四”女性文学由众声喧哗转入沉寂后步入文坛的现代女作家。她们的文学之路受益于湖南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对女性启蒙的高度推崇;她们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五四”女性闺阁文学自怨自艾的情感宣泄，也逐渐摆脱了“五四”女性文学执着关注“娜拉出走”事件本体这样的文学母题。她们的写作把女性的生存命运同社会紧紧连接在一起，真实地展现普通女性的生存状态，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为争取人格独立而表现出来的抗争精神。她们的性别意识已从关注女性个体意识觉醒的层面上升到了推动整体女性乃至全体国民意识觉醒的高度上来了，这是了不起的进步。
　　（基金项目：本论文是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湖湘女性文学的文化内涵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12c0735]。）
　　注释：
　　[1]陈书良主编：《湖南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2]白薇：《我投到文学圈里的初衷》，《白薇作品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3]转引自阎纯德：《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家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2000年版，第180页。
　　[4]丁玲：《我的中学生活的片断》，《丁玲文集》（第5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1页。
　　[5]白薇：《我投到文学圈里的初衷》，《白薇作品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6]白薇：《炸弹与征鸟》，《白薇作品选》，湖南人民出版，1985年版，第55页。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第一论文网专业代写教育教学论文和论文代写以及发表论文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7]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
　　[8]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页。
　　[9]丁玲：《丁玲文集》（第2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版，第29页。
　　（王叶青湖南女子学院文学与传媒系 41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