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荒煤对电影人才队伍建设的历史性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对电影文学及其创作队伍的重视和倡导。陈荒煤反复强调电影文学的基础性作用，立志培养新生的电影文学剧本创作力量。他精心筹划，创办内部刊物，开办电影剧作讲习会，举办剧本评奖活动，创办电影刊授学院和夏衍电影学会，等等。凡此种种，不仅在青年作家中普及了电影剧作知识，还培养和发现了一批新人，壮大了新中国电影编剧队伍。
关键词：陈荒煤；电影文学创作；编剧队伍；电影管理
作者简介：刘璐（1992-），男，山东德州人，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管理、电影管理。
[中图分类号]：J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4--02
作为一名以作家身份走上新中国电影事业管理岗位的官员，陈荒煤选择从老本行文学创作起步，设在西单舍饭寺胡同的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成为他由“外行”逐步转向“内行”的阵地。今天我们研习中国影史中，诸多被奉为“红色经典”“革命经典”“中国新样式”的影片均沁透着陈荒煤个人的辛勤付出、艺术造诣和政治智慧。
陈荒煤对电影人才队伍建设的历史性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对电影文学及其创作队伍的重视和倡导。“剧本剧本，一剧之本”“电影要上去，基础要打好，更上一层楼，基础要深厚。”他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电影文学的重要基础性作用，这一艺术创作层面的关注引申至管理实践自然离不开培养、搭建创作队伍。为此，他付出了自己的整个后半生。陈荒煤为建设电影文学创作队伍所作出的努力不仅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剧作家，谱写了一部又一部经典作品，其管理决策的影响力还使今天的领导者和创作者广受裨益。
一、重视电影文学剧本及其创作队伍建设的基础性
50年代初期，经过对影片《武训传》《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后，电影界立刻陷于沉寂，“遵循着毛主席的文艺方向”[1]的电影作品远远地落后于群众的需要。作为电影界的居津要者，陈荒煤紧紧抓住电影文学剧本创作这个“牛鼻子”。履新电影局副局长不足两个月，他根据电影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形，写作了《作家要努力创作电影剧本》，并作为《文艺报》社论发表。此文可视作陈荒煤广泛呼吁电影文学创作的开山之篇，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明确提出“电影剧本是影片的基础”，是“推动电影事业前进一步的关键性的问题”。陈荒煤并没有着墨于分析其时造成电影事业发展停滞的客观政治因素，而是沿着《讲话》的精神，直接从艺术创作方面判断问题、切入主题。他认为，当前电影生产的两个主要特征是数量很小、质量不高；缺乏供应电影制作的一定数量的剧本，尤其是缺乏优秀的电影剧本是阻碍电影工作的根本原因。陈荒煤坦言，“凡是根据生活基础薄弱和思想性较差的电影剧本而摄制的影片，无论多么优秀的导演和演员也无法弥补其先天的缺陷。”[2]电影文学剧本在陈荒煤心中的基础性之重，由此可见。作为领导者，兼具文艺家双重身份的陈荒煤也善于执掌事业协调发展这个天平的平衡性，他既承认创作电影文学剧本有一定的难处，为作家削减施压的砝码；又将矛头向内转，检讨全国文协和电影局在电影剧作组织工作方面的失职。最后他还特别强调电影艺术题材与样式的多样性不应仅寄托于少数专业创作者，更要求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作家参加剧本创作。
陈荒煤还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电影文学剧本及其创作队伍建设的论述，如《关于电影剧本创作问题》《为繁荣电影剧本创作而奋斗》《青年作家要踊跃地参加电影剧本创作》《更深刻地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等等。在具体的创作指导层面，陈荒煤着重强调当时在电影文学剧本创作中的突出共性问题，即概念化、公式化和自然主义现象猖獗，具体表现为剧本主题、题材范围狭窄。他将创作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归结为忽视电影艺术的特殊表现方法，意在警惕剧作者摒弃懒惰思维，积极探索电影语言的丰富性。为防矫枉过正，陈荒煤又以中国作协理事会理事的身份引导作家正视电影艺术的特殊性问题，鼓励他们敢于尝试电影文学剧本创作。在宏观的事业领导层面，陈荒煤要求作家协会同电影局采取一些有效的方式和措施积极地帮助作家来掌握、熟悉电影形式，作家协会及其各分会应把组织电影文学剧本创作的工作列入工作计划；在各电影制片厂建立编辑处，直接与作家联系；倡议文艺批评和理论方面的力量能够对电影文学剧本创作进行一些有意义的探讨和研究，等等。此外，他还毫不保留地检讨了剧本在高层审查时存在的层次多、时间慢等工作缺陷。“影片产量的增加以及质量的提高，关键在于文学剧本的供应。”[3]在管理实际中，陈荒煤更是努力地实践着其电影文学观。应该说，陳荒煤从事电影领导十四年里，抓电影文学剧本及其创作队伍建设始终位列其工作实践的核心，在他不断“唠叨”宣传的影响下，直到六十年代初期，全国电影文学创作得到了飞跃发展，剧本质量和剧作理论日益丰满并渐趋成熟。即便到了新时期，“电影观念有了变化，但剧本创作的地位没有因此而动摇”，“依然是领导电影的工作重点”。[4]
二、搭建平台，推广经验，激励创作
位于北京西单舍饭寺花园饭店的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剧本创作所（1955年2月改名为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是陈波儿主导成立的以培养新中国编剧队伍、查审电影剧本为目的的局直属机构，“1953年陈荒煤担任电影局副局长之后创作所一直由他领导，其间创作所的一系列改革和活动许多都与他有直接关系。”[5]影片《内蒙春光》停映后，在周恩来的提议下，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成立。江青以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的身份独揽大权，控制得过严过死，强调“史实样式”和“重大题材”。《武训传》批判事件后，“政治标准第一”成为实际管理中的唯一标准，严重挫伤了初建的新中国电影事业。据罗艺军回忆，陈荒煤到剧本创作所后，开始扭转这个举步维艰的创作局面；为加强编辑力量，成立了编辑部，还办了内部刊物《电影剧本创作通讯》；剧本创作所的剧本送审时，可直接送到陈荒煤手中。[6]陈荒煤还“非常重视对编辑和编剧人员素质的培养和训练，为此剧本创作所会不定期地进行一些集中学习活动，每次会持续一周左右的时间，通过共同学习、观片、讨论来提高工作人员的艺术素养和理论水平。”
陈荒煤立志要培养新生的电影文学剧本创作力量，指导青年作者熟悉电影艺术的特殊性和掌握电影剧作知识，为此他精心筹划，开办了电影剧作讲习会。1954年10月至12月，在陈荒煤的主持下，电影局联合中国作协举办了第一期电影剧作讲习会，来自全国各地的68位青年作家参加了这次讲习会。陈荒煤请到周扬、茅盾、丁玲、冯雪峰、阳翰笙、老舍、张天翼、夏衍、洪深、蔡楚生等当时国内顶级的文艺家和理论家为这次讲习会授课，主要通过观摩《夏伯阳》《乡村女教师》等苏联及其他外国影片和国产影片来讨论创作经验，学习电影艺术和剧作知识。第一期讲习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结业时不少学员都拿出了可堪称自身创作生涯“代表作”的电影剧本作品，有的甚至是处女作，如白桦的《山间铃响马帮来》，李準的《老兵新传》《李双双》，鲁彦周的《凤凰之歌》等等。1956年和1957年，陈荒煤将电影剧作讲习会的成功经验推广到上海、重庆、武汉、成都等地，参加学员达上百人，讲习会不仅在青年作家中普及了电影剧作知识，还培养和发现了一批新人，壮大了电影编剧队伍。
为了动员全国作家加入到电影文学剧本创作的行列中来，在陈荒煤的奔走努力下，中国作家协会专门成立了电影文学剧本创作委员会，具体领导全国电影文学剧本创作工作。陈荒煤还以奖金挂帅，发起电影文学剧本征集活动，广泛吸引全国作家和文艺工作者写作电影剧本。评委会收到应征稿件近两千件。由于1957年中开始的“反右”斗争，评选结果延迟至次年10月才揭晓：一、二等奖空缺，七个电影剧本获得三等奖。这也是“十七年”时期举行的唯一一次全国性的电影文学剧本评奖活动，对促进剧本创作影响深远。此外，陈荒煤在团中央与中国作协联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作关于电影文学剧本特性问题的报告，鼓励青年作家踊跃地参加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工作。
1984年，退居二线任文化部顾问的陈荒煤领衔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联合山西刊授大学创办了中国电影刊授学院，并担任院长职务。这个机构采取刊授、面授和电化教学相结合的教育方法發现和培养电影文学创作和评论人才，旨在“培养一支强有力的、有才能的专业编剧和业余编剧队伍，促进电影文学的发展和繁荣”[8]。学院还在上海、武汉、江苏等地设立分院，主要教材和教学指导性刊物有《电影论文选》《新时期电影十年》《中国电影刊授学院院刊》《当代电影》等。退休后的陈荒煤参与活动甚多，平日工作依旧繁忙，且当时未设立双休日，所以他经常抽调星期日时间为刊院的学院讲课。由于经费不足致负债甚多等原因，电影刊授学院仅办学三年九个月，招收了两届学员竟达7490人，其中3000余人顺利结业。
三、创办中国夏衍电影学会
中国夏衍电影学会是陈荒煤临终前为中国电影文学事业所做的最后一件大事，在他的筹划和推动下，于1995年9月3日正式登记成立。他本人也成为首任会长。陈荒煤倡议在学会章程中设立“夏衍电影文学创作基金”和“夏衍电影文学奖”，并作为学会的主要工作内容。一直以来，电影界有多项评奖活动用以表彰电影导演和演员，但电影文学工作和制片厂领导却“榜上无名”。有感于此，陈荒煤提出颁评“夏衍电影荣誉纪念”，以此弘扬夏衍从事革命电影事业的精神，发掘和培养电影剧作新人。随着电影评奖体制的不断改革和完善，最初的夏衍电影文学奖已于2006年更为每年度举办的“夏衍杯全国优秀电影剧本征集”活动，至今已举办了十一届。“夏衍杯”是中国唯一一项电影剧本的政府奖，有“中国电影编剧的奥斯卡奖”之誉。诚然，中国夏衍电影学会在推进专业电影文学创作队伍的建设方面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