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37年上海儿童娱乐及其教育导向

刘媛1 刘合成2

（1山东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聊城252000；2山东聊城大学财务处，聊城252000）

[摘要]1927—1937年是上海由传统向现代迈进的重要时期，城市娱乐功能渐趋完善。随着儿童地位的提升、西俗东渐的影响日深和上海经济的发展，儿童娱乐建立起相对完备的现代娱乐体系。儿童娱乐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体现了以儿童为本和教育即生活的原则，同时结合时代需要，号召儿童救亡图存，强身健体，掌握现代科技知识，服务于国家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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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儿童娱乐；儿童生活；儿童教育

自19世纪40年代开埠以后，上海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迅速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城市，至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发展成为中国贸易、金融、商业、工业、制造业中心。在这一过程中，上海也开始关注儿童教养，1932年上海市政府率先在全国倡导成立和试行“四四儿童节”，1934年又呈请设置“儿童年”。上海还逐步发育并整合了全市娱乐设施，建立起完善的城市娱乐体系，由此“上海，不单是全国的工商、金融集中的大都市，对于娱乐事业也是全国的汇合场所。”娱乐是城市居民的一种闲暇生活方式，儿童娱乐从属于这个范畴，是一种让儿童愉快地度过闲暇时间的行为，能够满足儿童的美感需要、休闲需要和情感需要。1927—1937年间上海儿童娱乐形式多样且内容丰富，形成了以儿童图书、儿童电影、儿童播音、儿童体育、儿童游乐场和儿童玩具为主体的儿童娱乐格局。对儿童来说，娱乐是其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成长的重要途径，在当时的上海，儿童娱乐属于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彰显出重要的教育价值。

一、1927~1937年上海儿童娱乐的兴盛

（一）儿童地位的提升敦促儿童娱乐的发展

在中国长久的封建社会中，人们将儿童看作“小一号的成人”，忽视其年龄特点，且将儿童视为家庭或家族的私有物品，认识不到儿童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一直到民国时期人们的儿童观才开始发生改变。在强调以个体为本位的五四运动中，儿童作为生命主体的地位被发现，尊重儿童独特的心灵世界和精神需求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认为不能将成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文化知识强加到儿童身上，须有符合儿童年龄特征的物质和精神产品来满足儿童身心发育的需要。1919年11月《新青年》第6卷第6号上，鲁迅发表题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文章，正式提出“幼者本位”的口号，与古代家庭把子女视为自己的隶属品，强调家长的专制权威性相比，尊重儿童的独立性、自主性，建立一种民主、平等的亲子关系成为五四时期子女观、儿童观的基本价值取向。此后，儿童的地位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得到不断提升和发展。

五四时期人们对儿童的发现，立足点之一在于儿童对国家、民族的特殊意义，儿童问题从一开始就与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鲁迅曾说：“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周作人也认为：“盖儿童者，未来之国民，是所以承继先业，即所以开发新化，如其善遂斯旧邦可新，绝国可续。不然虽当盛时而赫文明难为之继”。旧有的从属于封建家族的儿童观，由此开始被新型的国家民族意义上的儿童观所替代。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励行普及教育，以全力发展儿童本位之教育”。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1927—1937十年间，稳定的政治环境更是为现代儿童教育的实施提供了保障。

20世纪之初，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也被传播到中国，上海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提倡“儿童中心论”，又称“儿童本位主义”，他主张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以儿童为中心，使教育与现代社会、生活实用紧密结合在一起。1919年4—5月杜威访沪，宣传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引起积极的社会反响。1925年美国女教育家、道尔顿教学法创建者柏克赫思特于访问上海，倡导技能训练教学体制，注重儿童的动手能力。1931年美国儿童教育专家华虚朋夫妇访问上海，提倡“文纳特卡制”，主张将儿童个性发展与社会意识的培养相联系。随着现代教育思想在上海的广泛传播，知名教育家如陶行知、陈鹤琴等纷纷身体力行，推行现代儿童教育。

儿童本位教育的重要特点是注重儿童个性发展，教育形式灵活多样。娱乐是教育儿童的重要方式，然而在传统社会中，儿童娱乐的重要性并未得到承认。对于儿童玩具和游戏，中国古代素有“玩物丧志”一说，用于儿童启蒙的《三字经》里就有“勤有功，戏无益”的古训，教育儿童勤劳可得到回报，终日戏耍则无益。在这些观点的作用下，中国历来忽视玩具和游戏对儿童成长的积极意义。儿童玩具以哨子、娃娃、陀螺、拨浪鼓、粘土、铁叉、大刀等为主，儿童娱乐如踏青、放风筝、打秋千等类同于成人的娱乐，专属于儿童的娱乐较少，娱乐促进儿童体智发展的功效也未能得到充分体现。然而，传统《百家姓》《三字经》等启蒙读物是难以满足儿童全部的精神需求的，“中国向来以为儿童只应该念那经书的，此外并不给预备一点东西，让他们自己去挣扎，止那精神上的饥饿，机会好一点，偶然从文字堆中——正如在秽土堆中捡煤核的一样——掘出一点什么来，聊以充腹，实在是很可怜的。”近代以来，随着儿童地位的提升，人们对儿童关注的增多，儿童娱乐被视为儿童的教育方式之一，在思想、文化乃至科学方面对儿童的启迪作用尤为可贵，对儿童接受现代思想也发挥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二）西俗东渐成为上海儿童娱乐发展的契机

上海开埠以后，在外侨的示范下，西方现代娱乐方式被植入上海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从功能上看，最早出现在上海的西方现代娱乐方式是为了满足外侨生活的需要，这些被称作“奇技淫巧”的魔术、电影、溜冰等逐步吸引了上海居民的眼球，“洋娱乐”成为一种摩登的生活方式走人寻常百姓家。

上个世纪20、30年代，随着租界公园向中国人开放，公园作为休闲娱乐场所的公共性得以体现。与中国传统的私园相比，除了园艺景观之外，公园还配有音乐演出场、体育健身场等休闲娱乐设施，同时还是西方音乐在上海市民中传播的重要路径。空闲时间到公园散步、娱乐和健身成为当时上海人的一种时尚娱乐行为，儿童也成为公园的重要游客。上海公共租界著名的兆丰、虹口、外滩三个公园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儿童参观游览，颐养身心，开阔眼界（见表1）。

20世纪初，电力在上海的广泛应用形成了以电力能源为主导的一系列娱乐产品，包括电台、电影院等。上海广播电台设有专门的儿童播音：“儿童音乐播音每日分两次播送，第一次在永生电台，其时间为下午二时三十分至四时，第二次在恒森电台，其时间为下午六时三刻至八时一刻。”1933年上海儿童晨报社还联合电台和公司举办了儿童播音比赛。

电影自登陆中国起就广受儿童欢迎。1915年上海的《进步》杂志刊载《电光影戏与儿童关系之商榷》一文，提到民国初年我国电光影戏（早年对电影的俗称）的盛行如“春潮日涨”，为数众多的电影观众中有相当多的孩童。中华书局出版的《教育电影》一书将教育电影分为三类：社会教育电影、学校电影、儿童电影，这三种类型电影的产量高达数百部，观众绝大多数都是儿童，电影作为上海儿童娱乐的主要形式之一在时代呼唤下应运而生。

与此同时，上海儿童读物出版繁极一时，儿童图书在内容和形式上突破旧有的学科分类，以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编写。连环图书因其直观、有趣的叙事方式，特别受到儿童的青睐，并迅速风靡开来。1922年4月《儿童世界》刊载“图画故事”，以多幅甚至上百幅图画组成连续性故事，开连环画连载之先河。之后，几乎所有儿童杂志都有类似连环画连载故事，有的连环画画家还兼任儿童刊物画家。此后又有各种儿童文库、儿童丛书等系列图书出版。当时就有人如此评价当时的儿童图书：“最近几年，尤其是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间，儿童用书的出版最为热闹，商务印书馆有小学生文库五百册，幼童文库二百册，小学分年补充读本六百册；中华书局有小朋友文库四百五十册，小学各科副读本三百册；世界书局有儿童文库二百册；此外，儿童书局、北新书局等也都有类此的出版物。”这些儿童图书以儿童为主要读者，形式上灵活多样，旨在传播有别于传统蒙学的新式教育思想。

此外，儿童体育得到大力提倡，体育社团、专业体育学校成立，体育竞赛频繁，体育成为上海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幼儿园、小学内均设有体育课或游戏课，还有课外活动时间。上海各大游乐场如先施百货公司游乐场、永安百货公司游乐场中都设有儿童乐园、儿童园地或儿童世界等，专供儿童游乐。

在西俗东渐的作用下，上海经历了一场由农耕文明向近代工业社会演进的娱乐革命，并导致人们娱乐方式和观念的改变，儿童娱乐也体现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儿童娱乐不再是传统农业社会儿童物质享受的手段，而是儿童提升自我价值和素质的重要方式。儿童娱乐不单单是一种经济消费方式，而且代表着一种新式生活方式，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儿童娱乐突破原有农业文化束缚，打破传统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表现为大众化、商业化，同时也彰显其教育性。

（三）经济的发展带动上海儿童娱乐的兴盛

首先，民族资本成为推动儿童娱乐发展的重要动力。民族资本是“推进上海近代城市娱乐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力量”。当玩具、电影、图书、游乐场等作为市场经营目标被引入上海市民消费市场时，民族资本也注意到了儿童这一庞大的消费人群，因此积极投资于儿童娱乐。

晚清之际儿童玩具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及至19世纪80~90年代，上海市场上西方儿童玩具已经非常普遍。如表2所示，在利益的刺激下，上海民族资本投资儿童玩具业，30年代是上海玩具民族工业兴盛时期，形成了金属、赛璐珞、木制、橡胶、布制、纸制和童车等七大类玩具。上海成为全国儿童玩具制造业中心，其中永和实业公司生产的永字牌橡胶皮球30年代行销全国，备受小学生喜爱；康元制罐厂玩具部雇工100多人，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玩具制造厂。

1918年起，商务印书馆开始自行制作影片，如表3所示，主要有五大类：“风景”“时事”“教育”“新剧”“古剧”，且多是短片。商务印书馆自行制作了约20多部教育电影。影片除了在放映的时候实现对广大群众和学生的直观教育外，还辅以书籍等文字教学资料和教员的口头讲解，以达到最佳的教育效果。这些影片都受到观众尤其是青少年和儿童的喜爱，尽管一二八事变中这些影像资料全部被毁，但我们仍能从这些影片的名单中感受到当时教育电影的繁荣。

上海还是中国近代儿童读物出版中心。当时出版儿童读物的出版社有商务印书馆、新华书局、中华书局、广益书局、儿童文艺杂志社、儿童书局、文光书局、世界书局、建国书店、作家书屋、小朋友书局、北新书局、华华书店、基本书局、正气书局、大众书局、狂飙出版部、广学会、良友图书印刷公司、蓓蕾出版社、大东书局、经纬书局、亚东图书馆、科学图书仪器公司、正中书局、儿童读物社等26家出版机构，其中儿童书局等4家出版机构更是直接面对儿童，以儿童图书为主要经营目标。

其次，上海经济的发展为儿童享用娱乐提供了物质基础。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的电影院、公园、体育场、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娱乐设施在全国首屈一指，增加了儿童的娱乐范围和项目。1931~1936年先后成立了上海市立民众教育馆儿童图书馆、敦义儿童图书馆、第一儿童图书馆、市立第二儿童图书馆、中华慈幼协会图书馆等，供儿童阅读书报。据1934年上海市行政统计概要记载，当时有市立民众教育馆2个，博物馆1个，美术馆3个，公共体育场10个，民众阅报处65个，公共娱乐场38个，电影场40个，公园15个。这些设施为儿童享用现代娱乐提供了物质基础。

再次，经济的发展还导致上海城市拥有广阔的消费人群，包括相对富裕的上层群体、日益扩大的中等收入消费群体和庞大的下层消费群体，生活在上中下各个阶层家庭中的儿童成为上海儿童娱乐业的消费者。中上层家庭中的儿童看电影、游公园、拥有各种书籍和玩具是很普遍的事情，即便在上海年收入最低的工人家庭中，每年也有一定数量的文化娱乐开支，可供四口之家每人听一次地方戏，逛一次大世界，或看一次电影。这便意味着生活在下层家庭中的贫苦儿童也有机会享受到现代儿童娱乐。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儿童电影、书籍、玩具等还具有了公益性质，凸显了儿童娱乐的教育功能。如1933年秋，在一些热心教育电影的人士的集资筹办下，上海设立了“全国教育电影推广处”，位于当时的博物院路19号，有教育影片约180部，免费供应给各地学校、教育行政机构和社教机构，是供应各地教育电影的枢纽。1935年上海市儿童幸福委员会也开办了儿童电影院，免费放映教育电影。1936年成立上海市儿童电影推行委员会，指定“东海、西海、荣金、东南、世界、金城”六家影院于每星期日上午十点放映有益儿童的教育影片，每人座价只收5分。此外，儿童节和儿童年期间，公园、儿童游乐场、电影院免费向儿童开放，各出版社向儿童尤其是童工等下层儿童派送书籍报刊，玩具经销商向儿童赠送玩具等。这些措施旨在使各个阶层的儿童都有机会享受到现代儿童娱乐。

儿童娱乐的繁荣是上海城市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产物，反映了城市功能的健全，充实了儿童的闲暇娱乐，丰富了儿童的精神生活。儿童娱乐还属于当时教育部规定的社会教育范畴，具有积极的教育作用。

二、1927—1937年上海儿童娱乐的教育导向

（一）儿童娱乐以儿童本位教育为出发点，在生活中教育儿童

首先，娱乐是儿童生活的重要内容，儿童娱乐突出儿童的参与。娱乐是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是儿童尤其是学龄前儿童生活的主要内容。儿童在娱乐中通过观察和理解周围的事物获得生活常识，提高心智，并形成良好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儿童身体的各种组织和器官较为柔弱，需要通过锻炼来发育成熟，娱乐是重要的锻炼方式。此外，娱乐还能帮助儿童发现美和进行美的创造，儿童还可以在娱乐中学习各种有关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和获得基本的生活技能。

1927～1937年是上海城市由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转型期，受到儿童本位教育的影响，在城市娱乐体系的发展过程中，传统农耕文明所维系的“成人中心”转向“儿童中心”，儿童娱乐更加注重从儿童身心和认知的发展特点来教育儿童。1927—1937年上海儿童娱乐场所数量增多，娱乐在形式和内容上更加凸显儿童的主体地位和参与意识。儿童不仅仅是娱乐的被动接受者，更是以主体的身份在娱乐中与周围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由此发展自己。儿童玩具、儿童体育、儿童游乐场等都强调儿童的参与；儿童图书、儿童电影等也以儿童心理为基础，发展儿童的兴趣，当时上海有不少电影院在星期天的上午加演一场电影，多为卡通片，主要就是为少年儿童服务。儿童播音、儿童歌曲等突破了以往儿童教育的范围，注重对儿童进行审美教育和熏陶，极大地促进了儿童身心的全面发展。

儿童娱乐注重训练儿童的参与能力，以期让儿童融人生活，创造生活，如有歌谚倡导：“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把儿童解放出来，特别是解放他们的手和脑，来创造新的儿童世界”。《申报》刊登的飞虎牌油漆广告中讲述了“三娘教子”的故事：孩子在母亲指导下自己将“小桌小椅，一齐漆好，非常美观”。“慈母与游子”的故事讲的是母亲帮助少年整理衣物，少年独自去杭州参观博览会。这些都强调了儿童的参与，培养儿童亲力亲为、自己动手做事的习惯。

其次，儿童娱乐和学校教育互为补充，代表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学前教育和初等教育不断发展，儿童入学率在全国居于领先水平。1937年上海59%的适龄儿童入学率远远高于当时30.88%的全国适龄儿童平均入学率，但即便如此，上海当时仍然有41%的适龄儿童难以入学。对于这些儿童来说，体育馆、电影院、公园等社会教育设施就成为他们接受教育的主要途径。与此同时，对已经入学的儿童来说，娱乐也能够带给他们以新的学习方式与学习体验，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如电影、体育运动等“舶来品”和新式儿童图书、玩具象征着“摩登”的生活方式。儿童娱乐内容不再是传统农业社会中单一封闭的玩法，而是变得多元开放，从重伦理教化到重实际应用，并且和儿童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在“教育即生活”思想的影响下，儿童娱乐反映儿童生活，又通过生活给儿童以启迪。从生活书店1935年对总书目的一个分类索引可以看出，当时关于儿童少年的读物涉及到普通读物、语文、社会、公民、史地、自然、技术劳作、文艺（包括美术）、生理卫生、体育和童子军等10大类，92个小类。这些图书来自生活、反映生活，又在生活中教育儿童。

在近现代上海社会生活的变革中，新旧生活习惯混杂并存，新式生活方式逐步在生活中成为主导，而能够较多享受新式生活方式的是城市中上层居民，城市下层儿童的生存生活受到严峻的考验。1935年联华公司拍摄了三部极具现实意义的儿童影片（见表4），在中国贫弱的大背景下关注儿童培养，或反映城市对儿童的期盼希望，或描绘底层儿童试图改变生活的抗争。这些影片是儿童生活的真实写照，敦促社会解决儿童的实际困难，激发儿童拼搏奋发的斗志。

儿童图书、儿童电影、儿童歌曲、儿童游戏和玩具注重儿童个性的塑造、潜力的挖掘和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在日常生活中营造了良好的娱乐环境。只有在能得到承认、支持和获得自主活动机会的生活环境中，儿童才能富有情感地、热切地、创造性地从事各种活动，并将这种具有参与性、主动性、独立性、创造性的主体精神最终扩展到儿童成长的其他领域。

（二）儿童娱乐体现爱国主义情怀，号召儿童救亡图存上海是民族矛盾非常集中的半殖民地城市，政治的不独立始终制约着其自身的发展，寻求民族独立成为迫切需求，培养儿童的爱国情怀也是儿童娱乐的重要任务。

上海玩具民族工业的兴盛和当时的反帝爱国运动、提倡国货的历史背景有关。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激起民愤，人们抵制日货并转而购买国货。上海多家民族资本主义玩具厂生产的玩具都带有浓厚的爱国色彩，鼓励人们购买国货以表达爱国之情。1919年上海爱国玩具厂诞生，以“赤心爱国牌”为商标生产铁皮机动玩具，20年代又制造了印有“勿忘国耻”的铁皮鼓。

自1927年起，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之首的先施公司在商场内专门设立“儿童世界”，供儿童进行正当娱乐，其中包括军事用品，以“激起儿童爱国观念”。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儿童报刊的创办者怀着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从事创造性的劳动，他们把国家危亡的危机感和追求自由民主的紧迫感，通过报刊传播给儿童”，同时也对儿童寄予厚望，期望儿童在不久的将来肩负起抵御外侮和建设祖国的责任，儿童读物将儿童成长发展与团结御侮紧密结合。如左联文研会创办的《中学生》《新少年》《现代儿童》等。《申报·儿童周刊》从创刊起，几乎每期都刊登有爱国主义教育的文章，如1933年12月10日《儿童周刊发刊辞——寄全国的小朋友们》、12月17日《为民族、国家去努力》、12月24日《我是中国人》等。还有在上海坚持出版近800期的《儿童日报》，均从不同的角度向儿童发出了救亡图存的号召。

儿童电影制作者也认为“反帝抗争，御侮自卫，应当作为儿童电影主要的内容，为了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为了中国彻底的自由独立解放，从儿童教育着手，真是电影作家们重要的任务了。”商务印书馆制作的教育电影，时事片多数记录上海的社会生活；风景片主要录制了中国的名胜古迹，借以反映中国的悠久文化历史，有的还联系时政，如《济南风景》里介绍了日本帝国主义攻占青岛等，希望以此激发儿童的爱国主义情感。

（三）儿童娱乐服务于上海经济的发展，敦促儿童成长成才

1927—1937年上海工商业发展突飞猛进，工商业从业人口骤增，如上海机械行业的技术工人1920年为2871人，1931年就增至9754人。上海需要大批劳动力来维系经济的持续发展，除了大批涌人的移民之外，儿童是未来建设上海的重要生力军，儿童的成长成才由此得到格外关注。儿童娱乐和时代发展需要相契合，引导儿童健康成长，以满足上海经济发展的需要。

首先是塑造儿童健康的体格。近代以来，中国人素被称为“东亚病夫”，中国积弱的原因也被归结于国民身体的病态，“强国必先强种”“强民必先强儿”获得广泛认可，儿童身体的存在和强壮被认为是城市发展和国家富强的基础，娱乐也需要引导儿童强身健体。在当时的上海，作为现代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在儿童娱乐中得到格外的关注。1928—1932年，上海6个简易体育场有5个设置在小学校园中。公共体育场中也可以经常看到儿童的身影，据1930年上海市立公共体育场调查，1930年7～12月，妇孺部的活动人数分别为15640、14765、23180、22840、20900、18520、115845人，可见妇女儿童参与体育活动的人数是相当可观的。自1928年11月至1937年5月，上海市政府举办了九届小学联合运动会，号召儿童进行体育运动，锻炼健康体格。儿童期是身体发育最快的时期，体育可以帮助儿童身体发育和运动能力的发展，同时还能帮助儿童树立自信心，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学会竞争等。

1928~1937年上海市政府举办了16届卫生运动大会，其中包括对儿童卫生的宣传教育。1936年第15届卫生运动时，中华慈幼协会在民众体育馆主办儿童卫生玩具指导，参加民众近千人，对家庭中的儿童玩具提出以下要求：“一，玩具不可太大，不可太小，以防危害身体；二，玩具要易于洗涤，免为疾病媒介；三，不可用玻璃制品；四，颜色不要有毒。”商务印书馆的教育片也有一些进行卫生科普工作，如《驱灭蚊蝇》记录了南京东南大学附设的昆虫局在当时所创造的一种消灭蚊蝇的方法，配合卫生讲演放映，收到良好效果。《申报》《良友画报》等还举办多次儿童健康比赛，儿童健康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其次是传播现代科技知识。随着二三产业的发展，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工业化生产逐步取代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是获得更多利润的有效途径，人们意识到科学技术在生产和生活中的重要性，城市亟需具备现代科技知识的技术工人，由此开始注重对儿童进行科技的启蒙。

儿童图书内容走向科学化。20世纪20年代基本还是连环画的天下，连环画主要取材于传统的神话或者历史故事，如世界书局出版的《连环图画三国志》《水浒》《岳传》《西游记》《封神榜》等。30年代上海出版了一大批少儿自然科学读物。如中华书局1930年出版《走兽的故事》，1931年出版《航空的器具》，1933年出版《地球和月亮》《天空的现象》，1934年出版《象的故事》《我们的地球》《四季的好花》《云雨和雪》，1935年出版《孩子们的电报电话》，1936年出版《日光和空气》《水里的动物》《水里的植物》《伟大的蒸汽机》《海底世界》等。儿童书局于1931年出版陶行知编写的《儿童科学丛书》。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王云五主编的《自然界》《生命现象》《地球》《奇象》等，1934年出版《电世界》《表面张力》等，1935年出版《自然界的四季》《磁石和磁力》，1936年出版《动物界的奇观》《陶器和瓷器》，1937年出版《飞船和飞机》《地球和化石》《太空和航空》。开明书店于1934年出版《神秘的宇宙》，1937年出版《少年科学未来战》。这些书籍涵盖声光电化，瞒足了儿童的精神需求，又从娱乐的角度对儿童进行了现代科技知识的启蒙，利于开阔儿童的视野，增长其知识，发展其智力。

玩具中科技知识的应用给儿童以启蒙。玩具照相机、传声器、纸飞艇、热空气球等都可以对儿童进行浅显易懂的科学知识普及。如玩具照相机让儿童明白小孔成像原理，传声器告诉儿童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原理等。著名教育家蒋梦麟的童年在浙江余姚农村度过，接触到余姚生意人从上海带回来的玩具，包括“小洋刀、哨子、皮球、洋娃娃、气枪、手表等”，他认为这些“洋货”开启了中国工业化的步伐，“我们天真而不自觉地吸收这些新鲜的玩意儿，实际上正是一次大转变的开端，这次转变结果使中国步上现代化之途”。新式儿童玩具向儿童传播科技知识，教儿童“都能拿起纸折飞机抛在空中滑翔……（儿童学习）制造小小的抽水机，也能做玩具汽车。他们开始养成研究机械的习惯，这对国家的未来工业化运动是个良好的基础。”20世纪30年代，传统“玩物丧志”的观点被摒弃，时人认为玩具对于儿童智力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玩具是儿童的恩物”成为普遍的共识。总之，1927—1937年上海儿童娱乐已经超出传统娱乐的范畴，表现出现代性，在促进当时儿童成长发展的同时，也给我们以启迪。

三、对现代儿童娱乐与教育的启示

从娱乐方式上看，儿童娱乐应形式灵活，贯穿于儿童日常生活的始终。娱乐是儿童日常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于学龄前儿童或者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入学的适龄儿童来说，娱乐是其接受教育的主要途径。在儿童的衣食住行中进行娱乐，通过培养儿童的动手、沟通等能力，寓教于乐，能够激发儿童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作为社会教育的一部分，儿童娱乐是学校教育的有益添增，体育馆、公园、游乐场等可以让儿童身临其境，切实感触到生活的乐趣，并以此为契机，养成良好的行为方式、文明的生活习惯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等。

从实施原则上看，儿童娱乐应以儿童为中心。娱乐是儿童接触自然、社会和生活的桥梁与纽带，让儿童在生活中主动进行娱乐，在娱乐中接受教育。儿童娱乐应注重以儿童为中心，避免儿童娱乐的成人化，尊重儿童的独立自主性，以民主平等的方式对待儿童。只有体现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性，反映童真、童稚、童趣，调动儿童普遍参与的娱乐，才能让儿童真正享受到娱乐带来的身心放松和愉悦。

从娱乐内容上看，儿童娱乐应以现代知识体系为依托，实现科学化。娱乐应兼具知识性、娱乐性和教育性，从事娱乐活动时儿童大脑的敏感度显著增强，此时接触到的知识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今天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掌握现代科学知识是儿童必备的技能，而科学的娱乐内容比静态僵化的内容更接近儿童爱玩的天性，用现代科学理性指导儿童娱乐，更易引起儿童的兴趣，并达到教育的效果。

从娱乐目的上看，娱乐应反映时代需求。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是不断变化的，儿童娱乐应依据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合理引导儿童具备时代所需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儿童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当前中国社会处于全面转型时期，儿童娱乐应迎合社会发展和变革的需求，在内容、形式、观念等各个方面不断更新完善，促进儿童娱乐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努力把握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本质要求，推动社会变革与儿童娱乐的发展，以最终促进儿童身心的成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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