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女子诗文总集的性别视角

乔琛

（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淮北 235000）

摘　要：明代女子诗文总集的编纂，大量收集、整理、保存女性文学作品，并为清代女性文学选本的编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明代从事这项工作的大多是男性文人，他们建构体例、确立标准，努力提升女性文学的地位和品格。但由于追求编辑的目的性和体例的宏大性，因而选本普遍存在作品重复、雷同甚至讹误现象。明末女性编辑者方维仪和沈宜修所辑的选本，有意校正上述偏差，使女子诗文总集具备了真正的女性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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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明代；女子诗文；总集；性别视角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5）05－０149－05

收稿日期：2014-05-10

作者简介：本文为本人主持的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立项“《全唐诗》咏女诗选注”的阶段性成果，批准编号为1405

作者简介：乔琛（1963-），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女性文学。

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录明人编刊的女子诗文总集数量超越了前代编纂女性诗文总集的总和。从嘉靖、隆庆年间起步，到万历年间渐成风气，崇祯年间走向繁盛。然诸多总集编辑者大多是男性，女性编辑者主要出现在明末或明清之际，有方维仪《宫闺文史》《宫闺诗史》《宫闺诗评》，沈宜修《伊人思》一卷。尽管女性编刊数量少，且方维仪编著至今未见，但从仅存的数据中，依然可以体现出独特的女性视角。

近年来，对明人编辑的女子诗文总集研究开始走向深入。第一，对明人所编女子诗文总集编纂史的研究。主要是研究选本的编辑过程。如陈正宏的《明诗总集编刊史略(上下)》（第五节）[1]，王艳红《明代女性作品总集研究》。[2]第二，对明清女诗人选集选录标准、策略的研究。如孙且《明清女诗人选集及其策略》[3]、陈正宏《中晚明女性诗歌总集编刊宗旨及选录标准的文化解读》[4]、张丽杰《明代编纂刊刻女性文集的选文标准及其目的》。[5]上述研究从史学、选学角度探寻男性文人对于明清女性文学繁荣所做的贡献，同时体现明代女性诗文总集不同于前代的特色。第三，对于明人编辑的女子诗文总集性别视角的研究。孙康宜指出男性文人关注女性文学的根本出发点是在才女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翻版，显示出自身被“边缘化”的心态[6]；方秀洁则认为，“他们选编女性作品的目的始终与建立一种女性诗歌传统无关。”[7]透过看似喧嚣的表像，有必要对男性文人编辑女性诗文总集的心态和目的进行深度挖掘。

一、明代女子诗文总集男性编刊者的价值取向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明清时代产生过更多的女诗人，仅仅在三百年间，就有两千多位出版过专集的女诗人。而当时的文人不但没有对这些才女产生敌意，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还是女性出版的主要赞助者，而且竭尽心力，努力把女性作品经典化。”也就是说，明清文人把整理编辑女性作品，“视作重建文学经典的活动”[6]。明代女性诗文总集的编辑状况，体现了男性文人对女性文学活动的关注与赞赏，他们为整理和保存女性文学创作资料所做出的贡献，功不可没。

明代男性文人如此尽心尽力收录编辑女子诗文总集，基于他们对女性文学价值的重新审视。

田艺衡《诗女史叙》中言道：“远稽太古，近阅明时，乾坤异成，男女适敌。虽内外各正，职有攸司，而言德交修，材无偏废。”[8]他所主张的平等原则，不仅强调“男女适敌”，也倡导消除女子之间的差异，所选闺秀、妾、妓、尼诗文不分等次，一并记录。这无疑是对前代选本以女性身份确定作品选录次序的编辑思想的突破，开风气之先，显出其女性观的进步性。其后，池上客所编《名媛玑囊》[9]、新安蘧觉生辑《夜珠轩纂刻历代女骚》[10]、郑文昂《古今名媛汇诗》[11]、马嘉松《花镜隽声》[12]等女子诗文总集在体例上都体现了这种思路。

钟惺认为“诗，清物也，其体好逸，劳则否；其地喜净，秽则否；其境取幽，杂则否；然之数者，本有克胜女子者也……男子之巧，洵不及妇人矣！”[8]相对钟惺在“清”的层面上关注女子诗歌创作的特色，赵世杰在情感表达方面提升了女子诗作的价值，他在《精刻古今女史·凡例》中指出“选集古文坊刻繁甚。每于女性遗弃不录，孰知宫闺中尽多名作，感慨激烈倍于男子。”[13]在肯定和提升女子诗文创作价值的基础上，明代男性编选女子诗文总集，力图“庶垂百代之规式”[2]“庶几与典漠训诰并垂不朽”[8]。这种建构经典的意图，主要表现在女子诗文总集“辑”和“选”两个层面。

首先，“辑”的经典性通过“辑者”的身份地位及其影响体现出来。

俞宪（1483-？），字汝成，号是堂，无锡人。嘉靖戊戌（1538年）进士，官至湖广按察使。他所编选的《盛明百家诗》是明代中期的明诗总集，保存了大量明代文学文献，对此后总集的编选提供了借鉴范例。其中《淑秀总集》一卷[14]，辑入前编。收录明代女性诗歌，共17人，诗赋词72首，是明代较早的断代女性诗歌总集。

曹学佺（1574-1646），字能始，号石仓，福建候官人。万历23年(1595)进士。《明史》卷288有传。他编选的《石仓十二代诗选》分为《古诗选》《唐诗选》《宋诗选》《元诗选》和《明诗选》五部分，是明代规模最大的诗歌总集。其中《明诗选》有《闺秀》集，次集卷139也专选了女子诗歌。共收录明代13位女子的79首诗。

《盛明百家诗》和《石仓十二代诗选》都是当时的大型诗歌总集。其收入女性诗歌数量虽然不多，然重视当下女子诗歌的创作，并且将女子诗歌完全融入到选本体例之中。女子诗歌借助这些名家颇具影响力的总集，走出了以往仅仅被作为选本之末的附属地位，其价值得以提升。

钟惺的《名媛诗归》最能够体现名家选本的影响。《名媛诗归》显然沿用了与《诗归》相同的体例，其中明代名媛诗歌占全作三分之一的卷数，是选录明代当朝的女性诗歌最多的著作，也是明代后期乃至清代诸多诗歌选本主要参照的底本。虽然质疑其作者真实性的声音一直不间断，但并没有影响它作为经典选本的地位。可见文化名人对于提升女性诗文总集价值的作用。

其次，“辑”的策略在于广泛收集女子诗文，改变女子诗文被忽视的历史，追求“采之足以备史”的宏大架构。

鉴于明以前女子诗文采集失之全面的问题，明代女子诗文总集的编辑者对选本的全面性非常重视。田艺蘅提出的采集策略是，“妇女与士人不同，片言只字，皆所当记，其有名无诗者，亦得因事附见。”[8]《彤管新编》“以世所传《彤管集》篇帙未备，更为辑补。”[8]。江元禧《玉台文苑》、江元祚《续玉台文苑》按文体分类编辑女子之文。《玉台文苑》分为:赋、楚辞、诏、册文、敕、玺书、令、表、上书、疏、状、启、笺、书、词、传、序、引、记、讼、赞、论、铭、诔、哀册、墓铭、祭文、杂文。《续玉台文苑》分为：赋、诏、令、表、疏、启、书、传、檄、纪、序、引、跋、赞、论、行状、祭文、杂着。力求做到“媛无漏集，集无漏篇”，成就“黄金成屋，不贮一代之弦歌；白玉为台，尽括千秋之词藻”[8]的宏篇巨制。

钟惺的《名媛诗归》收约350位女诗人，1600首作品；郑文昂的《古今名媛汇诗》收录古至明37位，元女性作品1706首。都可谓大手笔，体现出选本的文献性质。这些选本尽量以最大的篇幅呈现女性文学的自然状态，客观上展现了古代女子文学创作的发展脉络，对于我们认识古代女子的生活与文学创作，也大有裨益。

第三，“选”的目的是确立女子诗文总集的编选标准，提升选本的质量。

提髙选本质量的前提是指出前代选本的不足之处。郭炜在其《古今女诗选·序》中认为：“诗之道由来远矣！但古今男诗有集，而女诗则未有集，间有集之者，又不辨佳恶，稍成语辄录之，遂至冗易不可观。夫不集之者，毋乃曰：‘文章非女子事，’此实迂矣！至于集之，而巴雪杂奏、砖玉并陈，未尝出一言定其价。”

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确立选本的编选标准。在这个方面，明代男性文人表现出的开放意识迥异于此前历朝历代传统文人。各种编选原则的互现，充分展现了女子诗文创作多姿多彩的气象。

提出上述问题的郭炜阐述其《古今女诗选》的编辑原则时说：“余斯集，上自古逸、汉、魏、晋、唐、宋以及我明，凡见之于史及诸传记者，虑无不搜而抉焉，似颇无遗……总之，一字一句一声响莫不阁笔评量，庶几得一当以无贻羞风稚之林。故选之严与男诗等，盖尝取而论之矣！”[15]“选之严与男诗等”，实际上是试图建立与男性创作相同的经典体系。

《女骚》以收录文章为主，编纂体例是“稽其贞淫互记，仙俗杂陈，夷夏兼录，良贱并存，品格行谊，不尽足挂齿牙”，[8]不以德行分类，优者必录。赵时用认为“兹刻也，庶几与典漠训诰并垂不朽。”池上客《名媛矶囊》的编辑原则也是如此：“余友博习暇休，取古彤管而拔其尤者，无论名妃淑媛及声妓孽妾，咸不以微故捐焉”[16]。显然，此类选本采取的是优选原则，更加注重提髙作品的质量。

《诗女史》是明代较早的女子诗文总集，其《凡例》所表现的编辑思想具有一定的开创性，他说：“国风虽有妇人女子之诗，多不可考……世远人湮，深可怜惜。其余皆宋人臆说，不可尽据……文人代作诗，昭然可辨。若《木兰》诸篇是也，间存一二，余不备录。仙女鬼女诗，真者固多，伪者亦复不少，存一二以备一体。自五帝至秦，以其邈远。故所必录。自汉至六朝，则事略而诗详。自唐至五代，则事详而诗略。若夫宋元则诗教既微，乃能崛起，斯亦闺怨中之杰也。我朝作者固多，而传者不可备得。今偶录所见，余为好事博鉴者成之，当为续史。赋者，诗之流，调者，辞之流，皆得入录。”[8]一边辨真伪，一边筛选，一边建立自己编选诗文的体例，包含着田艺蘅对于自古以来女性诗文编辑状况的反思和修正，呈现出开阔的视野。

明代亦有男性编选者并不醉心于大制作，只立足独特的视角选取女子诗文作品。其中，以“情”为线索辑选女子诗文的选本尤其有意味。王之祚为马嘉松《花镜隽声》所做的跋中说，“与天下谈性，莫先与天下谭情”[17]，指出此书以情为收录标准；竹溪主人《丰韵情书》更是把情看作诗文创作的首要因素，“顾情而不达以书，何以语情；书而不表以情，何以语情书？”[18]张梦征《青楼韵语》、冒愈昌《秦淮四姬诗》所选之诗多为妓女所作，把持的选辑标准是“情”、“才”并重。

综上所述，明代男性文人尝试以不同的标准辑选女子诗文总集，共同勾画出女子文学创作的多面性风貌，使女子文学创作浮出历史地表，走入更多人的视野。然而不可否认，与上述过程同步表现出来的还有男性文人编辑思想的局限性。

首先，由于历史原因，男性文人的编辑思想始终无法避开女子德、才关系。象《花镜隽声》《丰韵情书》《青楼韵语》《秦淮四姬诗》那样大胆肯定和赞赏女性“才”、“情”、“色”的选本并不多；如《诗女史叙》《名媛玑囊》《夜珠轩纂刻历代女骚》《古今名媛汇诗》《花镜隽声》以体例设置为策略，打破女子身份界限的选本也是少数。大多数选本强调入选女子以德为先，才居其后。如郦琥辑《彤管遗编》说：“学行并茂，置诸首选：文优于行，取次列后；学富行秽，续为一集；别以孽妾文妓终焉，先德行而后文艺也。”目的是“君子读前集后集，可以观善而道心萌，读续集别集，可以惩志而人心灭”，而这样的选本才能“采之足以备史，资之足以弘识”[8]。以德取人的标准和劝人修行的目的，显露出男性辑选者对于传统“女德”思想的认同。

其次，在各选本互为转借的过程中，重复性和粗疏性表现突出，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编刊者重目的、轻文本的倾向。前文说过，明代女子诗文总集选本处于初步的建构时期，所以，男性编选者将编选目的的阐释和体例的建构放在首位，而对于作品的选择用力不足。因而导致了：“闺秀著作，明人喜为编辑。然大抵辗转剿袭，体例略同。此书较《名媛诗归》等书，不过增入杂文；其余皆互相出入，讹谬亦复相沿”[8]的结果。这不仅削弱了选本的价值，而且极易造成人们对于女性诗文的误解和误读。

二、明代女子诗文总集女性编刊者的性别构想

方维仪和沈宜修的选本，代表着明末女性编辑的女子诗文总集的两种走向——建立女性的正统诗学观念和强调女性选本的性别化特征。

首先，方维仪：“刊落淫哇”、“区明风烈”——建立独立、纯正的女子诗学。

方维仪(1585-1668)，安徽桐城人。出生于桐城桂林方氏望族，嫁入另一大家族姚家。她的婚姻走的是大家闺秀的传统路径，然而，她的命运却截然不同。潘江传曰：“年十八寡居，因请大归，守志清芬阁。与伯姊孟式、娣妇吴令仪以文史为织纴，教其侄以智俨如人师。手定《古今宫闺诗史》，主刊落淫哇，区明风烈，君子尚其志焉。著有《楚江吟》《归来叹》诸稿。与从妹茂松阁吴节妇俱守贞至八十四而终”[19]。此语基本勾划了方维仪一生的轨迹，在其寡居的六十余年里，她既是方氏的家族“女师”，也是方、吴、姚三个家族的女性领袖。所著还有《清芬阁八卷》《尼说七惑》；编有《闺范》若干卷；所评《宫闺诗史》《宫闺文史》《宫闺诗评》。书稿却无一完整保存下来，连被各种选本不断提及的《清芬阁集》，也仅部分地存于《然脂集》中，找不到其原始刻本了。方维仪作为桐城桂林方氏一族，甚至是明清时代整个桐城举足轻重的人物，关于她的传记材料也少得可怜。传记的缺失，更遮蔽了原始的真实。这也使研究她的女性诗文选本工作异常艰难。

《燃脂集例》有这样的评价：“方夫人仲贤《宫闺诗史》持论颇驳《诗归》，实以《诗归》为底本，以云‘区明风烈’则有之；辩正舛伪，功犹疎焉。”“方夫人《宫闺文史》亦仅取季卿(郑文昂《古今名媛汇诗》)附录者，稍另编次，而益以奏疏、女诫等十余篇。”[20]“方夫人《宫闺诗史》《文史》二书，并有《正集》《邪集》之分，虽义存劝惩，实不必然。”[20]

王士禄作为《宫闺诗史》《宫闺文史》的见证者，对二书内容和体例的批评是有依据的。且不论他对于《宫闺诗史》“‘邪’、‘正’之目”的褒贬，从其言语可以推知，“以《诗归》为底本”的《宫闺诗史》，篇幅不会太小，且方维仪以“史”命名，其全面性也可以想见。依方维仪的学识，完成这样一部选本的编辑和评论，应该是有保证的，不至于非要以《名媛诗归》为依据。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驳诗归”才是《宫闺诗史》真正的编辑目的呢？《名媛诗归》认为“古今名媛，则发乎情，根乎性，未尝拟作，亦不知派，而自流其翡雅者也”，[8]强调的是女性创作的自发性和随意性，以之印证女性作品“清”的质量。《名媛诗归》“这部三十六卷本的大型诗选在明末清初确实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光因为它是此前女性诗选的一个总汇，同时也是女性诗作的一个极为丰富的来源，而且在于钟惺所规定的一套如何看待和阅读女性诗选的理论框架。”[7]“影响”从来都是双面的，在彰显编选者的意图，让读者更多了解女性作品之外，《名媛诗归》也必然强化其对女性创作单一的评价标准和“其间真伪杂出，尤足炫惑学者”[21]的缺欠。

所以，驳《名媛诗归》或许可以视作方维仪建立自己诗学观的一种策略。她“论古今女士之作，编为《宫闺诗史》，分《正》、《邪》二集”[22]，“主刊落淫哇，区明风烈”[23]，其编辑思想和体例不排除有保守的一面，其中也应包含着对于当时男性编辑女子诗文总集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的反拨。从这个意义上说，抓住最有代表性的《名媛诗归》去“驳”，显然是最有力度的。

“不以才贵”作为“别邪正”的前提，确实有以德论诗之嫌，比男性文人的编辑思想更加保守。何以会如此呢？方维仪为胞姊《纫兰阁诗集》所作的序中，十分痛心地表示：“哀吾伯姊时遭不遇，一脉自悼，虽有才名著世，樛木仁慈，空叨冠佩之荣，历蹈艰辛，上下加责，有孰怜者。”[8]同样的，姐姐方孟式的《清芬阁序》也对妹妹怜惜无比：“玉节冰壶，加慧益敏，而不炫其才。居恒仰天曰：女子无仪，吾何仪哉！离忧怨痛之词，草成多焚弃之，偶一绘施金相，竞炙庄严，即沈阁弗録，鄙为末技。窥其学不减女博士祭酒，下上古今，亹亹成章。偶示扇头，卫楷永真。咸捧如宝，常讳之为余艺。”[24]方氏姐妹对于“才名”的态度，体现了明末女性对自身处境的清醒认识——才华，只是被别人言说，并不因此而改变她们的人生。“女子无仪，吾何仪哉”的感叹中，蕴含着无群则无我、对于女性群体尊严的呼唤。这种与女性生命经历紧密相连的体悟，使方维仪不敢有“恃才”的奢望，转而在“正”、“邪”中建立与正统相契合的标准去编辑、评论女性诗文，使之成为被正统承认的经典，应该是她策略性的选择。

其次，沈宜修：反对“沿古”倾向，收集当代作品，充分体现选本的当代文献价值。

沈宜修（1590-1635），字宛君，其夫叶绍袁，天启五年进士，累迁京师朝阳门城守，弃官归故里。崇祯九年，叶绍袁编刻家集《午梦堂全集》，集中有《伊人思》。《伊人思》是沈宜修编选的明朝女性诗文集。作为一个女性诗人和诗文总集的编辑者，沈宜修对女性作品的保存状况有一种深深的忧虑。《伊人思》卷末附有“唐宋遗事”，沈宜修特意对之做了一个说明：“此类逸于选外者甚多，不能尽搜合作一帙也，亦恨事耳。故举所知稍附于此。”[24]本欲编辑本朝女性诗文集，却还是忍不住附上唐宋“逸于选外者”，可见沈宜修对于唐宋女性作品在收集编辑过程中被遗漏的状况是十分痛心和惋惜的。因此，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种局面。

沈宜修这样阐释自己编辑《伊人思》的意图：“世选名媛诗文多矣，大都习于沿古，未广罗今。太史公传管晏云：‘其书也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余窃仿斯意，既登琬琰者，弗更采撷。中郎帐秘，乃称美谭。然或有已行世矣，而日月湮焉，山川阻之，又可叹也。若夫片玉流闻，并及他书散见俱为汇集，无敢弃云，容俟博搜，庶期灿备耳。”[24]

广罗、编辑“逸于选外”的女性诗文，是沈宜修明确的编辑目的。所以，她并不去建构选本的体例，然因集中许多作品的唯一性，其文献价值非常髙。近代学人胡文楷先生编辑著作《历代妇女著作考》时，将《伊人思》作为重要的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参考文献，并且把《伊人思》收录的朱盛藻《灌春逸尚序》和方孟式《维仪妹清芬阁集序》录入书中。这两篇序文随着两部作品集的失传，成为作品集曾经传世的唯一证据。

沈宜修的编辑思路直接决定了《伊人思》所选诗文的特色。避开已经流传的作品，一方面意味着《伊人思》在作品选择上的艰难，汇集“片玉流闻”，“他书散见”的女性诗文，对一个活动范围有限的女性来说，其辛苦和困难可想而知。另一方面，这也使沈宜修之选，不受任何局限，保留了作品的女性特色。其选诗多为女子唱和、怀人、写景、抒怀之作，表现出女性真切的生存状态。以《伊人思》中方维仪诗作的选取为例，所选诗作《共姜》《寒月忆妹茂松阁》《晓庭》《蛩声》《空庭》《暮春与吴妹话别》《古意》《春夕》《夜棽》《同二美人文庄溪望》《独坐》《花影》《至东郊望何夫人居》等，或为离忧怨痛的倾诉，或为空房独守的冥想，可以窥见一个长期寡居女性孤寂的内心理路。这与男性文人选本中的方维仪形象是不同的。在此，去除“贞女”、“节妇”的包装，摆脱所谓“丈夫气”的光环，方维仪被还原为一个孤独无依的女性，令人油然而生无比怜惜之感。《伊人思》辑录于晚明，此时，文坛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女性诗人刻意专学男子诗风的现象，沈宜修的《伊人思》是否有意规避或者校正，我们没有依据。但可以肯定的是，此集所呈现的女性诗文的自然存在状态，给后人认识明代女性诗歌创作提供了更为真实准确的数据。

三、明代女子诗文总集对清代女子文学选本的影响

明代女子诗文总集的上述状况，正如编选者们所期待的那样，为清代的女性诗文总集的编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

首先，规模宏大的女子诗文总集相继问世。如汪启淑辑《撷芳集》收入女诗人达二千人左右，黄秩模辑《国朝闺秀诗柳絮集》达一千九百四十八家。周铭于康熙十年辑成的《林下词选》和徐乃昌宣统元年（1909年）完成的《小檀栾室汇刻百家闺秀词》和《闺秀词钞》等等。

其次，清代本朝女子诗文总集比明朝数量多，规模大。除《撷芳集》、《柳絮集》外，还有恽珠辑《国朝闺秀正始集》、胡孝思等辑《本朝名媛诗抄》、许夔臣辑《国朝闺秀香咳集》、蔡殿齐辑《国朝闺阁诗钞》等等。

第三，女性所辑诗文总集数量大增，规模不逊于男性编辑的选本。如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柳如是《古今名媛诗词选》；王端淑《名媛诗纬初编》、《名媛文纬》二十卷、《明代妇人散曲集》；季娴《闺秀集》；还有诗话如沈善宝《名媛诗话》、施淑仪的《国朝闺阁诗人征略》等等。上述种种总集的编辑，延承并发展了明代编辑者的思路和体例。此外，与明代相比，清代大量带有区域特征的女性诗文总集的编辑和刊刻，不仅大大增加了女性作品的数量，更为重要的是，显示出各个不同区域女性诗歌发展的走向，为古代女性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如所周知，清人在学术上针对明朝的空谈性灵而提倡实事求是，重视史实的考订，使“考据学”成为学术的主流，因此，清人做了很多以扎实的第一手数据校正明代编辑者互相抄录的工作，避免了强化讹误的缺陷，使清代女性诗文总集的编纂走向多样化的健康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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