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教育管理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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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21-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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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近现代中国的教育管理学研究,肇始于1840年以后的西学冲击,发展于洋务运动前后日本教育管理学的传入。1898年,光绪帝下诏变法,谕令书局引译外书,许多日本书籍传入国内。20世纪初叶,各类新式师范学堂纷纷设置教育管理学课程,国人亦开始编写相关著作。20世纪20年代起,转而效仿美国,美国的教育管理学著作接踵而来,于30年代达到顶峰。至20世纪40年代,终至走上本土化的发展道路,我国的教育管理学逐步生长,各类著作中更是闪现出立足本土实践的宝贵思考。


  关键词:近现代中国;教育管理学;师从日本;移植美国;立足本土


  1840年至1949年,我国教育管理学经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先是受到西学冲击,西方的先进文明通过在华传教士的传播以及新式学堂的建立开始传入中国,继而师从日本、移植美国,终至走上本土化的发展道路,从而奠立了近现代中国教育管理学的基础。系统梳理近现代中国教育管理学的发展脉络,不仅能够填补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史研究的不足,而且也有利于探索我国教育管理学未来发展之路。


  一、西学冲击(1840-1897年)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导致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势力进一步在中国延伸。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西方资本主义的海外传教事业在中国开始兴盛起来。众多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为传播宗教而创设学校,虽然加深了对中国的侵略,但是这些学校教学内容的丰富性与教学方法的先进性确实对当时国内传统封建的私塾与官学造成了一定冲击。就学校管理而言,传教士在管理学校的过程中能体现出较当时更为先进的教育管理理念,著名的马礼逊(Morrison)学堂创办者、美国传教士布朗(SamuelRobbinsBrown)在学堂课程的设置上,不仅注重传播西学,重视分层教学,而且在聘请中国先生传授汉语的过程中,强调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批判。[1]1847年,容闳、黄宽和黄胜三名马礼逊学堂的学生随布朗校长赴美深造,在求学过程中受到了西方教育管理思想的熏陶。1860年,从耶鲁大学(YaleUniversity)毕业归国的容闳前往天京与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见面,对洪提出的七点建议中就包括了一条要“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2],虽然这一建议最终并未实行,但却能体现出他对学校教育管理行为规范化的重视。


  洋务运动时期,各类新式学堂纷纷建立。这些学堂多聘有在华传教士任教或者参与管理。被誉为是中国近代新式学校发端的京师同文馆聘任了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AlexanderparsonsMartin)为英文教习,之后升任总教习,掌管教学事务。而后由于学堂的运转需要制度加以规范,一些学堂则开始应用国外教育体制,比如我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马尾船政学堂,不仅聘任外教传授外语,还规定了其教育体制“悉按英、法海军学校成规”[3],因此这些新式学堂在办学中多少受到了西方教育管理体制的影响。另外,这一时期我国出版了一些由在华传教士编写的介绍西方国家教育制度的书籍,著名的有传教士花之安(ErnstFaber)的《德国学校论略》,介绍了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教育情况。《西学考略》是传教士丁韪良在游历美、法、德、英、日等七国后编写的,主要内容是介绍七国的教育体制。


  总的来看,1840年至1897年间不论是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播西方国家教育制度,还是我国成立的一批新式学堂对现代教育管理体制的需求,都对教育管理学研究的产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在华传教士并非国外的教育管理学专家,所出版的并非是专业的学校管理学或教育行政学著作,而仅是国外的教育制度,属于教育管理学中偏宏观的部分内容,且他们的最终目的在于传播基督教而非教育华人,这就决定他们所传播的内容很难形成系统的教育管理学理论,再加上这一时期国人并没有受影响而开始编写任何教育管理学著作,因此西学的传入虽然对我国的传统封建教育产生冲击,但并未导致我国教育管理学的产生。


  二、师从日本(1898-1920年代)


  清末民初时期,我国开始全面学习日本,教育管理学也从日本引进,走上了“师从日本”的道路。在这一时期,教育管理学正式被列为各级师范学校的课程,为了满足教学需求,国人开始编写教育管理学方面的书籍,但多为照搬或模仿国外研究成果。出版的书籍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日本的原著翻译;第二类是国人效仿编写的相关书籍;第三类是教材,供师范学校讲习所用。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痛定思痛,人们看到轰轰烈烈地进行了30多年的洋务运动并未使真正使中国富强起来,维新派革命家韩文举质疑道:“能制器者有几人乎?能译书者有几人乎?能海战者有几人乎?能熟习商情者有几人乎?”[4]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JohnAllen)和光绪进士任廷旭在1896年的《文学兴国策》中介绍了美国的教育,林乐知认为日本的富强是学习美国教育的结果[5],因此他呼吁中国应该学习日本。同样的,清政府朝野上下意识到需要向日本学习的必要性,中国留日学生总监督夏偕复提出需要向日本学习教育,认为中日两国自古以来不仅政治上“大体相同”,在宗教上同样“并重儒佛”,因此日本的教育若能在我国实行,其结果应该是“行之无害而有功”。[6]


  1898年,光绪下诏变法,除旧布新,命令各省、州、县、府开设中西学堂,并要求“官设书局编译中外要书”。[7]另外,效仿日本学制,分别在1902年和1904年颁布了“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并设置了教育管理学方面的课程。日本的教育类以及教育管理学的书籍也因此开始流入中国,对田雁主编的《汉译日文图书总书目1719-2011(第1卷1719-1949.9)》中收录的日文书籍进行统计可以看到,从1898年开始,我国引进日本的教育类著作开始增多,并在1901年迅速增加到了20本,其中,田中敬一编、周家树译的《学校管理法》(1901)为我国引入的第一本学校管理学著作。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


  1901年,《教育世界》由罗振玉在上海创刊,主要介绍中外教育思想与制度,并大量引译日本的书籍,包括学科规则、学校法令、教育学、学校管理法、学级教授法和各科教科书六类。[8]从1901年5月的第1号开始,《教育世界》刊载了田中敬一的《学校管理法》与三岛通良的《学校卫生学》。《学校管理法》一书从微观角度入手,分为“绪论”“校舍”“校具”“教科”“学级”“教员”“管理(狭义)”“卫生”“经济”以及“表薄”十个章节来对管理学校的各方面内容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除了以上两本,这一时期引进国内的书籍还包括《日本大琢氏学校管理法》《学校管理法问答》以及《日本普通教育行政论》等。与此同时,官府也下令要求学堂管理人员研读教育管理学著作,并规定了指定书籍。


  在课程方面,1902年清廷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在该学制包含的六个章程中,《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师范学生在第三年阶段学习的教育学课程中除了“教育之原理”,还增加了“学校管理学”。[9]1904年,清廷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这个学制中的《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以“讲明教授管理之法为宗旨”,并把“教育法令”与“学校管理法”放在第四年的课程之中。在《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中,“学校卫生”同“教育法令”被列为教育学的相关课程,而在1906年更是将“学校制度及管理法”定为师范生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的本科通习科目,《奏定进士馆章程》中也规定“教育行政法”为学生第一年需要学习的课程[10],这说明在不断变动的课程安排中,教育管理学这一学科越来越受到重视。民国成立后,中华民国教育部发布的《师范学校规程》和《师范学校课程标准》等文件中,均规定师范学校开设教育管理学相关课程。因此,在清末民初,教育管理学在我国师范学校中的学科地位已经确立。为了满足教育需要,国人开始编写相关书籍,通过对北京图书馆编写的《民国时期总书目》中有关教育管理学的著作进行统计发现,从1911年至1920年,国人共编写了约11本教育管理学著作,其中教育行政学3本、学校管理学8本,其主要书目详见表1。


  三、移植美国(20世纪20年代-30年代)


  进入20世纪,随着工业化的完成,美国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通过战争与领土扩张迅速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世界的经济文化中心。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为美国教育的扩充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美国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普及了中等教育,中职教育和高等教育也迅速发展,促使了具有美国特色的“教育阶梯”的形成。同时,有关教育管理学的研究也积极开展,自被誉为美国教育管理研究先驱的威廉·佩恩(WilliamHaroldPayne)撰写了美国历史上第一部学校管理学著作《学校督导》(ChapterOnSchoolSupervision)后,教育家达顿(S.T.Dutton)和斯奈登(D.Snedden)师徒出版的《美国公立学校管理》(AdministrationofPublicEducationintheUnitedStates)反映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教育管理的情形,是第一批教育管理领域博士生的学习材料[11],因此当时美国的教育管理学在世界上也是处于领先的地位。中国的教育管理学在经历清末民初“师从日本”的阶段后,随着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大量学生赴美留学,再加上日本始终企图侵占中国,“二十一条”的签定浇灭了国人学习日本的热情,所以从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的学习对象开始转向实力日益强大的美国。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热潮正赶上美国教育管理研究最初的迅速发展时期,因此,美国的教育管理研究开始流入中国,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著作上,20世纪20年代起美国开始成为主要的原著来源,不仅引译了杜威(J.Dewey)的《明日之学校》(SchoolofTomorrow)和桑戴克(E.L.Thorndike)的《新教育的基本原理》(ElementaryPrinciplesofEducation)等众多的教育学书籍,相关的教育管理学著作也开始从美国引进。据统计,在20世纪20-30年代我国从美国引进了大约14本教育管理学书籍。


  由于当时美国的教育管理学处于追求效率的“科学管理”(scientificmanagement)时期,因此除了教育行政学与学校管理学,国内还引进了有关教育统计测量的著作。有欧提斯(A.S.Otis)的《教育测量统计法》(StatisticalMethodinEducationalMeasurement)和葛雷德(H.E.Garrett)的《心理与教育之统计法》(StatisticsinPsychologyandEducation)。著名的教育管理学家克伯雷(EllwoodP.Cuberrley)的研究成果是国内学者的关注重点,夏刚伯翻译了克伯雷的《校长与其学校》(ThePrincipalandHisSchool)的第一部,命名为《校长的位置及职务》,全书围绕行政组织的形式、校长的位置和职务三个角度来对校长的角色进行了介绍。夏承枫则翻译引进了《城市教育行政及其问题》,该书来源于克伯雷的原著《普通教育行政》(PublicSchoolAdministration)的第二部分,包含了教师问题、教育行政方法和教育行政组织问题三个章节的内容。夏承枫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译者序中表示初读这本书时,认为“国情互异,无多参证价值”。随着近五年参与教育行政工作后再温习此书时,惊讶发现此书所讲述的问题与我国地方教育行政的现状十分相似,因此翻译此书是为了“重在开发城市之优点并说明其演进情况,以为各地之所借鉴”。[12]


  此外,姜琦和杨慎宜翻译了瓦格涅(C.A.Wagner)的《视学纲要》(CommonSenseinSchoolSupervision)、张文昌翻译了黎突(W.G.Reeder)的《学校行政的原理与实际》(FundamentalsofPublicSchoolAdministration)等著作。这一时期国人编写的教育管理学著作开始增多,约为44本,有关教育行政学的有23本,有关学校管理学的有21本。其中,范寿康编写的《学校管理法》为当时师范学校教授教育管理学学科的教科书,其特点是在内容上围绕的是小学管理,包括“小学校的宗旨”“小学校的设置”“小学校的编制”“小学校的设备”以及“儿童的管理”等内容。另外,该书也介绍了美国教育管理学,最后一章“新式学校组织”中涉及到美国的葛雷制(TheGarySystem),认为“现今关于学校组织中的新制极为繁多,就中,葛雷组织也是著名的新组织法的一种”。[13]芮佳瑞编写了《葛雷式学校组织概观》一书来专门对美国的葛雷制进行介绍,包括葛雷式组织的缘起、原则以及二重的编制等内容。其他主要的著作参见表2。


  在课程设置方面,这个时期一些大学也开设了教育管理学课程。比如1918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设置了教育行政、教育法令、教育组织及管理法、学校卫生与设备等课程。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了“壬戌学制”,该学制的一大特点是以美国学制为学习蓝本,要求原先的师范专修学校改为师范类大学或者依附于其他大学,促使国内出现了“高师改大运动”,对我国原先的师范教育造成了重大改变。[14]在当时国内著名的六所高等师范学校中,只有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升格”为北京师范大学,成为国内当时仅存的一所师范类大学。而在当时,教育部对师范大学的课程并未统一规定,于是授予了北京师范大学自设课程的权利,该校当时拟定的公共必修教育科目中包括教育行政,设在各系四年级讲授。[15]


  四、立足本土(1930年代-1949年)


  1927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随着政局的稳定,我国教育管理学的发展得到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的教育管理学虽然也受到殃及,但是依然在保持平缓地发展。由图2可以看出,进入20世纪30年代,国人编写的教育管理学著作有96本,其数量达到了民国时期的顶峰,虽然在进入40年代之后数量下滑,但与20年代的产量基本持平,更有罗廷光所编写的《教育行政》(1943)这样的佳作。


  在经历过“师从日本”和“移植美国”之后,我国的教育管理学学者渐渐走上了自我探索的道路。1925年,舒新城就指出,“大部分学生出国以前既不会明白国情,回国以后,又以为学问已造极——此实多数留学生的普通心理——更不愿研究国情”,他们多数人“只会搬用外国材料、赞扬外国文物制度之一法”,[16]对留学生学成归国的盲目自高以及只会照搬国外知识的现象表示担忧。这个时期,国内学者开始意识到过去我国教育管理学发展存在过多移植和借鉴的现象,在引入国外研究成果的时候需要更多考虑如何本土化的问题。姜琦和邱椿的《中国新教育行政制度研究》、杜佐周的《教育与学校行政原理》以及罗廷光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教育行政》等著作之中均体现出这一思想。总的来说,这一阶段国内的教育管理学一直处在发展阶段。


  在著作方面,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之间,不仅国人自编的教育管理学著作数量迅速增加,而且教育行政学的专著也开始作为师范学校用书,有张季信的《地方教育行政》、邵鸣九的《地方教育行政》和黄敬思的《学校调查》。杜佐周的《教育与学校行政原理》将教育行政与学校行政区分开来,既从宏观视角介绍教育宗旨、中央集权制与地方分权制、教育视察等教育行政原理相关的内容,又从微观角度包含学校建筑、中小学课程、学生课外活动等学校管理相关内容。而在第一章的导言之中,杜佐周提到不可盲目引用国外教育制度,“故自当有我国自己的教育制度。我们研究各国的教育,取其长以为我们的参考,去其短以为我们的借鉴则是可以的。若欲完全仿效之,则必如削足就履”。[17]


  也是从这个阶段开始,教育行政学专业在大学迅速发展,教育行政学科系承担起培养教育行政人员的使命。国立中央大学和私立厦门大学分别设立了教育行政系;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教育系从本科第三学年起开设教育行政组,据学者调查,当时的教育系被赋予了“养成教育行政人员”的使命。[18]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教育管理学的学科专业队伍初步发展起来,杜佐周、常导之、姜琦以及邰爽秋等人是当时国内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学者。


  20世纪40年代左右频繁的战争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国战前发展起来的教育管理学也受到了破坏,但并没有被摧毁。为了培养教育发展所需的师资,1932年,教育家徐特立在瑞金主持创办了中央列宁师范学校,学校的科目就包括了教育行政这一学科。随后在苏区确立的师范教育制度,规定高级师范学校的课程需要包括教育行政,短期师范学校的主要科目有小学管理法和教育行政略论[19],可见教育管理学这一学科在当时的年代仍旧受到重视。


  在抗日战争期间,各根据地的教育行政机构先后成立,负责各地区的教育工作。陕甘宁边区实行了每位督学负责视导一个学区教育的学区视导制,这些督学还曾集中在一起编写了如《怎样做县督学》和《小学训导》等与学校管理学相关的书籍。[20]1941年,刚成立的延安大学正式设立教育学院,专门开设了教育行政班,来培养县级教育行政人员。另外,当时著名的边区师范学校在师范教育中开设了教育行政、教育统计与测验等与教育管理学相关的课程。[21]


  受战乱影响,20世纪40年代国人编写的教育管理学著作数量有所减少,但罗廷光的《教育行政》称得上是这一阶段国内最杰出的教育管理学著作。该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教育行政本论,下卷为学校行政,运用了哲学、历史、比较和科学四种研究方法,分学制系统、教育人员、行政组织、体育卫生等12个章节来研究和论述中国的教育行政。在序言中,罗廷光就表示我们既不能移植国外的教育制度,也不能照搬国外的教育行政书籍应用于我国,体现出他反对盲目借鉴和沿用国外研究成果的态度。邱椿对该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该书“陈仪精致而不流于空虚”[22]。这一时期其他的主要著作见表3。


  令人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时期里,全面“效仿苏联”,受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国内的教育管理学被弱化为凯洛夫教育学体系下的一个板块,致使我国教育管理学在这段时间里裹足不前。在随后的“十年动乱”之中,教育管理学更是遭到了破坏。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我国教育管理学才开始了恢复重建工作。


  五、结论


  回顾近现代中国教育管理学的演进历程,可以看到,经历过“西学冲击”“师从日本”“移植美国”和“立足本土”四个发展阶段后,教育管理学在中国逐渐生根、发芽、成长,一步步地发展并完善。


  第一,我国的教育管理学研究,在19世纪中后叶即已开展,至20世纪初已粗具规模,形成了学校管理学和教育行政学两个分支。观察清末学堂至抗战时期学校的课程设置,可以发现,对学校管理人才的培养一直受到政府的重视。同时,国内出版发行了众多教育管理学方面的专著和论文。就专著而言,民国期间国人编写的就有100多本。根据张复荃先生的考证,1919年起至抗战前,发表在报刊上的教育管理学论文也有近2000篇[23]。在众多的出版物之中,不乏立足本国实践的宝贵思考。


  第二,我国的教育管理学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的100多年间,还停留在思辨与移植借鉴阶段。虽然成果较多,但多偏向于思辨研究和经验总结,鲜有实证研究。这一特征延续至今,仍反映在当前的教育管理学研究之中。同时,国内许多的教育管理学著作是效仿国外的书籍进行编写,虽然在20世纪30-40年代,杜佐周和罗廷光等学者在其专著序言中表现出要考虑本国国情的意识,但是在内容上仍深受美国教育管理思想的影响。[24]


  第三,我国的教育管理学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立足本土、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管理学。经历了1930-1940年代的本土化探索以及1978年以来的恢复性发展以后,我国的教育管理学迈入了新时期,不仅拓展了研究领域,而且开辟了教育管理学性质、研究对象、学科体系等原理性问题,致力于教育管理学理论体系建构。因此,如何立足本土建构我国教育管理学理论体系、完善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制度、提高教育管理学专业化水平,应该是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