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6年10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莅临暨南大学文学院，为师生做了一场题为“强制阐释论”的学术讲座。其间，王艺欣、黄炜星、刘雅静等研究生与张江教授进行了热烈互动，现将相关讨论记录于此。
王艺欣：在硕士阶段我们作为外国语学院学习英美文学的学生，学习了大量的西方文论。当时的我对于西方学术严密成熟的体系，在感慨自己本科研习疏漏之余，也对这种自成一格极具说服力的学术理论形式和风格感到十分的拜服。在考博的时候，我认识到了这一点。在阅读《文心雕龙》之类中国古典文论书籍之后，我认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形式虽然和西方文论大相径庭，但并无高低之别。但在我看来，古典文论热的兴起，是因为中国文学批评“市场”受到西方文论碾压所致。中国古典文论的重新发掘被中国文学理论市场当作“自证”的根据，本身就是对自身理论体系缺乏信心的表现。的确，“体系”这个概念虽源于西方，但能不能成为精密的理论“体系”并不是判断理论本身优劣的标准。中国有很多宝贵的文学文化材料和论题，然而，西方的汉学家资料更齐全，他们采用和中国学者完全不同的研究方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
在听强制阐释论之前，我在思考中西文论的优劣之别的问题，为何西方文论在全球如此盛行？为何西方文论和西方文化价值观在全球有如此大的市场？真的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更严密？他们更有逻辑性？强制阐释论给了我新的思考方向。“言必有因”，我们只看到了西方文论的成果，却并没有去探寻它发生的根本和动机。不敢去怀疑，将学术神化，正是学术走向僵化的动因。在我个人看来，西方批评理论在全球盛行是有其内在需求的推动的。这并不是一场单纯的文学性运动，就像美国在科幻电影有绝对发言权一样。这是由于其在精神价值主导权的争夺需求，是一种“软性的”文化“侵略”。改革开放时期，正是中国急于吸收先进国家文化软实力优点的时期，在这种背景下，严密的英美理论批评盛行，不分场合不分背景被大量运用引进就可以理解了。我认为当时英美批评理论被中国文学批评界引用、征用，是出于自身精神价值的需求，急于摆脱中国“闭塞”“落后”的形象。但是在中国经济和国际地位崛起的现在，这种文学精神领域被欧美批评“文化霸权”把持的现象，引起了我们反思。我认为这种对强制阐释的反思不仅是文学批评的需要，也是物质精神生活标准全盘欧化之后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在经济硬实力崛起之后，对文化软实力争夺的必然结果。
张老师给我留下的最宝贵经验，还是敢于质疑敢于反思的精神。一个有学术追求的人，无论何时，都不能放弃思想的独立性，对学术权威的盲目崇拜只能遮蔽自己的双眼。我是研究科幻小说的，在科幻小说批评界，欧美无疑还是最具有主导权，因为科幻小说源于欧洲。在大量阅读科幻理论之余，我惶惑，研究中国科幻文学，但中国科幻理论空白又该如何？我也怀疑，科幻理论的确涉及很多其他领域的知识，这算不算强制征用？最后我明白，这些是源于科幻文本内容本身，中国科幻文学要想做出高质量高水平的批评，在借鉴西方批评路径之余，还是得从自身文本特点出发。虽然很困难，但是我会努力去学习和发现。
周建增：强制阐释论确实触及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基本弊端，对于文学理论研究将产生推动作用。张教授对于解构主义的看法也同样击中了要害，但是他也遮蔽了解构主义重视文学的一面。我们都知道，解构主义注重读者的自足性，这种自足性是以文学文本为基础的。解构主义继承了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细腻的文本解读方法，通过分析文本的修辞如隐喻、象征破解文本，这正是鲜明的文学批评手法。从这个角度来说，解构主义并非全然不好，西方文论依然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
于洋：张江教授提出来的这个论题，在我看来有两点，一是解构消解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地位，回归文学本体，避免先入为主；二是建筑民族文学，立足本土，发掘并推广有特色的中国文艺理论。首先就第一点而言，我认为这次的讲座可以为目前文艺研究领域树立一个警戒线，冲击目前文学研究的思维定式，破坏目前强制用理论诠释文学作品的研究方法。其次，张江教授提出的“说中国话”，我有一些想法。西方文论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我国学者不该唯马首是瞻，但我们应该看到，20世纪西方文论本身是依据西方社会文明、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出现的，我们不该离开背景来看待它们。“曲线试图以迂回的方式明了方向”，西方文艺理论是在以文学的方式，试图同科学理性一道解决社会问题。而在我国，理论的目的在为文而文，远离了现实，也未尝试图以关照现实为目的。因此，建构中国民族特色的文艺理论，我觉得研究者们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一切文艺，最终都要使人过得更好，而不是为了空谈。
钟星辰：强制阐释是指20世纪西方文论进行文本阐释时出现的弊病，表面理解是阐释时背离文本本身而强制套用非文学的理论，理论本身还有更广阔的阐释空间。张江教授提出的这一理论本身到底是为了强调文本本身的作用、对文学性立场的坚守，还是提醒学界保持对西方文论的清醒认知和警惕民族话语权失落，个人认为二者皆有之。但是，从文本阐释的多样性来看，20世纪层出不穷的西方文论到底是强化了理论的独裁性质、消除了文本阐释的多样性，还是反过来丰富了文本的阐释，这个问题却是有待讨论的。后现代的理论纷繁复杂，尽管在运用上存在张老师所说的那些问题，但是这些理论对具体文本的解释依旧是对文本阐释的丰富，用文学性的方式阐释文本是必要且必需的，但是在此基础之上是不是也能允许类似20世纪西方理论那样对文学做其他角度的脚注？
黄炜星：强制性指涉的是先入为主的观念，而阐释则是对本质观念的探讨与解蔽。我对“强制性阐释”仍有疑问：如果说强制性阐释是理论的使用，那么理论的存在则显得毫无意义。理论本来是作为辅助工具对文本、现象、事件的研究，但无论试图采用哪种研究方法，都存在着前置性结构的视野，比如英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法。“阐释”置入到某种问题的探讨中，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呈现出“前置”观念的存在，实际上，这是一种对理论不自觉的使用。一旦将这种带有理论范式的阐释思维“切除”，仅存的研究方法便是以材料例证材料，或以数据得出结论。另一方面，倘若强制性阐释是对理论观念的否定，那么悬置理论后只能追溯到问题的源头，即对哲学形而上的探讨。因为观念、问题、观念都源于哲学，这是对形而上的解读。一旦落到形而下的问题，即面对当下热点问题、现象的探讨，是否能从哲学的思索维度对其探讨，从而获得解读的有效性，则是一个亟顺解决的问题。
李慧君：对我来说，强制阐释论是我们撰写论文时经常遇到的问题，在课程论文的撰写过程中，常常是自己已经前置了结论才进行证明。张老师说20世纪的重大理论多是强制阐释的结果，尤其是场外征用，但是我认为，这也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进步，因为学科之间的交流、融合会使视野更为开阔，理论毕竟都是个人建构的，怎会不带有主观臆断？哪位理论家不是在阅读与总结大量的文本作品之后才诞生理论模型的？当然，强制阐释论面对的几个学术问题是十分尖锐而值得深思的，我们必须不断反思自我才能追求更大的进步。因此，我们在写论文时，应该要拥有自己的观点，不盲从经典，不强制阐发，而应更注重文本本身，尊重本土话语，这才是张老师想传达给我们用于论文的核心要素。
刘雅静：我理解的“强制阐释论”实际涉及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如何运用理论分析文学文本，或者说理论与文学文本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二是在学术研究中，如何正确处理中西方关系。这两个问题几乎是所有学术研究都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张老师并非反对使用理论，而是强调要从文学文本本身出发。而非脱离文本，得出一个与文本无关的结论。若以作家研究或文学文本研究为导向的研究，脱离文本是不允许的。我的一个疑问是：若在非文学研究领域，将文学文本视为验证理论的“案例”是否可行？历史、哲学、宗教甚至法学领域均存在借用文学文本或从文学文本得到启发后提出非文学学科范畴的观点的情况。我初步的理解是可以的。首先，研究者的出发点并非文学，得出一个非文学学科范畴的结论是符合常理的。其次，文学文本自身本来就无所不包，里面有着丰富的内容，而且往往因作者自身的偏好而使得某一范畴的内容特别突出。如萨特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存在主义思想，谈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不可不谈到宗教内容，这些都是文学常识了。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从文学文本中得到启发，开启自身非文学学科的研究，也是符合常理的，也反向证明了文学的丰富性、开放性、启发性。如玛莎·努斯鲍姆是一位法学与伦理学家，也研究政治科学，但她的《诗性的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则从文学出发，探讨在一个“理性”、“效用”和“科学”占据主流话语的社会中，小说还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情感还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想象力是否能够促进更加正义的公共话语，进而引导更加正义的公共决策等问题。可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从文学出发，但最终落脚点并非在于文学文本本身的研究案例。虽然最终并非落脚文学，但该研究却凸显了文学的特性(文学的想象力和情感力量)，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野(文学能为社会公义做些什么)。
张老师提出一个生动的说法“吃别人嚼过的馍”。这也引发了我的若干思考：其一，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在此意义上而言，吃别人嚼过的馍难以避免，无论这个“别人”是古人还是洋人。特别在全球化的今天，思想交流频繁，某种程度上很难分清楚这个馍是他人的还是自己的？打一个粗俗的比喻，“纯种馍”的纯度已很难验证，更多的情况，应该是“杂种馍”。当然，前提是不应该忽略当今还是西方占据主要话语权的世界形势。我只是觉得，比起辨别哪个馍是别人的哪个馍是自己的，如何吃或是更重要的问题。
其二，要清楚别人的馍是什么原料做的？是否符合自己的肠胃？否则，南橘北枳的故事还要经常上演。具体到西方理论问题，则首先要清楚这一理论在西方的发展脉络、历史背景。理论的提出，背后一定存在一个或若干个问题。理论提出者试图通过提出理论以解决(或启发解决)这些问题。作为学习者和研究者，要先弄清楚这一问题是什么，在西方历史语境下是怎样一种情况，为何会出现这一问题等等。然后再回到中国的语境，分析这一理论的适用性。中国是否也遇到与西方历史、社会相似的问题？即使遭遇同样的问题，中西方由于历史、文化、社会的差别，问题的层次、表现形式、人们的处理方式等也会不同。这就决定了我们在运用西方理论时不能仅仅当个“搬运工”(诚然，“搬运工”也不好当，需要对西方理论及其背后的西方历史、社会有透彻的理解)。
其三，如何嚼？是狼吞虎咽囫囵吞枣继而消化不良，还是慢嚼细咽遇到“不合嘴”的吐掉“合嘴的”才吞进去，又或者，蘸点本土产的酱料、喝点本土饮品，使得外来馍更有本土口味？中国西学东渐百年至今，这一问题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学者在面对强势的西方理论时，自身的主体位置如何摆放。卑躬屈膝式已遭到批判，但西方崇拜、理论崇拜情况还一定程度上存在。当你是以一种崇拜式的主体位置面对西方理论时，一来丧失了批判维度，二来把西方理论当成“万能宝剑”，自己则当“墙头草”随之摆动。实质上并没有深入理论肌理理解其内在逻辑，继而将适合自己的“拿来”，不适合自己的“抛去”，换言之，没有将理论融进自身的生命体验。
其四，造自己的馍，需要哪些条件？这一问题过于宏大，但并不意味着作为学习者的我们就该放弃对它的思考。我当下的理解是，造自己的馍要建立在对自身历史和现实有透彻理解的基础上。只有从历史和现实中来，这个馍才能是中国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