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约评论员 黄英杰
2015年3月27日，国内著名大学清华、中国科技大、北航同日换帅。三所大学的校长皆是院十身份，清华、巾罔科技大两校掌门人为巾科院院十，北航掌门人为中国工程院十。院十做校长喜忧参半！喜因有一：一是，在中国大学学术与行政_二权相争的时代，院士作为一种学术头衔或终身学术荣誉称号无疑可以缓解一者之间的紧张，增强大学作为纯粹学术组织的象征意义，多少也能平衡一下公众对大学去行政化的呼吁，给予公众一些对于中国大学学术创造力正在改善的信心；二是，中国有着很深的尊重知识的优良传统，对于那些学养深厚的知识人总是厚爱有加，一度把他们放到天地君亲师的崇高位置上， “学而优则仕”的学仕传统深入人心，至十今仍有着潜在的影响力。忧亦两面：一方面，院十虽然主要是一种学术头衔，是对拥有者卓越学术能力及其学术成就的认可，针刘于中国两院院十，这种学术能力是专家之学，偏于某一领域。问题在于，在科学或者工程学某一领域达到极高成就的院十校长，是否就一定具有一所著名大学的治校能力呢，进而是否具有领导一所著名大学继续开拓走向未来卓越之境，完成中国大学世界一流构建的梦想呢？当然，这些院十校长能够走到校长的位置上，也是久经中国大学行政化的煎熬和考验，既然如此，他们的两院院十身份义能对消减未来中国大学行政化趋势、纯化大学组织的学术性，会有多少积极的贡献？另一方面，在科学技术成为现代人存在的基本样态的现代社会，作为巾罔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十的学者出任中国大学校长自有其价值和优势所在，至少可以推动中国高校的科技化进程，塑造中国大学的科学化形象，利于大学的日际化进程，与世界大学接轨。可是，在全球大学已进入反思科技对生态环境的暴力、对人的本质异化的后现代普遍大学意识里，两院院十出任中国大学校长是否会进一步激化科技与人文的另一重矛盾？尤其在巾罔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亟待发展和繁荣的当下，是否会加剧对人文社会科学生态环境的弱化？
那么，在两院院十已经成为中国部分著名大学校长的事实的境遇下，我们还能有什么期待？换句话说，他们除了院士的头衔外还应该有怎样的素养和眼光，在未来才会不负众望？其一，中华文明的白觉担当一百七十余年的中国社会发展史已经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在其根源上，中国的强大最终应是文化的强大，巾华民族的复兴应是文明的复兴。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文明的再造，民族精神的自强不息，自从现代巾罔大学诞生时代起就是其根本使命。即使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多事之秋，中国大学人对此也不敢稍有忘怀。基于此，作为中国著名大学的院士校长还需要对中华数千年的文明有着深刻的生命体认，需要刈巾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处境和优势有着独特的信仰。只有这样，才会带领大学自觉地进行中华文明的赓续与创新，担当起巾华文明复兴的伟大责任；其一二，大学观念的独特创造。作为独特学术组织的大学自有其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因素在，校长可以任命，大学的观念却不是行政任命可以解决的。大学的观念往往集巾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寄托了人们刈时代命运的省思。它不惟关乎大学的兴衰，更关乎民族未来的命运。民国大学时期，蔡元培之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科学组织，张伯苓之大学是引领社会发展的民主国，梅贻琦之大学是大师的联合体，不仅使得他们掌校的中国大学成为世界级著名大学，更是把科学、民主、知识等诸多现代文化观念植入中华文明。大学的功能和作用不只是现在的，也不只是民族的，虽然这些很重要。大学之所以存在，还有着更高的超越一时一地一民族、作为人类整体存在的关怀所在，而这些都集巾体现在院十校长可以创造怎样崭新的大学观念，以增强对大学生命本身的理解。其三，高尚人格的卓绝引领。当代中国有着太多的难题和困境，有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也有生态的、伦理的、意识的。在严峻的程度上，这些难题和困境并不比现代巾曰大学在其诞生的时代差多少。院十校长们能否带领大学勇敢地冲破既有的藩篱和束缚——不论这些限制是来自十校外还是校内，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实践提供新知识、新观念、新技术，哪怕新的创造会给我们的习惯和传统带来些许的不安。这种担当已经超越了学术，走向了道德。因此，我们期望院士校长有着卓绝坚毅的人格。唯有这样，他们才可以成为大学的化身，像谦谦君子一样“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计一切厉害得失，突破千难万险，积极推进大学变革，带领大学聚焦十真理的发明和传播，使我中华大地继续燃起耀眼的文明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