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春
这个案例，愚以为从行为层面和管理层面看，是成功的，但若从思想层面和教育（育人）层面来看，有些欠缺。这个孩子有明显的优点，班主任安排她做副班长，应该说还是善于用人的，起码可以说是善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后来发现了孩子的一些缺点（劳动不积极，对同学“颐指气使”），教师采取宽容态度，也无可厚非，从管理角度说，这样做对班级工作利大于弊。等到出了大事（吃回扣），教师通知了家长，后来以其他理由撤掉了她的副班长职务以示惩戒，但并未张扬，保护了这个孩子的自尊。再后来又既往不咎，继续信任她，但加强了班级制度建设，强化了监督和管理。她有所进步，到高二“官复原职”，而且获得了同学的好评。似乎一切都很圆满。
但你会发现，所有这一切都停留在行为层面。这个女孩为什么会拿回扣？她心里究竟怎么想的？是一念之差还是早有思想基础？后来她是否真的认识到了拿回扣的性质？以后她换个环境有没有可能重犯类似的错误？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更糟糕的是，班主任对这些问题似乎都没有多大兴趣，否则不会如此行事和行文。然而从育人的角度看，从德育的角度看，这里可能有价值观问题，正是需要高度重视的。
班主任关心孩子行为的转变（变坏行为为好行为），当然是对的，但是愚以为更应该关心的是她思想的转变，内心的变化。教育者和一般管理者（如官员，经理）的根本区别恰恰在这里。“老班，什么年代了？不花大把的钱，哪里有优质的服务？你out了！”“（教师）不厌其烦地又交代了一遍，翊不吭气了，下颌上扬45度，目光投向了窗外。”这两个细节告诉我们，这孩子吃回扣，恐怕不是偶然的，是有思想基础的，她是先扭曲了价值观，然后才做了错事。所以，我若是班主任，我不会急于通知家长，而要先跟她本人谈谈，问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要钱干什么用（这也很重要）。反正我要摸摸她的价值观的底数，以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我当然也会找她的家长，但我和她的家长谈话重点不一样。我会询问这个孩子的成长史，看看是谁影响了她的价值观。至于如何处理，虽然也要谈，但是次要的。总之我会全力深入这个孩子的内心世界，争取搞清她的道德状况，然后有针对性地和她讨论人生问题。这是个高中生了，不久就是公民了，可以和她严肃地讨论人生了。我当然不敢保证我的工作能改变她的价值观，我更不能保证她工作之后不拿回扣，我甚至不敢保证她是否心里骂我是“傻帽”，但无论如何，这工作我是要做的，这是德育，我尽力而为。我当然也会为她保密，但不一定支持她“官复原职”，因为长远看，这可能对她有害。
本案例作者刘老师说：“一个学生不敢做坏事，可能是班主任极为强势；一个学生不能做坏事，说明班级管理严明；一个学生不愿做坏事，则意味着班级文化优秀。”其中“一个学生不愿做坏事，则意味着班级文化优秀”的说法，愚以为值得商榷。一个人不愿做坏事，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的价值观不允许他那么做，他做人的原则不允许他那么做。说一个学生不愿做坏事是因为“班级文化优秀”，是归于外因。那么此人到了一个“文化不优秀”的班级，岂不就会做坏事？那怎么理解古人说的“慎独”？其实真正的道德恰恰是“无论什么环境，有些事我都会做，有些事我都不做。”这才是德育的最终目标——品德内化成学生的人格。德育成果，光从一个班集体的外部表现看是不够的，还要努力把它落实到一个个学生的心灵深处。
统观全文，我感觉刘老师对教育的理解有明显的管理主义、行为主义色彩，这是教育界的常见病。在另一处，刘老师说：“作为班主任，不只是做好伯乐与教练，同时也必须是洞察先机的领袖，必须具备解决问题于起始阶段的能力。”伯乐也好，教练也好，领袖也好，虽然都很重要，虽然教师也常常需要扮演这些角色，但都不是教师区别于其他行业的主要特点。教师区别于其他行业的主要特点是“育人”，即传承文化，指导人生。我觉得，刘老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不足之处。刘老师对德育的认识，可能缺少“个人道德修炼”这一块，或者对这一块重视不够。刘老师如此处理此事，案例这么个写法，不是偶然的。我不是说刘老师的工作不好，从行政管理角度看，这件事刘老师处理得很棒，我只是想从教育专业的角度，谈得深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