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晔
(湖南大学，长沙410079)
内容提要：通过成本一收益理论分析表明，政府增加民生支出可以增加犯罪的机会成本，减少从事非法活动的时间，降低犯罪率。基于1998年-2012年间中国29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结果也证实，民生支出与犯罪率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民生支出的增加可以显著地降低犯罪率。这一发现表明：现阶段我国民生支出的弱化可能是犯罪率恶化的一个重要根源。因而，更多地关注民生状况，不断地提高民生支出水平，将是我国治理犯罪的一个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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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犯罪率民生支出成本一收益
中图分类号：F812.4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544( 2015)06-0047-05
一、引言
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经济发展的同时却不得不面对日益严峻的犯罪形势。据治安方面的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犯罪率的年增长速度是西方国家的34倍；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刑事犯罪率绝对数要明显高于绝大多数亚洲国家。同时，从我国官方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见图1），短短的30多年里，我国犯罪率急剧恶化。中国公安机关犯罪立案总数从1978年的53万起，增加到了2012年的658 57万起，犯罪总量在35年间增长12倍多，年均增长率高达7.65%。并且，社会治安和安全问题已经连续几年成为群众安全感调查中最为关心的三大社会问题之一。
犯罪总会给社会各方面带来严重危害，导致巨大的社会成本支出。犯罪率的持续上升不仅消耗了大量稀缺性的生产性资源，导致资源配置失当和社会福利损失，而且还会造成社会不安定，威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阻碍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成为建设和谐社会道路上的沉重枷锁。因而，深入认识我国犯罪率的影响因素已成为一个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与犯罪率持续上升的同时，我们还发现，在中国式改革的过程中，各级政府更倾向于出台以投资为主的经济措施，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备受青睐，而事关居民福祉的民生支出，却显得相当孱弱。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我国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的部分仅占29.3%，而发达国家这一比重一般都在60%以上。“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住房难、就业难”已成为困扰人们的普遍性社会问题，中国的民生状况令人担忧。
犯罪率的恶化与民生支出的弱化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不禁令人猜测民生支出的弱化是我国犯罪率持续上升的一个重要根源(陈刚，2010)。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民生，同时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环境，研究民生支出与犯罪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发展目标与社会发展目标之间关系，以及选取合理的财政支出政策和刑事政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文献综述
犯罪经济学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虽然发展的历史不长，但是却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成果。在理论方面，犯罪学的鼻祖Bec,cana在《论犯罪与刑罚》指出，犯罪行为也不过是追求快乐而避免痛苦的一种行为。著名的功利主义哲学家Bentham也指出，只有当犯罪的快乐大于痛苦的时候人们才可能去进行犯罪活动。在此基础上，Becker(1968)建立了犯罪理论的第一个模型——“成本一收益”模型：若从事违法行为的预期效用超过将时间及另外的资源用于从事其他活动带来的效用时，人们便会从事违法活动。这一模型开创了犯罪经济学的新历程。此后，大量的文献也只是对这一理论模型进行了扩展和完善。
在实证研究方面，众多的文献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了犯罪率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①收入不平等(Fleisher,1966;Ehrlich,1973;Alesina et al 2004、2013;imrohoroglu A,Merlo A and Rupert P 2004、2006；胡联合，2005；吴一平和芮萌，2010；王韬和鲁元平，2011，陈春良，2013)；②劳动力市场环境(Myers,1983;Wong,1995;Freeman,1996;S Raphael and R Winter-Ebmer．2001；李殊琦和柳庆刚，2009；章元、刘时菁和刘亮，2011)；③教育水平(Ehrlich，1975;White and tauchen,1994;P Fajnzylber,2002;Jacob，2003；L Lochner，2004、2010；陈屹立，2008；何亦名，2009；陈刚和李树，2010)；④城市化及人口流动(Butcher,1998; EL Claeser and BI sacerdote, 1999、2003; Reid,2005;H Entorf,H Spengler,2000; Alonso-Borrego，2008；田鹤城和万广华，2009；陈刚和李树，2009；梁亚民和杨晓伟，2010)等。
现有研究主要从收入、教育和市场等角度进行分析，关注政府民生财政支出影响犯罪的文献较少，相关研究尚不成熟。从理论上来看，犯罪学中主要有紧张(strain)、社会絮乱(social disorganization)、社会支持(social suppon)等理论认为民生支出的增加、社会各种福利条件的改善可以减少犯罪。实证方面，2hang(1997)利用1987年美国各州的截面数据发现，政府的现金和实物补贴计划均能显著地降低财产犯罪率；Johnson(2007，2010)基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的美国各州的数据分析发现，各州政府针对低收人者的福利救济计划，可以显著地降低财产和暴力犯罪率j3_卅.陈刚(2010)、陈刚、李树和陈屹立(2010)、陈硕和章元(2010)也仅证实社会福利对犯罪率的抑制作用”；毛颖(2011)虽然从总量上综合考察各地区民生支出对地区犯罪率的抑制作用，但却并没有研究三大支出分别对犯罪率的影响机制。因此，国内尚没有文献系统研究过民生支出对犯罪率的影响。
三、理论分析
经典犯罪经济学理论认为，犯罪和其他行为具有一致的特征，它们都是一种理性选择，都是在衡量犯罪成本与收益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行为。犯罪人之所以选择犯罪，也正是由于他们在权衡了一定条件下各种不同的谋利方式所需的成本和预期所获收益之后作出的最优选择。由此，一些人成为罪犯，不在于他们的基本动机与别人有什么不同，而在于他们的成本同收益之间存在的差异。
利用犯罪的成本与收益曲线，来分析民生支出对犯罪率的影响，如图2所示。用犯罪所获得的收益表示犯罪价格，用曲线f表示边际收益曲线，用曲线m表示犯罪的供给曲线。与一般的供给需求曲线一致，犯罪的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而边际收益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供给曲线具有正的斜率，描述犯罪数量是如何随着犯罪收益的提高而增加的。因此，它实质上也是一条边际成本曲线，表示对于每一个犯罪数量而言，其成本取决于边际成本。根据MC=MR的理论，犯罪的均衡点为b点，均衡数量为e。供给曲线的纵轴截距则代表罪犯产生的最低犯罪成本，图上表现为a点。该点表示只有当收益大于或者等于a时，才会有人犯罪；否则，根据成本一收益选择的理性的人们不会进行任何犯罪活动。因此，这一点决定着供给（边际成本）曲线的位置，因而也影响着犯罪均衡数量。而这一点是由所有罪犯里的最低成本的人所决定的，并且最低成本的人往往是低收入者。
大量的文献也证明低收入者或低于中间收入的人们与犯罪率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其构成了犯罪活动的主体。而这一群体往往都是一些低教育水平的，他们面临着恶劣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干着最脏最累的活．拿着最低的工资，健康状况受到极大的威胁，然而却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社会救济和保障。在这种连必要的生存和生活资料都无法满足的情况下，人们从事犯罪活动的机会成本相当地低。因此，保证人们基本生活水平的民生支出就显得极为重要。
虽然民生支出的范畴界定并没有统一的结论，但学术界公认的核心部分是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这三部分涉及到居民的切身利益，关系着老百姓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从教育方面来看，教育支出的增加，有利于提高我国受教育水平。教育与犯罪之间存在着学历溢价效应，教育水平的增加提高了获得合法劳动机会的概率和收益，收益的提高又降低了犯罪。同时，受教育水平高的人将面临着更大的名誉和社会地位的损失及道德与痛苦成本。从而，教育支出的增加会使得m线往上移。从医疗卫生方面看，健康状况与人们的生存息息相关，当人们连最基本的健康状况都无法得到保障时，人们进行犯罪的成本极低。而医疗卫生支出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医疗卫生不足与健康需求之间的差距，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因此，医疗卫生支出的增加也能相应提高参与犯罪活动的机会成本，驱使m线不断上移。居民的合法收入水平和就业状况对犯罪率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当居民从事合法劳动的收入水平且工作相对稳定的情形下，其犯罪的机会成本就会大大增加。而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的增加，则能够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使得供给曲线的截距（最低成本点a点）上移，m线上移。综上所述，民生支出增加会使m线上移，假设上移到n线的位置，均衡的犯罪数量从e到减少到d点，减少了e-d个单位。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基本结论，即民生支出对犯罪率攀升起到抑制作用。
四、实证研究
（一）模型设定
为了分析民生支出对犯罪率的影响，本文采用了1998年至2012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加以验证，为克服各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选取了动态面板数据处理技术。由于犯罪率还受其他因素影响，在借鉴部分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将影响犯罪率的其他因素如收入不平等、失业率、受教育水平等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到实证研究，因此建立如下动态面板回归模型：
其中，crmes。。为刑事犯罪率，在模型中，我们用每万人逮捕人数(arrest)指代，crimest-I表示滞后一期的刑事犯罪率，msze为民生支出总量，msze中包括jy教育支出、ws卫生支出、社会福利支出，x为一组控制变量。下标i，￡分别表示第i个省第t年，w。为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已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和数据
在实证分析之前，简要介绍一下主要变量指标和数据来源。现有研究对真实犯罪的替代也各不相同，本文以每万人中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刑事犯罪嫌疑人数(arrests)度量省级犯罪率(陈刚、李树和陈屹，2010；姜保全和李波，2011；陈硕，2012)。同时，Levitt(1998)也曾验证虽然报案率与实际犯罪存在着一定的误差，但对估计的结果并没有显著的影响。我们把涉及民生最核心的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福利与就业支出定义为民生支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差表示收入不平等；以城镇登记失业来衡量各地区的失业率；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城镇化水平；6岁以上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受教育水平①；每平方公里人口数来表示人口密度。数据除犯罪率来源于《中国检察年鉴》，其余数据均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由于宁夏和新疆数据缺失严重，所以本文的实证分析中剔除了宁夏和新疆。因而，最终数据为29个省份1998年-2012年的面板数据，且所有价值变量数据均经过平减(1998年为基年)获得实际值。
(三）实证结果分析
基于前面设定的计量模型，我们分别以民生支出及其分类支出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社会福利支出为核心解释变量对犯罪率进行面板数据回归估计，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从表2对万人逮捕比的回归结果来看，民生支出的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民生支出核心的分类支出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社会福利支出分别与犯罪率回归时，系数均为负，也在I%的水平上高度显著。这说明不管是民生支出总量，还是其各类支出的上升对犯罪率的攀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进一步检验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社会福利支出三个变量同时对犯罪率的影响时，我们发现虽然三项支出的系数均为负，但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并不显著，而社会福利支出不仅系数为负，且在1010的水平上高度显著。这说明在三者之间，社会福利支出对犯罪率的抑制作用比教育支出与医疗卫生支出贡献度更大。这一方面可能由于社会福利支出主要是直接补助低收入者，直接增加了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对犯罪率具有直接效用，而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更多的体现在间接作用上，影响可能有一定的时滞性。
公共安全支出的估计系数在各列中均显示为正，且显著性水平较高。这表明公共安全支出不但没有有效的减少犯罪，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犯罪。这可能与我国财政支出的非效率性有关，并且公共安全支出的增加必然会挤出部分民生财政支出，从而增加了犯罪。收入不平等水平的系数均为正，且在1%的显著水平上。这说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将提高刑事犯罪率。这与现有的文献研究结论一致(吴一平、芮萌2010；陈春良、易君健2009；Imrohoroglu A，Merlo A，Rupert P 2006)。失业率与犯罪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性，这可能由于我国的城市登记失业率严重地低估了我国真实的失业率。教育水平对犯罪率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一方面与我国基础教育投入不足，另一方面则存在着过度教育f高等教育），而劳动力市场分割对过度教育的合法收益率产生了负面冲击，存在着大量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毕业即失业”现象。城市化率与犯罪率存在正相关关系，与现有文献吴一平和芮萌(2010)，Edlund et al(2007)研究结论一致。地区人口密度不显著，说明对于以万人逮捕比为度量指标的犯罪率来说，不能发现人口密度影响刑事犯罪率的证据。
五、结论
犯罪率的日益增加不仅给整个社会带来了高昂的成本，而且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和安全，阻碍着我国和谐社会的进程。因此，到底什么才是影响犯罪率剧增的深层原因，如何才能有效地遏制犯罪率的持续增长已经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
本文基于全国29个省份1998年-2012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回归分析发现：民生支出对犯罪率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民生支出偏低是犯罪率上升的一个重要根源，民生支出的增加将能有效地抑制犯罪率的增长。事实上，我国民生支出的比重远低于西方国家，甚至低于同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民生支出的孱弱导致大量的低收入者丧失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大大降低了犯罪的机会成本，提高了犯罪的预期收益，从而使更多的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因此，提高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及就业等民生条件，不断提高财政支出中民生支出的比重，加大民生支出的投入，更多地关注人们的基本生活诉求，对抑制犯罪率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