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文本细读中的“咬文嚼字”

  • 投稿文风
  • 更新时间2015-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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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木春

叶圣陶先生说:“陶不求甚解,疏狂不可循。甚解岂难致?潜心会本文。作者思有路,遵路识斯真。作者胸有境,入境始与亲。一字未宜忽,语语悟其神,惟文通彼此,譬如梁与津。”叶老告诉我们,在对待文本时,不能“不求甚解”,浮浅疏狂;一字一词都“未宜忽”,要潜入文本,“悟”出字词背后的“神”,摸清作者思路,沟通作者心灵。所谓文本细读,在笔者看来,首先是字词的细读,这个“童子功”对于学生学语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是学生进入语文殿堂的必经台阶,也是学生养成正确的语文学习习惯的关键环节。在此基础上,发掘文本的内涵,进而做出个性化的“丰沛的阐释”。到达这一阶段,学生终身学语文的能力和习惯,就完全奠定了。

近年来,随着文本细读理论在语文教学中应用及在教学实践中的不断积累,越来越多的老师开始重视文本细读,尤其重视在“咬文嚼字”方面下工夫。这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语文课堂对传统的回归。但在具体教学中,不少老师在文本解读时存在一些问题:

1.矫枉过正

文本细读时,“咬文嚼字”得过头了,往往陷入几个无关紧要的字词中自我纠缠,把原本灵动多彩、有滋有味的语文课,变成冰冷乏味的文字“手术课”。

不久前,听一位老师上高中古诗《书愤》,教学第二环节是老师串讲词语,她问学生“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中的“真”如何解释,学生回答“真的”“真正的”“确实”。老师让学生重返文本“细读”,接着讨论,最后得出解释为“确实”较准确。但一堂课宝贵的十来分钟也倏忽过去了。剩下二十几分钟,后面两三个重要环节反而潦草了事。年轻老师显然没有抓住这堂课的重点内容,以为文本中的每个字都需要细读。其实,叶老所谓的“一字未宜忽,语语悟其神”是有条件的,不是字字都值得花力气去解决,从教学实际看,这样做也是不可能的。《书愤》中的“真”字,平时教学很容易被忽略,老师提出来让学生思考是必要的,但纠缠太久则没必要,因为这不是诗中关键字眼。学生只要了解它的意义,就可以轻轻放过。诗中值得用心玩索的字是“愤”“空”,如果抓住这两个字展开教学,这首诗就容易读通读透,品出味道来。

2.刻意拔高作品,文本解读无中生有

某老师教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文中描写兰亭四周环境时有一句:“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该老师就在“修竹”一词上大做文章。他认为王羲之以“修”饰“竹”,大有深意,不能简单地将它译为“长(高大)的翠竹”,根据是《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中写“邹忌修八尺有余”,也用了“修”;而《三国志·诸葛亮传》写孔明身高,用的是“长”,据此推知,“修”和“长”都可以用来表示“高”,但“修”与“长”所蕴涵的审美情感大不相同;结合《邹忌讽齐王纳谏》的语境就会发现,“修”更能凸显邹忌伟岸、英俊之容貌,所以王羲之以“修”饰“竹”,其意不全在“竹”,而是借竹之坚韧挺拔、淡泊清雅来表现作者洁身自好的志趣。

如是一番文本细读,罔顾文本与作者,是语文老师的“一厢情愿”。我们知道,“修竹”一词紧承“崇山峻岭茂林”,具体描写兰亭一带的清雅景色、烘托群贤欢聚的场景而已,并无什么微言大义。该教师这番咬文嚼字,虽旁征博引,煞费苦心,却因为脱离语境,过度拔高,牵强附会,反而给人一种不切实际的悬浮之感。

诸如此类自我纠缠与无中生有的咬文嚼字现象,在当下语文课堂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为此,文本细读中应正确地“咬文嚼字”:

1.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教材中的文本有别于课外的普通文本,一篇普通文本一旦被选人教材,成为教材文本,就承载起自身之外的其他使命。教师在解读过程中至少必须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是教学目标(包括课标、单元目标、单篇课文的目标);二是学情,比如学生已有的基础及其目前接受水平等。在备课时,教师对文本的处理应关照这两方面因素,要带着“任务”去咬文嚼字,确定更合理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使得文本细读更具有针对性与有效性。

特级教师陈日亮对鲁迅《风筝》的解读与众不同,他抓住作品开头“惊异”“悲哀”两个关键词。“悲哀”体现于两处:一是文中“我”对弟弟进行“虐杀”以及没有机会补过的沉重感,二是“对人的被伤害而竟然忘却的精神麻木,表达了无比的沉痛”。这种解读相当到位,但陈老师没有把这些观点都交给学生,他说:

对于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来说,这一篇情感内涵如此丰富深湛,而表达又如此摇曳跌宕的散文诗,可谓是“醍醐”,但不能拿它“灌顶”。像上述的“反封建”内容,可自然触及之,却不要大做发挥,只需让学生能够感受到两点:1.不让弟弟放风筝这么一件小事,为什么会说成是“虐杀”。2.别人既然已经全然忘却,为什么还会感到“无可把握的悲哀”。这就够了。剩下的工作,就是反复朗读,品味一些关键词,然后通过“熟读”强化对课文的感受。

在此,我们发现,陈老师“过滤”了个人解读中体现“悲哀”第二处的分析(“对人的被伤害而竟然忘却的精神麻木,表达了无比的沉痛”),只把第一处(文中“我”对弟弟进行“虐杀”以及没有机会补过的沉重感)用于教学上,与学生交流。陈日亮老师教学《记念刘和珍君》一文时同样注意舍弃。这篇文章深邃沉郁,学生难懂,教师难教,但许多老师又觉得很多内容不讲不行,于是课堂上教师滔滔不绝,学生则昏昏欲睡,无动于衷。一篇深沉而真挚的经典文章,好端端地糟蹋了。陈日亮老师却大胆取舍,放弃“讲深讲透”的常规做法,“只要在大体感受、理解其思想感情的基础上,借助反复的诵读、熟读,让他们从感知鲁迅、接受鲁迅到走近鲁迅、亲近鲁迅,就可以了”。在处理该文本时,陈老师以诵读为主,偶尔穿插简约的“解读”,便轻松地破解了教学上的难题,而教学效果却更佳,文本给学生留下的印象更深刻持久。

陈老师对两篇文本的处理,很好地展现了一位优秀的语文老师在文本细读中的分寸感。教师备课过程的文本细读,当然要尽量求深求全,逐字逐句地咬文嚼字,但落实到具体的课堂上,却必须有所节制,把握好教学的深浅度。也就是说,要关注“教什么”,又要关注“不教什么”,教师应依据目标与学情来定夺。这样,教学的方向才不会发生偏离,造成课堂的浪费。

2.读透文本,把握精髓

既要在文本细读中咬文嚼字,又要克服琐碎和言不及义,教师必须“潜心会文本”(叶圣陶语),苦思精研,理解文本内蕴,进而在教学时真正做到高屋建瓴,化难为易,化繁为简。对此,于永正老师深有体会:“课前,老师得先和文本对话,即钻研好教材。只有把教材把握好了,才能和学生交流。我备课没有什么诀窍,就是那么翻来覆去地诵读、默想,当读出自己的理解、情感,读出文章的妙处,读出自己的惊喜时,我便敢走进课堂。”于永正老师强调的正是教师对文本的透彻领悟,教师自己与文本的对话,是教师课堂上和学生对话的前提。

鲁迅小说《祝福》,对中学生来说,情节与线索都比较复杂,人物个性也不易把握。但作家汪曾祺先生抓住《药》中的一个“剩”字,便由表入里地品味了作品里人物丰富的情感。他说:“(小说中)‘但是,谈话总是不投机,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的‘剩’是余下的意思。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孤寂无聊之感,仿佛被世界所遗弃,孑然存在着了。而且连四叔何时离去,也都未觉察,可见四叔既不以鲁迅为意,鲁迅也对四叔并不挽留,确实不投机。四叔似乎已经走了一会儿了,鲁迅方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剩在那里。这不是鲁迅的世界,鲁迅只有走。”⑤

汪曾祺先生发现一个“剩”字,看似轻而易举,实则不易,多少读者从这个字的身边滑过。这点石成金的功力,是建立在对《祝福》小说乃至对鲁迅其他作品熟读精思的基础之上,所以才有眼力去发人之所未发,见人之所未见。另一方面,教师潜入文本后,还要善于从文本深处“化”身出来,扣紧文本中最关键的字、词、句,集中力量引导学生认真咀嚼,由此读通文本。反之,如果对文本缺少“潜心”,没有“会”意,所谓的“文本细读”,必然漫无目的,抓不住根本,文本读得越细,反而越是言不及义,离文本的核心越远。

3.把最关键的字、词、句作为教学的切入点,引导学生去贯通、欣赏文本

解读—个文本,值得咬文嚼字之处不止—处,此时,找准某个切入点,从而串起全文,就显得非常必要。

笔者讲授巴金的散文《小狗包弟》,基于这一代学生对“文革”背景相当陌生,加上该班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初中校,阅读面狭窄,觉得要讲好本文并不容易。几经斟酌,笔者决定以文中几次出现的“包袱”一词为中心来展开教学。具体设计三个层递性的问题:1.巴金为什么慢慢感到伶俐可爱的小狗成了自己的包袱?2.巴金如何经过一番矛盾冲突后下决心甩掉这个包袱的?3.去掉小狗这个包袱后,巴金为什么又背上了新包袱?围绕“包袱”一词,学生反复细读文本,探索答案,当解开了这三个问题后,文章的主旨和写作手法自然也豁然开朗了。这堂课成功之处就在于抓住了能牵动全文的一个关键词,以此为线索,反复品读文本,上下连接,打通全文。这样的“咬文嚼字”,能“嚼”出文章的内涵,“悟”出文章的“神”,并且由于设计的问题小巧而有趣,切入点好,激发了学生的探究热情,使教学得以顺利完成。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经说过,一部小说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有时,怎样去琢磨一个词就足够了。他琢磨了“轻”这个字,创造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部佳作。他的创作经验给予语文教学一定的启示:某一个教材文本的内涵丰厚,甚至可能是无边的;但细读中的咬文嚼字“其实不需要太多”,这就犹如走马观景、平淡无奇之处不妨快马扬鞭,遇到迷人景色则须“解鞍少驻”,且流连且徜徉。而最重要的在于,教师要亲自深入文本,悉心玩味,同时又能取舍有法、深浅有度,带领学生一起走进文本,共赏佳景。

①叶圣陶《语文教学二十韵》,见《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7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

②③陈日亮《如是我读——语文教学文本解读个案》第15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④转引自张海峰《试说文本在阅读教学“对话”中的地位》,《中小学教材教学2005年第8期。

⑤汪曾祺《晚翠文谈》第85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

(福建省漳州市东山一中363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