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研究与“真实”追求及其发展

  • 投稿黄奎
  • 更新时间2015-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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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方定曦

【摘 要】注重文学的外部研究、讲求文学“真实”性,是中国现代文学长久以来研究的主流趋势,然而这一趋势在当代产生了转变,并被视为改革开放所引起的思想解放的重要成果之一。本文以吉林大学现当代文学研究发展为观察对象,旨在追溯现代文学对外部因素与文学“真实”的关注,并分析在此以后发生的“多元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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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吉林大学;现当代文学;文学研究;转变

自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研究就长久地有着重视文学外部研究与“真实”的趋向,甚至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传统。对于这个问题的具体论述,可参见《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外部研究趋势与“真实”诉求》。这种明显的趋势及其强有力的影响,并不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需要从多角度来进行分析。吉林大学现当代研究的学者群——特别是因为环境、时代的原因而深受这种传统影响的老学者们——作为紧依学术主流、贯穿现当代文学历程的研究团体,对他们不同时期共性与个性的观察,对于追溯这种“外部研究+真实性追求”的研究传统、分析文艺思想革新中超越此传统的努力,有着足可借鉴的价值。

在对文学外部研究的兴盛及对“真实”的诉求的研究中,最常见的是其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这代表了追溯这种传统的一种思路,即从西方舶来的理论资源中寻找提供了支撑的部分。然而应该指出,这是对于庞大的西方理论的简单化处理。这种传统的西方理论支柱,应该是更宽泛而又更准确的一种文学观念,即历史主义观念。盛行于19世纪的西方的历史主义观念,虽然是个宽泛概念,然而其核心即在于将文学与外部原因,如时代、种族、社会等紧密关联起来并对比关照。而由于其传入的时代(20世纪初)对于思想发展的需要、以及其与进化论的糅合传播,历史主义观念对中国此后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也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论。在此同时,历史主义观念的传入、沿袭与作用,并不是单一的原因。仍然从西方理论引入的角度看,在对整个西方文学的研究中,对其历史悠久的“摹仿”论传统的接受,必然也对此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无疑是与历史主义观念纠合在一起的,在此不多赘言。而从中国自身的文学传统来说,必须要提及的是“文以载道”的传统观点的深远影响。文以载道,体现的就是强调社会性、功能性的文学观。而又因为“道”的模糊性与可写性,在历史沿革中,这种观点不停地被革新,也不断地被沿袭。到了作为新文学开端的五四时期,“文以载道”作为一种旧思想受到排斥,然而与此同时兴起的将文学与种种社会思潮、救国思想联系起来的趋势,却恰恰变式地沿袭了“载道”的传统。

至此,“载道”便于传入的西方文论一起,对中国以后的文学研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而本文所提及的外部研究兴盛、热切追求文学的“真实”,即是其中一个显著的结果。

在吉林大学老一辈学者的早期研究中,既然处于那样的时期与环境下,这种特色自然是并不难见得的。如刘柏青老先生的《鲁迅与日本新思潮派作家》一文。在对新思潮派作总括与介绍的时候,刘老先生并未太多地从日本古典到近代的文学发展、以及新时期文学吸纳革新来着手分析,而是更多地以社会条件为着眼点,也即是采取了以外部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强调“这样的事实,决定了明治文学的面貌”,因而“它缺少那种强烈的反封建的精神,也缺少积极的浪漫主义的风采”。而在论述“同鲁迅有了文字之交”的芥川龙之介时,也多从其小说的叙事内容出发,与其生平、所处年代、环境相联系,并作出了非常富于社会道德意味的结论:“作为一个人生的战士,他是失败了,而他的文学也就成了‘失败的文学’。”在此同时,我们应该指出,刘老先生的论文里也有着丰富的文学内部研究的成果,是不应该被刻意无视的,比如在论证芥川与鲁迅的历史小说时,更多地是从文学趣味、小说文体的演变着眼的。然而此处关注的是,外部研究如何成为中心,并且左右着文学评价的最终定论。而且,刘老先生的此文绝非孤例。那一年代的吉大学者们的研究,作为全国主流研究的一个局部,显现出对外部研究的偏重,以及与此密不可分的对文学“真实”的追求。再如刘柏青教授的《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所受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影响》、金训敏教授的《论鲁迅的“拿来主义”》、刘中树教授的《漫谈老舍的创作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等皆对此有所体现。

而在思想解放文坛革新的历程中,这种传统虽然依旧有其强力的影响,却无法不受到强烈的冲击。正如冯友兰《新理学》中提出的“照着说”、“接着说”,乃至于“对着说”,在文学研究进一步发展之时,如何面对偏重外部研究、“真实”追求的传统,如何在此上做到吸收与超越,又一次成为了学者研究中无可避免的问题。那么,传统的重外部研究的方式从一种绝对主流变为相对主流,并且带上了“旧”的文化标签以后,学术界是如何继续研究、发展的呢?

作为作者对于文本的自我把握的直观表现,题目中的要素开始丰富了起来,并且明显地形成了一种更“复杂”的标题构造——即形成了一种更专属于“文学”的标题形式,其中文学作为主体与许多新的美学、文艺学、社会学理论结合起来。如张福贵、马丽玲《人类思想主题的生命解读——张资平小说性爱主题论之二》,张丛皞的《“大团圆”与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主体意识变迁》等等。

从文本来看,在新时期的学者研究中,超越旧传统的努力是不难寻见的。一方面,从接继的角度来说,旧的通过外部研究拓宽文学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更大的主题的探究被延续下来,文学获得独立性前提下,被置于一种大视野之中进行分析。如张丛皞、韩文淑的《诗意难寻的生命寓言——重读<憩园>》,在对经典作品的重新解读中,延续了作品的外部研究的传统。然而这里应该注意,外部研究已经不再处于中心地位,而是在文学作品内部分析的延伸中得以被提及。这是与以往“从外而内”的外部研究绝不相同的,文学的自主性得到了更大的关注。但仍有一种延续的趋向,即对文学“外部意义”的追求。简而言之,是对文学意义的延伸。如张福贵、马丽玲的《人类思想主题的生命解读——张资平小说性爱主题论之二》,即是从文本分析着手,进而延伸到外部,提出一个广阔的生命主题。这种研究方式与旧传统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一方面它继承了旧传统,体现了旧传统的在“真实”以外的追求,即文学的广义性,以及对“意义”的追求。而如今,这当中的“意义”在社会性与功能性上已经变得不再单一,体现出了一种非文学性和拓展性。另一方面,它并不使文学在延伸的意义中成为附庸,也不在拓展性的追求中因为“真实”与“公用”而使文学成为工具。这里依然显示出传统的强大影响,无论是历史主义观念还是文以载道,都在这种文学拓展性的追求中体现出来。文学的主体性与文学的非文学性追求,在这里依然小心地并行着。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在于对外部研究的反思与直接的摆脱。旧的传统被视为文学研究的异质与偏向,被有意地搁置起来。这与第一种趋势是不一样的。文学研究在文本中展开,对于作者与读者的方方面面的探讨为文本的分析所规定。如张福贵、白玮的《破坏与发现:现代汉语诗歌语言意识的觉醒及其实验》就将关注的焦点放置在文学内部的诗歌语言上,并且声明:“这种语言观转型的根本和内在原因,自然来自于诗歌创作本身,因为不断解除众多来自社会意识形态的外在清规戒律之后,创作本身的问题则依然存在甚至因而进一步凸现出来:我们已没有理由再埋怨‘他者’的制约,我们只能直面诗歌‘自身’。”有趣的是,研究者自身的处境, 与这里被探讨的创作者的处境恰恰有很相近之处。传统不再依靠文学以外的影响力束缚文学研究,然而也不再为文学研究提供一个简单的评价体系,此时文学研究的走向是需要关注的。如何处理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关系,依然是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综上所言,在文学的外部研究与“真实”诉求的传统在新时期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文学研究也以不同的形式追求着对旧传统的超越,以及在文学自主性的注重中对于文学的重新认识与作品的重新解读。无论是承继旧传统,试图阐发文学更广阔的意义;还是专注于文学内部,弥补传统之下文学研究的偏颇不足之处,都是值得关注的。而在传统中单一的评价体系变得多元之后,如何确定文学研究的价值,吸纳更多的新生研究的领域与方式,更将是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需要指出的是,在此同时,文学的外部研究与“真实”诉求,并不应该被否定被弃绝,如何对待这个传统,是值得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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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王婉秋,杨冬.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外部研究趋势与“真实”诉求[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7)

[2]林虹,刘凤山.以反载道始,以新载道终——“五四”文学革命之一解[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5)

[3]刘柏青.鲁迅与日本新思潮派作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01)

[4]张丛皞,韩文淑.诗意难寻的生命寓言——重读《憩园》[J].名作欣赏,2008(20)

[5]张福贵,马丽玲.人类思想主题的生命解读——张资平小说性爱主题论之二[J].社会科学战线,2005(06)

[6]张福贵,白玮.破坏与发现:现代汉语诗歌语言意识的觉醒及其实验[J].文艺争鸣,1997(02)

【作者简介】

方定曦(1994—),男,汉族,广东省东莞市人,吉林大学文学院2012级人文科学实验班在读本科生。

(基金项目:本研究为2014年度吉林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吉林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研究”成果之一。负责人:曹翰林,参与人:李嘉平,方定曦,刘健榕,王金英。)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