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阶段家庭教育成本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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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18-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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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运用济南市高中生的家庭教育支出调查数据,旨在探讨目前我国高中生家庭的教育支出现状以及高中阶段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家庭教育支出方面,家庭经济收入不显著影响与教育相关的家庭教育支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家庭教育支出越高;学生的中考成绩越高,家庭教育支出越低;女生的家庭教育支出显著高于男生;而在与学校相关的支出上面,男女生无显著差别。在家庭教育负担率方面,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自我报告的家庭教育负担率成正相关,但与作者计算的家庭教育负担率无显著相关性;农村家庭自我报告的教育支出和教育负担率较高,但在作者计算的教育支出和负担率上,农村和城市户口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关键词:家庭教育支出;家庭教育负担;高中阶段;影响因素;


  作者简介:周雪涵,北京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与管理;;张羽,山东菏泽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学


  一、引言


  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教育是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所在。对教育发展的资源分配问题既能从一个侧面反映目前的教育现状,也是深化教育改革的一个切入点。教育资源的范畴比较广泛,既包括教育经费支出,也包括物质、人力、择校等方面的资源。而教育经费支出包括公共教育支出和家庭教育支出,这两大支出是实现社会与个人教育目标的经济基础。尽管近些年公共教育投资不断增加,但是家庭教育支出仍然是家庭支出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十年来,中国家庭教育支出规模年均复合增速为10.7%。12013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家庭的教育支出规模为8959.05亿元,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的29.5%(其中公共教育支出为21405.67亿元),2城市家庭平均每年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占家庭子女总支出的76.1%,占家庭总支出的35.1%,占家庭总收入的30.1%。3可见,教育支出已经成为我国居民家庭的主要消费性支出之一,也是全国教育总经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家庭教育支出的研究是理解我国教育支出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工作。另外,在我国,高中是进入大学前的关键时期,也是非义务教育的开始,了解高中教育阶段学生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对国家制定高中阶段困难补助政策、制定学费标准、教育经费的分配以及家庭做出教育决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促进我国教育发展的必要环节。


  此外,教育财政均衡一直是国内外关注和努力的重点问题,但鲜有研究分析家庭之间的私人教育支出的差异现象。对家庭教育支出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主要推动因素,为从根本上解除家庭教育支出的制约因素以及为缓解教育资源不公平问题提供现实和理论依据。


  本文旨在通过微观调查数据,探讨目前我国高中生家庭的教育支出现状以及高中阶段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国内学者大多研究影响义务教育阶段子女的入学决策及支出的因素以及家庭收入与家庭教育支出的关系,分析高中阶段家庭教育支出的其他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本研究从一定程度上对家庭教育研究的范围进行了拓展,对教育实践者的后续研究和政策制定者的政策设计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其次,现有的家庭教育支出研究多以宏观描述为主,使用微观计量经济学对家庭教育支出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高中学生个体数据,对其家庭教育支出做出计量分析,并对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影响程度做出较为准确的结论。


  二、文献综述


  私人教育成本是指家庭为满足其家庭成员的教育需求,付出劳动、支出货币以换取教育服务的全部代价。主要包括家庭为其子女求学的各项直接成本(诸如学杂费、课本及辅导材料等,交通、住宿在寄读学校中费用)以及私人教育间接成本(即机会成本:因求学而舍弃的经济收入)。1


  国外对于私人教育成本的研究较早,通过对文献的总结,私人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主要分为家庭内部因素以及个体特征因素两个方面。在家庭内部因素方面,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对家庭的教育支出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2;研究还表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家庭的教育支出呈正相关关系3;一些研究发现家庭中子女的数目对于家庭教育投入也有影响,对于是正向影响作用还是负向影响作用,学术界没有统一的结论4。在个体特征方面,很多研究均表明性别对于私人教育支出具有显著影响,在家庭教育投资中,家庭收入状况对家庭中女性的教育支出的影响高于男性5。


  国内关于私人教育支出的实证研究为数不多,多聚焦于家庭收入与家庭教育支出的关系,子女入学决策的影响因素1以及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1996年北京大学高教所课题组探讨了中国大陆六省一市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与负担率,研究表明城市家庭收入与私人教育支出呈正向变动关系2。蒋乃华利用江苏省扬州市城市家庭数据,对家庭教育投资中的性别差异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城市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水平正相关,家庭教育支出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3孙志军利用内蒙古和甘肃的数据,统计了20个县2000个家庭在义务教育阶段的生均教育支出负担率,研究发现家庭负担的教育成本并没有因家庭收入的降低而减少,收入越低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率越高。4涂瑞珍对上海城乡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及教育负担状况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家庭收入水平与家庭教育支出呈正比,与教育支出负担率呈反比,城市家庭教育支出高于农村家庭,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教育支出关系不大。5


  以上研究是本文构建家庭年收入、性别、城乡、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兄弟姐妹数量等自变量的重要依据,由于本研究的样本是济南市部分高三学生,年龄以及公共教育支出两个变量在学生中的差异并不显著,故本文未对这两个变量进行分析。


  根据已有文献,目前国内对于私人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的讨论尚不完善,在研究内容上,多聚焦于家庭收入与家庭教育支出的关系,子女入学决策的影响因素以及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系统分析高中阶段家庭教育支出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在研究方法上,多以宏观描述为主,很少使用微观计量经济学进行研究。本文将利用数据资料对高中阶段学生的家庭教育支出做出计量分析,对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影响程度做出较为准确的结论,从一定程度上对家庭教育研究的范围进行了拓展。随着家庭教育支出在总教育支出中的比例越来越大,我们有必要了解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因素,这对教师以及教育政策制定者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数据和计量模型


  1.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样本来自2010年山东省济南市9个区县的25所公立普通高中的学生个体数据,抽样策略是分层不等比聚类抽样。抽样覆盖15所城市学校,8所县级学校,2所农村学校。在每所高中内随机抽取3-5个班级,以保证收集到不同类型的班级(文科班、理科班、普通班、重点班),每个被抽取到的班级中的所有学生都参与调查(每班大约50-60人),本研究共发放问卷6474份,其中有效问卷584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90.21%。山东省是中国高考大省之一,并且是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代表性省份,济南市作为山东省的省会城市,其社会及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由于部分样本在不同变量存在数据缺失情况,如果简单将带有1个或多个缺失值的样本点剔除,会损失大量样本。为了更加充分地利用所有观察到的数据,避免现有数据与未观察到的数据间存在较大差异,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本文采用国际通用的多次估算(MultipleImputation,MI)方法对缺失数据进行填补。MI法是由Rubin在1987年首先提出的,该方法的推断原理如下:6(1)基于对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的估算,为每个缺失值估算一个可能的填补值+随机扰动项,从而产生一个完整数据集;(2)多次重复步骤(1),从而产生多套完整的数据集;(3)在每一套填补完整的数据集上进行计量分析,并得出参数估计值、标准误以及相关统计量;(4)对来自各填补数据集的结果进行综合,得出最终的一组参数估计值,标准误以及相关统计量。


  2.变量设定


  影响高中生家庭教育支出的因素有很多,本文结合前人研究以及实际情况,从以下角度选取自变量:


  (1)家庭年收入(Yearlyincome):问卷中为家庭月收入分类变量,分为12个等级:500元以下,500~1000元,1000~2000元,2000~3000元,3000~4000元,4000~5000元,5000~6000元,6000~7000元,7000~9000元,9000~11000元,11000~15000元,15000~20000元。本研究将其转换为连续变量,分别取每个等级的上限作为家庭收入的真实值。家庭年收入=家庭月收入×12。


  (2)中考成绩(ZHSEESUM):中考成绩是中考总分标准化成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标准化分数。


  (3)性别(Female):设定为虚拟变量,女性为1,男性为0。


  (4)城乡生源(Rural):设定为虚拟变量,农村生源为1,城市生源为0。


  (5)兄弟姐妹数(SibNo):设定为有序类属变量,分为0个、1个、2个、“3个及以上”四个等级。


  (6)单亲家庭(SINGP):设定为虚拟变量,单亲家庭为1,非单亲家庭为0。


  (7)社会经济地位(SES):连续变量,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把父母受教育程度、父亲/男监护人和母亲/女监护人的职业社会地位排序这四个变量合成为一个SES指标。


  本研究对因变量“高三家庭教育成本”的衡量包括以下几个统计口径:“家庭教育支出”,“自报家庭教育支出”,“家庭教育净成本”,“学校相关的家庭教育支出”,“家庭教育负担”,“自报家庭教育负担”。各项统计指标计算方法如下:


  其中,择校费是一次性付清三年的费用,因此高三当年的成本为其1/3。


  3.实证模型


  本研究的回归模型可以表达为:


  其中exp是因变量,根据情况选取不同的因变量进行回归,即“家庭教育支出”,“自报家庭教育支出”,“家庭教育净成本”,“学校相关的家庭教育支出”,“家庭教育负担”,“自报家庭教育负担”,βiX是回归系数和自变量。


  回归分析通过计量分析软件Stata13.0进行。相关数据描述和回归结果报告如下。


  四、数据和描述统计


  问卷调查了山东省济南市高中生的家庭收入以及家庭教育支出情况,并收集了学生个人及其家庭相关信息,对主要的自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学生的家庭年收入平均为47428元,样本中男女比例较为平衡,其中女生占53.3%,来自农村的生源占比48.5%,被调查的学生中54.17%的学生没有兄弟姐妹,有1个,2个,3个兄弟姐妹的学生分别占比34.47%,8.40%,2.96%。有4.97%的学生来自单亲家庭。


  对于家庭年收入的描述统计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家庭平均年收入差距较大,年收入平均值为47428元,最低的家庭年收入为6000元,最高为240000元,其中72.79%的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低于48000元(平均值)。


  表2对主要的因变量进行了描述统计,从表2中可以看出,被调查的学生的家庭教育支出的平均值为6843.037元,家庭教育净成本平均值为6730.378元,学校相关的家庭教育支出平均值为2966.584元,自报家庭教育负担率为22.3%,实际家庭教育负担率为16.9%。


  本文对两种家庭教育支出(“家庭教育支出”、“自报家庭教育支出”)进行了衡量,“家庭教育支出”由计算得出,数据相对准确,但可能漏掉一些支出条目;“自报家庭教育支出”是家长报告的支出总数,不涉及漏报,但可能存在由于家长个人开支印象的偏差以及对家庭教育支出理解的差异等因素造成的偏误。“家庭教育负担”以及“自报家庭教育负担”同理。


  图2报告了不同收入层次家庭教育支出情况。从图2中可以看出,家庭年收入在120000以下的家庭,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年收入基本成正比,家庭年收入在120000以上的家庭的教育支出趋势趋于平缓。


  表3报告了各项因变量的方差分析(ANOVA)结果。组内方差反映学校内部变量差异程度,组间方差反映学校之间的差异程度。从表3可知,尽管“家庭年收入”的组间方差较大(即在学校之间的差异较大),大部分家庭教育成本的组间方差都减小到10%以内(“学校相关的家庭教育支出”除外)。“学校相关的家庭教育支出”在不同学校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所占比例达到48%。由此看出,学生家庭之间的收入、教育负担、教育支出及各项成本存在较大的差异。


  五、实证分析结果


  表4报告了家庭教育成本以及家庭教育负担率的回归结果。对于每个系数的含义可以理解为:如果某自变量系数为正,说明给定其他条件不变,随着该变量取值的增加,家庭教育支出增加。相反,如果某自变量为负,若给定其他条件不变,随着该变量值的增加,家庭教育支出会降低。


  需要说明的是,“自报家庭教育支出”与“自报家庭教育负担”是家长自我报告的对孩子的教育投入,由于农村多子女家庭容易把对多个孩子的教育投入当成对一个孩子的教育投入报告出来,因此回归结果可能存在较大误差。


  由表4第1列和第6列可知,在家庭收入方面,“自报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成正比外,“自报家庭教育负担”与“家庭收入”成反比,这有两个可能的原因:(1)从父母的感知投入来看,家庭收入越高的父母感觉自己为孩子投入更多的教育支出,且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越重;(2)家庭收入高的父母可能在学业以外的项目上为孩子花费较大,也一并算入教育支出中。而我们计算的单项教育支出和学业相关总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均不显著,这说明在控制了其他主要背景变量后,不同家庭收入的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支出都不考虑家庭经济情况。


  在中考总成绩方面,“家庭教育支出”、“家庭教育净成本”、“学校相关的家庭教育支出”三个因变量均与中考总分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原因可能在于,中考成绩低的学生在“择校费”、“课外辅导费”等方面的支出较多,从而增加了家庭教育支出,而成绩较低的学生的奖学金又相对较低,因此家庭教育净成本相对于成绩较好的学生较高。在家庭教育负担方面,中考成绩对其影响并不显著。


  在性别方面,男女生的“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教育净成本”存在显著差异,女性的家庭教育支出显著高于男性,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原因可能在于,现在的家庭越来越重视女性的教育,从而花费更多的教育支出在女性受教育者上。性别对其他几个因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


  在城乡生源方面,农村生源的“自报家庭教育支出”与“自报家庭教育负担”均显著高于城市生源,说明农村学生的父母认为家庭教育负担较重。与“家庭收入”变量相同,生源户口与其他因变量的关系并不显著,说明生源户口也是通过影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间接影响家庭教育支出、成本及教育负担率的。


  六、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分析了高中阶段私人教育成本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中考成绩、性别均是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主要因素。(1)家庭中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社会地位对家庭教育支出具有显著正影响,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以及职业社会地位越高的家庭其家庭教育支出越高,这些家庭的教育负担率也越高,此结论与以往研究结论基本一致。(2)家庭收入不显著影响其学业相关的家庭教育投入,这一方面可能与济南市人口以本地(而非外来务工)人口为主的特点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体现了济南作为孔子故乡,深受其教育传统的影响,对孩子教育的普遍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都比较一致,因此不受收入的影响。(3)学生的中考成绩越高,其家庭教育支出相对越低,原因可能在于成绩较好的孩子所需要的择校费和课外补习费相对较少。(4)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女性的家庭教育支出显著高于男性,这可能跟现时社会越来越关注女性的教育有关,但是在与学校相关的支出上面,男性与女性并没有显著差别。(5)城乡生源的教育支出差别并不显著,但是农村家庭的自报教育负担率较高。(6)家庭兄弟姐妹数量以及单亲家庭并不会对学生的家庭教育支出、家庭教育负担率产生影响。


  教育支出是评价教育公平的一个重要方面,家庭教育支出作为教育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恰当的引导,有助于我国教育的均衡发展。依据研究结果,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家庭教育支出进行引导。首先,政府应该通过公共财政补助农村背景的学生。数据结果显示,农村家庭为了其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没有减少教育支出,而农村家庭的收入较低,这就造成了较高的教育负担率,增加了家庭的生活压力。因此,为了城乡生源的公平发展,政府应该通过补助农村生源住宿费、交通费以及其他必要的生活费等方式帮助其完成高中教育。其次,学校及政府应注意为成绩较差的学生提供免费的学业辅导,以减少其家庭教育支出,降低家庭教育支出负担。例如,香港义工补习社(HongKongVolunteerTutors)为了中学生更好的学习与成长,为家庭经济困难的中学生提供一对一或小组的义务补习服务,还提供免费的教材和习题,义工补习社为了使贫困的学生得到更多的校外教学支援,还提供高效率的自动化网络平台,让学生能够迅速找到合适的义工导师。1此种辅导方式得到了香港学生及家长的普遍欢迎,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育公平问题。第三,家长应树立理性的教育消费观。现如今,学生的高考压力较大,家长为了子女能够考上好大学,不惜花费重金在“择校费”、“课外补习班”等实际效果并不明显的途径上,2孩子的成绩不但没有得到提高反而加重了家庭教育支出负担,增加了家庭生活压力。因此,家长应注意树立理性的教育消费观,根据家庭经济状况和子女的实际学习情况,做出理性的教育支出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