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政治经济学中引进“文明”概念，包含“文明形态”和“文明类型”。世界呼唤生态文明。人类要争取从工业文明形态转向生态文明形态。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九部分专门论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建设美丽中国，展现了文明形态转换的图景。文明形态转换的起步是绿色发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有产业结构生态化、技术发展生态化、生活方式生态化、思想观念生态化、管理制度生态化这五个领域，这五个领域都有政治经济学问题。向生态文明形态转化，需要行为方式的变革和社会制度的变革这两个条件。社会理想目标的实现集中在三个领域：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生产关系公有化程度的提高、人的发展。理论界提出“生态人”概念，与“经济人”概念相对立，有助于推进生态文明的研究。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文明形态；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8）02-0020-07
一、生态文明与文明形态转换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应当包含文明形态转换的内涵。先从一些基本概念谈起。
（一）在政治经济学中引进文明概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除了经济学专有概念之外，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中引进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社会形态”等概念。本文要谈的是一个新的概念引进：文明，以期围绕这一概念表述相关重要内容。
“文明”这个概念分别用于道德伦理和社会历史两大领域。在道德伦理领域，文明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对社会群体和个体生命、人格与权利的尊重；二是自律。这套包含两层含义的系统思维和规则，就是文明在道德领域的体现。在社会历史领域，文明是指人类改造世界和自身所创造的进步成果的总和。
笔者在《“科学发展”理论探索》一书中写到：“从社会历史领域来看，本书认为文明概念包含三重含义：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能力，协调社会冲突的方式，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水平。当这些能力、方式、水平升级时，我们可以说社会更‘文明’了。”[1]比如，为什么说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文明？从上述三重含义来看：能力增强了，方式改进了（例如，相对于原始社会处理战俘的方式），水平提升了。当然，从道德层面看，人际关系有倒退之處。社会进步往往是进三退一。
（二）文明形态和文明类型
理论界已基本认定，文明概念分为两个系列。一个系列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该系列概念属于文明的类型；另一个系列是：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这个系列概念属于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概念分别用于两个系列，既用于文明类型，又用于文明形态。
1.文明形态是纵向概念。所谓纵向概念，是指其用于反映历史发展阶段。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分期中，按基本生产关系来划分社会经济形态，人类历史可划分为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上述划分不应绝对化。不是所有国家的历史都必定沿着这五个阶段来发展，跳过某些阶段是可能的。五个阶段的历史分期也不是泾渭分明，一些中间类型的社会经济形态也会存在。这种划分方式，是基于经济基础的标准。社会是复杂的，除了经济基础，还有多方面的构件。所以，仅以基本生产关系来划分社会经济形态，对于考察人类历史阶段是不够的，还得从其他角度来考察历史的演进。在多角度历史发展阶段划分中，文明形态的划分，就是最重要的一种。
2.为什么要从文明形态划分来体现人类历史阶段？笔者认为，它至少起到如下作用：（1）更综合地反映生产力的发展。从文明概念的含义当中，就包含“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能力”，这个内容超出了原来的生产力概念的含义，对现实社会发展更有意义。（2）更紧密地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结合在一起。历史唯物主义创建这些概念是对社会结构进行了分析，而以文明形态这个概念来体现人类历史阶段则将其综合起来。（3）将人性特点、人类行为都纳入到历史架构的分析中，更好地坚持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个文明形态包括了五种再生产：人自身的生产、物质资料生产、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自然资源与环境的生产、精神生产。（4）对生态文明这个未成为现实的未来文明形态的分析，从经济制度来分析历史进程是强有力的支持及很好的补充。从文明概念的视角来分析，将展现这样的铁律：不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生态文明形态就实现不了，换句话说，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很难实现。
（三）呼唤生态文明，争取文明形态转换
从文明形态的视角，历史经历了文明前的阶段以及农业文明阶段、工业文明阶段。当今世界正处于工业文明阶段。
农业革命将人类推进到第一个文明形态：农业文明。这是一次生产力的飞跃，是征服自然的重大成功，人类从野蛮进入到农业文明时代。
工业革命将人类推进到了第二个文明形态：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的生产力特点，是能够在生产中更多地使用自然力，以化石能源为基本来源。当前，发达国家进入工业文明后期，所谓“后工业社会”，大工业的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信息技术产业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产业。
工业革命极大地推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同时又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分为：资源危机（包括能源危机）、环境危机、土地空间危机、物种危机、人口危机。正因为生态危机的加剧，世界呼唤着生态文明。人类从20世纪中叶之后开始逐步警醒，走上努力争取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时至今日，成就可观，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都在发展。但在可预期的将来，还不能说能够进入生态文明。生态文明至今还是人类的理想，这个理想实现的障碍来自人和人类社会自身。
生态文明由工业文明发展、更新而来。作为历史形态的生态文明，继承了工业文明的成果，同时又有重大变革。作为一种未来理想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强调在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睦、协调、良性循环，并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的自身的和谐共存。
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体现着这样的“三个代表”精神：一是走向生态文明需要社会生产力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基础，需要社会生产能力更符合人的目标而受到调节控制，更有选择地具有先进水平，因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二是走向生态文明需要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意识有新的突破，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上追求高尚、和谐、积极向上的精神目标，因而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三是走向生态文明需要人们的活动从全体人类的根本利益出发，保护地球家园的生态系统平衡，保持世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因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新时代文明形态转换的图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九部分专门论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建设美丽中国，展现了文明形态转换的图景，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新方向。
在观念上，工业文明强调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的是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在建设现代化的目标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的物质与精神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的生态环境需要。要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党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推进能源革命，其主要方面就是用新能源替代传统的化石能源，加上新材料，将根本改变传统工业生产的“黑色”形态，呈现出生态文明中的“绿色”外观。
在生产方式与技术模式上，党的十九大报告列举了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绿色技术创新体系、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等，展现了生态文明中工业生产的技术发展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消费革命，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这与工业文明下的商业文化提倡多购物、多消费是对立的。预示着人类将革新自己的生活方式。
党的十九大报告列举多种国土建设举措：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实施流域环境和近岸海域综合治理等，这是一类不直接取得经济效益而是获取生态效益的建设工程，反映了未来我国为长远利益进行生产的类型在社会总生产中将占有越来越重要地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环境治理体系、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物物种保护网络、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改进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等，体现了社会迈向生态文明所需要的制度建设。
上述内容，昭示了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工业文明形态转向生态文明形态。
三、文明形态转换的起步——绿色发展
中国人民盼望民族复兴、国家富强。这一愿望已经不仅仅是在工业文明视角下实现“四个现代化”，还体现了人们期盼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辉煌中国》表明了相关观点。其中的绿色发展，正是文明形态转换的起步。
我国早在1994年就制订了《21世纪可持续发展议程》，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整个社会都要进行生态化改造并带动各方面相应的改进。例如，完善人口、资源、环境、物种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在发展规划中增加生态建设的经济项目，包括新能源开发、植树造林、环保产业、江河治理、田间工程建设、节水灌溉工程、农村能源建设、“三废”处理工程、水土灾害防治等。
绿色发展是人类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生态平衡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基础作用与目标性质。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需要构筑兼顾经济增长与改善生态的发展方式，形成两类新的产业形态。一是低碳经济，以节能、节材的生产方式及生产技术为代表；二是循环经济，以物质能量的循环利用、降污减排的生产方式及生产技术为代表。以此来减轻物质资料生产对资源与环境造成的负荷。
绿色发展涉及政治经济学的如下问题：
一是转变生产方式。在高新技术的支撑下处理企业生产的“三废”排放、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节能节材，这关系到成本、收益、市场的问题。解决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排放、车船的废气废油排放，成为企业生产的必要环节。要分析构建循环经济城市、低碳经济城市涉及哪些经济关系。
二是经济发展有客观规律，不认识客观规律就会造成发展的盲目性。在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盲目追求西方国家的数据目标，追求加快降低农业、农村的比例，破坏了农田及农村生态环境。克服这种盲目性需要全社会的经济理性。
三是政府的政绩追求是否牺牲生态环境。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将土地资源更多地作为经济资源而不是作为生态资源来管理。例如，官员为了政绩，片面追求城市亮丽，频繁地进行拆除和重建，将建成仅几年的宏伟楼宇拆掉，另建一栋更宏伟的楼宇，对于开发商或业主来说因地价增值在经济上划算，但却有损于社会的生态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楼宇平均使用年限，可成为我们城市建设是否“拆旧建新”的借鉴。
四是部分不良企业对经济利益的掠取。有的企业推行严重破坏当地生态环境的盈利项目，对矿产资源搞掠夺性开采，过度追求微观短期经济效益而损害宏观长远经济效益，开发当中“挑肥拣瘦”；或是只顾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效益，矿产资源开发造成水土流失、废水废渣排放过量。对这类行为要严格执法，更要通过讲清利益关系来调动人民群众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
五是生态文明要求的生产、生活习惯。要推行的最大的循环经济是生活排泄物处理与农业生产用肥相结合，高标准地建立城市的“静脉产业”，处理全城的生活垃圾和人粪尿，将其中有机物全部转化为肥料。为此，应建设好城市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这类系统性公共工程，包括贯穿所有城市居民区的排水管道、粪池及有关设施的建筑系统。城市的“静脉产业”一箭双雕：为农业提供有机肥料，部分替代化肥生产；为社会提供了清洁卫生，大量城市生活垃圾、生活废水、人粪尿可以用最符合生态经济的原则得到处理，不再成为污染水源及占用土地的沉重负荷。这项建设在产业设计和生产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问题是全社会要形成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生产新习惯、生活新习惯。居民能够自觉进行垃圾分类才便于生活废弃物的处理。
上述问题关系到社会的科技能力提升、社会性的经济理性形成、行政权力行使受制约、经济利益追求合法而规范、生产和生活习惯转轨。
绿色发展需要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同时意味着兼用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并综合成为生态经济调节机制。国家一方面要培育绿色消费、绿色需求、绿色市场；另一方面要运用财政投资及行政等手段加强调控和管理。例如，通过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制，进一步将发展锁在生态经济指标的笼子里，接受资源供应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约束，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绿色水平。
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文明建设是全社会性的工程。社会主义之前的文明建设是自发的、不自觉的。历史上几个社会经济形态严格地说是有文明“发展”而没有文明“建设”。资本主义社会，在高度社会化条件下，人对社会的有意识调控能力大大增强，出现了各类文明建设的雏形。但系统的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发生。
21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从“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概念中分离出来，与更早提到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相并列。该领域涉及的经济理论包括：
（一）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包含双重任务
第一重任务是针对经济不发展所面临的生态环境恶化。许多欠发达地区同时就是自然障区，例如，北方干旱区、沙漠戈壁区、黄土高原中的水土流失区、各地山区中的穷乡僻壤、华北平原中的盐碱黄沙区、青藏高原高寒区、西南大石山区等。这些地方本来生存条件困难，在经济生活中又有长期靠掠夺自然资源来解决温饱问题的错误取向。一旦人口增殖超过传统生产方式创造的物质财富，就被迫加剧掠夺土地、森林、矿产等资源，酿成更多自然灾害。这里的生态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要以良性互动方式来开展。在扶贫事业中，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生态建设是发展基础，而人的发展是关键。结合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来促进人的发展，提高当地群众选择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的经济发展道路的能力，抛弃依靠掠夺自然的种种生产模式，通过提高科技水平开创兼顾生态保护与脱贫致富的发展路子。
生态建设离不开经济发展方式的总体转变，即以更多智力资源运用来代替自然资源消耗。一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人的发展，包括全体劳动者身心健康、素质提高、人才增多、社会文明程度增进。
第二重任务是针对经济发展尤其是工業化所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这方面的任务是要进行产业的生态化改造，发展生态型生产技术，并同时配合以生活方式的转变。工业化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旧的生产习惯、思维习惯的原因，更有片面追逐利益而罔顾科学的原因，需要政治经济学关注并提出解决办法。而对于全体社会成员，应鼓励在日常生活中节约资源，爱护环境，努力创新，不断在清洁生产、节能减排、新能源、新材料、新品种、新产业等方面取得生态经济的进步，这也是政治经济学应关注的问题。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个领域
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个领域包括：产业结构生态化、技术发展生态化、生活方式生态化、思想观念生态化、管理制度生态化。这五个领域的进展都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1.产业结构生态化。市场需求和生产模式的生态进步是推进产业结构生态化主要的动力。市场需求出现绿色化趋势，消费者对商品劳务的绿色需求日益增长，天然、有机、环保的商品为购买者所青睐，这将有力地推动供应方的生态取向。生态意识增强，科学知识普及，为消费者的市场选择提供理性基础。生产模式方面，商品经营者在生产中致力于资源循环利用、在节能减排基础上降低成本、顾及商品生产对环境和使用者产生的生态效果，就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社会经济管理的环境法规、绿色标准、广告管理、质量检测等机制，都将推动产业结构生态化。人们的经济行为从只顾及经济增长转变到生态与经济兼顾，生态追求不断提升。
2.技术发展生态化。技术生态化包含两个目标：一是创造新科技以解决生态问题。二是正确认识技术发明产生的生态效果。现实生活中存在技术生态化倒退的现象。越来越多的“科技进步”片面瞄准赚钱目标而危害社会，比如：更多科技手段用于掠夺受保护的鱼类、鸟类、濒危动物、珍稀植物等自然资源。越来越多迎合人性弱点的消费需求但会带来身体受损的商品被生产出来。越来越多的技术手段用于逃避环境检测、质量检测以起到掩盖生态破坏的作用（奶制品中的三聚氢胺就是一个典型）。部分社会成员头脑更“聪明”了，心灵更邪乎了，更善于利用科技手段来从反生态中获取暴利。社会要有新的治理措施来解决矛盾。技术生态化要达到集成应用、工程化、产业化。以城市垃圾和污水处理技术、有机肥料生产技术为例，相关技术要综合配套成为城市“静脉产业”及有机肥料生产的综合产业，同时建成处理城市生活垃圾、生活废水、人粪尿的环境卫生工程及为农业提供有机肥料的工业生产工程，这需要人们在高度生态意识之下协力推进。
3.生活方式生态化。生活方式生态化要求在社会消费水平总体提高、人们的生活日益富裕的趋势当中，注意防范奢侈浪费、讲究排场、暴殄天物的非理性消费，追求健康、朴素、节约的生活。未来的文明发展水平不是仅以物质财富来衡量的，还要以精神财富、人的身心健康、社会生活的和谐来衡量。
4.思想观念生态化。思想观念生态化包括社会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能够很快地转化为群众性的生态理念，人们自觉地爱护自然环境，珍惜自然资源，重视生态平衡。每个人的生态意识增强又要转化为社会性的生态氛围增强，能够切实形成以节约资源、与环境友好为荣，以及以奢侈浪费、制造污染为耻的风气。
5.管理制度生态化。管理制度生态化是指国家在发展的大政方针上确立生态导向和生态约束的制度保证，并针对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源、不同领域的环境有逐步完善的管理规则，建立健全含有生态内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使之覆盖城市、乡村与小城镇。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要靠立法者在社会舆论的支持下正确认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制度落实要靠执行者有专业水平且忠于职守。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是人类改变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即改变人对自然的行为方式的过程
人对自然生态的利用满足了人类的需求，但是对自然生态必然会有一定破坏，大自然往往很快就会恢复。破坏—恢复—再破坏—再恢复，是一种自然循环运动。如果人类的破坏程度超过了自然恢复的能力，自然生态就难以循环了。为了保护自然生态的正常循环，人类要通过生态建设，做到在对自然的利用当中，尽可能以较少的破坏来达到更高的利用效率，力求将破坏控制在自然能够恢复的限度之内，尤其要防止一味的利用而不顾破坏的后果。
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会产生人对自然的超限度破坏，损害人对自然的利用。从长期和短期的生态效果来看，具有长期眼光就会控制破坏程度。人类从产生之日起就有着眼于长期效果、调节短期行为的传统。但是，以长期眼光来引导人类行为与为了短期利益来行动两者的矛盾一直存在，且形式不断变换。在当代世界，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呼唤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理性，而资本的增值冲动、政绩的诱惑、物质享受的蛊惑，造成人类处处可见的只顾短期、不顾长期的行为。在人的发展中，出现了理性认识的进步与实际行为的倒退这一矛盾现象，越来越多的人成了理论与实际相脱离、言语和行为相分离的双重人格者。我们需要借助生态文明建设，在这个矛盾中使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意识的落实成为主导的方面，避免生态文明新形态成为水中月、镜中花。
生态文明建设，人要成为与自然互动的高度自觉的调节者，能够给自然以正确对待从而换取自然对人类的持续优惠。
五、文明形态转换的方向
（一）向生态文明形态转化的两个条件
向生态文明时代迈进，从内容上看是人与自然的问题，而从其发生与解决的角度看，必然包括社会关系与人的自身的问题。
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行为方式的变革，从文明形态上向生态文明演进，需要在文明类型上从物质、精神、政治、生态上综合努力。人们将更多地通过改变主观世界来改造客观世界。按照生态化的规范做到：一要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不要因过多迁就人的物质欲望而不顾可持续发展受到威胁；二要改变社会的发展方式，将更多资源、精力投向并不直接带来经济利益的生态产业、生态产品上，全面追求经济、社会、生态三维效益；三要改变人们的消费方式，讲究符合经济、社会、生态三维标准的消费质量，在消费内容中融入合理健康的社会、生态内容，提高生态消费的比重；四要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将人对世界的认识更多地从生态学知识来考虑，培养人与自然平等、互利、博爱的精神价值。
行为方式的变革，会有难以逾越的阻碍。西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的动力导致了资源不断减少和大气受到污染的环境问题。”[2]资本主义生产为财富这种外在目的而撇开人自身的发展这一内在目的本身。在今天的社会，为追求更多利润、刺激豪华消费的广告铺天盖地，诱惑手段层出不穷，导致人的物质欲望膨胀在历史上达到高峰，片面追求物质增长而对资源环境的消耗不断刷新纪录。生态文明建设的启动，减缓了人与自然的矛盾恶化，但治本之道，还是在于社会经济制度与生产方式的变革。
于是就转到第二个条件，社会制度的变革。人类的社会行为是相关联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与人的矛盾具有很强的关联性。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一部分人对它的过度使用，必然影响另一部分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一部分人对自己周围环境的损害，必然波及所有人的环境权益。自然能够满足人类的资源环境需要越紧缺，人们相互之间对此的争夺越激烈；在环境恶化、资源紧缺的状态下，人类社会中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人类社会的矛盾越大、解决的方式越粗暴（例如，通过战争、破坏），对自然界的破坏程度越高。人类社会不能以合理公平的方式解决自然资源的分配、使用，就不能共同承担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资源与环境风险，自然生态系统就不能得到合理的维护。要完全解决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危机，拯救地球，解救人类，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走向新的文明形态，迎来一种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必然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一种新的人的存在形态（即具有新的人性的社会主体）。生态文明的实现必定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技术应用及其生产方式的批判、建立在对这一经济制度的变革基础上。只有扬弃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实现从财富的发展到人的发展的历史跃迁。
（二）文明形态转换的三个领域
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以来对社会理想目标的实现集中在两个领域：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生产关系的公有化程度提高。后者必须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到一定时候又会反过来促进前者。此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涉及到第三个领域：人的发展。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与生产关系公有化程度的提高，保證了物质财富的丰裕，从而满足了人的多样化需要，实现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人不再成为物质财富的奴隶。物质财富仅仅是实现美好生活的手段之一，足够之后就是多余，按照生态文明的要求，不能因为追求多余的财富而耗费资源与环境。
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人们无须成为剥削者就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但是，没有人本身的巨大改变，这个可能性不会变成现实性。其一，已经成为剥削者的贪欲是不可满足的，已经出现剥削的社会对“美好生活”的标准是不合理的。只有在生态文明之光的照耀下，“无须成为剥削者而过上美好的生活”才能转化为社会行动的推力。其二，剥削者本身维护其经济、政治地位的权力会独立化，他们要的似乎不再是“过美好生活”这样的目标，而是为此而倚仗的权力与地位，因此，就会有脱离任何终极目标盲目追求权力地位的人群。而这样的人不消失，生态文明就会有不可逾越的障碍。
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有着内在联系，社会发展是人的发展的存在条件，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社会发展是人的发展的依托和载体，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本质表现。人类社会的各种历史形态也就是人的发展的各种历史形态。社会科学通用的“人性假设”概念可用来代表人的发展的历史形态。为此，我国理论界在21世纪初提出了“生态人”概念，以便与西方崇尚的“经济人”概念相对立，并推进生态文明的研究。
所谓“生态人”，就是从本质上超越经济利益的束缚，能够从内心自觉地遵循社会通行的生态要求和生态规则，其生产劳动与生活行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人。显然，这是一个针对“经济人”概念而提出的概念。“生态人”的主体性生成标志包括：一是人类生态意识的升华。二是人类价值观念的重构。三是人类行为模式的转变。这些特征的完成，必须有相應的社会历史条件。当人类的人性假设主要以“生态人”为特征的时候，表明全社会有牢固的共同利益基础。
“生态人”的形成，意味着人类在生态危机面前不是简单地应付这一特殊生存境遇，而是变革自己的生存原则，树立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发展观。
生态文明要求人性的转变，“生态人”人性将取代“经济人”人性。“经济人”人性在市场经济下是合理的，但从人的本质来看，它包含着人性的异化和扭曲。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经济人”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必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科技的发展应用的障碍。而转变“经济人”的人性，就必须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让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成为社会经济中的自由人，摆脱利益最大化的精神枷锁，无障碍地去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正如马克思在概括社会未来的发展特征时所说：“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3]
总之，向生态人转变是制度变革、科技进步与生态觉悟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生态危机单靠科技水平提高是解决不了的。人的生态觉悟也不单纯是科学认识的问题，制度变革才是最重要的社会前提。
现实的条件包括：其一，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正在探索，要寻找适合的、完美的实现形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我们要继续对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以及公有法人控股企业进行改革，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其二，私有制经济还有生命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必要成分，发展社会生产力还需要借助私人经济。但私人经济也要有内部的改革，要提高劳动者在企业中的地位。其三，混合所有、混合经营、公有私营以及共享经济都在出现，总体的客观效果，就是积累公有制的元素，抑制“经济人”的本性，为向“生态人”转型创造条件。
从生态文明的规定性看，进入这个文明形态将把人的素质提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是人类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进步。它使人类不仅能动地改造自然，开创文明，而且还能理性地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与自然共生共荣。
作者：李欣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