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晚年诗歌中的道教环境分析

安丽霞

摘要：苏轼作为北宋三教调和的代表，其思想中存有道教的因子。究其一生，他仕途坎坷，命运波折，思想和创作中道教的成分也越来越浓，特别是在被贬岭海以后，对仕途的失望和对每况愈下健康状况的担忧，常常促使其投向道教。东坡晚年诗歌中，经常会出现关于道教环境词汇的描写，来抒发自己想摆脱现实、羽化升仙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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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苏轼晚年诗歌神仙丹道

道教是一种关怀生命的宗教，给人以精神上的慰藉，使人能从现实痛苦中得以解脱和超越。北宋中后期党争倾轧不断，苏轼个性和政治立场鲜明，常与当权派政见相龃龉，仕途坎坷，数遭贬谪，晚年更被贬至地远天荒的海南岛。此时，诗人已是垂暮之年的老人，经济状况窘迫，生活环境恶劣，身体健康也每况愈下，诗人大半生儒家经世致用的热忱逐步消退，内心也更加向往单纯、宁静和安定的生活。道教追求天人合一，物我两忘，逍遥自在，这一理念正契合了饱经沧桑的诗人之心，晚年东坡[1]耽于佛禅的同时，亦颇醉心道教，以排遣内心忧虑，摆脱世俗牵绊，他也利用丹道促进健康、延年益寿。因此，晚年苏轼及其文学创作同道教的关系密切，本文试以其晚年诗中的神仙环境描写为研究对象，做一简要阐述。

一、东坡晚年诗中的道教环境典故

神仙原本并不存在，是由人类想象出来的，故而他们也必然带有人的色彩，需要生活起居，居有定所。在道教典籍中，仙人生活的地方一般都远离闹市，处于偏远而空旷的山涧或丛林密布的洞穴。那里幽谧、安静、清雅，溪水潺潺，云雾缭绕，和谐地与大自然为伴，是仙人们修炼和生活的理想之地，其居室特点往往是：或青山秀水环抱屋宇，或楼台亭阁充满灵异，或泉源飞泻掩盖洞穴，或流霞云雾弥漫山峰，宛若人间仙境，世外桃源。

道教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和七十二福地，以及各种宫观、仙岛、灵山等，处于大地名山之间，是由上帝派来的真人治理，也是这些神仙得道之所。司马承祯在《天地宫府图并叙》中说：“夫道本虚无，因恍惚而有物；气元冲始，乘运化而分形；精象玄著，列宫阙于清景；幽质潜凝，开洞府于名山。……至于天洞区畛，高卑乃异；真灵班级，上下不同。”[2]指出了神仙居处产生的原因及其特点。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作为社会的有机组成，每个人都无法避免各种拘束与烦恼，身心不得自在，于是人类便想象出神仙仙境。那里环境优美，远离世俗，不受任何制度的制约，无拘无束，也没有任何疾病与灾难，任意逍遥。苏轼作为一名在籍官员，仕途颇为坎坷，晚年身处海南，时时要面对政敌迫害，外加环境不适、经济窘迫、疾病发作，现实政治环境和自然环境如此恶劣，更促使他努力追求神仙仙境，希望在那里可以放下世间的烦恼，得到解脱。因此，在苏轼晚年诗歌中，出现了很多有关道教神仙居住环境的描写。这些环境若按类型来分，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与水有关的，有天池、洞庭；二是名山大川，有岷山、王屋山、九嶷山、会稽、都峤、三岛（蓬莱、方丈、瀛洲）、潜山、天柱山、虔州崆峒山；三是生活环境，有紫翠、玉京、石门；四是宫观，有玉局。在这四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蓬莱”，其次是“紫翠”，最后是“玉局”。

道教有十大洞天，处大地名山之间，是上天遣群仙统治之所。王屋山由西城王君治之，是第一洞天，号称小有清虚之天。第九洞天林屋山在洞庭湖口，属北岳真人治之，黄帝曾率众神在洞庭湖畔歌舞。三十六小洞天和各处福地，是由一般神仙治理。第十会稽山洞，由仙人郭华治之，因大禹会计功于此集诸侯，故名会稽。第二十都峤山洞，名曰宝玄洞天，仙人刘根治之。第二十三九疑山洞，属仙人严真青治之。舜曾被胡人授《十转紫金丹方》，转至南巡九嶷山，后尸解而去。左慈曾在潜山炼丹，也一度于天柱山中精思，得神人所授金丹仙经。“瀛洲”“方丈”“蓬莱”三岛自古以来就是人们向往的神仙仙境，那里地处东海，云雾缭绕，有仙草神水，神仙云集。“瀛洲”岛上有“神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名之为玉醴泉，饮之数升辄醉，令人长生。”[3]“方丈”岛“群仙若欲升天者，往来此洲受《太上玄生箓》。仙家数十万，琼田芝草课计顷亩，如种稻状。亦有石泉，上有九原丈人宫主，领天下水神及龙蛇巨鲸阴精水兽之辈。”[4]“蓬莱”更是求道之人津津乐道的去处，经常出现在文人诗文中。由于地势险要，唯有飞仙才能到达那里，因此也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好奇之心。这些仙居都颇有特色，或紫翠萦绕，“时出紫翠风”（《过庐山下》）、“遥知紫翠间，古来仙释并”（《碧落洞》）、“飞上千峰紫翠间”（《浴日亭》）、“缥缈新居紫翠间”（《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二首》之一）、“南岭过云开紫翠”（《三月二十九日二首》之一），繁花似锦，若隐若现，飘渺云海；或玉京般扑朔迷离，“高处连玉京”（《碧落洞》）、“人间有次白玉京”（《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恍兮若兮，令人遐想无限；或石门高耸，“果然石门开，中有银河倾”（《碧落洞》），幽静孤寂，神秘而仙气十足。

二、东坡的“玉局”情结

在这里笔者想着重说一下“玉局”。四川是道教兴起和繁盛之地，青城山历来就属于道教名山，在这样的环境气氛中，川人好道并非偶然。苏轼是四川眉山人，其思想中有道教的影响，尤其是晚年表现的更为明显，经常会想起故乡的名山，以及故乡的宫观“玉局”。据《云笈七签》“二十四治”所载：“第七玉局治。在成都南门内，以汉永寿元年正月七日，太上老君乘白鹿，张天师乘白鹤，来至此坐局脚玉床，即名玉局治也。治应鬼宿，千丈大人发之，治王三世。”[5]

六十而知天命，对大部分人来说已过人生大半，宦海一生，此时会选择退隐还乡，享受天伦之乐。但对晚年苏轼来说，却连遭厄运，被贬至偏远的海南岛，生活的不适和内心的凄苦可想而知。无论是出于传统思想，想落叶归根，还是出于对现实的失望与无奈，羽化升仙，总之，晚年苏轼虽然在艰难中也能勉强写出“海南万里真吾乡”的诗句，但和早年诗歌中善于享受眼前快乐相比，此时怀乡之心却更为浓烈。南下途中，眼看离故乡越来越远，他想起了青城山山顶上清宫的天池，“天池水落层层见，玉女窗虚处处通”（《壶中九华诗》），也想起了道教灵山岷山，“岷峨家万里”（《望湖亭》），而且还实际探索了具体回乡之路，“似闻崆峒西”（《次前韵寄子由》）。此处“崆峒”是指虔州之山，其西乃归蜀之路，也是黄帝谒广成子学道之处，诗人希望能借助神仙的幻术早日归蜀。想必当局也一定熟知苏轼好道的习性，所以贬他为成都玉局观提举，这也正符合了诗人此时心境，虽然仕途不顺，但至少可以回归故乡，专心修炼，远离官场的是是非非，不受世间烦恼的侵扰，获得内心的宁静，所以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诗中多次提及“玉局”。北归途中，诗人难掩兴奋之情，此刻他想起的不是汴京，而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故乡，“剑关西望七千里，乘兴真为玉局游”（《过岭二首》之一）。历经半生荣辱，诗人深深体味到“宠辱能几何？悲欢浩无垠。回视人间世，了无一事真”（《用前韵再和孙志举》），还不如回到故乡，做一个道士“洒扫古玉局，香火通帝闉”（《用前韵再和孙志举》）。苏轼四十岁以后身体渐趋衰朽，到晚年愈烈，特别是痔疾屡屡发作，诗人见到和自己同龄的清都观道士仍是童颜鬒发，不免唏嘘，慨叹道：“镜湖敕赐老江东，未似西归玉局翁。敧枕未容春梦断，清都宛在默存中。每逢佳境携儿去，试问行年与我同。自笑馀生消底物？半篙清涨百滩空。”（《永和清都观道士，童颜鬒发，问其年，生于丙子，盖与予同，求此诗》）还未去玉局任上，苏轼已心起担忧，希望自己到成都后，能专心学道，不要被朝庭政局所干扰，陷入党争漩涡。他借徐佐卿化鹤的典故把这一忧虑婉转的传达出来，“玉局西南天一角，万人沙苑看孤飞”（次韵郭功甫观予画雪雀有感二首》之二）。

总之，处于现实社会中，由于种种限制和约束，人总在压力中求生存，伴有各种遗憾和缺失，由此才幻想出一个神仙仙境，那里没有烦恼，自由自在，可谓世外桃源，能躲避人间的种种灾难和不幸。作为苏轼本人也是如此，生活和仕途的挫折，逐渐磨平了他内心的斗志，逐步走向道教，希望在神仙的世界里能暂时慰藉那颗疲惫的心灵，哪怕只是片刻的停留，由此，他在晚年写了大量关于道教神仙的诗句。

注释：

[1]本论文研究东坡晚年道教诗，参照王文诰校箋《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本）和冯应榴辑注《苏轼诗集合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本）为底本，诗歌卷数和所引用的页码，以王文诰本为主。苏轼晚年诗歌以王文诰校箋《苏轼诗集》来界定，时间划定为：起于绍圣元年（1095年），终止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7月28日诗人病卒。从诗人的年龄跨度来看，是其59岁至66岁这7年中心路历程的体现，共有诗作458篇。

[2][3][4][5][北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608页，第593页，第602页，第6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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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宋]苏轼撰，孔凡礼校注.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宋]苏轼撰，[清]冯应榴辑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苏轼诗集合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宋]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签[M].北京：中华书局，2003.

[4]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钟来因.苏轼与道家道教[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0.

[6]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7]葛兆光.想象力的世界[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0.

[8]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9]孙昌武.道教与唐代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10]陈平原主编，葛兆光著.中国宗教、学术与思想散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