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鹏:当代新闻教育拓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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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15-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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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桐

【摘要】作为近代新闻史上重要的报人、新闻学者和新闻教育家,黄天鹏以其著作之丰、新闻活动之活跃和全面,堪称我国新闻学的拓荒人。对其新闻精神进行研究,对近代新闻史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对于现代新闻工作者新闻精神的塑造也益处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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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黄天鹏 新闻精神 报人

近代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起步阶段。从鸦片战争爆发到新文化运动兴起,中国的历史充满坎坷和曲折,中西文化的碰撞、对西方的学习、对报纸这一事物的逐渐了解使得一批精英知识分子从传统文人向报人身份转变,力图通过报纸实现论政议政、救国救民、启发民智等目的。这批文人大多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坎坷的时代里披荆斩棘,不屈不挠地进行办报活动,向我们展现出了优秀报人应具备的新闻精神和媒介素养。黄天鹏作为我国新闻学起步时期的拓荒者之一,在近代新闻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其新闻精神的研究有一定代表性,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近代报人有着怎样的新闻精神。

一、黄天鹏简介

黄天鹏(1905-1982),名鹏,别署天朋、天庐、逍遥居士,广东普宁人,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报人、新闻学家、新闻教育家。

1925 年黄天鹏考入北京平民大学报学系,并师从著名新闻教育家徐宝璜。1927 年1 月,黄天鹏发起成立了北京新闻学会,主编该会会刊,也是我国第一本纯粹新闻学术刊物——《新闻学刊》。一年后,北京新闻学会又出版了黄天鹏主编的《新闻周刊》。1928 年,黄天鹏到上海任《申报》主笔,并于1929 年初将原《新闻学刊》改组扩大为《报学杂志》继续发行。1929 年夏,黄天鹏留学日本学习新闻学,毕业回国后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1930年底进入《时事新报》担任主任、总编辑等职,并加入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1932 至1936 年,黄天鹏先后创办了《微言》、《南报》,以春秋笔法评论时政。1937 年,黄天鹏带领《时事新报》人员撤往重庆,并于1939 年负责《重庆联合报》的出版和发行,同年9 月,黄天鹏应邀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和中央政治学校主讲新闻学,任陆军学校少将教官,后期主持国民党的文化发行出版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黄天鹏在台湾既担任政治职务也继续从事新闻教育、研究、出版工作,1982 年因心肌梗死病逝于台北。

在新闻学术研究方面,黄天鹏投入了大量的精力。20 世纪20 年代末30 年代初,黄天鹏先后撰写出版了《天庐谈报》、《中国新闻事业》、《新闻文学概论》、《新闻记者的故事》、《新闻记者外史》、《怎样做一个新闻记者》、《新闻学入门》、《新闻学概要》等书籍,主编出版了《新闻学刊》、《新闻周刊》、《报学杂志》等新闻学术杂志,整理出版了论文集《新闻学名论集》、《新闻学论文集》、《新闻学刊全集》以及整理出版了演讲集《新闻学演讲集》。黄天鹏的新闻学术著作有29 种之多,写作的新闻学术文章有百余篇,他自述说:“总计中国所有新闻学书廿余册中,我却编著了十几种。现在市场上流通的,经过我手制的占了十分之八,在量上自然客观,而质上我却是十二分的惭愧,没有什么有力的贡献,不过在沉寂的新闻界能够引起国人的注意和认识,而发生了研究的兴趣,这一点上我是引以为自慰的。”其学术成果之丰可见一斑。

二、黄天鹏的新闻精神

杨保军先生认为新闻精神主要分为三种具体的精神,即“求实为本的科学精神”,“正义至上的人文精神”,以及“和谐为美的自由精神”。即要坚持真实是新闻的第一要义,坚持新闻报道的准确、公正、全面,以及追求新闻自由。笔者认为这一概括非常精炼、全面,但更适用于用来概括现代新闻工作者的新闻精神。在近代时期,虽然没有“新闻精神”这一说法的提出,但在近代报人们的办报实践、媒介批评以及学术成果中,都体现了他们那个年代所萌生出的特有新闻精神。对于黄天鹏的新闻精神,笔者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忧国忧民,匡时济世的精神

黄天鹏在大陆的几十年正是中国风雨飘摇的年代,民族危机重重、政治动荡、时局不稳,加之当时的新闻人均为传统文人与最早接触到西方先进思想的精英知识分子的结合体,催生出了一大批有着忧国忧民、匡时济世情怀的报人,他们向往民主,对国家的改革和进步有着强烈的渴望,有着极强的社会责任感。

1926 年,著名报人邵飘萍和林白水先后被杀害,面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白色恐怖,黄天鹏毫无畏惧,站出来捍卫正义。在1927 年《新闻学刊》的创刊号上,黄天鹏登载了邵飘萍的遗照和遗著《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新闻学应列为普通学科》,在第二期上又刊登了邵飘萍夫人汤修慧的文章《先夫子言行纪略》,文中对屈服于军阀政府统治的人们和军阀政客的丑恶进行了抨击。

国民党掌权后,作为国民党报人,且与高层关系密切的黄天鹏在文集《黄粱集》中发表文章反对当局对言论自由的钳制,又在《逍遥阁随笔集》、《逍遥夜谈选》等文集中收录多篇针砭时弊,批评国民党政府打压报业、残害报人的文章。

在军阀政府或国民党当局对新闻界言论自由进行严厉控制和打压的时期,黄天鹏没有选择明哲保身,而是通过文章大胆批评当局,有话直说,这是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怀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报人才能做到的。

九一八事变后,黄天鹏在主编《时事新报》的副刊《青光》期间,也曾发表多篇文章批评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曾在文章中表达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马上亡国后便永远不能翻身了!这些所谓老成谋国,折穿虎皮,就是昏庸误国的秦桧。”在其他多篇文章中,黄天鹏也表达了主张抗日的呼吁。1938 年,在日伪统治时期,《逍遥阁随笔集》和《逍遥夜谈选》更因抗日言论被警察局列为检扣书刊。在抗战后期,黄天鹏也曾发表文章支持民主运动,发扬民主精神,在当时有着很强烈的进步意义,可见其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和关切。

2、以公众利益为重的精神

黄天鹏认为,“新闻事业最重要的性质,可以说是以公共的事业为基础。换句话说,新闻事业是公众的事业。”在《中国新闻事业》、《新闻学入门》等著作中,黄天鹏多次提到新闻纸的主要目的就是向公众宣传新闻,是“社会公共之机关”,并认为公众是维持报纸生命的后盾。

此外,黄天鹏认为理想化的新闻业是公有化的。因为“新闻事业既为社会之公器,又为人生享用之一种,则自非少数人所可操持,且舆论之代表,鸣中国之喉舌,亦非少数人所可代庖”,“故应由少数人之手,移于法人组织下经营之,宜也;法人云者乃得政府许可之合法团体,以谋公益为目的者。新闻事业由其出而经营,另组专会以主其事,既可集中财力与人才,并可免除营业本位资本主义之流弊。”这一观点是通过对欧美国家的新闻事业进行考察得出的,黄天鹏认为资本主义新闻事业的流弊在于把新闻当做商品,一味迎合读者口味,难保新闻真实客观,且过于依赖广告收入;苏俄新闻业的国有化则“失舆论之精神”,完全由政党操控。这与西方提出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不谋而合,认为新闻事业应该相对独立于资本和政党的控制,才能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

黄天鹏在《新闻学概要》一书中表示:新闻业“营业的立足点是建筑在公众利益上面。凡事以公众的利益为前提,有损害公众利益的,纵能获利也不应该为。”黄天鹏著作中多次对于公众利益的强调也体现出了他以公共利益为先进行报业活动的精神。

3、公平正义精神

黄天鹏在新闻实践活动中担任过记者、编辑、主编、总编辑等职务,通过他的文章、演讲、著作等史料,可以看出黄天鹏对于记者的公平和正义非常看重。

黄天鹏曾撰写《新时代的新闻记者》一文,在文中提出:“我们理想中的新闻记者,就是新时代的新闻记者,对新闻事业有正确的认识与信仰,而在学问和技术上又有充分的学养。”在《新闻学概要》一书中,黄天鹏又说:“新闻记者握着宝刀来平定世界,操着法官般褒贬的权威,一举一动为人群的表率。处此万恶的环境中,想利用他的人们,利诱势逼,来软化新闻记者,以遂一己的野心的很多。新闻记者要不为金钱所诱惑,威武所屈服,而保持其公平正道的态度,尊严崇高的人格,全赖着道德的涵养。若是没有修养而堕落,则贻害于社会真不堪言了。故新闻记者首要尊重道德,拥护正义,养成高尚独立的人格。”这段表述不仅体现了黄天鹏对于当时记者职业道德的要求,在今天看来依然没有过时,对当今社会的新闻工作者有着同样的借鉴意义。

结语

虽然黄天鹏所处的时代已经过去,但他所提出的一些新闻思想在当今社会依然具有其先进性和实用性,值得我们继续研究和思考。黄天鹏的新闻精神也是现在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应该学习和弘扬的,近代史上有那么多报人为了心爱的报业兢兢业业一生,如黄天鹏,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邵飘萍、林白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新闻业的发展与他们当年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今天的新闻工作者应继续弘扬前辈新闻人的新闻精神,总结经验教训,为中国新闻业的进步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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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陈玮,《黄天鹏新闻思想及实践研究》[D].南昌大学,2013

②杨保军,《简论新闻精神对新闻制度建设的作用》[J].《国际新闻界》,2007(2):34-38

③李秀云,《黄天鹏缘何走上新闻之路》[J].《新闻采编》,2008(2):39-40

④张晓锋,《新闻职业精神论》[D].复旦大学,2008

⑤曹爱民,《民国时期新闻人黄天鹏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4

⑥李秀云,《黄天鹏:中国新闻学术史观的第一阐释者》[J].《新闻知识》,2006(11):75-76

(作者: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