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容调整到制度创新:中国新闻教育改革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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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18-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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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前,中国大学新闻教育存在严重的“两脱离”现象,一是与新闻实践严重脱离,二是与信息时代严重脱离,既不能令学生满意,又不能令新闻业界满意。本文在对此进行检视的基础上提出,要真正解决中国新闻教育目前存在的“两脱离”问题,必须对新闻学及新闻教育性质进行再认识,加大新闻教育改革的力度,从以往的教学内容调整、教学方法改革进入到招生制度改革与办学模式创新


  关键词:新闻教育;教育改革;制度创新;新闻学;


  作者简介:吴廷俊(1945-),男,湖北天门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新闻史论;;王大丽(1987-),女,山东潍坊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闻传播教育。湖北武汉430074;


  当前,新闻教育改革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在中国显得尤其突出。笔者多次讲过,中国新闻教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主要是因为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两脱离”,二是“可取代性”。这篇文章主要针对第一个问题展开讨论。


  一、对于新闻教育“两脱离”的检视


  由于新时期中国发展新闻教育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也由于整个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的原因,当下中国新闻教育存在严重的“两脱离”———脱离新闻实践,脱离信息时代。


  脱离新闻实践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1)新闻专业教师缺乏新闻实践经历。当下,中国新闻专业教师队伍重学位轻实践的倾向十分严重。我们对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五所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1)专业的在职教师进行了简单的统计,在65位老师中,只有18位有新闻业务实践经验,仅占总体的27.97%,而在55位有学历介绍的老师中,拥有博士学位的有44位,达到总数的80%。(2)教学实验条件差。由于教学投入不足,绝大多数新闻专业的实验室规模过小,机器设备不仅数量少,而且陈旧失修,许多摄影器材已是10多年的“老存货”,性能已远远落后于当下新闻实践应用的设备,甚至不如学生自己购买的机器,远远不能满足新闻专业教学的需要,更谈不上与新闻媒体同步发展。(3)以上两点,导致教师教学往往局限于教室教学形式。甚至开设实践操作课时,也仅限于教室内进行,内容主要为理论,方式主要为灌输,忽视了对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导致许多学生虽然名义上学了Photoshop、Primer、Cooledit、CorelDraw、方正飞腾等媒体编辑软件,却从来没有实际操作、应用过。显然,这种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的教学方法不适合新闻专业教学;(4)由于我国实行“党管媒体”的原则,学校不能办媒体,造成教学与实践在结构上的严重脱离。一方面,大学盲目扩招后,新闻专业的毕业生急速增加,从“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发展论坛·香山峰会”(2011.12.10)得到的最新消息,截止2011年底,在教育部备案了的新闻传播学专业本科教学单位达到975个,在校学生人数近20万人。另一方面,新闻单位尤其是传统新闻媒体容纳不了为数众多的实习生。且即便容纳进去之后,由于许多媒体记者本身就有繁重的采访任务,也无暇顾及实习生。在此情况下,新闻专业实习生的专业实践任务根本无法完成。


  脱离信息时代,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媒介在融合,可是新闻专业却在细分。教育部2011年最新下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一稿)》中,将新闻传播专业作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传播学、编辑出版学、网络与新媒体(2)六个二级学科,这种划分形式依然沿袭着传统模式,将媒介形式作为划分依据,将不同媒介形式完全割裂开来,违背了当下媒介融合的大趋势;(2)学科在融合,课程设置在细分。交叉、融合是学科发展的大趋势,新闻传播学与相关人文社科的交叉融合、甚至与理学、工学的交叉融合,这一点也非常明显。但是,新闻专业在具体课程设置上,却与此“南辕北辙”,尤其是业务性课程上更是如此。我们检索了国内一所教育部重点大学“新闻专业本科培养计划”(2011年版),发现在440个学时、27.5个学分的专业核心课(3)中几乎没有体现出融合的特征,主要集中于传统意义上的新闻采、写、编、评、摄影等;而448个学时、28个学分的专业基础课程(4)中,主要是概论类、基础类、理论类课程,与融合更是毫不相干;(3)新闻学在发展、在重构(如新闻、受众概念等),新闻学的教材却还是以传统体例、内容、案例为主。如高教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一本重点教材《新闻学概论》,几乎都是上个世纪的话题,对新媒体时代的新闻理论问题基本没有涉及;有些新闻采访与写作教材,仍将大量的笔墨放在纸媒上,而未提及网络等新媒体的写作模式,多媒体融合条件下的新闻写作更是无从谈起。此外,陈旧的案例大量充斥于当代中国的新闻学教科书。如2003年1月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新闻采访写作编辑案例教程》,列举了有明确时间的案例277个,其中20世纪90年代的案例33个(1999年仅4个),80年代124个,70年代35个,60年代17个,50年代18个,30、40年代43个,19世纪6个,古希腊1个。[1](P.4)技术创新,新媒体出现,新闻加工方式、内容表达方式都已发生了变化,而课堂上所教的却还是传统那一套。我们翻阅了某新闻学院《新闻评论案例教程》课程所用的课件(2010年),发现其完全搬用了教材上的内容,按照电视评论、广播评论、报纸评论等模式进行分章讲解,本是案例教学,案例却相当匮乏,且缺乏新意,远远跟不上时代的要求。


  要想解决上述“两脱离”问题,必须对中国新闻教育进行改革。为了便于讨论改革问题,我们必须对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性质进行重新认识和全新界定。


  二、对新闻学和新闻教育性质的再认识


  新闻教育出现以上“两脱离”,有客观条件的限制,更有主观认识方面的原因。在客观条件(如新闻院系自办媒体、大幅度改善试验条件等)一时难以满足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应先从主观解决问题。所谓主观,是指办学者、教育者对新闻学、对新闻教育的认识。新闻教育是基于新闻学的教育。要搞好新闻教育,新闻教育的办学者、教育者必须对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性质有一个准确的认识。


  (一)新闻学性质的再认识


  要重新认识新闻学的性质,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新闻学的知识体系是什么?理论体系是什么?学科归宿在哪里?这一系列疑问又将话题引到了新闻学界一直未有定论的一个老问题上,即新闻有学还是无学,如果有学,是个什么学。


  从理论上讲,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诞生的标志是1919年徐宝璜《新闻学》的出版。那么,我们要讨论新闻学产生的最初动力,理应到该书中去寻找些许端倪。在邵飘萍为该书一九一九年版作序谈及新闻学研究的目的和作用时称:“余业新闻记者,窃叹我国新闻界人才之寥落,良由无人以新闻为一学科而研究之者。试观欧美及日本近年以来,新闻之学,与日俱进,专门著述,充栋汗牛,其新闻事业之发达,亦即学术进步之效果耳。”[2](P.44)而徐宝璜在自序中也有大致相同的意愿:“吾国之报纸,现多徘徊歧路,即已入迷途者,亦复不少。此书发刊之意,希望能导其正当之方向而行,为新闻界开一新生面。”[2](P.45)从上述两位中国新闻学研究鼻祖的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新闻学在中国最初产生的动力便是“导其(新闻界———引者注)正当之方向而行”,即推动报业的健康发展。新闻学研究旨在遵从最新的新闻业发展动态,为其构建一套特色鲜明、具有较强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从而推动其作为一种职业健康的发展。


  主张新闻无学的人认为,尽管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发展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至今为止,新闻学的知识体系仍没有建构起来,没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更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充其量只有些认识层面的原理和操作层面的技术。新闻学强调自己与政治的联系,意在于民主建设中发挥作用;强调自己与文学的联系,意在提高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强调自己与艺术的联系,意在增强展现世界的技巧;强调与哲学的联系,意在提升新闻职业伦理;强调自己与历史的联系,意在增加表现的严肃性。任何一个成熟的学科都不肯接受新闻学为自己的成员,更不愿意它与自己平起平坐。所以,新闻学进入大学后,一直都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到了20世纪40年代,由于战争的需要与推动,传播学的诞生为新闻学注入了若干学术血液,人们开始研究传者、受众、媒介、符号、效果等,新闻学又热闹了一番。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第四媒体的兴起和快速普及,崭新的新闻传播运作模式几乎要取代传统模式,于艰难中建构起来的www.yulu.cc新闻传播学理论,又面临着挑战甚至颠覆的危险。


  主张新闻有学的人则认为新闻学是一门研究新闻业的学问,而新闻业是一种实践性和应用性极强的职业,其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术”而非单纯意义的“学”。术也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术也应遵循某些特定的原则和规律,而研究术的原则和规律的便叫做“术理”。本研究将上述两种观点进行折中,认为新闻学的确没有深厚的、系统的学理,但是有一些自成体系的术理,即新闻学是以推动新闻职业的健康发展为主要研究动力和目标,以新闻业的发展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新闻产品的生产流程为主要研究内容,以主观经验总结和哲学思辨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术理性研究。据此,本研究将新闻学认定为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科学。


  (二)新闻教育性质的再认识


  同新闻学的性质一直未有定论一样,关于新闻教育究竟是学术教育还是职业教育的争论也一直未有定论,国内国外概莫能外。我们认为,新闻教育是基于新闻学的教育,是基于新闻业发展而发展,为其培养优秀从业人员的专业教育,新闻教育的最大特征在于实践性、应用性和职业性。


  纵观中国新闻教育产生发展的历史,不论最早倡议成立“报业学堂”的全国报界促进会,还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教育机构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都无不提及创办新闻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新闻人才,改观不如人意的新闻业;不论是个人创办的民间新闻教育机构,还是国家、政党组织创办的新闻学校、新闻院系,核心办学宗旨都在于通过专业的、系统的教育,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从而更好的服务于发展中的新闻业。


  有学者认为新闻教育应该同其他文科教育一样,将学术、学理教育放在第一位,重点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和思辨能力。本文认为,新闻业的职业特性决定新闻教育不同于一般文科教育。新闻业是一个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的行业,是一个随着媒介技术变化而急速变化的行业,“新”和“做”是它的主要特征和制胜法宝。这就要求新闻教育随时跟上行业的发展步伐,让学生接触到最新的知识体系,并掌握最新的实践技能。这一要求使得新闻教育必然不同于中文教育对学生深厚文学素养的培养,哲学教育对学生优秀的哲学思辨能力的培养,社会学教育对学生较强社会调查能力的培养等等。如果新闻教育只要求学生单纯地学习新闻史论知识,进行一些纸上谈兵的业务学习,尤其是固守传统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忽视知识体系的更新,忽视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伦理、新闻发现能力和新闻实践能力,那么新闻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必定一毕业就落后于时代和新闻业本身,更谈不上适应与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新闻专业同医疗专业教学有着类似的特征,比如“到新闻现场去”与“到手术台上去”,结合随时发生的新闻事件与随时出现的疑难病例进行教学等,是一种强调实践性、应用性和职业性的学科专业。


  三、中国新闻教育出路的再探讨


  (一)新时期新闻教育改革的历史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中国新闻教育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调整与改革,总的来说,集中在教学内容调整和教学方法创新两个方面上,并且取得了一些相关的成果。


  1.教学内容调整


  新闻教学内容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缘于时代的进步和学科的发展而增加教学内容。如传播学引进新闻教育后,开设多门与传播学相关的课程:如传播学概论、传播研究方法等,增加了新闻学的学术含量;再如,随着国家对国际新闻的重视和国民对经济新闻的急需,增加国际新闻、经济新闻等内容。另外,由于受到西方媒体时效性强、语言贴近受众的新闻文本样式和模式的影响,许多新闻院系进行了精简政治性课程,增加新闻本源性实务课程,如深度报道、新闻评论、专题报道等尝试。


  其二,缘于媒体技术进步而调整和更新教学内容。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新闻教育的核心都集中于报业,新闻教育主要采用“报学教育”模式,采写编评等课程的内容都基于传统报业的需求而设置。随着媒体技术的日益进步,广播、电视,尤其是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形式涌入到现有的媒介生态中,新闻教育的教学内容也因此做了幅度较大的调整,主要表现在:增加网络和新媒体方面的课程,一些院系根据媒介融合时代的要求对现有课程进行的整合与调整,以期培养掌握多种采编技能的复合型人才。


  其三,一些新闻院系根据自己学校的学科特点调整教学内容。工科为主的学校,提出文工交叉,增加自然科学知识方面的课程;经济类学校的增加经济类课程;政法类大学增加法律类课程,体育类大学增开体育新闻类课程;综合性大学的新闻院系则增设文史哲的基础课程,旨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2.教学方法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许多新闻院系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改革。这些方法主要是在实践上做文章,从课堂到课外、从学校到社会,择其大者有“案例教学法”、“情境教学法”、“大篷车教学法”、“现场学习法”等。这些教学方法的改革受到学生欢迎,取得较为明显的效果。比如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使用的“大篷车教学法”,把学生带到新闻旅行中,让学生在旅行过程中发现新闻,运用真实的采访工具采访真实的人和事,打破实验室、课堂模拟情境的限制,真正接触现实,让学生自己寻找故事,充分发挥其自主能动性。


  毋宁置疑,以上改革有必要,有成效,但是由于多在微观层面进行,且许多改革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而没有实质上的突破。比如,尽管许多学院都对教学内容进行了适当的增减调整,但是教师素质没有根本改变,还是由原来的教师承担“新”课程,实际上“换汤不换药”,在新标题下讲授旧内容;再如,有些学院积极响应媒介融合的呼声,名义上设置了许多交叉式的课程,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坚持传统的方式,使用传统的教材,运用传统的教学方法等等,收效甚微。同时有些做法太特殊,不宜推广,如李希光的新闻大篷车,因此,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闻教育存在的“两脱离”问题。


  为了使新闻教育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认为,必须对新闻教育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层面进入到教育制度层面,改革招生制度,创新办学模式。


  (二)中国新闻教育急需制度创新


  1.招生制度改革


  当下这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学生的招生模式,对于新闻专业来讲,不是很合适,应该进行改革。因为新闻专业教育有很大的特殊性,它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大众性和职业性,进入新闻专业学习的学生,必须(1)有比较丰富的社会阅历,最好有一定的新闻实践经历;(2)有多学科背景。而高中毕业生不具备以上条件。


  有人说,多学科背景可以在进校后通过选修课和双学位解决。此话没错。但是,一个学生在校四年,三年级下学期就开始考虑找工作,为考研做准备,学习时间本来就少,把精力放在双学位和选修课上,势必分散时间和精力;有些院系为扩大学生知识面,在课程设置上开出许多“概论性”的课,诸如“文学概论”、“社会学概论”、“政治学概论”、“管理学概论”、“自然科学概论”等等,蜻蜓点水,什么都学,什么都没学到位。有人说,新闻实践经历可以在大学专业实习时解决。在扩招前,这个问题似乎可以,但是现在不行了。正如前文所言,由于实习生太多,新闻单位无暇顾及,当下的新闻专业实习生的实习或多或少有些名实难副。


  基于上述论述,在招生制度上,我们认为可以进行以下改革尝试:


  第一,从新闻实务界中招收学生,以解决与实际脱离的问题。这个方面,有华中工学院新闻系办系之初几届招生的成功经验,有武汉大学新闻系办系之初招收插班生的成功经验。都是从新闻实务界招收学生,效果很好。当然,当时新闻界的实际情况是从业者多为专科生或高中生,所以招收进来是培养专科生或本科生。现在,新闻界的从业者基本上是本科以上的文化程度,但是,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学生进校学习新闻专业的经验却是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这种模式已经被国际先进国家新闻教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根据当下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招生模式的试验:招收有5年以上实践经验的、有大学本科毕业文凭的新闻从业者,进校进行理论学习2年,授予研究生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


  第二,从在校学生中招收新闻专业学生,以解决学科融合问题。这个方面,有华中科技大学1998年首届网络新闻专业试验班的成功经验。在校大学生中,各个专业都有一些对新闻工作感兴趣的人,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在学校新闻媒体干得不错,并且有的学生希望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有生源;在校学生转专业只需要学校批准就行,不需要经过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有可行性。据此,可以进行以下招生模式的试验:从在校各专业大三学生中招生,进新闻专业学习3年(其中必须有1年进入新闻单位实习),毕业后授予研究生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近年来,北京大学已经对此模式进行了有效探索,成功启动并实施了“跨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即选拔校内其它专业中有志于从事新闻传播工作的大三学生,通过两年研究生阶段的学习,颁发新闻传播学硕士学位。参与这一计划的学生,同时拥有来自学院和业界的导师,其专业实践在国内外也均有安排。


  2.办学模式创新


  全球新闻教育办学模式,有各种说法。马克·杜泽(MarkDeuze)在《全球新闻教育概述》一文根据新闻教育所有者将其归纳为五类。(5)我们将分类的维度集中于新闻教育的内部运作上,将全球新闻教育的办学模式大致分为如下三类:第一类是与新闻实际融为一体的学院式,以美国为代表。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办学与办媒体合二为一,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第二类是以新闻实务单位为主的学徒式,以1990年代以前的英国为代表,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偏重于实践。大学生毕业后,先到媒体就业,然后由媒体根据需要自己培训,主要在实务方面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进行;1990年代后,虽然英国大学新闻教育大规模兴起,但是学徒制的痕迹、偏重实践的传统十分明显;第三类以日本为代表,即大学与媒体联合、直接面向媒体开设新闻课程或者进行短期培训。这三类办学模式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新闻界培养合格从业者,实践证明,也确实能达此目的。正所谓“归元无二性,方便有多门”,这几种新闻教育模式培养的人才都能支撑起自己的新闻大国。


  我们中国的新闻教育受美国模式影响较大,但是在大学扩招后,出现了前面所说的“两脱离”的现象,成为了“与新闻实践脱离的学院式”。从新闻教育的角度而言,脱离实践总是不对的,是违反新闻教育规律的。为了解决新闻教育与新闻实践脱离的问题,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建议进行学校与新闻媒体联合办学的尝试。这种模式不同于上海市委宣传部委派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也不同于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重庆大学聘请退休的新闻界高官出任新闻学院院长,而是媒体与学校实质性的联合办学,包括———


  (1)联合组建新闻学院的领导机构,如院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共同制定教学计划、培养方案,以及职称评定、教学评价体系;


  (2)组建起理论、实践两位一体的教师队伍,类似医学院的部分人员是医生的同时又是教师,这支教师队伍是两栖型的———既是新闻专业教师,又是编辑记者等。同时,在职称评定上,也可以效仿医学院的做法,实行高级记者和教授双职称。


  (3)将人才培养过程与新闻产品的生产过程融为一体,使教学与实际密切结合。教师有双重身份,学生也有双重身份,既是学生,又是集团的见习员工,分配适当工作,提出适当要求,给予相应报酬。


  这种办学模式不仅可以消除第一部分所说的新闻教育与新闻实践“脱离”的四种表现,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教育界和实务界在新闻实践中进行磨合,逐渐缩小双方诉求上的差距。


  当然,这种模式的探索实验,主要还要靠政府行政力量的推动,建议新闻主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调动新闻媒体办学的积极性。比如在对省级以上的传媒集团工作进行验收时,增加一个新闻教育的项目,集团领导也必须有专人分管教育。


  我们认为,上述招生模式和办学模式,既能解决中国新闻教育与实际脱离的问题,又能解决其与时代脱离的问题。这些举措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为世界新闻教育走出一条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