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莉
（青岛农业大学合作社学院，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１０９）
摘要：对江汉平原两个村庄社区的个体农户进行了分类深入访谈。结果表明，农户采取了多样的气候灾害适应行为，分布在气候灾害发生的不同时间、农业产业链的不同阶段和农户生计系统的不同纬度，呈现出退却性适应、选择性适应和创新性适应三种类型；在农民的生活实践中，适应作为一种社会选择，不单纯受制于气候因素的影响，而更多置身于气候、农户自身发展、政策和市场等因素的系统综合体中，是农民与环境互动选择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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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气候灾害；适应行为；生计系统；资源整合；江汉平原
中图分类号：Ｓ１５８．２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８114（２０15）01－0250-05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5.01.064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Ｓｍａｌｌｈｏｌｄｅｒ’ｓ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ｈａｎ Ｐｌａｉｎ
ＣＨＥＮ Ｌｉ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Ｑｉｎｇｄａｏ ２６６１０９，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ａｔ ｔｗｏ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ｈａｎ pｌａｉｎ，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ｓｍａｌｌｈｏｌｄｅｒｓ ｈａｄ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s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at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ｈａｉｎ， ａｎｄ from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ａｌｌ the adapations ｃａｎ ｂ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ｔｒｅａｔ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Iｎ ｓｍａｌｌｈｏｌｄｅｒ’ｓ ｌｉｆ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ｍａｌｌｈｏｌｄ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ｎｏｔ ｓｉｍｐｌ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ｂｕｔ ｍｏｒｅ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ｓｅｌ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Ｊｉａｎｇｈａｎ ｐｌａｉｎ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２－１９
基金项目：青岛农业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基金资助项目（663-2007）；青岛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661-3Y04）； 青岛市知识产权
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QDISSP-1312）
作者简介：陈 莉（１９８５－），女，湖北随州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农村发展、农民创新、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与适应行为等方面的研究，（电话）
１８３５４２７８５５９（电子信箱）ｃｈｅｎｌｉ＿１９８５＠１６３．ｃｏｍ。
近年来，各种极端气候灾害在我国不同地区轮番发生，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然风险，使得现阶段人类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已建立的相互适应关系受到显著影响和扰动，农作物质量和产量出现较大的波动，继而也不断冲击挑战着农民对气候变化的应对和适应方式。在未来，我国极端气候造成的灾害风险将持续增加［１，２］。农业作为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产业，直接关系到农民生计、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因此，理解、调动和促进农民适应气候灾害已是时代所需，更是重塑农业生产方式、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建立现代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关键所在。
本研究将农业自然资源禀赋较为丰富、拥有较好的农业生产条件和较为有利的发展环境的江汉平原社区作为研究地点，选取了仙桃市的两个自然村庄中的７０个农户作为调查对象，采用个体农户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农户面临气候灾害的适应行为及发生机制进行了多纬度的探讨、分析和总结。
１ 江汉平原社区农户发展背景
从宏观环境背景上来讲，江汉平原作为长江流域四大平原之一，与黄河流域和西北干旱区及东北地区相比，较好的水热条件、优越的气候条件和较强的气候波动抵抗能力使其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较低，但是该流域的季风特点决定了该地区受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较大。在调研社区，作物种植是当地主要的农业生计途径，传统家庭养殖已经逐渐被农户所放弃，只有少部分农户从事渔业养殖，故本研究所阐释的气候灾害将全部集中于农业种植。改革开放至今，当地农民已经形成了水田水稻和小麦、旱地油菜和棉花轮作，一年两熟的作物种植制度，小规模有种植玉米、大麦、芝麻、黄豆等作物。具体来看，该地的极端气候灾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温度变化来看，长江流域１４７个气象站点资料显示，该流域气温呈明显的增加趋势， 仅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气温平均就增加了０．３３ ℃，而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急剧升温０．７１ ℃。依据当地农民的经验，温度升高会导致农作物生长期缩短，粮食质量下降，作物产量减少等；同时会引发夏季作物病虫害的泛滥，如水稻和棉花等。村民表示，近年来水稻稻飞虱和棉花棉铃虫常常会在不经意间发生，频繁变化的气候使其发生的类型、时间和范围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一旦防范措施失利，农业生产就会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减产甚至颗粒无收的风险。
其次，１９６１~２００５年，长江流域整体降雨量表现出微弱增加的趋势，但季节变化明显，呈现夏季增加、秋季减少、冬季微弱增加、春季基本不变的趋势。在研究社区，尽管相对有较好的农业灌溉基础设施，但是降雨的季节性变化，夏季作物和冬季作物对雨水的不同需求使当地农业生产环境同样面临干旱和雨水过多两种气候灾害。对于水稻来讲，较好的水利条件使其免于干旱，但是降雨量的增多以及由此造成的日照时间缩短都会对作物生长有影响，加上江汉平原较低的地下水位（平均距离地表０．５～１．０ ｍ，部分地区不及０．５ ｍ），部分农户反映水稻生长会面临“雨水偏多，产生积水，排不及时”的局面。对于其他作物来说，特别是冬季作物（如小麦和油菜等），其对气候变化和雨水的需求更加敏感，只能依靠自然雨水气候生长，不适于进行大田灌溉，一旦发生干旱，只能依靠人力进行小面积的补水或任其生灭，如发生暴雨，则完全无其他应对措施，严重减产或颗粒无收。
第三，温度在不同季节的变化使得作物在冬季易面临低温、霜冻、雪灾、冰雹等突发灾害的影响。如２００９年底江汉平原入冬较早，低温和冰雹侵害导致油菜大面积死亡；在２００８年，由于当年温度较高，部分农户不得不推迟油菜种植的时间，结果早到的寒气，以及急速的降温使得霜冻和雪灾发生在油菜起薹的时间，使得油菜遭受严重损失，农户当年几乎没有收入。
２ 农户气候适应行为的类型化
气候灾害往往对农业生产意味着作物产量的降低或颗粒无收，农民需要采取一定的适应行为来保证生计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在实地访谈中，农户的适应行为呈现出多样性的发展特点，具体可归纳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２．１ 灾害前的设施维护与主动的信息获取
在气候灾害发生之前，调研农户首先表现在灌溉排水设施的修建维护和获取尽可能多的气候风险信息上。在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上，农户个人主要是修建管理好自己田地的排灌沟渠；在信息获取上，调研农户个人对农业生产气候资源的需求和主动关注频率增加，主要体现在对天气预报的关注、报纸信息的索求和与农资站的交流上。在面对病虫害时，农户较多的是根据农资站所提供的技术信息，提前打农药来进行预防，但在农药品种选择和用量上，不同农户基于对气候风险的预期和自己的承担能力而有不同的选择。
２．２ 灾害时的精细管理与竭力补救
在遭遇气候灾害时，农户经常是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密切关注作物的生长。当新的气候灾害发生时，他们将采取合适的措施来适应，如干旱导致作物出苗率偏低，他们就会花费一定的劳动力进行人工补栽，或进行人工浇水；雨水过多的时候会适当进行人工排水；病虫害过多时则会喷施更多的农药等。但是当面对极端的自然灾害时，这些适应措施就会显得无能为力。
２．３ 灾害后的种植结构调整
灾害发生后，部分农户会对土地的种植结构进行调整，主要体现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减少土地种植面积，仅仅维系自给自足的口粮。一种是对土地类型进行调整，如在其中一个调研村，农田生产是采取各家自己抽水的灌溉系统，农户可以根据自己生计的特点选择田地为水田还是旱地，气候比较适应于哪种田地的作物其就改成什么样的田地。第三种是改变现存的一年两熟的种植制度，放弃受气候影响较大的冬季作物种植，变为一年一熟，比较明显的是在其中的一个村庄，由于较浅的地下水位，很多农田都被列入当地公认的低洼产田，村庄农户现已全部形成了水田只种一季的耕种方式，随着农业机会成本的增加，这种选择方式呈现出扩散的趋势。
２．４ 作物品种的更换及种类的调整
在调研社区，村庄农户经常根据自己的经验或与周围农户的交流对种植作物的品种或种类进行更换调整，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新的抗风险品种的应用，如不少农户根据近些年的经验认为气候变化使作物早熟，品种质量和产量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其便开始逐渐尝试将早熟品种更换为晚熟品种；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更换作物种类，如一农户棉花生产在２００８年因为温度的原因收获比往年晚，根据自己的经验如果冬季品种如往年一样选择小麦，则产量会降低，且会更多受到冬季气候的影响，于是其换种了生育期比小麦短，且抗气候风险能力更强的大麦。但在增加种植作物种类适应方面，研究村庄农户表现得不是太明显，主要是受限于既有的土地种植面积和可获得的农业劳动力。
２．５ 对新技术和制度的诉求与采用
每当气候灾害发生后，实地访谈中的一些农民会运用自己的社会资本网络，与周围的农户交流经验，获取新的技术信息。在被访的７０个农户中，只有１户农民会通过网络来获取更多的知识和信息。面临针对气候风险而研发出来的新品种，部分农民也开始在一块小地中来进行新技术的实验等。同时，在与农民的探讨中，不少农民都表示了自己对气候变化不确定性的担心，却缺乏办理保险的意识。可见，农业保险也成为农民欲采用的一项适应策略，但其更多的依赖外部有效制度的可获得性。
２．６ 对市场波动规律及机制的把握和利用
相比于传统的自给自足农业，农产品较大程度的商品化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现代农业对气候灾害的依赖程度，农业常常通过对市场波动规律及机制的把握和利用来减轻气候灾害对家庭农业生计的影响，即商品化较高的作物面临产量降低的同时，较高的市场价格会弥补农户的部分损失。如在调研村庄，２００９年棉花种植由于天灾，暴风雨严重，温度低导致棉花挂果少，产量由２００７年的０．６０ ｋｇ/ｋｍ２降为０．３８ ｋｇ/ｋｍ２，种植成本增加，如果市场价格仍按照２００８年每千克３．００元的价格，则农户损失无疑是巨大的。事实上，随着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的缓解，棉花市场价格在２００９年重新回升至每千克 ５．４０元，大大缓解了气候灾害对棉花种植的影响程度。此外，针对同一年不同时期不同销售模式作物价格的差异，农户会选择不同的储存方式和销售模式来减轻气候灾害所带来的生计损失。
２．７ “农业不作为”式及“逃离农业”式的适应选择
面临较为不寻常的气候风险，需要增加农业种植投入时，部分农户选择了“不应对”的策略，任其自然生长，因为他们觉得应对并不能保证作物最终的丰收和收入的增加，反而进一步增加了投入资金的风险。同时，气候的不稳定性和应对气候变化结果的不确定性，使得务农相对于非农生计来说机会成本大大增加，不少农户偏向寻求增加非农业种植收入来促进自身的适应。一方面表现在完全放弃农业生产，举家外出务工，这对４０岁以上的人群占据农业生产劳动力主体的现状来说，选择此种适应策略的只在为数不多的一两户。
２．８ 创新非农生计途径的适应行为选择
面对农业遭遇的气候灾害损失，部分农户选择增加本地的非农收入，通过对家庭劳动力进行分工或季节性务工来增强生计的韧性，如依靠自身的社会资本，来获得一些建筑、修路等临时性的工作以补贴家用。此外，部分农户开始学习新的技能，自己开拓商机等。
综合上述八种具体的适应行为，可见对单个的农户来讲，其适应行为具有多元性，不可简单概之，同时农户对气候灾害的适应行为贯穿在气候灾害发生的不同时间、农业生产产业链条的不同阶段和农户生计系统的不同纬度，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退却性适应、选择性适应和创新性适应三种类型，既因受制于自身发展的约束因素具有一定的有限性，却又因人创新的能动性而具有一定的无限性。
３ 影响农户气候适应行为的因素
细看农业生产者气候适应行为的差异，实地深度访谈显示，农户气候适应行为决策和实施的过程受到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包括农户、社区、市场、以及国家政策等不同层次，具体体现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３．１ 农户个体性格的差异
农业生产劳动者的企业家精神常常影响着农户对农业的适应性，如面对气候风险时，存在小部分农户，其认为农业种植结构已经基本形成，是无法再通过农业本身的适应来获取农业收入的增加的，便放弃了农业，而对农业有强烈兴趣爱好的农户则常常能对农业保持较好的积极适应，充分发挥自身作为农业劳动者的潜力。
３．２ 农户家庭可获生计资本的差异
农户所具有的生计资本常常决定着农户从气候灾害中恢复的能力，影响着其适应行为的选择。如在金融资本方面，部分农户迫于生计的压力，无法承担本地创新的时间和金钱支出，而常常被迫选择较为快速的外出务工方式来应对临时的气候风险损失。在农户人力资本质量方面，所调查农户农业劳动力近半数都有一定的疾病，在面临气候风险时，疾病的发生直接影响着农户的适应能力。在农户家庭成员中，去掉正在上学的孩子和年老年幼的成员外，６５％的劳动力完全务农，８％是务农与非农工作兼业的劳动者，２７％是完全从事非农工作的劳动者。同时，９％的家庭需要一定的完全从事务农的劳动力来照看未成年后代。
３．３ 农户家庭农业功能的差异
现代农户的兼业行为和外出务工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户气候灾害的适应行为。从农户家庭收入来看，在调查的收入有效值的６６个农户有效样本中，农户户均农业种植收入为６ ３１０元，非农业种植收入为７ １５９元。在样本中，９．０９％（Ｎ＝６）的家庭农业种植现金收入小于“０”，即其粮食产品在自给外，整个种植是赔本的状态，且其中一半农户没有种植以外的其他收入。在深度访谈中，这部分农户种植规模都较小，且以前都有部分积蓄。从收入结构来看，４６．９７％的农户家庭非种植收入为“０”，剩下５３．０３％的农户平均非农业种植收入占到了其家庭总收入的７０．５２％。可见，农业种植在农户家庭生计中所扮演的功能正在日益发生变化，这种功能与农户多样生计途径的紧密相关性使得不同农户在应对农业气候灾害的适应行为时呈现出较强的异质性。
３．４ 农户家庭生命周期不同所造成的生计压力差异
从家庭生命周期来看，城乡流动的开放的社会化市场使得当前从事农业生产主体逐渐偏向老龄化，这部分家庭大多处在家庭生命历程的稳定期、收缩期和空巢期。对于收缩期的农户来说，很多在村庄务农的农户主体主要集中在祖孙辈，农业对其的意义是较低的生活成本，维持基本的生存是其从事农业的主要目的；而对于空巢期的家庭来说，农业则是老两口基本的养老保障。生活对于他们没有太大的压力，因此，当面临农业气候风险时，基本的承担能力和投入产出比使其或选择保持原有的农业生产不变，或放弃部分农业生产。而对于处于家庭扩展期的农户来说，一定的生计压力使其选择了维系农业生产的同时，不断寻找新的生计途径，进行适应性创新来缓解此压力。对于处于家庭稳定期的农户来说，孩子的成家立业是其生活面临的一大压力，这部分农户在应对气候风险给农业带来的损失时，会更加倾向于积极主动的运用自己所拥有的农业生产经验来积极适应创新农业生产方式。
３．５ 社区信息和技术的传播机制与合作制度
作物品种、农药和农业的日常管理技术是现阶段农户适应气候变化的主要农业技术。对于前两种技术，调查农户较多的依赖外部社会推广系统技术的可获得性，鲜有农户自己进行缓解气候风险的作物品种和农药化肥的新技术探索和实验。在日常管理技术上，农户较多依赖自己对农业的细心和耐心对农作物进行适时的观察和管理活动，更多是一个自我学习和乡土经验自动扩散的机制，是一个非正式的干中学的过程。
良好的灌溉条件是江汉平原农户有力的农业生产条件之一，对灌溉有所需求的作物来讲，两个调研村庄都相对有较好的灌溉设施和集体灌溉用水的管理制度。然而，在农田排水方面，两个村庄都没有对其进行统一管理，特别是农户田间的排水系统仍较多的依靠农户自身力量，在调查村实地勘查时能看到农户均采取田间打沟的方式来加强田间排水能力，但是其排水能力相对有限，特别是随着近两年春季雨水的增多，导致冬季作物较易受到涝渍的影响［３］。
３．６ 作物属性及市场运行机制的差异
农户遭遇气候灾害的作物产量损失要转化为生计损失，常常会受农户市场适应行为的影响。在销售模式上，几乎所有农户的农产品都是在本地直接销售，或卖给上门收购的贩子，或卖给临近有需求的农户等，村庄内没有从事农产品市场贸易的农民经纪人。农户在农产品价格上缺乏谈判能力，导致适应更多依赖于农户销售时间的选择。在研究村庄，棉花大多是当季直接销售，受制于棉花较大的储藏空间和发生鼠害及易引发火灾的风险。在所有作物中，水稻是比较易存储的作物，农户大多将其储存至新年到来之际销售，价格比当季销售每千克要高出０．４０元；少数农户选择当季全部销售，或受制于有限的粮食储存空间，定期晒场较多的劳力和精力花费，或受到资金周转的制约等。
此外，市场保险制度的实行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农户适应行为的选择，然而现有的农业保险却面临较大的挑战，农户大多对保险制度持观望态度，如为进一步减少水稻灾害损失，其中一个调研村庄于２００７年开始实施水稻保险制度，但仅有１１．４％的农户对保险的交付金额和赔偿细则有所了解，且目前尚无任何农户接受过保险赔付。
３．７ 政策环境制度的影响
在调研村庄，农业生产主体接受着常规的农业政策补贴，如粮食补贴和良种补贴等，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业的生产成本和机会成本，增强了农业的比较优势，然而在面临与日俱增的气候灾害时，与气候灾害相关的补贴制度却较少提及。在气候灾害信息接收方面，除了常规的天气信息预报外，当地村民接受的惟一外界科学技术信息支持的是市植保站针对水稻和棉花定期发放的病虫害防治宣传单，以或张贴或发放到固定科技示范户的形式，通过农户口口相传或村庄社区广播的形式来进行信息的宣传，村民对其反馈都非常好，惟一的缺憾是近一两年来发放信息的次数相对有所减少，持续性有待加强。在应对气候灾害的技术能力方面，针对气候变化的技术推广在研究村庄并没有开始，村民主动获取现代科学技术的渠道也仅限于农资站对农业生产资料的销售阶段，对技术研发示范推广基地的设置地点和形式基本不了解。
综合上述七种影响因素，可见农户适应行为的选择受到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是一种社会选择的结果，引发适应行为的原因不仅仅起源于气候灾害，而是更多置身于气候、农户自身发展、政策和市场等因素的系统综合体中，是农民与环境互动选择的过程。
４ 结论
日益频繁的气候灾害使得农业生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激起引发了农户多元的适应行为，或积极主动，或被动消极，依据上述实地调研的结果，研究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有效加强农户适应气候灾害的行为。
１）是总结农户多元有效的适应行为，并将其纳入到现有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中，注重对农户气候适应行为的推广和应用，同时充分调动利用乡土中的优势人才资源，注重培养其积极主动的创新精神，促进其在农民适应气候灾害过程中的开创、示范和引导作用。
２）是促进村庄社区资源的整合与合作，增强社区应对气候灾害的信息、技术产生和传播能力以及集体行动的能力等；在增强对农村弱势人群基本生存能力保障的同时，促进其土地的合理有序流转。
３）是促进乡村传统资源与现代科技资源的结合与创新：将众多本土的气候变化信息和外界科学信息进行合理的对接，营造一个良好的拥有公众权威基础的信息平台，并使其在社区层面得到及时畅通的传播和采用，极大的增强社区村民对气候风险感知和应对的适应能力；在面对气候变化的技术能力应对上，促进村民乡土技术开发与现代科学技术研发之间的联系。
４）增强国家支持农民气候灾害适应的金融创新制度，促进市场农业保险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推进多元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合作机制与伙伴关系的建立，构建利于农户创新性适应行为形成的有序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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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１］ 安东尼．吉登斯．气候变化的政治［Ｍ］．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 王伟光，郑国光．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２０１２）：气候融资与低碳发展［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
［３］ 徐 明，马超德．长江流域气候变化脆弱性与适应性研究［Ｍ］．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李姣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