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

张应强蒋华林

摘要：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是涉及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全局的重大改革，将对我国高等教育产生持续和深远影响，加强对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理性思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推进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需要全面分析各利益相关者的动机博弈，探讨以解决大学生就业难为主要目的的转型发展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明确转型发展的主导力量等关键问题，并采取理念指导、制度保障、分类管理、评估引导等综合措施保障转型发展顺利推进。

关键词：地方本科高校；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6-0001-08

收稿日期：2014-09-01

作者简介：张应强（1964-），男，湖北天门人，教育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导师，从事高等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蒋华林（1972-），男，四川广安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武汉，430074。

去年6月以来，以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的成立和首届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2014年春季论坛）的举办为标志，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迅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大高等教育改革问题。根据教育部的有关部署和规划，1999年后新建的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将逐步转型为应用技术大学（学院），着力开展现代职业教育。这将是我国高等教育继1952年院系调整、上世纪90年代高校合并和大扩招之后涉及高等教育发展全局的重大改革，将使我国高等教育的中心和重心发生重要转移。

目前国内高等教育界、职业教育界与产业界对此多是一片叫好声，认为是“中国当前发展阶段必须做出的战略选择”，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势在必行”，等等。各省市也都积极行动起来，做足了前期功夫。教育部关于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大政方针已基本确定，即将正式启动。笔者以为，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理性思考，多追问几个为什么、怎么办、将怎么样，以尽量减少和避免“转型风”刮过之后的“后遗症”或负作用，顺利实现政策预期目标。

一、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深刻影响

转型，即从一种型态转向另一种型态，可能是由一种制度转向另一种制度，由一种发展模式转向另一种发展模式，或者由一种发展定位转向另一种发展定位等。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转型升级阶段，与之紧密相关的高等教育必然被纳入转型发展轨道。无论是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对人才资源的需求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来看，还是从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题来看，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都具有显而易见的必要性。事实上，关于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探索一直都在进行，但这些探讨往往是对高校“专升本”的转型探讨，多是对某所高校转型发展实践的思考，缺乏对地方本科高校这一院校集群的系统思考。因此，这些关于转型发展的研究与实践并没有产生大的反响。当前的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直接涉及到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600多所新建地方本科高校，也将会对1200余所高职院校的改革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甚至会彻底影响和改变我国高等教育理念和结构，其影响必将是巨大而深远的。

（一）高等教育的类型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将会彻底改变

1999-2012年间，全国共新设本科高校647所，其中，公办本科高校256所（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升格118所），独立学院293所，民办本科和中外合作本科高校两类共有98所。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442所（含独立学院303所），其中本科高校1145所，高职（专科）院校1297所。如果完成转型，647所本科高校加上1297所高职（专科）院校，共计1944所将成为职业教育类型院校。职业教育类型院校的比例将提高27%，达到80%；全国高等教育院校类型结构将由目前学术型高校与职业型院校1∶1?22变为1∶4。由此也将使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据统计，2012年新建地方本科高校培养的毕业生占全国非“985”、“211”普通本科高校的45%，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本科人才培养的重要力量。［1］2012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有2391?32万人，仅高职（专科）院校和独立学院在校生人数就有1000万人左右。而且从学历层次看，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层次人才、研究生层次人才将大幅增长，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将占据绝大多数，从而将形成新的人才培养结构。

（二）高等教育体系将产生重大变化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主要按照办学层次进行分类，职业教育止步于专科教育层次。高等职业教育并未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与一般高等教育并行的教育类型，而是主要作为一种层次嵌入高等教育体系之中，由此形成了学术型高等教育“高于”职业型高等教育的高等教育体系。根据目前关于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有关部署和安排，我国将通过实施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来系统构建从中职、高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职业教育人才成长“立交桥”，建设与学术型高等教育系统平行且能够相互贯通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从而形成相对完整的现代高等教育系统。由此，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将产生重大变化。

（三）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和素质要求将会进行重大调整

张应强蒋华林：关于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

目前我国地方本科高校主要实施学术型高等教育，建立了偏重理论和基础研究的学术型人才培养体系，意在培养高素质创新性人才，对学生的素质要求主要是“宽口径、厚基础”。高等职业教育则建立了以职业岗位能力为目标的职业性人才培养体系。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为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生产服务一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两者的人才培养规格和素质要求明显不同，后者更强调实践动手能力和适应职业岗位的能力，强调缩短从学校到企业、从课堂到岗位以及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距离。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政策的实施，将使近1000万学生的培养目标和素质要求做出重大调整——从“学术型”转向“应用技术型”。如果再加上本身就坚持职业取向人才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院校，那么，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和素质要求的主体将转向到应用技术型，高等教育系统将被改造为应用技术教育系统。高等教育理念由此也将产生巨大变化。

二、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动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并非只是地方本科高校自己的事，它涉及到若干利益相关者。根据克拉克森（Max B.E. Clarkson）等关于利益相关者的定义，粗略地讲，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有中央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地方政府（省级和地市级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地方本科高校、家庭以及高校内部的学生、教师等。“利益相关者”表明了各利益主体之间是有“相关利益”的，但这些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各利益主体参与和推进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各有各的利益盘算和利益诉求，各方之间存在着利益博弈。如果不能全面深刻地认识其中的利益诉求差异，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可能会遭遇严重问题。

（一）教育主管部门的利益诉求

教育部作为“负责各级各类教育的统筹规划和协调管理”，“指导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的发展与改革”的责任主体，肩负着“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坚持以就业为导向，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努力提高职业院校的办学水平和质量，积极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增强职业教育发展活力”的责任。教育部推进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其主要利益诉求有：第一，推动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人才结构，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和企业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紧缺的结构性矛盾（就业）；第二，将职业教育由一种层次转变为一种类型，系统构建从中职、高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人才成长“立交桥”，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教体系）；第三，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人才质量）；第四，推动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和教育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更好履行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源开发职能（人才开发）；第五，进一步提升教育服务于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的能力，创造更大人才红利，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服务能力）。

（二）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

随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统筹本地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权力得到进一步扩大和充实。发展地方高等教育是地方政府的职责所在，使地方高等教育服务地方更有其利益所在。地方政府推进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其主要利益诉求有：第一，使地方本科高校培养产业转型升级急需人才，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高高等教育对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发展支撑）；第二，增强本地区高等教育统筹权力，构建适应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高等教育体系（统筹权力）；第三，获得转型试点政策红利，提高生均经费基本标准，以及更多中央财政专项奖补经费支持（资源获取）；第四，增加硕士、博士研究生（专业）学位点，改善地方高等教育结构（教育发展）；第五，解决本地区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就业）。

（三）地方本科高校的利益诉求

目前，地方本科高校的教育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上普遍赶不上“211高校”、“985高校”以及其他老牌的本科高校，在面向产业服务、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上又不如高职院校，处于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夹心层”和“高不成低不就”状态。因此，其转型发展动力最为强烈。其主要利益诉求有：第一，提升办学层次，包括改学院为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授权点甚至博士学位授权点（提升办学层次）；第二，从一种层次转变为一种类型，改变在与其他类型高校竞争中的不利地位，摆脱“低人一等”状态（提升地位）；第三，部分或全部专业可能纳入第一批次招生，以提高生源质量（生源质量）；第四，获得办学经费支持，除中央、地方政府的试点专项资金外，还有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的激励性经费支持，校企合作经费的税收优惠、实验实习实训基地支持等（资源获取）；第五，扩大办学自主权，包括招生考试、专业设置、人事管理以及经费使用等自主权，提高面向市场自主办学能力（办学自主权）；第六，建立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提高市场适应能力，缓解甚至解决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就业）。

（四）行业企业的利益诉求

行业企业是地方本科高校的主要“人才用户”。其对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关注点主要是有无人才可用，可用人才多少，可用人才水平怎么样，以及研发创新支撑能力等。其主要利益诉求有：第一，提供人才市场需求，提高地方本科高校人才培养的有效性、针对性，减少人力资源使用成本（上岗即上手）（人才支撑）；第二，制定行业从业标准，参与地方本科高校理事会（董事会），扩大高等教育发言权，提升企业社会影响力（话语权）；第三，通过地方本科高校培训企业在职职工，加强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人才开发）；第四，直接举办学校或组建职业教育集团，实现行业企业多元化发展（企业发展）；第五，获得中央和地方财政必要的经费支持、税收优惠，以及扶持技术创新研发机构建设（资源获取）；第六，通过参与地方本科高校管理和高素质技能技术人才培训，获得必要的经济利益（经济利益）。

以上各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函数并不一致：教育主管部门的首要利益诉求是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和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地方政府主要是为了获得更大的产业发展人才支撑和区域高等教育统筹权力；地方本科高校则是为了提升办学层次，改变不利竞争地位；行业企业主要是为了减少人力资源成本，获得必要话语权。学生家庭和学生本人的主要利益诉求可能是充分就业和高质量就业，毕业后找到一份与其教育投入和身份尊严相匹配的工作。另外，在当前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试点政策的设计上，可能对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影响考虑不够，而且还缺乏对家庭和学生的相关调查。显然，如果我们不能在政策设计上实现“博弈均衡”，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可能被各利益相关者合力保持“静态平衡”。

三、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教育部大力推进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目的，既是贯彻落实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具体体现，更是落实“促进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的现实选择。但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既有高校、高等教育自身的内部原因，更有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因素，还有家庭、学生的就业观念与就业预期等影响因子。单纯通过人才培养类型的转型（由学术型到应用技术型）能否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有待进一步观察。更重要的是，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效果如果以所谓“高质量就业能力”（有可能被简化为“就业率”）作为判断标准，也许会误导人才培养。

（一）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世界性难题”

从2004年开始，我国高等教育出现了“扩招效应”，大学生就业难已是“没有最难，只有更难”了。从国际上看，大学生就业难是“世界性难题”。如2004年时英国2003届大学生中的许多人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危险，很多人发现自己学无所用，找不到与自己的学历和专业相称的工作；同期，日本大学生求职也充满艰辛，平均每名求职大学生要考16家公司，每年有1/4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即使辛辛苦苦通过各种考试找到了工作，但因感觉不理想而在工作3年内辞职者高达30%。［2］2008年，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的有关研究指出，大学生就业难全球共有，供求不匹配为重要原因。日本大学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基本在60%-70%，欧洲国家的情况也差不多。在难就业的情况下，瑞典IT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对刚进公司的月薪要求已降低，已能接受每周工作46小时（超期望6小时），为求安稳也转而喜欢以前认为烦闷的政府部门工作。［3］ 2013年，美国有179万大学生获得学士学位，走向就业市场，但许多学子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困境；［4］法国两成多毕业生离校三年仍未就业；［5］瑞士联邦统计局（Federal Statistics office）的一项调查表明，高校毕业生在最初阶段找工作较难，只有20%至30%的学生毕业后可以马上找到工作，60%至75%的毕业生在毕业10个月后才可以找到工作。很多毕业生不得不接受不理想的工作。［6］

上述国家基本已形成了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应用技术型高校数量众多，高等教育结构可谓合理，就业指导服务与政策支持不可谓不完善，但仍面临大学生就业难题。所以，从国际情况来看，我国通过推进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来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其可能性有多大，还需要继续观察。

（二）大学生就业主要受经济发展速度与供求总量影响

据教育部对2012年毕业生就业率统计排名结果，大学生就业率从高到低依次为“985”高校、高职院校、“211”高校、独立学院、科研院所、地方普通高校。鉴此，推进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解决人才供需的结构性矛盾，破解“需要的不培养，培养的不需要，不需要的大量培养”的困境。问题是，大学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是必然存在的，但仅仅是结构性矛盾吗？

第一，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决定着就业吸纳能力。根据奥肯法则（Okun’s law），GDP每下降2个百分点，失业率就大约上升1个百分点。［7］因此，大学生就业很大程度上受到GDP增速的制约。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每年新增就业人口将超过2400万人，但目前每年只能提供1200万个左右就业岗位。我国农村每年需要转移就业的还有大约800-900万人。［8］也就是说每年700万毕业生面临着1700万人的竞争。有研究表明，从2001年至今，我国的就业弹性下降到不足0?1，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带动的就业人口不足一百万。［9］即使按照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拉动130万甚至150万人就业计算，在7?5%的GDP增速下，每年也只能解决1000-1200万人的就业问题。因此，在就业岗位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并不一定能有效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而且将在更大程度上挤压其他类型人员的就业空间。

第二，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速度超过社会需求增量。自1999年高校大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迅速膨胀，2014年毕业生达到727万人，比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的2013年再增加28万人，创历史新高。而整个“十五”期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才1090万人（当时就业率只有70%，同样“就业压力前所未有”）。高等教育毕业生数量增长偏快，超过社会需求增量，是大学生就业难的又一大主因。因此，大学生就业难不仅表现为高等教育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总量性矛盾。

（三）大学生就业难既涉及人才类型问题，也涉及人才培养质量问题

大学生就业率不高，除了结构性矛盾和总量性矛盾外，是否还存在“质量性”矛盾？近年来，“提高质量”成为高等教育的核心任务，这说明高等教育质量还不够高，还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有些地方本科高校虽然一直坚持“就业导向”，突出应用性，着力培养高素质应用性人才，但仍然存在就业难问题。即使有较高的就业率，但就业质量往往不高，专业对口率较低。因此，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原因不一定是人才类型不匹配，也可能是人才培养质量不符合用人单位要求。

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实行的是“严进宽出”政策。2010年，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毕业率高达98%，本科学位获得率高达94%。人才培养把关不严，出口放得过宽，职业资格考核制度不够严格的现象比较普遍。毕业生到岗工作后难以胜任具体工作岗位的要求，加剧了用人单位的报怨和不满。此时需要教育提供新的出口——继续教育，而不是“硬塞”进就业队伍。如德国77%的大学本科生和53%的多科技术学院本科生毕业一年后选择继续学习，主要是攻读硕士学位。［10］

因此，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如果仅实现人才培养类型上的结构匹配和衔接而不能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大学生就业“老大难”问题就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另一方面，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能否实现人才培养类型的结构匹配，本身也是一个问题。大规模转型可能也并不能解决地方本科高校“定位模糊、办学同质化”问题。

（四）低质量就业影响大学生的就业选择，提高就业质量是关键

尽管当前大学毕业生供大于求，就业紧张，但同时某些行业企业又存在较为严重的“用工荒”。针对这一矛盾现象，各级政府和高校采取多种措施实施“就业促进计划”，鼓励学生自主创业，重塑大学生择业观等等，但仍有相当数量毕业生放弃就业。究其原因，有学生择业观问题，也有家庭环境因素影响。但低质量就业无法给大学生以应有尊严，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

2013年，成都女孩玲玲考上本科，她父亲阻止她去上大学的事例，深刻地反映了大学生低质量就业的社会认知。玲玲的父亲说，花几万元读个大学，毕业后很有可能找不到工作变成了“家里蹲”，几万元学费白白丢了。即便毕业后找个工作，月薪也不过两三千元，“和高中毕业就去打工赚到的工资几乎一样，浪费了钱还浪费了四年时间，不值！”并称上大学是一种“失败投资”。［11］如果读大学不能实现正向社会流动，反而可能越读越贫穷，既体现不出教育投资回报，也不符合“知识就是力量”、“读书改变命运”的心理预期。毕业生由此常常感到屈才、心理憋屈，因而可能有业也不就。这一情况印证了国外学者史密斯（Herbert L?Smith）和鲍威尔（Brian Powell）的论断——由于大多数大学生认为自己的资质高于平均水平，从而导致整体收入预期水平偏高。而且在我国，其高估幅度远远超出了美国（10%）和瑞士等一些欧洲国家（略大于10%）。［12］如果企事业单位不能提供与学生预期回报大致相适应的就业岗位，促进大学生就业将面临攻坚战。因此，要促进大学生就业，提高就业质量是关键。

四、谁来主导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

目前已经有178所联盟高校积极响应并倡导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有130余所高校向有关部门提出了转型发展试点申请报告。地方本科高校是否转型，何时开始转型，到底应该由谁来决定呢？是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强力推进，还是由高校自主选择和决定？这里有必要对政府、高校和行业企业部门在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中的地位和角色进行讨论和界定。

（一）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是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条件创造者

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是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政策制定者和“业务指导者”，教育部为此将会专门出台关于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但从目前相关政策设计思路看，政府在强调放权的同时仍然掌控着核心权力。如赋予省级政府确定转型试点院校名单的权力；在赋予试点高校自主设置专业权力的同时，又对专业设置发出多种“指令”，等等。中央教育主管部门一方面打出转型发展大旗，地方本科高校、地方政府如果不“摇旗呐喊”（踊跃参与和申请）就显得不合时宜；另一方面又设置若干特殊政策和优惠条件来加以“引导”，如扩大地方本科高校在招生考试、专业设置、教师聘用、人事管理等方面的自主权；加大招生计划、财政投入等对应用技术型高校的倾斜力度；明确除少量一开始就定位于研究型大学的高校外，新设本科高校和更名院校都要明确应用技术型高校的办学定位。由此可能诱使一些地方本科高校为争取眼前利益而投机性地参与到转型发展试点之中；也可能促使地方政府为了享受国家政策红利，从政绩出发，对属地高校的转型发展推波助澜，导致高校自主性丧失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恶性竞争。

（二）行业企业部门是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和参与者

目前行业企业部门对地方本科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总体满意度不高，认为毕业生不能适应岗位需求，需要自己进行再培训，提高了人力资源成本。因此，它们对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寄予厚望。但需要指出的是，作为用人单位，行业企业部门要正确看待高校毕业生的岗位适应能力。目前的地方本科高校实施的并不是职业教育，即便转型为职业教育，其毕业生也未必就能“来之能战”；另一方面，毕业生岗位适应能力不强，不能满足用人单位需求，责任不全在高校。在当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中，除小部分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外，大多数企事业单位成为“旁观者”，看到高校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不是找自身原因，而是一味批评高校或者向高校提出一些不可能实现的要求。高校要培养能满足行业企业部门需要的人才，需要得到企事业单位大力支持。如提供实习实训基地，推进产学研合作，设置适应技能型人才发展的岗位，建设企业培训中心，等等。特别是在经济低迷、就业困难时，行业企业部门应该加大人才储备力度而不是一味“减员增效”。只有建立了行业企业部门参与的教学体制，实现人才培养校企（事）共同承担，才能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这就是说，行业企业部门不仅应该是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推动者，也应该是重要参与者。

（三）地方本科高校是转型发展的决策主体和责任主体

根据高等教育法，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即取得法人资格，并享有相应的办学自主权。因此，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决定权应该在自己手中。也就是说，高校是否转型、何时转型、怎么转型，应该由学校自主确定。任何外部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主管部门都无权替高校做主。如备受责备的地方本科高校专业设置同质化问题，虽有学校追逐市场热点的原因，但更有专业设置都必须按照主管部门规定的目录来设置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我国各地产业结构本就雷同，相互竞争激烈，就这几百种专业，很难做到不同名、不同质。所以，由178所联盟高校共同发布的《驻马店共识》明确提出：呼吁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使高校自主地探索现代大学制度，面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变化迅速做出决策。因此，地方本科高校要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和资源禀赋条件，综合判断确定是否转型，要避免仅仅由于外部压力被迫跟风转型，或者被眼前短期利益和政策红利所诱惑而“随之而变”。

五、促进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对策思考

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高教改革的“大动作”，将对我国高等教育产生深远影响。要保障转型发展不走或少走弯路，必须有正确的高等教育理念指导；要加强治理体系建设，释放制度创新红利；要强化分类管理，加强转型指导；要以评估引导转型，强化过程管理。

（一）以正确的高等教育理念指导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

雅斯贝尔斯（K?T?Jaspers）曾说：“当社会发生根本变革时，教育也要随之而变；而变革的尝试首先是对教育本质问题的追问。”［13］在适应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需要的背景下，实施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尤其需要保持对教育本质问题的追问。保持对教育本质问题的追问，才可能产生正确的高等教育理念；只有用正确的高等教育理念来指导政策设计，指导转型发展政策实施，才能保证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不偏离正确的教育方向。

目前，来自高校内外的压力使得大学教育理念和大学教育目标出现了严重偏差，高等教育出现了严重的功利主义倾向，高等教育的价值观和功能观，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个人层面，都浸染了浓厚的短期功利主义色彩。“以就业为导向”成为影响大学教育理念和大学教育目标的重要思想观念。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需要在高等教育理念层面来重新认识文化素质教育和应用技术教育的关系。

在众多社会事业中，只有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在人类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只有教育实践活动是面向未来的实践活动。社会环境和社会需要是变化不居的，教育的使命是培养学生适应那变化不居的社会需要的能力，不是使之定型化而是使之发展化，使他们巧于适应那种永远在前进和变化的社会，并成为革新的先驱者。［14］对应用技术型教育而言，2001年美国废止了《从学校到工作机会法案》，其教育核心理念由“从学校到工作”（School To Work）发展为“从学校到生涯”（School To Career）。STC理念超越了狭隘地关注学生适应现实工作需要的职业教育理念，致力于使学生在学校与生涯发展之间灵活地转换与过渡。［15］这无疑对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地方本科高校转型的“核心要义”是促使高校确立以培养应用技术型人才为主要任务，但高等教育是以学校为主体实施的教育——学校教育，这种教育具有基础性、教育性、职业性等特性，其中“教育性”是学校教育的根本特性，“教育性”要统帅“职业性”。因此，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固然要以应用技术教育为重点，但高等教育应该是全面素质教育而不是应用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不能因为其应用性或职业性而忽视其教育性。高等学校教育的基础性价值表现在加强学生的基本文化素质、公民基本道德素养的培养，加强学生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交流沟通和组织协调能力等“可迁移能力”的培养。学生只有首先成为具有健全的人格、丰富的个性、健康的心理、积极的人生态度、高尚的生活情趣的社会公民，才有可能成为能够掌握和正确运用应用技术的人才。［16］

如果我们只是从解决当前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出发，仅仅把学校教育的价值理解为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仅仅以就业为导向来推进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就必然偏离正确的高等教育理念和大学精神。所以，能不能充分把握高等教育的本质特性，进而将文化素质教育确定为起基础性作用的教育理念，将关系到地方本科高校的转型方向和可持续发展。

（二）以科学的治理体系来保障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

袁贵仁部长在201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有赖于科学规范的治理体系和高水平治理能力的形成。从根本上说，建设高水平治理体系就是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包括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更加依赖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和完善的新阶段，要靠制度创新释放地方本科高校发展红利。

推进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需要从法律上、制度上确认和保障高校是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独立法人实体。第一，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全面统筹落实法定办学自主权。坚持管、办、评分离，构建合法、合理、清晰的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使高校能真正独立自主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办学，而不是面向政府办学。同时要注意防止地方政府以统筹之名截流中央政府下放给高校的权力。第二，处理好地方本科高校与社会特别是企事业单位的关系，社会既是学校办学的资源提供者，也是学校办学的“质量监理人”和“质量验收人”。从根本上讲，是要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运行机制，让市场更好地发挥决定性作用。不过，高校主动适应市场、适应企业需求，并非是市场想要什么高校就要提供什么。第三，处理好转型后（包括转型过程中）的应用技术大学（学院）与其他本科高校、研究型大学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其与上下游的各类型各层次教育的关系。第四，着力建立健全应用技术大学（学院）的内部治理结构，保证学术权力的主导作用，建立起行业企业参与的治理结构，最大程度地激发学校活力。否则，在政府加快转变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的情况下，学校可能无法“把权接住、管好，确保放而不乱”。

（三）以深化分类管理改革来规范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

我国目前的地方本科高校这一群体包括了多种类别院校，这些高校发展历史千差万别，环境资源条件各不同，如果不加区分，笼统地、一刀切地实施转型，可能造成极大的思想困扰和发展障碍。为此，应进一步加大对地方本科高校的深入调研，真正摸清家底，掌握各省市以至每一所院校的基本情况，研究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市场的变化趋势，然后采取分层分类管理等针对性措施，推进转型发展工作有序进行。

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要求专业设置主要面向产业一线，人才培养以应用技术学科专业为主。因此，工程技术类院校和专业具有天然优势。而一些综合性院校、师范院校和某些长线专业、基础学科专业，则可能面临着专业调整、课程设置、教师转型等诸多挑战。特别是118所由师范高专合并升格的本科高校，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转型挑战。

目前，师范类合并升格的地方本科高校，包括已作“非师范”更名的高校和保留师范名称的高校，是转型发展的“硬骨头”。这些高校长期开展师范教育，即使这些年一直努力转型为综合性大学（学院），其“师范性”仍然非常显著。如“重庆市属高校转型发展联盟”某成员院校，其升格、转型已多年，但仍有师范类专业12种，2013届师范类专业毕业生有1005人，仍占全部毕业生的27%；专科层次毕业生近600人，占16%。2013年，湖北某师范学院有师范专业20个，其中文史类8个、理工类7个，艺体类5个；文史类招生数占28%，师范专业仅在湖北省就招收764人，占招生数的22%。这类高校从师范性向非师范的转型和从专科教育向本科教育的转型尚未完成，又面临着从学术型本科教育向应用技术型本科教育的“叠加转型”。为此，需要对此类院校的转型给予格外的政策关注，明确师范教育在学校中的定位和地位，加强分类指导，积极探索转型发展的具体途径。

（四）以应用技术型评估引导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

应用技术大学（学院）建设面临着落实办学定位、加快办学转型的现实挑战。科学合理地衡量和判断其发展水平和办学质量，不仅关系到转型发展能否顺利推进，更关系到转型之后的可持续发展。为此，需要建立应用技术类型评估体系，通过评估来引导学校转型发展，“以评促建”，实现转型发展的预期目标。

目前需要结合我国实际，参考国外经验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针对性强的评估指标体系。首先，评估指标体系必须与其他类型高校的评估体系相区别，重点考察毕业生就业质量、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只是输送人才）等方面，体现应用型、职业性特点，形成有利于高校持续健康发展的导向机制；其次，评估指标体系应当既联系社会以体现和反映外部要求，又不能脱离学生这个人才培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即使是行业企业对学校的评价也应围绕毕业生质量评价来进行；第三，评估指标体系既应注重结果评价或终结性评价，更应注重过程评价和发展性评价，通过过程评价来加强转型进程控制及转型后的建设控制，建立健全过程管理预警机制，完善质量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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